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三：《大公报》：从张季鸾到王芸生
分类：
《大公报》：从张季鸾到王芸生
----作者:丁三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以套红的版面，庆祝发行一万期纪念日。这一天，在天津日租界四面钟一带，报馆举行了盛大庆典，蒋介石以下的大批高官，以及包括胡适在内的无数名流，纷纷发来了贺电。在贺电中，蒋介石谈到，《大公报》“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胡适更为热情洋溢，他以《后生可畏》的标题，认为《大公报》是“一个努力的孩子”，它的影响已经超过历史悠久的《申报》和《新闻报》，“安然担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之声誉”。
这一天，距离《大公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与张季鸾接手《大公报》，仅仅四年有余的时间。过去的年月，它凭借“不党、不卖、不盲、不私”的办报宗旨，以及犀利深刻的社评、丰富活泼的栏目、手笔巨大的发行，为中国报业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么，此时周旋应酬于各方宾客中的“三巨头”，他们能否想象，再有四个多月，他们为之呕心沥血的《大公报》，就要悄然地改变自己的航向？
一、
谈及《大公报》，不能不谈到它的灵魂人物张季鸾。
1926年夏天，作为一名失业报人，张季鸾前往天津，拜访他的好友吴鼎昌。与他同行的还有《国闻周报》总编辑胡政之。这一天，三人闲步天津街头时，路过已经停刊的《大公报》报馆，“门则紧闭，无人出入”。吴鼎昌心念一动，他问胡政之：“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
所谓“抱过的孩子”，指的是胡政之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据说，胡政之回答：“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汪松年，《大公报史话》）
新记《大公报》的起源，大抵如此。史料没有记载，这一天张季鸾作了怎样的表态，然而，从这里开始，这个身材瘦小、面色黑黄、曾被误解为鸦片“瘾君子”的失业报人，这个平易近人、常年穿着一身长衫、“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中年知识分子，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富光彩的年月。
出任《大公报》总编辑前夕，张季鸾思考了中国报业的命运，并以此铺垫自己的划时代报纸。
二、
“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张季鸾写道：“举国报馆，千百数家，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民国之新闻史，亦即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他回顾着五十年来的新闻史。
晚清以来，中国报业大致经历了记事、政论两个时代，前者以《申报》为象征，后者则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申报》开市民报纸之先河，而1898年前后，言论大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游走于政界、报界之间。他们成则公侯，败则江湖，这深重地影响了中国报人的新闻观。
中国报人大多依托于政治势力。以梁启超为例，他本人即是进步党党魁与创始人。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终其一生，他始终认为报纸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即便“开启民智”、传播新知，也带有挥之不去的宣传教化色彩。而在他之外，那些士大夫出身的报人，史量才、邵飘萍、林白水……又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不仅如此。在哀叹“中国之报界沦落苦矣”之后，张季鸾又将报人分为三种：“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
换而言之，权力、资本、蒙昧乃至偏见，都是报人的大敌。他为此提出崭新的“独立报纸”理念，并以此引领着中国报业告别过去的历史。
三、
张季鸾认为，“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也就是说，报纸不是圣经，报人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布道者。作为载体，报纸应容纳各种立场与观点，以沟通社会、“养成舆论”。
张季鸾的报业观，颇具自由主义色彩。又不止于此。作为深受儒学影响的最后一代士大夫，他念念在兹的，还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如果说，梁启超的奔走呼喊，曾经扫荡着一个皇权颟顸、桎梏沉重的年代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以来，这个国家已经一空傍依，无论精神资源、价值世界、世俗权力、社会风俗，均如此。如果说，在梁启超的时代，不破坏就无从建设的话，那么，这个一穷二白、纷乱混沌的时世，再也经不起战乱、破坏与党同伐异了。它需要建设。《大公报》应成为形形色色思潮、观点、习惯与情感的展示舞台，并以此为酵母，培育出新型的中国人格。
