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邢：汪曾祺和李清泉
汪曾祺和李清泉
－－作者：丁邢
汪曾祺已经去世 21 年了。后年是他的百年诞辰。 20 世纪大多数中国作家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作品也被读者疏远或淡忘，多少红极一时的作家都不能摆脱这种命运。而汪曾祺相反，读者不但没忘记他，而是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时间的推移反而增加了他的作品的魅力，他也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最近，刚过花甲之年的史学教授张鸣忽然开始写小小说，发在微信公众号上，我读后觉得很有意思，近日和《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一起去天津开会，闲谈中，我说起张鸣的小小说有点汪曾祺的味道。她很惊讶。我知道，在文学界，如果把谁和汪曾祺相比，那可不是一般的赞誉。我赶快补充说，张鸣刚开始写，他出手很快，还没达到汪曾祺的水平。郭娟看了两篇，回复我，张鸣的小小说是有 “ 汪味儿 ” 。
汪曾祺
汪曾祺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其实也是花甲之年开始的。他师从沈从文，早在 1940 年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 1957 年被打成右派。摘帽后到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他的文才被江青看中，参加了《沙家浜》等样板戏创作。他执笔的很多唱段几亿人耳熟能详，却没有他的署名。江青倒台后，他也受两年审查。 1980 年重拾旧技，写出小说《受戒》，自感不合时宜，只在朋友间私下传阅。剧团有一同事到北京市参加会议，无意间说起有一篇小说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李清泉听到这话，便瞅着会议的间隙，抢上前去打听小说的作者，紧追不舍，一定要看一看。追了一两个月，把这篇小说追来，在《北京文学》 1980 年第 10 期发表，接着获奖。读者惊喜，约稿不断，汪曾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大淖纪事》、《陈小手》等一批传世佳作。如果《受戒》不能及时发表，不能得奖，汪曾祺的晚年也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受益于李清泉的不止是汪曾祺。比如方之，他 1957 年因参与发起同仁刊物《探求者》被打成右派。 1978 年写了小说《内奸》，两度投稿被退。时值共青团十大召开，方之是列席代表。李清泉派章德宁到会上组稿。她约到王蒙的稿子，王蒙又推荐了方之。方之拿出《内奸》，说其他杂志不敢用。章德宁赶快向李清泉汇报。李清泉让拿回来，果然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作品。他让作者改一改，作者不愿意大改，他就拍板安排 1979 年第 3 期头条发表。当年 10 月，方之病逝，时年 49 岁，总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重现文坛。
又比如张洁。她原来在一机部工作，酷爱文学，写了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编辑傅雅文拿给李清泉看。这篇小说正面写了婚外恋，有人怕发表了会形成对婚外恋的鼓励，有人出于对张洁个人隐私的保护，怕给她带来麻烦。李清泉力排众议，决定发表，理由是这篇作品对于净化爱情是有好处的。发表后引起社会热议。李清泉得知张洁所学专业是工业经济，又建议她写工业题材作品，触发了她创作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灵感。
上面提到的作品，都曾开风气之先，获过全国奖，写进了文学史。李清泉在斯时斯地成为文坛伯乐，背后的故事更有意味。
李清泉是江西萍乡人， 1918 年生。年青时被傅大庆引上了革命道路。 1938 年赴延安，是鲁艺文学系一期学员。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哈尔滨三中、七中、哈尔滨师范学校、冶金部东北工业会议统计专科学校校长。因心怀文学情结，再三要求从事文学工作， 1954 年获准调《人民文学》担任编辑部主任。到了文学岗位，组织上还是指定他从事审干。直到 1957 年春天，他才有机会主持编务，同一期杂志便推出了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等名篇。接着就以 “ 反党反周扬、为丁陈反党集团鸣冤叫屈、发表毒草作品 ” 三条罪名划为右派。他绝望得几乎想自杀。因为孩子年幼，才打消了这个念头。降职降级后调到哈尔滨市文联，得到担任市委宣传部长的老朋友牛乃文善待，摘帽后还担任了当地师范学院的音乐系主任。
李清泉和马玉如，萧也牧摄于 1946 年
李清泉夫人马玉如是米脂杨家沟人，时任《大公报》党委办公室主任。六十年代初有一段要清理北京人口，凡丈夫在外地工作家属在北京的，要求随丈夫迁出北京。马玉如带着几个孩子在北京生活，《大公报》人事部门把她列入外迁名单，准备调到《黑龙江日报》。党委书记常芝青知道后说： “ 马玉如不是家属，是我们的骨干。 ” 马玉如和孩子们留在了北京。
