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玲玲: 燃灯者
燃灯者
－－作者：严玲玲
1966 年文革开始时，我刚满 15 岁。对于跟我同时代的人来说，如今回忆起这段长达十年之久的难堪岁月时，大多无比沮丧。因为那时候全国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本该每天到学校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一下子被迫闲在了家中，然后是下乡当知情，去接受“再教育”，最后被“安排”在一个自己完全不喜欢的单位开始毫无兴趣的工作，继而结婚生子，……，一个人最美好的青春岁月似乎就在“文化荒漠”中度过了。而我，想起来真是觉得无比幸运，因为正是在文革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到了两位当时昆明年轻人公认的“英语把子”－－李光照和李文初，这使得我，竟有好几年时间可以说是在“荒漠的绿洲”中度过。 40 多个年头悄然流逝，可只要一想起那段时光，我仍倍感温暖而又难以忘怀。
记得是在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一本蓝色封面、全英文版的《 English 900 英语 900 句》 突然出现在了近日公园旁边的“外文书店”橱窗中。文革期间还经常到这个书店逛逛的人，大多是对英语感兴趣、或者是内心深处仍然向往着小资情调的人，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可以看到用英语这种文字印刷出来的东西，比如一些报刊杂志，苏联进步作家高尔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英文版书籍，以及像《德伯家的苔丝》和《简爱》这样的英文原版书，在那里，有时候还可以淘到个别外国音乐家的唱片等。《英语 900 句》一下子受到昆明市英语爱好者的喜爱，好多人都不嫌贵地买了一本回家来。可这是一本全英文版、编排非常现代的教科书，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中文注释，要想自学非常困难。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位都姓李、但职业都不是老师的英语权威，在一群挚友的推崇声中，开始招收少量亲朋好友，办起了应该算是昆明市最早的地下业余英语学习班。非常荣幸，我成为了李光照这个班上 10 个学员当中的一员。
我们是在 72 年 10 月开始上课的，每个星期两个晚上，每次两个小时。那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每天 8 个小时被迫干着既无聊又辛苦的事情，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学英语，都特别珍惜，常常是一下班就直奔上课地点，身上还穿着工作服。当时，每个家庭的居住条件都很差， 10 多个人坐在一起学习的空间成了大问题，我们经常更换地方。记得我们曾经在武城路一条小巷中胡绍麟的家中上过很多次课，那是一间大约只有 10 平方米的小屋，胡绍麟和他的老母亲住在那里。为了让我们能够在那个小屋中上课，每个星期的那两个晚上，他们母子都不得不提前吃饭，并且胡绍麟 60 多岁的老母亲还不能待在房中。因为那间房里摆放着两张单人床、一张吃饭桌、两把椅子和一个简单的柜子，剩下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他们家煮饭的所有灶具都是放在家门口。我们 10 多个人走进去，真是需要整个空间，才可以让每个人都坐下来。每次在他们家上课，我们经常是五个人一排挤坐在那两张单人床上，整个晚上手上拿着书，或是将书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学习，根本无法记笔记。小屋中只有一盏暗淡的灯光在他们家那张吃饭桌的上方，老师就站在那盏灯旁给我们上课，因为没有什么黑板或是白板，他也没有办法可以写任何提示给我们看。学习方式主要就是老师带读，然后解释一下意思。这本《英语 900 句》编得非常好，李老师的发音又像我们都偷听过的“美国之音”的播音员那么纯正，加上大家都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又彼此认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学得兴致勃勃，每一次都没有任何人缺席。更加吸引我们的是，李老师吉他弹得非常好，他不时会一边弹着吉他一边教我们唱一些英文歌曲。