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承章：另一只眼睛看“文革”
另一只眼睛看“文革”
－－作者：严承章
1968年，随着“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等指令下来后，原来一批在“五七”干校的老师回校参加“教育革命”，一批大学纷纷下厂“开门办学”，他们带着几种版本教材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接受教育，这是作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当时有中山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有小部分老师来自暨南大学]，当时我广东省汽车制配厂[以下简称“广东厂”]当工人，作为工厂当然接受这份光荣的政治任务，指派几名工人“有文化”的工人参加，我是其中之一。
当时华师大有两拨人：一是中文系吴老师带来一小批学生和教材，记得还有一本小说集的讨论；一是彭骏老师[闻原是暨大老师，因当时无暨大]带来的作为评法反儒的重头作品《李贽传》；吴老师那拨我只去过一二次听过课，因我当时在报上发表过一点小文章，他有印象，大有“如听其声、如闻其人”之感，而彭老师那拨与刘伟恒一同参加，时间较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先要通读李贽的《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如果不是因为参加“教育革命”恐怕八辈子也不会去通读这位反孔猛士的书，且叫工人去读那佶屈聱牙的古文实是难以胜任，好在我与刘尚有古文底子，应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态势下到厂开门办学是诚惶诚恐，他们看到同类被斗的窘境生怕轮到自己，但工人还是平等相待，并无歧视，时间一长我们与彭老师混得较熟，还到他家里看他的藏书，只见狭窄的家密密麻麻全是书，且以线装书居多，真令人惊叹不巳，本来坐在家里静心著书不就完事了，干吗非要同工人相“结合”，只有在学养上同属一档水平的才有资格参与教改，应该说他们是十分无奈的，为显示“结合“成果”，我与刘写了几则李贽小故事发表在《作品》上，后来我与刘同彭老师稍有来往，惜彭老师因特殊原因故去，至为可惜。
中大那一拨，中文系的因时间短我没参加，我参加属历史系东南亚研究所的，记得其中有教授、社会学家何肇发，刘玉遵等，菲律宾史专题讨论，历时约半年，我还曾在中大住上一个多月，我又碰到像研究李贽那样的难题，又得重新读菲律宾资料，而老师们曾对我苦笑，他们说凡国外研究某国历史的学者，必到过那个国家实地考察，而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过到菲律宾，用的资料主要来自苏联的，即“二手货”，那么“始作俑者”的处境都这么尴尬又如何叫工人参与编写。其实所谓工人阶级参与“教育革命”只是徒有虚名，工人提不出什么意见，文化积累需时日，不过当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是“请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把关。”教材自属容易通过，也好向社会交代，后《菲律宾史稿》很快出版，但我看到在高压政治下知识分子战战战兢兢的心态与无奈，窥探到他们的“失势”情况下的艰难的处境与尴尬，他们除了默默忍受所有的一切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之外，还要强颜欢笑，别无它选择，这里不妨提一个小插曲：一般老师发言，先要说一句“向工人阶级学习”之类的客套话，只是后来大家混熟了才免掉。
“广东厂”是省属但又在市区的大国企，各方面条件较好，特殊的地位成为一些人羡慕的对象，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很难进入，当时就有原中南局及省的大员子女以调入本省名义被调入，当时有一种流行说法，把工厂办成“宣传XXX思想的大学校”，说它是“大熔炉”即谁进来都会被改造成“先进分子”，如上面说到的一批大学老师下厂“开门办学”，经过洗礼成“革命老师”，镀上一层保护色，在这里落脚的人员来自社会四面八方，有一部分来自文艺演出团体。在“文革”时除了八个样板戏外，其他文艺团体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演员在经过“五七”干校锻炼后，要吃饭，要过日子，而当时省内没有这样可安排人的单位，于是厂子成了他们最好的“避难所”，有省歌舞团、话剧团，其中有舞蹈演员、钢琴师，创作员，也有个别的话剧演员，他们年龄将步入中年，要“临老学吹打”，也实在难为了他们，有趣的是就当时的处境还是愿意的。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叫得震天价响，当工人很光荣，不像今天的城里人不愿意当，是形势所逼，能以成为其中一分子引以为荣，不过，要“白面书生”每天干体力活及布满油腻的手实在很不习惯，好在工资照旧及工人们也较体谅，日子一长就慢慢适应，但，好景不长，后来随着政策的落实都回原单位。
那时“广东厂”可热闹，有络绎不绝的知识分子群体、演员，工厂像座“大熔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知识分子蹉跎岁月，一言难尽，相信噩梦永远不会再现。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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