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怀念高增德先生
怀念高增德先生
－－作者：丁东
2017 年 5 月 3 日 8 时 20 分，高增德先生在太原逝世，享年 86 岁。
高增德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位奠基人。 1979 年，他调到山西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山西社会科学研究所，于 1980 年创办《晋阳学刊》。当时，他就提出了编辑多卷本《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的计划，并在《晋阳学刊》开辟专栏，选登知名学者的传略和自述， 1980 年代在山西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 1 至 10 辑。这套书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积累中国现代学术史料的拓荒之作。
这项学术工程的展开并非易事。首先要有学术眼光。山西省领导历来要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服务本省。不要说站在世界看中国，就是研究全国性的问题也不提倡。高增德先生虽然是山西祁县人，但四十年代末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离开山西，后毕业于上海的空军政治学校，多年在《空军报》工作。因为写了 200 多 篇杂文，从三反五反、批胡风、批右倾，几乎每次运动都不漏网，文革初期又被打成小邓拓，饱受摧残，后在晋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担任政治部主任。 1979 年转行学术界时已经年近五旬，但毕竟在北京多年，文化视野比地方学人更为开阔。他不甘于将《晋阳学刊》办成一个没有个性的论文拼盘，一起步就确定刊物要高屋建瓴，以选登中国现代社会学家的传略和自述为特色，并启动了关于封建主义问题的笔谈等着眼全局的论题。
起初，向老一代知名学者组稿并不容易，为此他可谓不辞艰辛，不怕碰壁，百折不挠。中国现代学术起步于 20 世纪初叶，发育于民国年间。到 1950 年代，社会人文学科被改造成意识形态的附庸，老一代学者在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风暴中多受冲击，甚至危及生存。到 1980 年代初，高增德先生约请他们撰写自述时，不少人多年失语，尚未完全恢复自信，心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下笔十分谨慎。一些过去挨批的学者还没有完全恢复名誉。对身居港台和海外的学者作同情之理解，还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高增德在这时推动现代学术史工程，不但需要学术的见识，还需要人格的勇气。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前几卷出版之后，获得了高度评价，组稿的局面打开了，又遇到了出版的难题。 1980 年代后期，严肃的书籍发行量急遽下降，出版社引入了市场机制，加上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已经编好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以后各卷，山西人民出版社拒绝继续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看中了这些史料的价值，想要调去，却不给一个说法，高先生自然不能接受。山西社科院院长也看中了这个选题的价值，出访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当作学术交流的礼品。他示意高先生，只要给他一个共同主编的名义，资助不成问题。高先生心说，你又没参与工作，凭什么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肯接这根橄榄枝。
后来，高先生和这位院长之间发生了更尖锐的冲突。冲突的原因要追溯到《读书》 1986 年发表的王若水谈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派的文章。当时山西省委党校梁中堂也写了一篇文章，与之商榷，大意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个学派，还是指导思想。这篇文章投到《晋阳学刊》，于 1987 年第 1 期刊出。本来，这是一篇维护主流的文章。但有人硬说有严重政治错误，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唱一个调子，告到院长那里。院长本来就嫌高增德对他不买账，于是决定趁机整治一下。高先生是一个硬汉，坚决不服软。院长通知编辑部全体人员开会，要求人人表态。这种表态虽然很无聊，但你只要在这里挣工资，就没有不参加的权利。虽然我对打棍子的一方极其厌恶，但发言的时候还得从他们奉行的话语规则中选择措辞，曲折地表明自己的倾向。然而，一言堂的规则实际上就是没有规则。《晋阳学刊》正在奉院长之命批判梁中堂的文章，《文摘报》却摘登了这篇文章。按常理，《文摘报》是《光明日报》主办的全国性报纸，它可以肯定，这边还没有拒绝批判的权利么？但那位院长的逻辑是：我不管《文摘报》摘不摘，反正在院里我说了算，我认为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于是让大家继续表态。这件事的了结也很有意思。梁中堂找省委书记申诉。正好中央精神有了变化。省委书记给院长打招呼，院长只好改口说，这是学术问题。这下子双方都不满意。那边是没达到整人的目的，觉得被领导涮了。这边则暗地里骂开了，早说是学术问题，凭什么强迫表态？
这位院长退了，继任院长和高增德关系更加紧张。 1990 年，高增德不再担任《晋阳学刊》主编，仍然是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栏目的责任编辑，继任院长竟质问《晋刊学刊》为什么还在选登传略？栏目停了。高先生也离休了，大量稿子只好压在手里。
高增德又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约，主编了一本 300 万字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历时数年，书稿完成，出版社却毁约。他只好背水一战，自筹经费，由书海出版社出版，自己再一本一本地推销收回成本，其中的甘苦一言难尽。
同时，高先生还就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渊源、流派、师承、文化环境写了许多文章，结集为《鸿儒遍天涯》一书。
我和高先生相识于 1985 年。当时他任《晋阳学刊》主编，我任《晋阳学刊》编辑，他是我的领导，但我们之间却是平等的朋友关系。我敬重他的学术抱负，也目睹了他实现抱负的艰难。他积累中国现代学术史资料动手早，持之以恒，书房成了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资料库。他的晚年，面对满屋的现代学术史料不能继续出版，只有长叹！
《中华读书报》曾对高先生作过长篇报道，引来陕西一家出版社与他签订合同。他重新打起精神，将手中保存的资料编辑了四十卷本上千万字的《世纪学林》，但交稿以后，再无下文。
我妹妹丁宁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 1999 年她和我探讨出书的选题，我说，能不能激活高先生手里保存的稿子。她和出版社总编辑李志强说起，李先生很感兴趣。李先生是一位有眼光的编辑家，曾在 1980 年代主持过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他很快拍板，将高先生手里的自述部分编成一套丛书。当时高先生手里保存的学者自述有 180 多篇，我又选择了孙越生等 10 几位学者自述，总共 200 篇，编成《世纪学人自述》六卷，于 2000 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算是让高先生得到一点安慰。
200 位学者中的绝大部分生于 1890 年到 1920 年之间，目前多数已经过世，被后学尊为泰斗。让他们在生前留下自述，其价值不言自明。如今，现代学术史研究已成显学，各种相关学术成果纷纷问世，多数都能得到政府或社会的资助，而不需要再像高增德先生那样赤手空拳地筚路蓝缕了。
高增德先生性情梗直，思想开放，朋友很多。他将自己的书房取名速朽斋。 1990 年代，我和谢泳开始共同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关注的对象和高先生关注的现代学者有很多重叠。于是，我们一起在速朽斋进行专题对话。三人第一次对话谈的是王蒙。我把整理好的讨论稿给了《东方》副总编辑朱正琳，他颇感兴趣，不到两个月登了出来，引发了更多的反馈。从此我们的讨论便一发不可收拾。对知识分子问题同样有兴趣的智效民、赵诚也参加了讨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一旦钻进去，就发现可说的事情很多。清茶一杯，海阔天空，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的对话曾整理成《思想操练》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和智效民先后定居北京，谢泳调到厦门大学教书，和高增德先生就不能经常见面了。高先生晚年因为眼疾，不能使用电脑、手机，和朋友们交流不易，获得各种资讯有困难，前几年又得了阿尔兹海默综合症，只好告别公共领域。高先生与世长辞了，但朋友们不会忘记他。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必将泽被后人。
转自《小众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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