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弘：三位总编辑的故事
三位总编辑的故事
——兼记反右和文革时期的《南通日报》社
作者：丁弘
在《南通日报》的 3 位总编辑都和我都有特殊的关系。
3 位总编，历时 30 年，这是《南通日报》史册的长卷，似又不仅是报业的历史。事情已经过去，正因为如此，谁也不可能去改动它了。对过来人，是“不思量，自难忘”；对年轻的朋友来说，最好也了解一下，因为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人无以割断历史。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王子昌（范恒）作为地下党员来到苏北解放区。
上海地下党的交通站把我也送到这儿，因此相遇。三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三个战役）之后，百万大军挥戈南下。我们作为接管新区城市的干部，随军南来，一路又恰在一个队列之中。他很会讲故事，说笑话。“老王再讲一个！”他是有求必应。我惊异于他的记忆力、他的幽默和风趣，他经常把大家说得捧腹不止。
入城之后，我在报社。不久他也调来，任总编之职。有些年，总编室是 3 张桌子，王之昌外有杨卓如，他是副总编、支部书记。我作为专职编委，是他们的助手。按当时的规定，“编委会”是报社的领导核心，党支部起保证作用。
王子昌是一位学者型的总编，勤奋好学，性格豁达大度。几十年，在我接触到的人员中，他是认真读《资本论》的第一人。上世纪 50 年代他就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类的问题，并有专著。他还热心推广世界语。
1957 年，这位最认真学马列的人，被划为右派。其突出的“罪行”是提出了“报纸具有两重性”的理论观点，认为报纸既有党性又有商品性，因此，既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反映群众的呼声，做到喜见乐闻，为读者服务。这被认为意在以知识性、趣味性否定报纸的党性，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党”！他还认为在党报之外，应办“同仁报”，把竞争机制引入新闻事业，这样才有蓬勃的生机。这都是因独立思考而形成的超前意识。
王子昌成为右派还有诱发因素，那就是他对南京来的领导干部，没大没小地提出批评意见。不外是说了“你们工作作风不深人，希望你们经常来”之类的话。运动开始后，这位领导一再打电话给南通市委，说：“此人怎么不是右派！”天真的王子昌，当时不知道“权”和“理”哪一个重要，只认革命原则的死理，总觉得要按党的教导“为真理而斗争”。
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解除职务。在会上，王子昌不服，高呼“ 20 年后又是—个共产党员”，声震屋宇，令人肝肺欲裂。这又证明是“极右”。果然， 20 年过去，他得到平反昭雪，他的预言实现了，可是他已拿着党证去了马克思那儿……
他在世的那些年，对他和他的家庭是苦难的岁月：因为他处在非人（民）的另册。夫人瑞荷长于歌咏，有一年，“五四”有盛大的游园会，她登台高歌一曲，嘹亮婉转，余音经年不绝！老王划成右派之后，她的歌声消失了。我发现她居然低头吸烟，一支又一支，一年又—年！
王子昌在工厂被监督劳动，因为出了工伤事故，被安排在图书馆打杂。他利用这一机会著《匈奴史》一书。右派还写书，被认为是不服罪。“不能给他放毒的机会！”于是再放到工厂去劳动改造，至于著作，终成废纸。
在漫长的改造岁月里，要定期向报社领导递上“思想汇报”。每次，站在台阶之下，听取杨卓如的训示。报社没有人跟他讲话，不敢讲，这是立场问题。许多年，我和他四目相遇，彼此没有表情。因为我在“人民”之中，他在“人民”之外。我不时想到“压迫别人的人，自己也没有自由”这一句不知是哪位哲人的话。
我和王子昌有很好的共事关系，他对我器重关怀，突出的事情是推荐我去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那一年调干生的名额，南通只有一人。我到校之后才知道，地方报纸都是“总编”去的，他把学习的机会让给了我。