记得学会的第一首英文歌是《 Home on the Range 牧场之家 》 ，然后是《 Red River Valley 红河谷》、《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当我们年轻的一天》等，老师会唱的外国歌曲太多了，他自弹自唱的《 Old Folks at Home 故乡的亲人》和《 Old Man River 老人河》实在太好听了，他充满情感的演唱将我们带进了一个跟眼前世界截然不同的美妙境地中，我们巴不得每个晚上都听老师唱几首，自己也将学会的歌唱一遍。由于这些唱歌的活动都是安排在两个钟头上课之后，所以，我们聚在一起的两个晚上，常常要到 10 点半以后才散场。我们快乐得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胡绍麟的老母亲还在黑漆漆的屋外坐着。记得有一天晚上非常寒冷，当我们离开他家向外走时，发现她老人家那天晚上是在他们家大门通到小院的那个过道里待着，我们太感动了，也不好意思继续在他家上课了，又改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有一天晚上下课前，老师通知了大家下一次的上课地点之后，特别交代了一句话：“请你们换好衣服再来，我有好东西给你们听。”我们太激动了，那天晚上见面时彼此发现，大家好像都变了一个样，因为每个人身上都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我记得很清楚，李老师那天晚上穿了一件白色的中山装，连风纪扣也扣得严严实实，非常的一本正经。那天，我们上课的地点是在一个空旷游泳池旁的一间供救生员休息的小屋中，墙上挂着几个救生圈。上课时大家都有些心不在焉，都想尽快欣赏到老师说的“好东西”。 9 点半钟，老师从他的提包中拿出一个用报纸包裹着的东西，那神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对大家说道：“今天晚上专门选在这个地方上课，还让你们换好衣服再来，是因为我要给你们听一首圣乐。”只见他打开一层层的报纸，最后，从一个正方形牛皮纸的套子中取出了一张黑颜色的唱片，轻轻放在了那间小屋中的一个唱机上，我们呆呆地看着他做这一切，整个房间鸦雀无声。突然间，一串响亮的音符像是从天而降，顷刻间，我们就被这激荡人心的旋律穿透心扉，每个人大气不喘地静静听下去，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时，大家似乎都还没有回过神来，依旧安静地坐着，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老师拿起唱片放进套中，一边依旧用报纸包裹着一边说：“这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哦，原来是这么神圣的东西！之后，老师并没有多讲什么话就宣布说：“下课，可以走了。”回家的路上，一向喜欢边走边说笑的大伙儿，话语都很少。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被刚刚听到的音乐“震呆”了！因为它与我们每天都在听、都在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别，我们的内心深处被某些从未体验过的感动冲击着，无以言表。像贝多芬这样伟大音乐家的唱片，在文革刚开始“扫四旧”时，是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被严格销毁的，可是老师却悄悄收藏了一张保存起来，现在又让我们悄悄欣赏到，真是太难得了。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参加英语学习班的时候，我的工作其实是在工厂宣传队担任独唱演员，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音乐存在，对于我来说，那天晚上听到的那首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确打开了我生命中的另外一个新天地，从此一生从中受益。
这位将贝多芬的音乐郑重其事地介绍给我们的李光照老师，其实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当时也就是 30 多岁。他高高的个子，戴一副眼镜，头发总是梳理得非常有型，身上的着装跟普通年轻人很不一样，永远是一副绅士风格样，他出现在任何地方都有些显眼。李老师的英语好到什么程度？据说，在他只有 20 多岁时，他就一个人翻译了《茶花女》和《水兵舅舅》两部英文小说，还收集整理了厚厚一大本英语国家著名的“格言和谚语”，也是自己一个人将它们翻译成了非常优美的中文，然后装帧整理成了很漂亮的一本书。