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坚：我的文革岁月

1989-06-04 作者: 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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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

－－作者：丁坚

“文革”结束后反思武斗的著名油画《为什么》素描定稿，高小华作于 1978 年，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我虚岁 18 ，就像我孙子小小今年 18 岁一样。不同的是我 18 岁时，因为父亲问题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被迫到工厂上班已经两年了。而小小今年高三，正在市重点中学，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盐城内衣厂是以抄家拉开序幕的。我们厂被当地人传说有 78 个资本家， 87 个有历史问题。因此抄家在我们厂全面开花，无一幸免。

一群红卫兵不报家门，就凭左手臂一个红袖套即以查四旧，查封资修为名，挨家挨户闯了进来。家具上的雕花刻字、墙上挂的烫发照片、生活用品中的四旧图案都是查抄对象。值钱的如某某家的小象牙算盘、小象牙宝剑、许多人家的金银首饰，一概当做封资修的东西没收。这些珍贵的藏品，一直到文革结束也没对业主有个交代。侵吞私人财物肥了腰包脏了灵魂。但愿上帝宽恕他们。

童国良家因为铺了木地板，怀疑地板下会藏东西，把地板撬开来查抄。结果当然一无所获。

我们家几年来父亲蒙冤坐牢，母亲患癌症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的洗劫，值钱的东西都已经变卖。只有一罐民国时期的钱币被收走。红卫兵们很失望。把我的日记本以及同学间的书信抄走，定为小资情调。

接下来第二幕便是贴大字报。

厂里满墙的大字报都是一种表态，表明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然后表态中有人写错字，比如朱学业把党中央写成了党中党，比如桂娣父亲一句话里多了一个“的”字，拥护变成了反对。这类错误掀起了一拨批判高潮，写错字的人个个胆战心惊。

桂娣那时正值新华社在盐中招生。已经通过学校推荐、体检、政审几道关卡。在这节骨眼上，出了这种意外，很可能功亏一篑。桂娣焦虑地关注着厂里的运动，几次看见她在大字报前浏览，也无法上前劝慰，此时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

很快跟社会上一样，厂里分成了两派。观点偏左的一派当地人居多，属于造反派，号称“战斗队”。观点偏右的一派上海人居多，归入保皇派，举旗“造反兵团”。

这时候社会上戴高帽游街开始了。我们厂的造反派们也把走资派和四类分子归在一起戴高帽游街。

戴高帽游街也有几种不同情况。

有的造反派自娘胎里出来就带着仇恨，有的天生喜欢作弄人。碰到这两种人，挨斗的人肉体受尽痛苦。批斗时用很重的板子，重得人都抬不起头来。上面穿细铁丝，挂在脖子上。由于重力的作用，细铁丝深深嵌在肉里，脖子上能勒出血印。我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自然逃不脱这种折磨。

有的造反派喜欢在精神上折磨人。水清清老爸是脱帽右派，食品厂的造反派批斗游街她爸时，从食品厂一直斗到内衣厂，年幼的水清清哪见过这场面？早已哭成泪人。

这些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已进入老年。反思一下这辈子做过的缺德事，是不是应该内疚？

文革中的盐城，社会上有杀派和巩派两大派系。有一次，据可靠消息传来，社会上的杀派要踏平我们内衣厂。造反兵团的全体人员，包括家属小孩都十分紧张。大祸即将来临，如何保命？商量下来，为保存有生力量，财产坚壁清野，人员往乡下撤退，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

那几天刚刚下过雪，地上残雪还没化掉。到乡下野地里过一夜，不带被子怎么行？大人小孩身上也得穿上最暖和的衣服。还得带些吃的。看着大包小包林林总总的东西，心里觉得好凄凉。怎么像电影里日本鬼子要来扫荡一样呢？

到要走的时候新的问题来了，挨斗的这些人怎么办？我父亲说自己是四类分子不能走，走了会连累大家。隔壁姨夫是走资派，也说自己不能走，走了问题更说不清楚。姨夫家的表弟小明见他老爸不肯走，坚决要陪着父亲，一副同患难共生死的场景。真的好悲壮哦！