“文革”中我下放农村，一次回城，不料城里“红色恐怖”更趋严重。抓“五一六”反革命，密封隔离，严刑拷打，又有升级。例如一个中学，半数以上的教职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如此可见一斑。有的朋友看到我，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没有事快些走！”时至黄昏，我还是去了寺街，看望一下王子昌。他看到我，感到意外，感到惊讶，感到沉重，当然想到“汇报”的问题……那是一个凄苦而罕见的场面。
杨卓如主持报纸工作的时间很长，提起来，有人说他“左而在位”；有人说他“在位而左”。我看都是有根据的。他当总编辑，同时是总支书记，负责报社、印刷厂、广播电台党的工作，而党是领导一切的。运动又不断，以阶级斗争为纲，上面的要求是具体的，甚至“量化”到团结百分之几，打击百分之几。反右派没有达到指标，怎么办？最后又补上—个张才福，糊里糊涂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改造，报社这才完成了任务。
杨卓如身在其位，怎能不“左”？怎能不结怨于人？每次运动都有人倒下去，而对被打击的人来说，后果又是如此严重。接管反动派的报纸，唯一的留用人员张振嘉，开除后，站在街上卖红薯，不久贫病交加死去。编辑陈实冤狱身亡， 40 年后得到的结论是“查无实据”。徐志楠，美术编辑，长期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终于以事实为根据平反时，他已垂垂老矣……打击一人，株连甚广，悲剧太多，这儿不再一一细说。
许多被打击的，倒下去的，是相处很好的朋友，从感情上，我不会去为执行“左”的路线的同志辩解。但是，客观地讲，当时哪个单位能不执行“左”的路线呢！
平时，杨卓如要关心 3 个单位的工作，忙于抓“运动”，抓阶级斗争，编辑部出版事务－－稿件的审查，版面的安排，大多交给了我。所以我们的工作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是天天都要请示商量一些问题的，讲讲我和他的真正关系，那是微妙而有趣的。
以“四清运动”为例，看来我是事先内定为惟一打击的对象，支部主持开全体大会，批判我不久前还被表扬的几篇“红旗稿”。按照惯例，基调事先定好，发言早有分工准备，到会上发言者情绪激昂，拍着桌子，气壮如牛。这是符合要求的姿态。“遥望南天”之句，解释为“向往台湾”。介绍杜甫，说是影射现实。涉及国家的困难，说是给敌人提供子弹……总之我是一个暗藏的敌人。一散会，我问老杨：“你看怎么办？这如何工作？是不是要停职检查？还是等公安局来人呢？”他坐在那儿，半晌不作声。忽又猛地站起来，膀子一挥，说：“发排稿子，发排稿子！”转身而去。
平时，他给我的权很大。记者们和各组向我发稿，我是“雄文四卷”置诸案头，反复研读，谙熟于心，既是望远镜，又是显微镜，且是“庖丁解牛”之具。可能因此卓如同志放心。搞好 3 个版子，照例请他审阅。他一般不看，说“发排”，到夜班才去看条样和大样。有重要电讯，改动版面，他总是跟班到最后，直到天明，紧接着再去忙他的工作，如此日以继夜，使我非常敬佩。
杨卓如确是一个艰苦奋斗的人，是一个廉洁奉公的人。真正走近他，感到他是平易近人的。但因平时对人没有工作之外的言语，叫人感到过于严肃。文艺组一位编辑说：“我看到他，腿就有些发抖！”这是诗人夸张的语言了。
“文革”风暴到来，他立即被打翻在地，罪名主要是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打开报纸：讲经济效益是利润挂帅、工分挂帅；讲智育是白专道路：舞台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反革命”的罪行累累，笔笔在案！认为“文革”前的 17 年，报纸是黑线统治着，于是来自通棉一厂机修车间里的陈章良，作为造反势力的代表自下而上夺权，成为新的总编辑，登上政治舞台。
可怜的杨卓如，每天清晨在大家上班之前，要跪在邱家巷 3 号（印刷厂）的门前，或被勒令跪在编辑部楼梯口巨大的毛主席像下，向毛主席请罪。许多年不断批斗，特别是曾押送到各县作为批斗靶子（全专区押到各县去批斗的共有两位，另一位是狼山上的大圣菩萨）。在巡回批斗的过程中，肋骨被打断。从实质上看，批斗的不是杨，而是作为“报纸总编”得到的殊荣，谁在这个位子上能逃脱厄运呢！
运动不断升温。广播电台的副台长王明吉，报社的组长王平，还有带着右派帽子的文艺编辑谢望族，不堪人格之辱和皮肉之苦被迫先后自杀身亡。还有印刷厂的一个人，据说是“吓死了”。