他的这些著作文革期间在年轻人无书可看的情况下，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几位密友中传看，后来渐渐流传到了社会上，被英语爱好者们热捧。传说中，他每天必听“美国之音”，他可以随便听懂这个电台播放的所有节目，平常，他只看原版英文书，再加上他的爱好非常高雅，一时间他成了昆明市那些内心深处还向往着文化、特别是爱好英语的年轻人心中的偶像。但其实，英语并不是李光照的专业，他是昆明工学院电机系的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远离昆明的东川县工作。文革开始“停工、停课闹革命”时，他从东川流落回到昆明，好几年间，他与几个朋友在塘子巷的一个小铺中靠修理电机谋生，他的英语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成功的。人们将他称为昆明市的“英语把子”的确名副实归，在教我们学习《英语 900 句》时，感觉他说英语就像说昆明话一样自如。他虽然看上去依旧是一个年轻人的模样，但性格沉稳，做事严谨。给我们上课也非常认真，他要求每个人课前一定要预习，也就是要将每一课的生词提前查字典、注好音标。上课带读一遍之后，就要大家轮流开口作替换练习，上课之前还会引导每个人用英语讲上一两句话。所以，我们每个人学到的，都不是“哑巴英语”，大家的进步非常快。 1973 年“五一节”放假，我们所有人一起到海埂郊游，一路上李老师都用英语引导大家对话，当我们围坐在滇池边的草地上时，他还用英语朗诵了一首诗，令我们羡慕得不得了，在几个女同学的眼中，这位多才多艺且又情调高雅的李老师简直就像“男神”一样地神圣。
图： 1973 年与李光照在海埂合影
记得一个周末，李老师带我们所有人到西坝周家参加联欢晚会，他们家几个兄弟跟李光照是非常亲密的朋友，现在小儿子也正在我们这个英语班学习。周家旧社会经营“大道生”商号，是昆明市很有名的一家资产阶级，我们严家经营 “永昌祥”，两个家庭的长辈彼此都认识。解放后，大部分资产阶级倾家荡产、一下子沦为了下等贱民，可不知什么原因，周家一直还依然拥有他们家原来的那个大院子以及一栋洋房。那天，当我们进到这个院落时，只见竹林环绕围墙，通往主建筑的小道铺着石板，整个庭院花草蓬勃，跟几百米之外喧嚣的红色世界相比，这里宛如“世外桃源”。走进客厅，第一眼看见一架钢琴，旁边摆放的沙发以及窗帘虽已破旧，但色调古朴、整洁，桌子上插着一大瓶鲜花，整个房间的布置依然保持着大户人家的风格。那天，当我们十多个人到达他家时，他们几个弟兄姐妹正围坐在院子中吃晚饭，他们客气地邀请我们一起吃，我们是吃过饭才来的，谢过他们就继续朝前走。从餐桌边经过时，我看见，他们当天吃饭时的菜一共只有两个：一碗白菜汤和一碗剁碎的烧辣子，这的确是最简单的一顿饭了，这跟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家的生活完全一样。但是，接下来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我想在全昆明市也许就找不到第二家了。那天晚上，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度过的一个普通周末，他们安排的节目有：钢琴独奏、吉他独奏、女高音美声独唱、外国名家诗朗诵、大家一起唱英文歌等。早就听说周家的“老满弟”自己制作了一把大提琴，那天晚上，他还用这把看起来有些粗糙的大提琴演奏了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非常好听。李光照和周家大哥安排着整个活动进程，配合默契，看得出来，他们经常搞这样的晚会。聚在周家度过的这两个多小时，我的感觉是好像在中国之外一个地方生活了一回。对于同样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我， 20 多年的生命历程都是在贫民窟中度过的，那天晚上，感觉某种隐藏在自己血液中的东西似乎被激活了，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温馨。当天回到家中，我有些激动地跟妈妈讲了我所看到的周家的生活，妈妈说：“资产阶级不是他们说消灭就消灭得了的。”在我的心中，却是埋下了一个愿望，我在日记本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今天西坝周家大院的生活，就是我喜欢的生活。”
我们跟李光照在一起学习英语的时间只持续了半年多，原因是有好几个年纪稍大的跟不上进度了，到后来，坚持来上课的只有 5 个人了。这个时候，另外那个李老师教的班上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经过商量，大家就决定将两个班还愿意学的人员合并为一个班，由李文初老师继续教。就是这样，我与昆明市更加传奇的另外一位英语老师也就认识了。
