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石孙：黑帮大院
黑帮大院
－－作者：丁石孙口述
丁石孙
访： 1966 年底，您被放回家后是不是就比较自由了？
丁：是的。因为学生都出去串联，没有人管我，我也不用到学校开会。记得 1967 年的春节，我们过得还比较愉快，买了很多菜，改善了伙食。那时工资还是照发的，钱并不缺。可是好景不长， 1967 年春季里有一天，系里来人通知我要继续去劳动。第二天我到系里，看到大概有十二个人参加劳动，其中有系总支书记陆元灼，还有程民德和几个右派。陆元灼是 1961 年陆平从铁道部带来的。她人品比较好，没有架子，经常找我谈谈话。我在前面讲过，她到数力系后对一些有问题的人进行了甄别， 1962 年恢复了我的党籍。有一段时间因为陆元灼生病，程民德代理过系总支书记。
访：参加劳动的右派有哪几位？你们的劳动任务是什么？
丁：一位叫程庆民，是党员，当过系总支宣传干事。他人比较好，书也教得不错。反右时，他参加了学生的一次会。后来有人揭发说他同情学生，帮助右派出谋划策。还有一个是我提到过的朱德威，跟桂琳琳在北大同届毕业。
我们这些人的劳动任务，就是拆洗被子和缝被子。外地很多学生串联到北大后，学校买了很多被子给他们用。这些用过的被子都要我们拆洗干净、缝好。被子真是很多，也睡得比较脏。一开始，我们都不会缝被，陆元灼教我们怎么缝。我就是那时学会缝被子的。文秦革以后很长时间，我们家的被子都由我来缝。我们劳动的地点在红二楼和红三楼之间的一个食堂里，这个食堂有口很大的锅，我们就在锅里洗被子，然后拿出去晒干、缝起来。那段时间过得也还算愉快，没有人管我们。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住在家里，在家里吃饭，到上班时间去干活。
访：文秦革期间，全国许多地方打派仗，北大也打派仗，这影响到你们劳动了吗？
丁： 1967 年 1 月发生上海风暴，造反派开始夺权，打派仗。北京的群众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是天派，另一个是地派。那时几乎所有的大学、机关单位都分成两派。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但实际上反映了长期积累的人事纠葛。北京的所有派别或属于天派，或属于地派。尽管它们并不都叫这两个名字，同一体系内的派别可能没有组织联系，但它们会互相支援。大概在 1967 年下半年，北大出现了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人数多的是新北大公社，属于天派，以聂元梓为首；井冈山属于地派，周培源被推为 “ 寨主 ” 。那时北大就比较乱了，造反派都忙于打派仗，没人管我们这些被打倒的人了。等到 1968 年初串联停止后，我们也不用洗被子了。
访：据说，文秦革期间，北大造反派间的武斗很厉害。有时进攻的一派，举着门板往前冲，防守的一派用石头砸。这特别像古代的攻城。太可怕了！
丁：是这样的。还有的用皮带做弹弓。更厉害的是活活把人打死。有时打派仗也很滑稽。譬如晚上，一派在地上撒了很多黄豆，由于光线暗，看不见，另一派冲过来，就滑倒了。
访：到什么时候又有人管你们了？
丁：到 1968 年上半年，记得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第二天带铺盖卷到煤厂集合。煤厂就在现在校医院旁边，是烧锅炉堆煤的地方。第二天我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到了之后，首先看见的是一帮学生把朱光潜当作开玩笑的对象，让他背毛主席语录。他背不出来，学生就打了他几个耳光。当时朱光潜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看起来很可怜。等我们这些人都到齐后，被带到昌平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那儿是 1965 年历史系开门办学的地方，离 200 号不太远，有历史系盖的一些房子，还有一些地。我们就住在那儿种地。
访：种了多长时间的地？
丁：不到十天，又让我们回学校，但不让回家，而是把我们关进了黑帮大院。黑帮大院就是所谓的 “ 牛棚 ” 。这时北大已经有了 “ 牛棚 ” ，在民主楼和外文楼之间，以这两栋楼为两堵墙，再用泥巴把另外两边也垒了起来，里面有十几间平房。季羡林写的《牛棚杂记》的 “ 牛棚 ” 就在这里。这些平房是 1950 年代盖的。当时因为学生增加了很多，教室不够用，盖这些房子当作教室。我们就被关在这些平房里，每个房间差不多住二十几个人。
