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玲玲：这一生说过“我爱你”（上）
图：1970年的严玲玲
这一生说过“我爱你”（上）
－－作者：严玲玲
“这一生说过我爱你，
风风雨雨伴随你。
我说你是我珍爱的唯一，
你是我回家的道路。
这一生说过我爱你，
坎坎坷坷搀扶你，
我说你是我生命的伴侣，
你是我灵魂的归宿。
让你的悲伤依偎在我的怀抱，
让你的快乐缠绕在我的心里。
从黑发走到白发，
从花开看到花落。
这一生说过我爱你！”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为我和我爱的人而写，倘若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总结我的婚姻，其实这首歌已经作了最完整的概括。后来很多次继续听这首歌，最有感触的话语变成了最后两句：“从黑发走到白发，从花开看到花落。”两个人一生相爱，不管开始和过程有多么美好，最终的结局都不免令人感伤，而这一天，在我的生活中似乎已经悄悄临近，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和我的先生高临安已经携手走到了人生的暮年。
人老了，因病而无奈地住在医院中接受治疗，更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高临安进入老年后，免疫力下降，各种慢性病缠身，也是几次病重住院治疗。两个人频繁地往医院这种地方跑，当然也是我们双方都极不情愿的。病房条件很差，医生护士态度非常不好，他耳朵聋，无法与医护人员正常沟通，更是很受气，经常被他们大声呵斥。每一次住医院，他都不爱吃医院的伙食，仍要我送饭，我一天几次地跑医院，搞得身心疲惫。但，只要一到必须去医院的时间，无论内心多么不乐意，我仍旧会准时起身，并且总是选择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去到他身边，深怕去晚了他会不高兴。经常，当我安排他吃完东西，照顾他洗漱完毕，看他躺下休息，跟他告别，分手回家时，不必匆匆赶路，我就会一个人慢慢地走路回家。
夜晚昏暗的路灯下，我孤独地走着，思绪却跑得很远。好几次，我一边走，一边会控制不住地大哭起来，有时候走到家门口还在哭，打开门，坐在没有他的、冷清的家中又会继续哭。有一次正在哭着的时候，儿子的电话从法国打过来，我开口说了一句：“你爸又住院了，”然后就更加大声地哭了起来，儿子不解，白天不停地追问：“你哭什么？你哭什么嘛！？”
我也说不清楚我到底哭什么？为什么只要他一住医院，我就特别脆弱、特别容易感伤？我承认，有的时候，我的确是已经想到了生死离别的问题，越想越害怕，就会哭；有时候，是因为看到他睡在那么脏、那么乱的病房里，觉得他好可怜，就会哭；有时候，是因为看到别的病人总有亲朋好友轮番守护或看望，而他的病床前总是没有其他什么人，照料他的人总是只有我一个，我觉得他好孤单，就会哭；有时候，我辛辛苦苦去买菜、匆忙跑回家做出来，高高兴兴送去给他吃的东西他却不满意，当着同病房的人就发脾气。我虽听从他的吩咐，重新去为他买了他爱吃的东西来，但却感到无比委屈，就会哭；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我要离开病房时，他突然站起来，说要送送我，有时还真的跟我一起走到电梯口，我很感动，就会哭。
但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高临安的一生，回想起我跟他曾经共同拥有过的一些爱的片段，继而，又联想到此时此刻睡在病床上的他－－想到这个我曾经深爱过的男人，这个也曾历尽磨难而不屈不饶的勇者，如今竟然变得像孩子一样地无助，我百感交集，眼泪就会无法控制地流淌出来，……。
1956年，兴致勃勃去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读书的高临安，心高气傲、口无遮拦。平时，在与同宿舍或其他班的同学的交谈中，对当时中国当局一边倒学习、崇拜的苏联政局，对斯大林，对首都北京天安门曾说过几句自己的看法。1958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他说的话被两位进步同学写在大字报上“揭露”出来。在接受“批评教育”的班级会议上，高临安不仅没有认错，还将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并重述了一番，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更万万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么几句非常普通的言论，在中央美术学院公布的最后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名单中，高临安榜上有名！据说，他和袁运生，这两个当时中央美院最优秀的高材生，都是在美院当时一直无法完成右派指标定额的情况下，在学生中间反复“挑选”，最后被冤枉地带上“右派分子”这顶帽子的。