常芝青
李清泉的右派问题，给马玉如带来很大精神压力。她一度产生过离婚的念头，李清泉不得已也同意。但离婚报告送到常芝青那里，他不批准，维系了一个家庭的完整，也给李清泉在北京留了一个可以落脚的窝。
哈尔滨市文联比较松散。每到冬天，李清泉都可以回北京住三、四个月，和孩子们围坐在火炉旁，吹口琴、拉小提琴。到了 1978 年，李清泉渐渐看到了翻身的希望，他在北京住的时间更多，和境遇相同的老朋友来往，打听消息，写申诉材料，要求平反。
1978 年 4 、 5 月的一天，他从西单走到六部口，看到一个大门挂着北京市文联的牌子，门口没人管，就进去了。恰巧遇见老熟人雷加。他同雷加相识于抗战初期的武汉，后来雷加到晋察冀根据地慰问，又与他相遇；在延安，他们在一起的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彼此知根知底。雷加这时主持筹备恢复北京市文联。他对李清泉说，你就在我们这儿干吧，《北京文艺》（《北京文学》的前身）现在没人管。李清泉问： “ 工作关系呢？ ” 雷加说： “ 干起来再说，慢慢调嘛。 ” 这样，右派尚未改正，也未恢复党籍的李清泉，就以类似北漂的身份，当了《北京文艺》编辑部的负责人。这一年他正好 60 岁。
章德宁当时大学刚毕业，是最年轻的编辑。她回忆，李清泉来了，坐在办公室沙发正中间，不说空话、套话、废话，只讲到以后稿子怎么给他，程序如何。以后，他也很少谈业务以外的事，没有组织过政治学习，也没有做过表面文章。和编辑交往，就是谈稿子。他会到你的桌边，问你在看什么稿子，编什么稿子，手头有没有好稿子，或者告诉你，去找谁约稿。他主持刊物以后，改变了四平八稳的局面。他经常组织编辑部讨论作品。有时一篇小说，大家要传看一遍，每个人都写上自己的审稿意见。有时为一篇作品，全编辑部的人坐在一块儿讨论，他让每个人都发言。一些优秀作品发表之前，他已经预测到会产生什么影响，或同期配发评论，或刊后重点评论，他会提醒责编找人写评论。他的智慧还体现在如何把明珠安排在适当的位置。比如《受戒》，他就安排在第四条。把合乎主流的东西放在前面，降低刊物的风险。有些名家或领导人的稿子质量不行，需要退稿，编辑感到为难，李清泉就亲自写退稿信，得罪人的事，由他来做。有一位作者是杂志社的老朋友，对杂志做出过贡献，但投来的稿子不好用。李清泉明确表示： “ 对作者的报答，可以用其他方式，不能用发表稿件来交换。 ” 他坚守艺术准则，主张好稿至上，尽量减少政治因素和人事因素的干扰，编辑部形成了宽松民主的艺术空气，奠定了健康的办刊伦理。因为《北京文学》每期都有好作品，就吸引了更多好作品涌来，成为引领风骚的文学名刊。
当然，李清泉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章德宁拿来史铁生的稿子，想让这位残疾的无名作家破土而出，但没有通过。
从《北京文艺》到《北京文学》，李清泉在这个平台上施展拳脚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一点。在他编辑声望最高的的时候，中国作协提出让他调回《人民文学》担任常务副主编。当时，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曹禺出面亟力挽留。李清泉想，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便接受了调动。谁知到了《人民文学》，并不像在《北京文学》好干。不是第一把手，就没有那么大的施展空间。编辑生涯一度辉煌就此划上了休止符。 1983 年，他改任鲁迅文学院院长， 1995 年离休。
李清泉的文章十分老道，不少名家都向他求序。在位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为自己出书。 1980 年代，北京出版社曾提出将他在《北京文学》审稿时写的稿签出版成书，他先是谢绝了，后来那些稿签也遗失了。 1990 年代，子女亲友建议他把自己一生的文章结集出版。他才着手整理自己的文稿，这时视力已经很差。在女儿的帮助下编出文集，出书已经成了难事。他给作协打了出书的申请报告，没有等到回音。 2009 年，他生病住院，一位得到过他栽培的作家已经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去医院看望。他说：书就不出了。
李清泉是 2010 去世的，活了 92 岁。他的女儿李丹妮和我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同班同学，（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也是同学，同级不同班）又在一个村插队三年。李清泉生前我只见过一面，没有说过话。李丹妮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仍然继续搜集父亲的遗稿。她把父亲的遗作编为《晴雨徐行》上下两册，约三十万字。去年自费印出，赠我一阅。捧读之后，十分感慨。当年多少文坛星宿因与李清泉相遇而闪光。如今李清泉文集想获得一个与公众相遇的机会，却可望而不可即。
转自《丁东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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