访：是谁搞的黑帮大院？里面总共关了多少人？你们在黑帮大院干什么？
丁：黑帮大院是新北大公社聂元梓他们搞的，大概关了 200 多人。我们在那里主要是劳动。陆平、彭珮云当时也都被关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管我们的人有工人、学生，还有 “ 左派 ” 教员。每天有人带我们排队出去，在校园里干各种活。吃饭就在黑帮大院里边，搭了席棚，有人从食堂里把饭送来。 “ 牛棚 ” 里的大部分人，有事可以给几个小时的假。比如让回家拿件衣服什么的，个别问题比较严重的不允许外出。
关在黑帮大院的人，一部分是文秦革初期被打倒的，还有一部分是打派仗时被抓住的井冈山派的人。管 “ 牛棚 ” 的人最痛恨这些俘虏，经常把他们拉出来打；对我们这些 “ 死老虎 ” 倒是不太管。我印象中，干的时间比较长的活是到仓库里把器材摆整齐，像钢管什么的。干这种活要两个人一组，和我一组的是当年清华同年级的同学汪永铨。他是无线电系的系主任，手比较巧，很会干活。负责管我们的工人，每天把要干什么活、怎么干讲了，就没事了。我们两个干活非常认真，跟那个工人的关系很好。仓库里的活不太重，干活时也比较自由。另外，我和汪永铨的铺位挨着，晚上睡觉时可以说点悄悄话。
在黑帮大院，各人的待遇不一样。陆平和彭珮云没吃很大的苦头，但有的人就不同了。管我们这些人的是生物系低年级的学生，虽然他们年龄很小，但在晚上收完工要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经常还要挑出一两个人来骂一顿。他们在管理黑帮大院时，像电影中集中营里的法西斯，跟你说话时满脸笑容，趁你不备突然打你几个耳光，或突然罚你跑几圈。
访：这就是当时改造人的方法？
丁：实际上，不管这种斗争搞得多么激烈，对人的思想、心灵并没有真正的触动。我们这些人在里边劳动时间长了，一切都习惯了。最有意思的是，居然有人在里边谈恋爱、搞婚外恋。所谓的 “ 思想改造 ” 是没有效果的。
访：在黑帮大院，除劳动之外，你们还干些什么？
丁：晚饭之后，有时要求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的工人看你不顺眼，就打你几下。有的人被学生叫出去，挨一顿揍。
访：白天干完活，晚上还挨揍？
丁：对。被打的人还不敢说。当时我们都互相知道这一点。我在黑帮大院时，也经常被学生叫出去，但没挨过揍。这些学生是向我调查一些事情。记得有个叫周铎的人在黑帮大院被打得很厉害，遭遇很惨。在北大读书时，周铎是调干生，对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反右时，他在西语系开了个控诉会，控诉所谓共产党监狱里的黑暗。可能因为他嘴巴比较硬，不认错，认为自己讲的是事实，就被打成极右分子。文秦革期间，我看见他时就发现他精神已经有了问题。因为他精神有问题，黑帮大院里负责管教的学生就老拿他开玩笑。他们问他问题，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也做不好。晚上，我们经常听见他被打得大喊大叫，后来就死掉了。周铎反右时被整得精神失常，文秦革期间被活活整死。
生物系的党总支书记胡寿文也挨了很多揍。他跟我同一届在清华毕业，是潘光旦的女婿。可能是因为他过去在群众运动中整过一些人，学生对他意见比较大。他后来告诉我，有一个晚上，学生在黑帮大院里宣布要处死他。两个红卫兵带了长矛，把他带到外头，说要一下捅死他。他做好了死的准备。但红卫兵并没有杀他，而是吓唬他，完了就放他回来了。
文秦革之后，他又做了生物系的总支书记，重新掌权。由于对文秦革中反对他的学生很反感，他下决心把其中留校的学生赶走。我劝他不要太怪学生，这些学生也是受害者，要对他们团结，对他们太厉害没好处。由于对文秦革中整过我的人，我都是团结的，有人说我的手太软。文秦革中，数力系曾有个低年级的学生打过我耳光。文秦革后，他的单位来调査。我说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打我，是可以理解的。
访：黑帮大院是什么时候解散的？里面死的人多吗？黑帮大院解散后，你们干什么去了？