就这样，在1958年的夏天，高临安的命运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一夜之间，他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地、富、反、坏、右”中的一员。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年噩梦般的非人生活。因为在1979年接到中央美术学院的一纸平反通知书时，他已经42岁了，20年青春岁月已经在“低人一等”的生活状态中白白度过了。我用了“一纸”这两个字，因为感慨良多。在中国大地，一个人遭受20年无辜的政治迫害和摧残，是大张旗鼓、公开而理所当然的，而到最后，收到的仅仅只是一张纸，这件事情就算了结了。哪怕只是开个会公开宣布一下这个最后的处理结果，在云南艺术学院，高临安也没有得到过。
当时，作为对他的处罚，首先在1960年毕业的时候，他被发配到了举目无亲的云南昆明这个边疆小城，分配到了云南艺术学院工作。接下来，就一直是生活在“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中国政府对“五类分子”规定的限制状况中了。这种“低人一等”的生活，比起从维熙先生在《走向混沌》这本书中写到的他本人也因右派问题而被分配在劳改队中的遭遇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劳改队里，大家的身份都一样。而一个右派分子生活在普通人群中，那就是一个另类，实在是太受歧视了。是万人可指、可贬、甚至可随便打骂的一介贱民，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
我想稍微列举一些事实，来说明他作为一个“右派”，在20年间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非人歧视和虐待，可思绪才一蔓延开来，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视线。这些痛苦的往事，就算只是重新回忆一遍，我觉得自己也需要足够的勇气才能够完成。
高临安来到云南艺术学院时，正值学院刚成立。他是第一个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分来的毕业生，马上安排他教好几个班的素描课，他出众的才华，立刻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刚刚登上讲台的头一年，他真是满怀激情地想好好表现一番，想以最认真的态度给学生上好每一堂课，以此来赎罪，表明他绝不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一门心思只想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摘帽”，成为这个社会中的正常一员。当时，不管安排多少节课，他从来没有怨言，与同学们的关系也很好。一些同学甚至在下课后还到宿舍找他，跟他在一起交流技艺或是一起到小饭馆吃饭。这些，都令学院领导、特别是其中的两个左派看不惯了，因为他们是铭记着他的档案材料上“右派”这个身份的，他们绝不可能容许他就这样过正常的生活。一些他们得心应手的整人手段就开始用到高临安的头上了。所有跟高临安有过来往的同学都被叫去谈话，对他们宣布了不准跟这样的人打交道的纪律。这样孤立他，他们觉得还不够。好几次，当他身穿白衬衣、黑西服正在课堂上专心致志地给学生们示范素描时，突然，一个领导就冲进教室，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冲着他叫嚷起来：
“高临安，停下来，现在你出去劳动，你去把食堂门口那一车子煤卸下来。”他只好起身，跟在来人的后面去到一辆大卡车前，爬上去，开始将煤块从车上一块块卸下来。那是几个小时才能干完的活计，开饭的时间到了，上百名师生陆陆续续来到食堂吃饭，他们吃惊而不解地看着中央美术学院分来的、仪表堂堂的年轻教师，正在一个人汗流浃背地搬运煤炭。学院的左派领导认为时机到了，他指着高临安，严肃地对着大家高声说道：
“右派，这个人是右派！大家看清楚了，他需要接受劳动改造。以后有什么脏活、累活，尽管叫他做，大家知道了，啊？！”众人议论纷纷，表情千奇百怪。就是这样，在他刚满24岁踏上人生的新起点，刚开始参加工作时，一个年轻人本该拥有的鼓励和尊重，轮到他，就变为了训斥和指责。一开始，他还以为这样的不公对待也许只是暂时的，谁让自己说错了话呢？既然这是自己改造成为新人必须经历的一部分，那就默默接受吧。他完全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惩罚从来没有停止过，这顶戴在他头上的无形的帽子，无论怎么表现，也无法将它拿掉。而随着一个个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头上的这顶帽子，越来越沉，压得他几乎窒息身亡。
