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饶宗颐与阎宗临
饶宗颐与阎宗临
－－作者：丁东
昨天凌晨，饶宗颐教授以 101 岁高龄仙逝。
饶宗颐先生是广东潮州人，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名世，其学遍及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广泛的领域，留下著述数千万言，绘画、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作为香港文化泰斗，他在大陆和海外、官方和民间，都得到了最高级的赞誉。
饶宗颐
饶宗颐一生取得如此建树，家学渊源、个人天赋和勤奋固然重要，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他在 1949 年选择了香港。 1950 年代，中国大陆丧失了学术自由、艺术自由，台湾也处在戒严当中。饶先生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虽只能担任讲师，但学术上可以自由探索、艺术上可以自由创造。他要研究甲骨文，就去了日本；要研究敦煌学，就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就去了印度。 1959 年，他以《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享誉国际学界后，越来越受社会敬重，此后从心所欲地耕耘了近 60 载，硕果累累，饮誉亚洲。
饶宗颐的一生，使我联想到一个和他有过密切交集的人，他就是阎宗临教授。
阎宗临 1904 年生于山西五台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924 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因经济困难而退学，同年参加狂飚社，经高长虹介绍认识了鲁迅。 1925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打工数年， 1929 年入瑞士弗里堡大学哲学文学院，学习欧洲古代文化及历史，并开始与罗曼 · 罗兰交往。当时罗曼 · 罗兰有了解鲁迅的愿望，正巧遇上了这个认识鲁迅的中国青年。从此阎宗临成为罗曼 · 罗兰的忘年交。阎宗临 1933 年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回国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次年再赴瑞士，到弗里堡大学任教，同时攻读博士。 1936 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为赴国难，他与新婚妻子梁佩云辞别瑞士，启程回国。 1930 年代末到 1940 年代，阎宗临先后在山西大学、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无锡国专、中山大学任教，进入一生学术高峰期。二战激烈进行的年代，他所擅长的欧洲历史文化，正是观察战争深层原因的重要视角。他逐一论述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和中国文化的不同，从中寻找战争的动因，分析战争的趋势，阐发中国抗战必胜和日本必败的理由，学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阎宗临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略懂日文、德文、意大利文，直接阅读了大量欧洲文献，兼有欧洲生活和实地考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对欧洲历史文化的系统认识，完成了《欧洲文化史论要》、《欧洲史要义》、《希腊罗马史稿》等史学论著，站在了中国人认识欧洲历史文化的最前沿。这些著作不但见地独特，而且文笔精彩。同时，他还创作了小说《大雾》、散文集《夜烟》等文学作品。 1950 年，为报效乡梓，他回到山西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此时中国大陆的历史观已经定于一尊，马恩列斯特别是毛泽东的史观成为不二法门。阎宗临原先熟悉的是伏尔泰、布克哈特一脉的文化史观，由此出发审视中西历史已经得心应手，如鱼得水。这时彼文化史观已经被宣判为历史唯心论，他只好从头学习官方规定的历史观，研究对象也从遥远的欧洲，回归本乡本土的古籍整理。他一生史学著作约 90 万字，从 1936 年开始至 1949 年的 13 年间，有 64 万字，从 1949 年至 1978 年去世的 29 年间只有 26 万字。除了注释几部古籍，发表几篇论文，仅在商务印书书馆出版了一本 5 万字的小册子《巴斯加尔传略》，还是在早年旧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他晚年的学术，完全失去先前自由的思想和活泼的神采。辟处山西，远离学术中心，耳目闭塞，能见到的外文资料极少。他曾发出感慨， “ 连《圣经》都见不到，不能读，还学什么中世纪史！ ”
阎宗临
我和阎宗临教授有一层师生关系。 1977 年恢复高考，我报考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1978 年春入校，作为系主任的阎宗临身体已经很衰弱，我虽然去他家和他见过面，仅仅寒暄而已，学术上未得亲授。那年秋天，他与世长辞。当时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各门课程，无不恪守五阶段论的历史框架，教师口中间或提及阎宗临，谁也不曾谈到他的史学成就和观点。 2007 年，《阎宗临作品》三种－－《欧洲文化史论》、《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中国史学界一片惊叹之声。我也忽然醒悟，阎宗临先生原来 60 多年前就耕耘出一片博大精深、生趣盎然的史学天地，一个大师在我的求学之旅上就这样遗憾地擦身而过！
阎宗临与饶宗颐相识于抗日战争年代。当时阎宗临已经在欧洲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担任教授多年。饶宗颐还是一个自学起家的青年，尚未成名。阎宗临长饶宗颐 13 岁。他们在桂林无锡国专同事，又一起在桂东逃难。饶宗颐后来回忆这段交往时这样写到， “ 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推重。抗战军兴，余任教（无锡）国专，自桂林播迁蒙山，复徙北流，与先生尝共事，颇闻其绪论，心仪其人，以为如先生者，真有志于 ‘ 知彼 ’ 之学者也。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殂谢，论者深惜之。 ”
1950 年代以后，和阎宗临 “ 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 ” 不同，饶宗颐的辉煌才刚刚开始。半个多世纪下来，二人的成就自然不在一个量级了。其实，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相对来说阎宗临还是比较幸运的。除了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其他时段，他在政治上、生活上还是得到了官方的礼遇，安排他担任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饶宗颐在香港大学当讲师的时候，他一直是教授，系主任。但对于学术创造来说，这些头衔并不是最重要的。没有研究自由和表达自由，没有开放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没有纵观世界的信息渠道，再高的政治头衔和生活待遇，也不能造就真正的大师。阎宗临是史学教授，他在 1950 年代已经对史学伤透了了心。他有六个儿女，从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都上了大学，分别选择了物理、生物、地理、地质、化学、体育专业，后来都成为教授。由于他的极力反对，儿女报考大学时没有一个选择历史学专业。只有一个儿子阎守诚报考了地质专业，三年困难时期山西大学地质系下马，他才改入历史系，成为子承父业的惟一传人，在阎宗临逝世多年以后整理出版了他的遗著，又完成了他的传记，使他的学术遗产重新出土，不至于被埋没。
转自《小众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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