丁： 1968 年十一前后，大约存在了半年时间。里面死的人很少。北大在文革中相比外地可能还算是文明的。黑帮大院解散后，我们回到各自的系里，集中住在一起，不准回家。当时我不知道已经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数力系除了进过黑帮大院的人，又添了一个人，和我们关在一起。这个人叫卢崇飞，是我的学生。他一进来，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给我的印象一直很 “ 左 ” 。卢崇飞的历史比较复杂，他爸爸是国民党军官。系里把他隔离起来审查，是有人看见他在毛泽东像上画了叉。因此，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清理阶级队伍时，北大的打击面相当大，死的人比较多。我们住在 29 楼时，数力系有个年轻教员，叫陈永和，从 4 楼跳楼自杀。他 1952 年考进北大，读专修科，两年毕业后和郭悦成一起留校，深受程民德赏识。记得陈永和喜欢打桥牌，打牌时常聊聊天，他随便说了点什么，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当时还死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叫董铁宝，是搞计算数学的，业务很强，英文也好。他在美国军事部门工作过，回国时带回来很多美国的机密材料，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国内搞计算数学的人都很重视他。但文秦革中，他被扣上了 “ 特务 ” 的帽子。他想不通就自杀了。文秦革中，数力系教员中自杀的一共有 4 个人。刚才说了 2 个，还有前面提到过的董怀允。 1965 年北大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时，董怀允作为组织委员，是特邀 “ 打手 ” ，站在邓小平一边。文秦革中，邓小平挨批，董怀允不知道自己的下场如何，经受不住打击，就自杀了。
另外，还有一个叫张景昭的女教师自杀。她是教外系课的，全系表扬过她课教得好。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她做过美军翻译，文秦革中就因为这点事把她打成了反革命。她想不通就自杀了。北大化学系有个副系主任，也是因为做过美军翻译而被打成反革命自杀的。这位副系主任死后第二天，他的夫人跳了北大校园内的红湖，也死了，很惨！北大才三千教员，受审查的就有一千人，自杀的人也太多了。
1969 年初，上面决定把六十三军派的军宣队撤走，换了 8341 部队的人。这样北大在政治上发生了变化，收缩了打击面。
8341 部队的人来了之后，发现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查不出来任何问题，历史上的事情都做过结论。管数力系的大概就是个小排长。他发现我没什么问题，但也不敢给群众泼冷水，就暗示我做个深刻的检讨。管我的两个学生，老是问来问去，好像我还有什么问题没交代。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了解什么。他们实在不耐烦了，就告诉桂琳琳，说是想搞清楚卞国琨来北京时，我是否见过他。我这才明白。于是，我明确告诉他们，我没有见过卞国琨，卞国琨来时我已经没有自由了。这样，我就解放了。
访：卞国琨是您提到过的清华同学吗？
丁：是。他跟我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军事单位工作，后被开除军职，到西北工学院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有人说文秦革中他来找过我，可能是想要些粮票。但我未见着，因此时我已被看管。 1969 年上半年，于文秦革初期停止的党组织活动又恢复了，我们又有了正常的党员身份。以后这段时间比较平静，北大的武斗也停止了。
本文选自《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丁石孙／口述，袁向东、郭金海／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7 月。
转自《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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