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鸿生：我的中学同学
我的中学同学
－－作者：丁鸿生
一九五二年秋，我十一岁，进了母校继光中学的前身上海私立麦伦中学读初中，那时，有个说法，学校向工农子弟开门，为此，与我同时进校的同学特别多，共六百六十名，分成十个班，（比我们高一级的初二年级，才三个班。）每班六十六人，恰好占了学校主教学楼体兰馆的十个教室。我分在第三班，班里同学中，有一半年龄比我大得多，平时也很少有接触，而坐在前几排年龄与我相近的同学中，也仅有少数几个比较熟悉，课后常在一起玩耍戏乐。三年后，除了几个和我一起进了学校高中的以外，其他同学几乎都没有联系，即使如此，同学中有好几位是我难以忘却的。
姜惠军比我年长两三岁，开学不久，就以他为首，聚起了几个年龄相近的同学，大家课后常在一起。有位叫蔡一鸣的同学，没有了母亲，姜惠军就总是很照应他，凡有什么活动，不忘喊了他一起。姜惠军除了常带我们几个玩乐外，还常会带我们做一些有点意思的事。一次，在大操场上见到那只专门用来碾压煤渣屑跑道的大石磙，他就带大家吃力地拉石磙碾压了一圈跑道。学校举办新年晚会，少先队要求大家都化装，为此，姜惠军带领我们几个，用了几个晚上，每人用只旧的鸭舌帽，上面固定一支手电筒，做成一只矿工帽。到那天晚上，其实同学们都没有化装，就我们几个戴了顶矿工帽，很神气，以至几天后，有熟悉的高中同学见到我们，还说那天见到你们戴了顶矿工帽，很感动。初二时，有次兄弟班搞班级活动，去到浦东和一支解放军驻军搞联欢，姜惠军事先同他们班主任老师讲好，仅带了我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去到解放军的营地，收益很多。还有一次，也是姜惠军提议，约了我、蔡一鸣和邻班一个同学，远足去高桥海边。那天，天不亮，我们带了炊具油盐等，集合后买好两斤生面条，乘电车在杨树浦底过江，就一路走去高桥。到高桥镇上，已是中午，大家说已无力气再去海边了，就在镇上打了壶开水，打道回府，待到再过江回到浦西，已天黑了。几天后，他和我长谈了一次，他说，这次活动，我也能吃苦，且事事想着大家。他鼓励我加入共青团，他愿意当我的介绍人。姜惠军的父亲是环卫工人，收入较低，姜惠军一年四季只有粗布衣服，脚上总是布鞋和粗布袜，冬天也没有象样的棉袄，但他从不叫苦。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升学，而是到西安去当工人了。大约在一九八五年，我们分手后三十年了，他探亲回上海，居然打听到我家搬迁后的地址，跑来看我。可惜我恰好不在上海，就我母亲一人在家，他就陪我母亲说了好多话，说了很多我们一起上中学时的往事。后来母亲告诉我，说一位姓姜太公的姜的同学来看望过你，这位同学真像你上初中时的一位老大哥。确实如此，在我读初中的三年中，姜惠军给了我很多帮助，从他身上我也学到很多。
赵承佑是从初二后从外校调到我们学校的，分在我们（3）班，他一来，就被大家选为班长，直到初中毕业。赵承佑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说话总是不急不忙，很文质彬彬的样子，然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很有号召力。他是住校生，一次学校大扫除，班里同学要擦玻璃窗，缺少抹布，他就去把自己一条还能凑合用的床单撕成一块块分给大家用。他写得一手很好看的美术字，又会画画，每次班里出黑板报，他作为班长，义不容辞，带领我们几个把黑板报出得很有看头。他还会拉手风琴，一次我们几个同学由一位年龄稍大的女同学带领排练了一支欧风舞蹈，在学校元旦晚会表演，就是他用手风琴伴奏的。
赵承佑比我年长好几岁，但和我却好象特别投缘。他是班里唯一的住校生，遇到星期天，会感到冷清，有好几个星期天，他来我家找我，一起上街闲逛，一起看过两场电影。同他在一起，总能学到很多，特别是他言谈举止，有股书生气，稳重尔雅，也感染了我。初中毕业后，他没有上高中，而是考取了当时相当难考的上海幼儿师范。开始，我感到有点奇怪，这么一个大个子，去读什么幼儿师范，再一想，他心地善良，脾气不急不躁，又多才多艺，做个幼儿教师，倒是很合适的。