作为“天下公器”的使命感，正是后来年月《大公报》历久弥新的最大关键。而与这种使命感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则是张季鸾整理的四大办报方针，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
“四不”方针后来成为中国报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万事具备后，张季鸾又为《大公报》草拟了一句广告词，“来看：华北最老的报，全国最新的报”。这寥寥十四字，概括了这份报纸的前世与今生。而1926年9月1日，天津街头处处飞舞这份广告海报的日子，《大公报》创刊号顺利问世了。
四、
《大公报》创办初期的清新景象，让许多报人终生难忘。
担任社长的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办公，“晚上到社和胡、张讨论新闻，交换业务”。他主要负责低价囤积纸张，“从未失手”。与此相比，专任报社职务的胡政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习以为常”。张季鸾更加勤奋，“他每天工作到次晨二三时，遇有重大问题，也常熬到天亮”。
“三巨头”中，吴鼎昌生性随和，胡政之“不苟言笑、略显孤僻”，至于张季鸾，则以“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的性情，博得了百余员工的一致好感。几十年以后，两名《大公报》旧人回忆道，在“三巨头”的带动下，“这个报馆是很有朝气的”、“表现出清新活泼的气象”（王芸生、曹谷冰，《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
这样的生活氛围，吸引了众多青年才俊。几年之内，王芸生、曹谷冰、范长江、张琴南、费彝民、许君远……一个个后来被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名字，纷纷走进位于天津四面钟附近的《大公报》报馆。王芸生后来写道：“一时之间，《大公报》人才之盛……几为旧中国时期报业之仅见。”
勤奋的工作、清新的气息、众多的人才，使报馆业务一日千丈。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时，发行不足两千，广告不过200余元，“营业结算则每月亏损四千余元”；仅仅八个月后，1927年5月，《大公报》发行量突破了六千，广告收入每月一千余元，至于营业结算也“转为收支平衡”。
次年开始，《大公报》更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五、
如果说，在创业之初，张季鸾的社评支撑了《大公报》半壁江山的话；那么，1928年起，它声势日大的版务拓展，也足以载入中国新闻史。
1928年1月2日，在新年钟声的余音里，《大公报-文学副刊》创刊了。此后六年，张季鸾同乡、一个名叫吴雨增的青年始终担任该刊的主编职务。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吴宓。随即，大作家沈从文主持《文艺副刊》、大作家萧军开辟《读者与编者》、曹谷冰首开“异域特稿”风气、胡适等人应约《星期论文》……《大公报》的众多品牌栏目，如同雨后春笋般产生了。
以“异域特稿”为例，在曹谷冰访苏之前，苏联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国度。1931年3月22日，作为中国外交使团的随行记者，曹谷冰抵达苏联，开始对这个广袤国家进行深度采访。此后四个多月，《大公报》先后发表近三十篇通讯，次年夏天又结集而为《苏俄视察记》一书。凡此种种，均被认为“开风气之先”。
“《大公报》四大特色”的说法也出现了。社评之外，它包括了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和星期论文。与此同时，《大公报》经营手笔之巨大，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创刊之初，《大公报》的发行仅限天津一埠，由大报商张万有包销。几乎刚刚实现收支平衡，它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拓展，并以“靠铁路沿线分销”的形式，覆盖了北平、沈阳、济南、太原、开封、郑州等主要城市。一时之间，订户直线上升，“以至有纨绔子弟购之装点风雅者”。
《大公报》的发行量，从几千份猛涨到万余份、两万多份。水涨船高，广告收入也因此一翻再翻。几十年后，曾长期供职发行课的李清芳回忆，当时东北的韩奇逢乌鸡白凤丸，“经常以半版地位刊出……开风气之先，引起广告刊户争相扩大版面”（李清芳，《发行工作四十年》）。
到1931年5月22日，当“三巨头”满面春风地主持万期庆典时，《大公报》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最杰出的报纸了。这一天，在高朋满座、觥筹往来的席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千里外的满洲，四百余名朝鲜流民与几千名中国农夫正紧张地对峙着。他们的冲突，后来被称为“万宝山事件”。
六、
如果说，“万宝山事件”如同芥末之微的话，那么，由此引发的“满洲事变”，却使五千年与四万万同生悲恸。在各大城市的街头，一片哀绝的歌声渐渐传扬起来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它也传扬进了《大公报》报馆，传扬进张季鸾心灵的深处。