几十年，斗来斗去，老杨对“左”祸之害，当已深有所悟。我的妻子王平死后，我带 3 个孩子下放农村，时在 1970 年 1 月。前来送行的只有老杨夫妇！他们来到待发的车前，叮嘱再三：“去的地方举目无亲，和那里的人初次见面，生活要依靠他们的。你要买几包烟带着。”其妻婉芳补充道：“还要买些糖，给不吃烟的女同志，发两块糖，这很重要！”别人都不敢来送行，因为有一个立场问题，可是他们来了。经过“文革”，他才看透了，参与揪他的，恰是过去那些他作总支书记时所依靠的“抓革命”的人。
杨卓如受过的迫害，不亚于他所加于别人的迫害。“文革”之后，他得到平反。但因身体受到摧残，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垂危时，我到病房看他，刚到门口，他忽地抬起身，双手高高伸向我，叫起来：“啊！老丁……”似一溺水者希望我对他能够救援……我难免流下了眼泪。第二天，我就得悉噩耗。
陈章良不失为造反派中的佼佼者，只是站得不高，把党报变成了派报，这是罪过。例如农民数万人进城，大肆抓人。报纸称：谁反对农民谁是反革命！报纸一时成为社会动乱的因素。上级不得不命令停刊。这使南通市 7 年没有党的报纸，南通的“报业史”，一下子退到史前时代！但是，陈却升为市革会常委，主管全市的“文教卫”系统，不久又被选到省里去，显赫一时。从省里回来的人说：“现在派头大极了。”“怎么大法？”“办公室里铺着地毯呢！”那时南通没有见过地毯。
1976 年 10 月，一纸从南京传来，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宣读，省委决定对陈章良双开除－－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组织上郑重其事地把“决定”给我看过，全文只有一句话，因陈对王平之死负直接责任，“双开除”之后，省里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
陈对王平之死，究竟做了什么手脚，我一无所知。因为我一直被关押隔离。事后，他曾托人叫我表示宽恕，说这样他即可得到从宽的处理。我商之市委负责人，答复说：“你不了解情况，省里派人做了大量调查，还是听候组织处理吧。”若干年之后，他已从狱中出来，在南京鼓楼巧遇。他要谈一谈，我说：“好的。”他表示两点意思，一是郑重道歉，说：“早就想登门道歉，但是有顾虑。”二是不解“为什么成了我个人的事”？他和杨卓如一样，经过历史的反复，他对当年一个战壕的某些战友，有了新的认识。
我说：“党和政府已严肃处理，你可以放心，个人恩怨一笔勾销。我认为没有那个路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这个意义讲，你也受了害。你年轻、能干，还是很有可为的。”他很感动。
陈章良去海南岛打工。又过许多年，飞返南通，在袁谷储的陪同下，到医院看望重病住院的我。他说：“我这趟回来，计划的第一件事就是来看你。”仍有歉疚之意。他说：“我没给你带来什么东西，只带几只水果。”他放在桌上。我问：“这是什么？”他说是芒果。这不是“文革”时的“圣物”吗？他说：“这儿难得吃到新鲜的，要快吃。”说着洗手剥皮……这真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附带要讲一件事：陈章良在押期间，他的孩子无人教养。袁谷储伸出援救之手，给予经济支持，对他的孩子说：“有困难，你来讲。饭总是要吃的，万不可去做坏事。”这也是陈的不幸，再显袁的光彩。几十年间，袁和我们同步而行。他对王子昌敬佩，对杨卓如背后有所非议，对陈章良却是哀其不幸。
从王子昌到报社，至陈章良从海南岛飞来，其间 30 多年。报社编辑部的故事，多少波澜起伏，多少惊心动魄，多少人间悲剧！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绘制的一个典型的生动画面。有些后果无以挽救，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3 位总编的悲剧是党报的悲剧，也是国家命运的缩影。往事已矣，无以挽回。但愿我们都能看到悲剧的根源。
“谁之罪？”这是俄国一部小说的名字。南通日报社“编辑部的故事”让我们思考的，不也是这个问题吗？
转自《互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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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