刚刚报到工作时，他和其他年轻教师还可以共住一间宿舍，慢慢地，单位领导就让他搬到学校一间堆放杂物的仓库中去居住，到最后，安排给他住的地方已经不是什么房间，而是食堂堆放煤炭、烧柴的一个破旧小屋的一角。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勒令他住进去的地方，是艺术学院图书馆一楼的楼梯口、那间我不知道该称作什么的不到2个平方米的倾斜的斗室中。这是连身子都不能直立的摆放拖把、扫把的一个小小储藏间，除非坐着，如果头朝里躺下，脚就会伸出到小屋的外面。在一群年轻美貌、学习艺术的学生面前接受这样的贬低和侮辱，他们认为都还不够，他又被勒令打扫学院内的所有男女厕所长达两年之久。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挂着黑牌、双手反捆着，被两个人押着“坐喷气式”接受批斗。多次被捆，由于旧伤未好，麻绳又重新捆上，致使他的双臂和前胸经常被捆的位置，受损的皮肤不能复原长平，而是形成了几个肉疙瘩，至今还在他的身上。有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他被红卫兵剃成阴阳头押着游街示众，他们将他被剃掉头发的一半头皮，用红油漆涂得通红，在他们疯狂的嬉笑声中，油漆顺着他的脖子、顺着脸面一滴滴往下淌，眼睛都被油漆完全封住了，也不准擦拭一下，就这样靠一支眼睛看路一直游了两个多小时。也是在文革中，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被勒令每天早上六点钟在“东方红”乐曲声唱响之时，必须身挂黑牌跪在学院操场上的毛主席像前面，向他老人家“早请示”，就是阴天下雨也必须跪在那儿。那块黑牌有好几公斤重，狠心的造反派故意用很细的铁丝缠在上面，连续几个月承受如此重量挂在脖子上，他的后脖子处，铁丝一次次嵌进肉中，很长时间那块地方血肉模糊。在漫长的20年改造岁月中，他多次被遣送到远离昆明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20年间，他的身份虽是艺术学院的正式编制教师，可他担任打扫清洁卫生、扫厕所、喂猪、放牛、种地、敲石角、当泥水匠、做资料保管员、干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的时间，远远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右派”这个身份，使他丧失了一切最基本的人权，他的所有信函都要通过单位保卫处阅读后才可能到达他的手上，就是他妈妈写给他的信也无一例外地要接受检查。年复一年，他麻木地接受着无休止的处罚，在百无聊赖的处境中，他一次次不甘寂寞地拿起画笔，偷偷作画，因为他觉得绘画还是自己割舍不掉的爱好。特别是刚刚从内地来到云南的头两年，边疆的风土人情简直就像梦境般美好，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就想作画。但他充满激情创作出来的油画，无一幸免地遭到焚毁。他精心绘制出来的一幅大油画，甚至被他们拿去当作一面层板使用，钉在了一个用来装工具的大箱子的侧面，放在仓库里。看见自己的画作被如此践踏，他曾经自己将好不容易画出来的两张画，又亲手剪成碎片，亲自毁掉。1965年，他画了一张三个阿细族的姑娘背着背篓在水田前面阳光下行走的画，这副画，当时就连舞蹈系的学生看见，也夸奖说：“太好看了，很有韵味。”他自己也非常喜欢。可惜“扫黑画”运动来临，他知道这张画又将厄运难逃，不愿意别人来处理，他又一次不得不亲自动手将这副画毁掉。那一天，他手拿剪刀，扶着画框，长时间舍不得下手。在将画面剪为碎片的瞬间，他剪下了画面中心部位有一个女孩头部的小方块用报纸包了起来。后来，这块小油画曾长时间藏在我的宿舍中。就这样，保留下了这么一小块年轻时的油画原作，直到今天。
当我稍微列举出一些他所受过的羞辱和迫害时，一幅幅血腥的画面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一次又一次的颤抖、难过，因为大部分的事情我都曾亲眼目睹过、或是亲身与他一起经历过。无论过去或现在，我对他所遭受过的不公待遇都充满怜悯与同情。
我认识高临安，始于文革刚开始的第二年。那时侯，也是他的处境最最艰难之时。他早已不得参与教学了，他不仅经常被挂黑牌批斗、游街，还几次遭遇毒打。但初见面时，我并不知道他的真实状况。那一天，他给我和我的姐姐画素描肖像，不过几分钟时间，他就将我们的形象非常，非常逼真地定格在了纸上。在我的眼中，他似乎是一个才高气盛的人。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所谓的命运安排，1968年春天，当我因为参加一个合唱团住到艺术学院去参加排练时，我却亲眼看见了高临安生活中的另一面：他每天戴着白袖套打扫男女厕所、在校园内修剪树枝、干着最脏最重的体力活。在所有艺术学院的教师中，他形影孤单，倍受欺凌，他真是过着一种“低人一等”的生活。因为之前认识他这个人，所以我对突然看见的、他的另外一种生活特别留心。
