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个探索者的人生》 李扬鉴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0年3月，32元

束星北之后，还有李扬鉴……

作者：丁东

近些年，撰写个人回忆录渐成风气。尤其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不同伤害的人，步入人生的晚年，自述历史、存之后世的心理动力更为强烈。李扬鉴先生的这本回忆录，就是如此。

李扬鉴先生是一位在反右运动中蒙难的理工科知识分子。此前，同时蒙难者写作长篇回忆录的多为作家、记者、社会人文学者和律师，理工科学者较为少见。因而这本书不仅是个人苦难和奋斗经历的宝贵记录，也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鲜活标本。这方面的标本不多。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束星北档案》（刘海军著）可算一个典型标本，受到知识界的高度关注。现在，李扬鉴又提供了一个典型标本，同样值得关注。我对束星北从事的理论物理学和李扬鉴从事的构造地质学都是外行，对他们从事的专业没有资格发言，只想从学者和学术生态环境的关系入手，对他们做一些比较。

先说他们二人的共同点，我看至少有三：一是性格都很独立。李扬鉴的回忆录原本叫作《特立独行的人生》，特立独行是他的性格特点。束星北也是如此，在强烈程度上，恐怕比李扬鉴还有过之。二是都在自然科学的某些专业分支提出过不同于前人的理论创见。束星北从相对论到电磁学、热力学、气象学、海洋学等领域都有独特的见解，李扬鉴在地质学方面提出了大陆层控构造学说。三是都关心政治。束星北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维护宪法尊严，申张公民权利。李扬鉴针砭官僚主义，批评个人崇拜，向往民主政治。他们都在1957年后长期沦为专政对象，受到严重的人格污辱和人身伤害。

再说他们的不同点：束星北生于1907年。这就使得他有可能在民国年代接受高等教育，负笈欧美，到世界科学前沿留学深造，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学术研究，回国后任教于浙江大学这样的前沿学术机构，培养了李政道等杰出的学生。他沦为政治贱民时已经功成名就。李扬鉴生于1934年。历史决定了他只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展开自己的事业人生。

李扬鉴在中学被开除团籍以后，1953年能考上东北工学院己算万幸。但和束星北相比，还是差了一个台阶。李扬鉴还没有来得及在科学领域登堂入室，就被人告密，成了劳改犯。在收入仅够勉强糊口的处境下，他从牙缝里省出钱来订阅学术期刊，购买专业书籍。对科学的迷恋成为苦难人生的精神支柱，在极其悲惨的境遇中，闪现了科学发现的灵感。直到国家改变了政治航向，人到中年的他才得以幸遇伯乐，从基层企业调进部属科研机构，一展才华。此后虽然还有磕磕绊绊，但已经不能阻碍他破土而出。他们的不同命运表明，对于科学家来说，青年时代遭遇政治磨难比中年以后遭遇政治磨难，代价更为惨重，需要更多的努力。

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不可能仅仅把自己的思考向专业领域投射，而不向在其间生活的社会政治领域投射。自然科学比社会人文科学在理论思维上往往更精确，更彻底。这使得一些理工科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在谈论现实政治时更尖锐，更不含糊。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1950到1970年代就成了大忌。改革开放以后，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学术自由已经今非昔比，人们从事纯学术研究告别了恐惧的阴影。右派中有相当一批人，本来就是木秀于林，才华过人，长期压抑后一旦解放，智慧有如井喷，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社会瞩目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术生态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时期，学者失去了自主谋生的手段，失去了自由思想的空间，学术的天地十分狭窄。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学术出现了一次中兴。平反冤假错案，使知识界走出恐惧。真理标准讨论，让学者开始挣脱对领导人的思想依附，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与人类文明的主流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第三个阶段是近二十年，学术生态环境再次下滑。行政部门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来掌控学界，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特点。1980年代曾经出现的学术中兴，又成了远去的风景。以官治学，权力本位，量化管理，劣胜优汰，抄袭剽窃，有恃无恐，作弊盛行，底线失守。学界告别了恐惧的阴影，又跌进了腐败的酱缸。1980年代科研经费稀少时，专业学者还能潜心钻研学术。后来大量的科研经费与个人物质利益挂钩，寻租机制、权钱交易便不可避免地向科学研究的立项、鉴定、评奖、评聘、国际交流等环节渗透。那些保持清高的个人，在这种氛围里再度感到孤独和无力。李扬鉴先生在政治上获得改正，在学术上破土而出以后，仍然遇到种种不快，或许与这种变化不无关联。当然，学阀弄权、官僚掣肘、内部倾轧、妒贤嫉能等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在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有些科学家在自己功成名就以前受到过权威的压制，自己成了权威又压制别人，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中国学界在转型期的特殊病象，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

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政府希望科教兴国，投入科学研究的财力也相当雄厚，但人们对中国科学的前景仍然未敢乐观。诺贝尔奖何时花落中国？中国的科学界能否激浊扬清？中国人不缺乏科学创造的聪明才智，如何才能营造适宜科学之花盛开的生态环境？李扬鉴先生的人生经历，或许可为求解这道难题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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