新班仍有 10 个同学聚在一起上课，不同的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上课地点，在东风路上距离百货大楼不太远的一条小巷中，班上一个名叫赵德智的男同学家有好几间住房，他自己单独住的那一小间，他愿意提供给大家在那里上课。经过这一轮淘汰，我们这个新班的学员也年轻多了，年纪最大的就是这位赵同学，他是文革开始时的高三学生，当时 25 岁。听李光照介绍，我们的新老师李文初 60 多岁了，但英语一等一流，年轻时他曾留学美国，与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曾是大学同学。因此，我们转过去学习的几个人心里都特别期待。
第一天晚上去到赵家，只见一张大方桌已经摆放在小屋的正中间，周围摆好了高高矮矮的椅子，从屋顶上垂下一根电线，一盏白炽灯正好就在桌子上方亮着。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书也有放的地方了，虽然非常拥挤，但这已经是我们从未有过的最好课堂，上课的氛围出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准时 7 点半钟，只听门外一声清脆的口哨响了起来，我抬头一看，一位相貌和蔼可亲、笑眯眯的老头走进来了。啊，我基本上是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位老师。那天，李文初老师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呢中山装，一看就知道是专门熨烫过的。他将手上的提包放在桌子上，就开口对大家打招呼：“ Good Evening! 晚上好！”然后就依次跟每个人握手认识。轮到跟我握手时，我有点惊讶，忍不住看了老师的手一眼，因为他的手实在太粗糙了，好像都已经开裂了。李老师从《英语 900 句》的大约第 200 句那里继续给我们上课。他的课也上得非常有趣，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所有人学习热情一如既往， 10 个年轻人越来越熟悉，相处得非常融洽。上课的两个晚上，大家还是喜欢早到晚走，因为我们都觉得聚在一起的时间太有意思了。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位新老师，总愿意跟他多待一会儿。几个月之后，跟老师的关系更加亲密，到最后下课离开小屋时，包括赵同学在内的所有人总是围着老师一边说话一边往外走，我们会一直挽着老师的手，欢快地谈笑着，一直将老师送到他的家门口，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告别，各自回家。
李老师的言行举止没有一点老年人的特征，反之，他特别风趣。记得某天我们学到“ department store 百货商店”这个词时，他说：“中文翻译成百货商店，翻译得很好，可是现在只能叫九十九商店，因为你想要的那样东西它就没有。”哈哈哈，我们都大笑起来了，老师说的是实话。上课之余，李老师也爱教我们唱外国歌曲，但他选的歌曲，风格跟李光照很不一样，他喜欢教我们唱一些比较幽默轻松的歌曲，比如像印度尼西亚的《星星索》、《哎哟，妈妈》以及俄罗斯歌曲《喀秋莎》等等。有一天，在教会我们唱《划船曲》之后，他突然从提包中拿出了一把口琴，动情地吹起了前奏，我们跟着他的节拍大声唱了起来，唱到最后一句时，我们歌声激昂，他的口琴声也特别响亮，停下的那一刻，大家激动得前仰后翻，笑个不停。
李老师也曾几次在周末带我们一起去郊游。有一次大家相约骑自行车到西山玩，因为路程大约有 7 、 8 公里远，大家劝老师不要骑车了，由两个男同学负责轮流带在后座上。老师坚决不同意，他说：“你们小看我了。”那一天，老师果然一路上骑得飞快，一直和几个男同学在前面引路，我们女同学还真跟不上。到了碧鸡关，转弯过去到高跷路段时，突然前方出现了一条笔直的下坡路，这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只听李老师大喊了一句：“ Let ’ s go ！走吧！”只见他猛蹬了几下车轮后，居然放开了双手，平拉成一个一子，嘻嘻哈哈地一个人径直朝前冲了下去，男同学们也跟在他身后开始往前冲，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像他那样全部放开双手，我们几个女生被吓到了，一边紧握刹车跟在他们后面往前骑，一边大声惊叫着，生怕老师摔下来。可是，就在我们的正前方，我们看见老师已经平平稳稳地停在了这段坡路的尽头，他正笑着回头朝我们挥手，虚惊一场！记得那天我们是将自行车存放在西山脚下的甘头村，然后一路攀登石梯走到龙门上去的，那是一段大约有 300 多级台阶的旅程，老师和我们一样爬得满头大汗，但一点也看不出疲倦的样子，一直谈笑风生，我们太佩服老师了！