有位叫杨朝竹的同学，年龄比我大十岁，是大龄同学中学习用功的一位。英语课第一次测验后，发下卷子，他是一百分，我是九十九分，他就仔细地看了我的卷子，找出为什么少了一分。有天我上学前梳头时，看到额头处有一缕头发怎么也梳不平，就自己拿剪刀剪了一刀。几天后，杨朝竹发觉我那里有缕头发短了一截，就笑我，说是理发师给多剪了一刀，应向理发师索赔。这都说明，他一直是在关注着我这个班里年龄最小的同学。
那时的舟山路上从唐山路到下海庙那一段，一到晚上，路两边排满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游戏机，非常热闹。初三年级时，一次我与姜惠军晚饭后去那里逛街，只见一个小年青背了个书包急匆匆地走到面前，姜惠军问他去哪里，他回答要去上夜校，就头也不回地急急往前赶路了。这个年青人曾是我们同班同学，但读了两年初中后不读了，去工厂当工人了。同学时，和这位同学并不熟悉，但他急匆匆赶去上夜校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位同学有个很好听的姓名，叫桂正龙。
从家里到学校的路上，要经过一幢红砖楼房，里面住有一位女同学，我在上学或回家的路上，偶尔会遇见她在楼房门口。读高一时，一次经过，正好她在楼门口，就同我谈了几句。她告诉我，过几天，她就要到张掖去了。张液，这地方我知道，在甘肃省，在丝绸之路上，是个很偏远的地方。她说就要去张掖，那神情轻松自如，就像要去苏州、杭州那样。可惜，这位女同学，我连姓名都忘记了。
我那些初中同学，其中连我在内，有七人继续上母校的高中，有些是进了别的高中，还有不少，像赵承佑那样，进了专科学校，更多的，甚至初中没有读完，就直接进工厂当工人了，其中不少去了外地。他们后来的人生旅途又是怎样？我想，恐怕也都经过磨砺，挑过重担。
升入初中二年级，开学了，学校里来了群初一的小同学。他们在校园里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就跟我们一年前刚进学校时一模一样。在这些众多的新同学中，有一位同学特别引人注目，他一只手臂（记不清是左臂还是右臂）在近胳膊处以下整个没有了，就仅一只衣袖管走路时晃来晃去。但这位同学照样在学校里走来走去，和同学们嘻笑游戏。凑巧，他班的体育课和我班在同一个时间，为此，我们在上体育课时总能见到他。这位同学非但照样上体育课，而且凡是不必用两只手的项目，照样参加，和正常同学一样奔跑跳跃。有次，他们班有个跳绳跑的测验，跳绳跑就是一边跳绳，一边要向前奔跑。这个项目对某些同学来说，有点难度，因非但不能被绳绊住还要同时快速向前奔跑。只见我们这位同学将跳绳用的绳的一头和那只空的衣袖打个结，而用一只手挥动跳绳，居然边跳边跑，还不比其他同学慢，到了六十米终点，他满头大汗，也很开心地笑了。我班好几个同学看到这个情景，大家着实感到钦佩，一致认为这位身残志不残的“学弟”实在了不起。
一九五五年九月，我和同班其他六位同学升入本校高中继续学业。初中时的十个班到了高中就成了四个班，每班五十来个同学，在我们（丁）班，除了我们七个，还有三十来位是其它班的，再有十几个是从其它学校考进来的。我们这些同学在一起，度过了三年“青春年华”，那也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年代。
金春发在同学中很有声望，一直被大家选为班长。每个学期，他总会带领几个班干部，组织班级活动，如游园、聚餐、晚会，既丰富了大家的生活，也增进了同学间的情谊。有个暑假，他为了给班级活动筹点经费，与一家工厂联系好，邀了几个同学去做小工，我、葛同宽和另外几个，在那家工厂一起劳动了个把星期。有次学校办新年晚会，我班被安排在校园里巡逻，金春发同我一组，在一条偏僻的小路上来回巡走。那夜，天特冷，他几次关切地问我是否感到冷。毕业前，他组织同学一起去观看上海人艺剧院在人艺剧场的一场话剧，是描写一群大学生下乡的事。散场后，他同我一路走回家，我们一路走，一路聊，似有说不完的话。在我心目中，他既是班头，又是兄长。
