一位右派的生死场和他的一幅老照片

1989-06-04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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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右派的生死场和他的一幅老照片

－－作者：姚小平

图 1 1953 年春，蔡恢（前排左一）与邮电部同事游十三陵。

图 1 是右派蔡恢 1960 年在北京市清河劳改农场去世后，家属保存的惟一一张他的生前旧影。这张照片是 1953 年春，蔡恢（前排左一）与邮电部同事游十三陵时所摄。

2002 年，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北京市公安局 1963 年造册的《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收有北京九十四名死亡右派档案，蔡恢名列其中。还原这些死亡右派的生前行迹，照片不可或缺，结果却常让人失望。因为从他们被打成右派那天起，家属就生活在恐惧中，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少不了他们的“陪绑”，导致恐惧战胜亲情，销毁可能引起麻烦的一切物品（譬如照片）成为无奈的选择。

抗战时曾任梁漱溟英文秘书的翻译家张勖仁也在《调查表》里，他被打成右派后，妻子荆美英将丈夫所有的照片撕毁，连结婚照也没漏过。以至于他们的儿女张蕴新、张新梅长大成人后，竟不知道父亲的生前模样。直到近年，张蕴新才从梁漱溟之子梁培宽那里，找到张勖仁当年与梁漱溟的合影照片。

蔡恢的家人告诉我，蔡恢被打成右派前在邮电部会计司任科员，他早年在上海美专习画，且喜欢摄影，曾留下许多照片，可惜“文革”时家人害怕株连，将照片尽付一炬，这张照片是惟一的遗漏。

蔡恢的历史大致如下： 1909 年出生，祖籍江苏昆山安亭鹭鸶浜。其父蔡璜为当地士绅，办有砖瓦厂。 1930 年代，蔡恢先后在上海美专、南京中央大学数学系学习。后进入上海电信局。抗战开始后撤至重庆，任交通部川藏康电讯管理局会计科长兼川西伐木公司副总经理。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在成都上学的薛崇纶，结为夫妻。抗战结束，蔡恢到青岛电信局任会计科科长。 1950 年调至邮电部会计司任科员， 1951 年主编第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会计法》。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劳改农场教养。 1960 年 12 月 21 日，蔡恢因饥饿致死，时年五十一岁。蔡恢与薛崇纶育有三子：蔡键、蔡钜、蔡锐。

蔡恢的“问题”，主要出在解放前夕的“饿工运动”与反右前夕的“鸣放整风”。 1948 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内外交困，发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治罪条例》，严禁工人罢工、怠工，违者严惩不贷。当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为争取民心，中共地下党先后在上海、北平、青岛等地发起“饿工运动”。

《调查表》记载：蔡恢在“任伪职时期破坏职工饿工运动，解放初期将全局职工工资提高 47 % ，给国家财产造成很大损失。”据当年也在青岛电信局工作，且与蔡恢认识的鲁京仁回忆，青岛电信局“饿工运动”发生在 1948 年底，理由是物价上涨，职工吃不饱肚子，无力干活，要求以发放煤、菜、粮等实物形式提高待遇。“饿工运动”参与者照常上班，各守岗位，但是不工作。经职工代表与局领导谈判，大约仅两天时间，“饿工运动”就以局长陈履夷同意职工的要求而告结束。整个过程既无冲突，也无人游行或进行破坏。按鲁先生的说法：即使要破坏也轮不到蔡恢，因为他当时不过是青岛电信局的会计科长，只是一个执行者。如若他真有此项罪行，早在 1950 至 1951 年间的镇反与肃反运动中就被处理了。据蔡恢的大儿子蔡键回忆，“饿工运动”中父亲也支持发放实物，而且知道单位里有几个人是共产党，但他从没对别人说起过。

解放后，职工实物工资变为薪水工资，青岛邮电系统的“高工资”，加大了新政权的经济压力和行业间的工资差距。发起“饿工运动”的初始目的，与由此造成的尴尬结果导致蔡恢陷入一个悖论怪圈，无论他是支持还是反对“饿工运动”，都罪责难逃。当年的局领导陈履夷等已经逃跑，总得抓个人来顶罪，蔡恢成为合适的人选。至于是否有确凿证据，结论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据蔡键回忆，“三反”“五反”时，父亲为这件事，晚上拼命边抽烟边写材料。母亲有时劝他说，你别写了，写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反复也就是那些话，别人还不信。父亲说不写不行，不写满足不了领导的要求。

整风运动开始，蔡恢又一次卷入政治漩涡。在鸣放气氛鼓舞下，他画了三张题名为“党的教育家”的漫画。第一张画了个形象凶猛的狮子坐在崖石上，周围有一群竖耳静听的小兔子；第二张画了一个头戴棉干部帽的狮子，在办公桌正面坐着，手握大印即将盖下；第三张画了一个身穿干部装、青面獠牙、肚大耳肥的人在指手划脚，背景一片漆黑。这三幅漫画，不过是讽刺邮电部会计司个别领导居功自傲、自以为是的霸道作风。而《调查表》却将此上纲为“污蔑党为统治人民的暴君”“人民是受统治受压迫的小兔子”。《调查表》还记录：“报纸上批判储安平的反动言论时，他以‘批评党不是推翻党’为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为储辩护。污蔑反右斗争是限制人家言论自由，并画了一张‘隔墙花影动，疑是敌人来’的漫画，污蔑党的反右斗争是捕风捉影，大惊小怪。” 这些在今天看来的大实话，被邮电部领导反右运动的五人小组作为罪证，老账新账一起算，将蔡恢开除公职，送往劳改农场。蔡恢在极度饥饿与劳累中送掉了性命。

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寄给蔡恢家属的死亡通知书上这样写道 : “我场于家岭分场教养分子蔡恢因患心脏病、老衰病，久治不愈，已于 1960 年 12 月 21 日 6 时病死。尚遗留一些物品，希于十日内来我场于家岭分场领取。”

曾在于家岭分场劳教的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右派分子赵文滔，在其所著《伤害》一书中回忆，于家岭分场一马平川，围墙电网环绕，四角岗楼林立，来到这里犹如进入生死场。这里没有医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因饥饿而病倒的犯人只能集中在病号室等死。检查病号的方法很简单，谁的臀部已经瘦得没了肌肉，只剩下两根玉米杆似的股骨，支撑着一个下陷的皱皮黑洞－－肛门，就会被认为是病号，不能再劳动了。

据《调查表》记载，蔡恢病倒后，“因‘海外关系’未办理保外手续”，最终被死神夺去生命。赵文滔对我说，三年困难时期，一千多人的于家岭分场至少饿死二百多人，蔡恢只是其中之一。据《调查表》记载，蔡恢葬于于家岭分场公墓 6 排 2 号。其实，所谓公墓不过是一片乱坟岗子， 6 排 2 号更是子虚乌有。当年埋在这里的死亡右派，如今均已尸骨无存。

据蔡恢的三儿子蔡锐回忆，父亲被收容离家时，天真地以为劳动教养重在教育，带走平时所用的一块瑞士手表及派克金笔一支。父亲去世后，母亲去农场领取遗物，却只带回一个空手提箱及人民币 12 元 6 角。悲痛欲绝的母亲向场方索要遗物，竟遭喝斥，谓其讹诈。母亲只好噤声。蔡锐给我看了 1979 年 5 月 7 日邮电部政治部补发的“革命工作人员死亡证明书”，上面写道：“蔡恢同志不幸于 1960 年 12 月 21 日因病死亡，特向革命家属表示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贡献，除给予抚恤外，特发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