还有一次，大家又相约到海埂玩，也是骑自行车，来回有 20 公里。早上 9 点钟当大家在老海埂路口汇聚时，我们发现老师的自行车后座上捆绑着很多东西，看起来有些重。老师兴致勃勃地跟我们有说有笑地骑车到了海埂，大家都感觉有些累了，自行车一扔，纷纷躺倒在草地上休息。老师没有立刻休息，他开始解开他后座上的那捆东西，一会儿，一张小桌子出现在了我们眼前，老师说：这是他自己制作的折叠桌。再过一会儿，只见一张吊床挂在了不远处的两颗大树之间，太神奇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新奇的玩意儿，每个女孩子都迫不及待地爬在上面躺了几分钟。那一天，当我们团团围坐在那张小桌子周围时，大家一起感叹：要是能有点什么吃的东西放在这张桌子就好了，可那是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我们又都是刚刚参加工作、每个月领 2 、 30 元工资的“穷人”，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只见老师笑眯眯地站起来，走到了他的自行车旁，回来的时候他手上拿着一个盒子和一个很大的保温壶，他打开那个盒子，从里面拿出来很多漂亮的玻璃杯摆放在了那个小桌子上，然后他拧开了保温壶盖，一股咖啡的香味飘了出来，老师说：“来，我请你们喝咖啡！”哦，我们每个人手捧着自己分到的那小半杯热热的咖啡，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尝着，它真是我这一辈子喝过的最美味的咖啡！那天，我们在一起又唱又笑，玩得太愉快了。我们每个人还用老师带去的望远镜争相观看了远方的西山“睡美人”。记得老师给我们讲了他年轻时与同学一起划着皮划艇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的经历，我们听得兴高采烈，老师说：“以后有机会，你们都应该去美国看看。”我们异口同声地大叫起来：“不可能！”在当时，我们觉得去美国简直比登天还难，可老师说：“我都还要去呢，你们怎么说不可能？”
图： 1974 年与李文初老师在海埂合影
通过学习这本美国人编的《英语 900 句》，我们从中了解到了许多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的行为规范、甚至美国的法律法规等，这跟我们从小从教科书上、报刊上认识的那个美国完全不一样。有一天，在讲到纽约、讲到华盛顿特区时，老师问我们知不知道“自由女神像”，我们都摇了摇头。老师从书中抽出一张纸片，然后就看着它大声朗读起来，听起来有些深奥，我们都不明白他读的到底是什么。读完后，他说：“这是自由女神像底座下的十四行诗，是用古英语写的，有点难懂，”接着，他就用中文给我们讲了一遍内容，最后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马上抄写在了我的笔记本上。翻译成中文，意思大致是这样：
“欢迎你，那彼岸贫穷的、无家可归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的人们，那熙熙攘攘中被遗弃的、可怜的人们，到这里来吧，我站在这金色的门口，高举着我的灯。”
我们的英语班继续进行着，随着教学推进，语法越来越复杂、新单词越来越多，好几个人都觉得这本书太难了，学习进度一度慢了下来，上课的人也只剩七个了。可是我一直都学得很有兴趣，也不感觉困难，老师夸我是全班学得最好的一个。上课时，在需要一对一示范对话时，老师总是让我和他一起带读。后来，他发现了我的歌唱特长，还专门抄了几首外国歌曲，让我学会后唱给大家听。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记得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照镜子》，歌词是这样：“妈妈她到林里去了，我在家里闷得发慌，墙上镜子请你下来，仔细照照我的模样，让我来把我的房门轻轻关上，……”那时候，我在台上演唱的歌曲都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歌以及毛主席诗词，但是在每个星期的两个晚上，我唱的歌曲就完全不一样。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喜欢我唱歌、特别是唱一些社会上听不到的歌给他们听，因此，几乎每次上课结束的那一刻，老师总会风趣地说：“ Ling Ling ’ s time now ！ 下面是玲玲时间！”我就根据他们的“点歌”，站起来开唱，大部分时间要唱两三首歌，这一天的课才算是真的结束了。记得我经常演唱的歌曲，有原来李光照老师教的那几首英文歌，还有《鸽子》、《在那银色沙滩上》以及托赛里的《小夜曲》等。老师对我说：“小姑娘就唱小姑娘的歌，唱什么革命歌曲，那么难听，不要唱！”我受两位老师的影响很深，台上台下过着双重人格的生活。