自从创办《大公报》，外界对张季鸾流传着种种说法。“自由主义者”、“公社实践分子”之外，他和蒋介石的交往细节，甚至使一些人认为他是“投机政客”。然而，在众说纷纭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和于右任同为关学大师刘古愚的弟子。幼年四书五经的熏陶，尽管日渐斑驳，却浸入了他的骨髓；他的灵魂深处，流淌着和范仲淹、张载、王安石一样的鲜血。
他自称“文人论政”，不断宣扬“言论报国”，这当中，有多少古代士大夫的痕迹？他力戒自己求权、求财、求名，并认为这是“士人常行”，这当中，又有多少旧式书生的精神？甚至，他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在漂白种种现代色彩之后，依然清晰可见的，不也正是历代儒生的气节么？……
可以断言，他是一个被过多附会、过多误读、过多歪曲的人物。或许，经过岁月风尘的磨砺，他也渐渐忘却了自己的本色，只有这样的大伤大悲、巨创深痛，才能唤醒他恍若隔世的情怀。
无论如何，1931年9月21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张季鸾的建议下，“三巨头”召集了全体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季鸾宣称，“四不”之外，《大公报》还将增加“教战”、“明耻”作为日后的编辑方针。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创办《军事周刊》和中日外交专栏。
在他的建议下，《军事周刊》由汪松年主持。至于中日外交专栏，则由王芸生负责。
七、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王芸生与张季鸾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如前文所述，张季鸾性格开朗，“善谈笑、爱热闹”；此外，他也自有长者风范，被称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人物。与他相比，年仅三十岁的王芸生，则有着大时代青年的浓重气息。
王芸生偏激、极端，乃至略显狂妄。早年在木器行当学徒工时，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经过五四的青年，怎么能走封建的老路子呢”；他一度加入过共产党，脱党以后，他依然满口“革命”、“帝国主义”的字眼；而在他执掌《大公报》的日子，他更不时宣称，“王芸生就是《大公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
然而，在张季鸾看来，王芸生是负责外交专栏的最佳人选。
开辟外交专栏，“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而责日本欺凌中国之暴残”（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言》）。据说，在与胡政之商议人选时，张季鸾列举了王芸生的诸多优长：他血性十足，“足以明国人之耻而不至短国人之志”；他行文极富煽动性，被称为“激情洋溢、江河直泻”……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季鸾的这个决定，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因为，此后两年有余，王芸生成名之迅速、影响之广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八、
“每日刊载一段，持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几十年以后，王芸生的幼子王芝琛回顾着当时的情形：“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字样，读来铿然有声。”
同样铿然有声的，还有王芸生的名字。两年多时间里，《大公报》发行量从两万余份猛增到大约五万份，而新增读者中，青年学生多达六成左右。如果说，张季鸾说理透彻、平和典雅的文风，曾使大批学人深为叹服的话，那么，王芸生的浓烈情感、宏大气势，则击中了众多青年的内心。他渐渐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青年领袖了。
不仅如此。1935年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使王芸生闻达于诸侯。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与张季鸾密切相关。这个民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生性异常淡泊，他的大多数文章不署名、不结集、不出版，以至于逝世以后，胡政之为编辑《季鸾文存》而大伤脑筋。然而，在扶植晚辈方面，他历来不遗余力。在他的鼎力推广下，该书风行全国，奠定了王芸生的大政论家地位。
王芸生何其幸运！如果说，《大公报》的地利，张季鸾的人和，他无一错过的话，那么，他还占据了“天时”。毋庸讳言，在满洲事变之前，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蒙昧、麻木、温和、含蓄……所有这一切，注定了他的飞扬激荡，他的滔滔不绝，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满洲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在此之后，没有什么比抵抗外侮更能激起全民族的悲情了。在这个民族渐渐苏醒的心灵中，王芸生的名字，因此不可替代。
转自《国家历史》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