蔡仲鸣同学功课特好，又心灵手巧，他曾用一支旧纱锭做了只简易的经纬仪，很得几何课章景瀚老师的称赞，后来又做过一把计算尺，只是热涨冷缩的问题无法解决。在学校办的如何学好功课的演讲交流会上，他代表我班作过报告，从物理角度分析水泥电线杆为何做成空心的。有个星期天，我们十来个男生相约了去逛外滩，他带大家走一条我从未走过的路，到公平路码头旁，观赏黄浦江两岸那繁忙热闹的景象，让大家在得到乐趣的同时也受到教育。有次，我因不适，好几天卧床在家，他代表全班同学来看望慰问我，望我能早日回到教室，也让我深深感受到同学情谊的温暖。
有天下午，我们好几个同学坐在操场边围墙下休息闲聊。忽听到一个人高马大的大同学在大声呵斥一位年龄较小又体弱瘦小的同学，这两个都是我们同班的。同样较瘦小的汤嘉俭同学站了起来，到那位大同学面前，很严肃地说：“我来说，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噹，侬也有不对的地方。”义正词严的几句话，使那位同学不再吭声。汤嘉俭同学的父亲就是一直教我们代数的汤有为先生。高三学年快结束时，汤先生给我们总结全学年的学习内容，后问大家：“因式分解的根本办法是什么？”当我们还在思考时，汤嘉俭起来回答，他的回答简单得仅两个字：“求根”。先生笑了，很高兴地说：“对了”。我相信，这一幕，给每个同学的启发都很多。
章皓同学是高三时才从外校调来我校的，他唱歌唱得很好，文艺和体育都很有天赋。在国庆节和元旦，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动脑筋排练了一个能上台表演的节目，整个过程中，章皓同学是核心人物。那年班际篮球比赛，一次在我班与一个兄弟班比赛时，中间把我这个替补队员调上场，我因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紧张得不知该如何跑动，动作也走了样。队长章皓几次在我身边轻声对我说不要紧张，要我放松，“就像平常一样好了。”
高二那年，学校教室不够用，我们被安排只有在上午有课。每到下午，我和葛同宽同学就一起到严志新同学家里，我们一起做作业，做功课，情同手足。葛同宽爱读书，知识面很广。他还常把他所读到的有点意思的小故事讲给我听，有几段小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贝崇恩一直当班干部，每当班里搞活动，他出力最多。一次班里聚餐，为了能让大家既吃得好，又省钱，他从清早就开始忙碌，给大家做了顿味道很不错的杂拌炒饭。他经常在晚上到我家来做功课。那时，我和我两个弟一个妹住在一个三层阁上，贝崇恩和我与我的弟妹一起围坐在桌边，就像我们兄弟中多了个老大哥。
高考统考刚结束，学校组织了一次下乡劳动。我班同学也都去了，大家在劳动中互相照顾，生活上互相照应，都把这次下乡劳动当作最后团聚的机会，十分珍惜。花锡明担任炊事员，为让大家吃饱吃好，十分辛苦，而毫无怨言。我和几个同学几次在晚饭后，在夕阳下，去田间散步，大家都有种惜别的感觉。
陆慰萍同学功课特好，又爱读书，经典著作读过不少，常和我有三言两语的交流读书心得。但高考时，由于所谓家庭出身，没有一家她填报了志愿的大学接受她，最后，新疆乌鲁木齐矿冶学院把他和另一位朱万应同学招了去。在他们离上海去新疆那天，老金班长约了我去车站为他们送行。陆慰萍见到我们俩，很是高兴。而我们也很高兴，毕竟他们是去读大学，且陆慰萍看上去仍像以往一样，神采奕奕，毫无一点沮丧。后来，她给我来过信，也只说火车到了天水过去一点，就坐在敞蓬卡车上，两天两夜，越过大沙漠，狂风吹在脸上，刀割一般痛。即使如此，毫无怨言。
我的这些同学，自分手离开母校至今已有五十多年了。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写出些有点意思的文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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