转眼到了 1974 年末，我们聚在一起学习的时间也已超过了一年半。那时候，我们每周两个晚上一群人按时进入到一个小院中，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其间不时传出英文对话和高唱外国歌曲的声音，我们的举动早已引起了那条小巷革命委员会中经常四处巡逻的“红拐脚（左派小脚老奶）”注意，不巧的是，当时我正与艺术学院的一名“右派分子”高临安谈恋爱，有时候他想在下课后跟我见上一面，九点多钟也会跑到我们上课的那条小巷口等着。这个陌生男子也引起他们的注意，就询问他是哪个单位的，来这里干什么等等。高如实回答之后，不想却酿下了大祸。没有想到，几个“红拐脚”果真到了艺术学院做调查，一查高临安是一名右派，他们马上跟踪李文初，也到他住的派出所调查他的情况，原来李文初也是一名右派。在中国大地上，“地、富、反、坏、右”被称为“五种人”，他们一直是这个社会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两个右派份子与一群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这些人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他们怀疑我们聚在一起会是一个黑色“裴多菲俱乐部”，也许我们正在这两个坏人的引导下搞什么反革命活动。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我们遭到了“红拐脚”的告发。一天，我们七个同学突然被昆明市民兵指挥部从各自的单位带到了他们的总部关押起来接受审查。我们七个人只是在到达指挥部的时候彼此看了一眼，之后就被分开审讯，他们让我们背对背地检举、揭发，逼我们说出在一起学习时都干了些什么。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找到了一张李老师年轻时的照片，在他身后的墙上是一张蒋介石身着军服的巨幅像。他们拿着这张照片对每个人说：“这个家伙年轻时就是国民党的三青团成员，现在又是大右派，你们必须跟这种人划清界限。”然后又对大家说：“高临安在艺术学院根本就不是老师，他每天被勒令打扫厕所、打扫校园，他是这个社会的阶级敌人，”等等。他们还说：现在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认识这两个坏人的真实面目，不要被他们“拉拢、腐蚀成为新的反革命分子”。我因为跟两个右派有关联，被审讯谈话的次数最多，他们的态度也特别严厉。可怜那位赵同学，因为不服审讯员威胁，说他“窝藏、纵容右派份子在他家搞活动”，才顶了几句嘴，就被民兵拳打脚踢，毒打致伤。我们一共被审查了十一天才被释放出来。我们聚在一起根本就没有做过任何他们想象的事情，我相信，大家也不会编造任何不实的内容来诬告别人，所以，莫名其妙地审查了我们一番之后，这件事情不了了之。李老师和高临安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没有遇到什么更大的麻烦。但是，经过这番折腾，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被保卫处“挂了号”，所有人都害怕了，赵同学的家人也不敢再继续接纳任何人去他家，就这样，《英语 900 句》还没有学完，我们的英语学习班被迫解散了。可以这样说，我年轻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也就匆匆结束了。
1975 年 10 月，我不顾家庭反对，在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祝福中，固执地与右派分子高临安结婚了。婚后的一天，我一个人去到了李老师的住所。自从审查事件之后，没有任何同学与他再有来往，老师看见我有点意外，但没有太惊讶，他望着我问道：“你不害怕？”我说：“不害怕。”就是这么简单的一问一答，两个人心照不宣，我们一下子都笑了。老师将我领到他院中的“书房”就坐，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很久没有见面，其实我的心里一直都挂念着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头儿，现在我是右派家属，我跟他属于同一类人，再次与他来往，我真的没有什么顾忌，这次见面我们两个人都特别高兴。后来，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去看望老师一次，彼此越来越信任，我们无话不谈。从老师口中，我了解到一些他坎坷的人生经历。老师是山东威海人，年轻时赴美留学，是美国费城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毕业生。