这边厢还在拖拖拉拉，那边厢大队人马已经开了进来。记得他们是开着一辆载满人的大卡车来的，卡车上盐城地区文工团的主要演员某某，昂首挺胸，站在最前面。那身姿就像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一样。

一卡车的人杀进内衣厂，由于没有遭遇抵抗，可能“无敌寂寞”吧，最后只听说造反派砸了些东西，把赵亚珍阿姨在雪地里拖着走，受了点轻伤，倒也没有能够“踏平”内衣厂。

内衣厂的文化大革命最初是从地域上的差别形成的隔阂。我在《初到盐城》这篇文章里曾经提到过，生活水平的高低，消费观念的差别，形成了隔阂。这种隔阂给了当地老百姓一个错误的信号，并且逐步演变成：内衣厂的上海人都是资本家，都有历史问题。

内衣厂初到盐城时只有百十号人，主生产线只有针织车间和成衣车间。以后接连遇到没有生产任务、三年自然灾害等等种种困难。全厂干部工人不但没有趴下，相反仅靠两根大棒一口缸，土法上马，新建了漂染车间。再到后来的机械化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在当地成了利税大户，明星企业。当地有点门路的人都想法把自己的子女塞进内衣厂。

内衣厂的干部从厂长到中层，都是从工人当中提拔起来的。比如老厂长沈春鸿，中层干部吴益味、陆付全、黄伯堂、黄惠堂、李子辰，庄三元、徐林春、钱殿金、吴亚飞、徐桂堂等等，这一批工人干部工作作风踏实，业务精湛，对每一道生产工序了如指掌。一批任务下来，需多少主料多少辅料多少人工，算盘一敲，成本利润立马成竹在胸。遇到技术难关，质量关卡，干部工人打成一片，一起研究攻克，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县纺站、地区纺织品公司，以及省纺工厅对厂里这些工人出身的干部，都是钦佩的。

文革中，两派组织一派要打倒，一派要保皇，矛盾和冲突由此而起。

冲突经常发生。在厂里造反兵团占优势。第一占人数多的优势，第二占财政大权都在手里的优势。曾发生过战斗队为拿不到经费砸桌子抢公章的冲突。

为了抢占舆论高地，也发生过抢广播室的冲突。同样因为广播室的管理也在造反兵团的手中，所以在厂里战斗队是吃亏的。

吃了亏总是要发泄的，那几个“死老虎”便成了他们的出气筒。

造反兵团几十人步行去南京上访，步行到刘庄“抛锚”，第二天派张长生回来联系大巴。留厂的造反兵团的老师傅们，为了不影响生产，连续加班 24 小时。按时完成任务。

内衣厂的厂长和中层干部们虽然接二连三被批斗，但是脱掉高帽仍是兢兢业业管理生产，始终把生产安排得有条不紊。工作中以自己的行动服人，两派群众，抓革命的同时都兼顾了促生产，除了头头们会有一些脱产闹革命，其他群众基本没有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这是我们厂可以引为自豪的特色。也是整个盐城文革中的一抹亮色。

辩论是家常便饭，无论什么时间地点场合，人们的情绪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着。吵归吵，基本不动手。

有一次规模比较大的辩论，在外面借了一个礼堂。激烈的辩论中，我针对对方的一个错误，阐述了我的观点，突然对方头头把人马全部撤走。不知道是我的观点击中了他们的要害，还是另有其他隐情。但自此以后，我们这派的头头只要研究辩论的事情，都会通知我去参加，似乎我成了最佳辩手。

文革后期，“深挖 5.16 ”又将文革中出头露面的头头们隔离审查，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脱胎换骨的反省，一直到四人帮倒台，这场十年浩劫才告结束。

时间是最好的利器。

岁月的浪涛终于荡涤了污泥浊水，荡涤了人们的灵魂。

内衣厂的天空依旧一片瓦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