毕业后他参与一个美国基金会下属的社会生态学团体，来到云南怒江一带做调查研究工作。在云南傈僳族山区呆了一年多回到昆明，哪知中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一时回不了美国，他就待了下来，他说，对于搞社会人类学的人来说，云南少数民族聚居的那片区域，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晚几年再回美国也没有什么，他又回到那片地区继续做他的调研。可是等他完成任务想走时，国门已经关闭，他无论如何也走不了了，他就在昆明社科院某得一个职位，在昆明定居下来。没有想到，刚刚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平静的生活就被 1958 年开始的“反右运动”给打乱了。运动中，他仅仅因为给单位领导提了两条意见，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处理结果是开除公职。他一下子闲在了家中，身份变成了一名由居民委员会监管的“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的“五类分子”。老师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太荒谬了，他告诉自己：“错的是他们，不是我！”所以，他立刻调整自己的心态，告诫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他必须在社会上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凭他的才能可以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单位敢于用他。他曾经在昆明市的街道上打过很多种零工、甚至还卖过面包，以获得一点点收入来维持生计。后来，一个专门给昆明近郊农村修房子的地下建筑队收容了他，他就一直跟随他们转战乡野，干了 10 多年泥水匠的工作，一直到现在，他每天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那天，在听老师讲了他的这些经历之后，我非常难过，再看一眼他那双伤痕累累的手，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可是老师笑着说：“我好好的，没什么，我们来喝下午茶，”只见他从一个小柜子拿出了两个杯子，泡了两杯咖啡，然后从一个大锑锅中端出来一个已经蒸得软软的饼子，老师递给我一杯咖啡后对我说：“对不起，只能让你喝光咖啡了，我习惯了，可能你不习惯。今天没有糖了，二两糖只够两个星期。不过，我请你吃饼子，这种饼子非常甜，我经常靠它给我提供糖分。”老师发现的这种饼子，昆明人称为“蛋清饼”，中间有一层豆沙，的确非常甜。
下一次去见老师的时候，我用省下来的糖票买了半斤白糖带去给老师，老师高兴得像个孩子，他说：“今天我的牛奶要放两勺糖。”自从第一次去见老师，他就交代以后就到他的这个小屋来找他，一开始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他不能在他家另外的那个大房间里会客呢？后来才知道，老师的家庭婚姻在他开始倒霉之后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在他们家那间住房中，他所拥有的，只是安放在大衣柜背后、铺在地板上的一个床位而已，他说：“我只是睡觉的时候进那间屋子。”十多年间，他每天自己一个人外出打工，自己一个人照料着自己的生活。他在小院靠墙的角落修建了一个大约两平方米大的小屋，这里就成了他工作之余的生存空间，煮饭就在这间小屋的门口。这间小屋中摆放着他的那张折叠小桌子和两把小椅子，一面墙立着一个书架样的柜子，下面是一些生活用具上面是书籍，另外一名墙上被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整个铺满，在小屋中非常显眼。这个屋子实在太小了，如果两个人都坐下的话，几乎就没有任何空余的地方了。但是，就在这间小屋中，老师曾经教授过好几个年轻人学习英语，也就是在这间小屋中，我和老师也一起度过了许多一生都难忘的美好时光。
在 1979 年右派问题平反之前，我的所有亲朋好友无一例外地与我断绝了往来，我形影孤单地生活在人群中。婚后生下孩子的那一年，我的生活陷入更加艰难的状况中，一个人既要带孩子又要上班，我身心交瘁、情绪消沉。幸而，在昆明市还有老师的那间小屋，永远向我敞开着。好几次，我抱着孩子心情压抑地走进那间小屋，出来时又抬起了头。老师给予我的，不是任何摸得到的东西，他让我重新看见蓝天！
中美建交、开始通邮之后，老师马上就跟他在美国的几个亲朋联系上了，当他们问他需要什么时，他提出让他们将看过的杂志《 National Geography 国家地理》寄过来，一下子，他收到了上百本地理杂志。他说：“通过这本杂志，我就可以了解到现在的世界。”在我去看望他的那几年间，这本杂志占据了那间小屋的不少空间，到处都摆放着。很多时候去找老师，眼睛看见的第一个镜头，也就是他戴着老花眼镜正在认真的看这本杂志。老师多次给我讲解过这本杂志上的内容，用他标准的美国口音读过这本杂志上的精彩片段给我听，有的时候，他还会在那张世界地图上饶有兴趣地将杂志上描述的那些地方找出来，指给我看。以我当时的英语水平，还不能完全读懂这本杂志，但老师经常让我带两本回家，鼓励我试着读一读。这本杂志是一本真正了解世界的窗口，世界各地最有名的风土人情几乎都包揽其中，图文并茂，非常好看，不仅是我，就连我的先生也喜欢上了。后来，他根据这本杂志上的一篇报道，还画出了一套连环画：《墨西哥金字塔的秘密》刊登在了当时昆明的第一本科普杂志《奥秘》上。有一天，老师指着他的这些宝贝对我说：“这个世界有意思的地方多得很，绝对不是都像我们眼面前的这个样，我们的眼睛要看好看的东西，丑陋的东西我们可以视而不见。”几年间与老师相处，从来没有看见过哪怕一次他表情愤懑，或是抑郁寡欢，他的情绪永远淡定从容。老师面对逆境的生活态度，他的那间小屋带给我的温暖，是我生命记忆中最宝贵的财富。
1978年中国政局 彻 底改 变 ，国 门 打开，两位老 师 都相 继 先后出国了。李光照老 师 1980年到美国留学， 获 得 硕 士学位之后，1984年以其卓越的英 语 水平被英国BBC广播公司聘用，成 为这 个世界一流 传 媒集 团 中 为 数不多的任 职 华 人，担任高 级节 目制作兼 语 言 监 督 职 务 。他一直在BBC供 职 到退休，一家人定居在 伦 敦。 李光照老 师 很少回昆明，但 认识 他的朋友中不 时 会 传 出一些有关他的“新 闻 ”，最大的一个新 闻 是：2008年上海 译 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他 编 著的 书 ：《英 语调 皮 话 100句》， 这 本 书 很受英 语爱 好者的 欢 迎，2013年再版 发 行。李文初老 师 70 岁时 一个人只身去了美国，在他旅居美国的18年 间 ， 虽 不 频 繁，但我 们 仍有通信 联 系。80年代，我 们 的工 资 收入很低，但一封寄往美国的信函需要10多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月1/4的工 资 ，我 记 得，在好几次的信件中老 师 都装上了回程的 邮 票，他写到：“希望你一定回信、也希望不要影响你的生活。”我 们 彼此交流着生活中 发 生的一切。老 师 初到美国 时 ，曾多次 应 邀在他的母校 费 城大学 举办讲 座，后来又 为报 刊 杂 志写 过 文章，然后，他游 历 了全美他感 兴 趣而年 轻时 没有机会去 过 的地方，老 师 80 岁时 寄 给 我的照片，看上去比教我 们时还 年 轻 ，我 为 老 师 在美国心情愉悦的晚年生活倍感欣慰。而老 师给 我的来信中，一如既往地不断 给 我 补 充着生命正能量，他以一位智慧 长 者的形象一直陪伴着我前行。1998年秋天老 师 回到昆明， 刚 一住下，他就 让 他女儿 给 我打 电 话 ，第二天我 们 就 见 面了，又是一番 长 达几个小 时 的愉快交 谈 。2000年初春，老 师 因病与世 长 辞，享年90 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 岁 月，我仍有机会 经 常与他 见 面交 谈 ，在他弥留之 际 的病榻前，我也有幸多次陪伴在 侧 ，如今回想起来， 这 些都成 为 了我最珍 贵 的人生体 验 。
旅居法国的人文学者赵越胜曾写了一本取名《燃灯者》的书，以纪念对他一生最具影响力的老师周辅成先生。女作家徐晓看完这本书，对那些以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悄然感染或塑造了他人、但也许终身都默默无闻的“燃灯者”，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他们是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熏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燃，他可能仍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
我惊叹徐晓的感悟竟如此精辟。回想自己的一生，的确既平凡也未曾富有，但绝不庸俗。
我想，李光照和李文初两位老师就是我生命的燃灯者。
写于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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