一天，高临安和一个朋友一路走到西郊黑林铺的一座山头上画风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竟然会招来横祸。他们的举动被当时山脚下一个工厂的造反派视为是去为对立派画地图，(当时，昆明市的两大造反派势不两立，已经发展到荷枪实弹公开武斗，相互不得侵犯领地的地步。)高和朋友一再辩解都无效。而当他们知道高临安的身份是一个“右派分子”时，就动手打了他一顿。在他们将他双手反捆，一路游街押解到艺术学院时，艺术学院的两大造反派都不高兴了，他们认为，他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就对他破口大骂。高临安说了一句：“我不过去那个地方画了半个小时的画，我犯了什么法？”“你还敢顶嘴？”他们8 、9个人一起围上来，开始动手打他，其中有老师也有学生。那一次，他们下手非常狠，不仅用拳头，连拖把，棍棒都用上了，高临安被打得七孔出血，当场昏倒在地。他们将他拖到他住的地方一摔，就再也不管他了。他一个人昏睡了两天，醒过来时口渴得要命，当他满身伤痕、一个人站在他门口的水龙头处喝凉水时，正好就被我看见了。我心里很难过，晚上天黑下来之后，就一个人走进了他当时的宿舍中，那是一间学校堆放杂物的库房。在库房一角的地铺上，我看见了他孤独无助的目光，看见了他的血衣就摆在他床旁的地上，我一边问：“为什么他们要打你？”一边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的本能告诉我，他性命攸关，需要帮助。我想马上买点什么吃的东西送给他，但是没有钱，当时，我妈妈每个星期给我零用钱就是3、4角。我只好回家偷了两个鸡蛋、一瓶“云南白药”送给了他。之后的几天，我为他买过药，打过开水，买过饭送到他的床面前。他太虚弱了，吃不下饭，我又将省下的粮票拿给他，叮嘱他到校外的小饭馆去吃一碗米线。这就是发生在我们开始交往之初的事情。我的想法当时很简单，就是觉得他被无辜毒打太可怜了，他身边没有亲人，既然我认识他，我就应该帮助他，最起码，我希望他的身体赶快好起来。我不知道我当时的举动对他有过怎样的触动，那时候到他的宿舍中，每一次都是偷偷摸摸，慌里慌张的，我们连时间长一点的对话都没有过。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艺术学院。再之后，我下乡当知青，然后被召到云南省建筑安装公司宣传队，当上了一名独唱演员，我们有两年多时间没有见过面。但是，当我们再次偶然相遇时，上天安排的场景，竟是让我们两个人在街上突然面对面地、完全没有任何障碍地碰在了一起。那一天，就在我们双方惊讶对视的一瞬间，他居然会将他的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然后就像长辈夸奖孩子似地说了三个字：“真漂亮，”就是他如此大胆而直接的一个举动，让四岁就失去父亲、从来没有感受过异性触摸的我倍受感动，我立刻回报他一个灿烂的笑容，他就以为我对他情有独钟。分手后，他开始将一封封滚烫的情书寄给我，开始到我们单位门口等着，我没有谈过恋爱，一下子就这样陷进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我们两个人会走到一起，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文学艺术都有着共同的追求与热爱。在当时整个社会处于文化荒芜、心灵饥渴的年代，高临安展示出来的对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的精通，令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另一方面，我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含冤去世后，母亲守寡带领我们兄妹7人在社会上一直生活、挣扎在社会的底层，文革开始后，我们的情况更糟，我也被划为“资产阶级黑仔子”，小小年龄就被迫接受命运不公的对待，惺惺相惜，我对社会上挨整的人就有着一种天生的同情。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高临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似乎弥补了我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中成长受到的伤害，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给我的关爱，很像我的“爸爸”。在我的心目中，我早已将他当成了一个全能的男性角色。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尽管当时他在别人眼中是这个社会的弃儿，前景黯淡，毫无价值，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却很高大。所以，最后就算闹到与自己最亲爱的妈妈彻底决裂，我也毅然决然地跟了他。
我们从相知、相爱到结婚，一共经历了8年磨难时光。
1971年夏天，在一个风轻月明的夜晚，在我和高临安即将分手、在他习惯性地将他的双手再次放在我的双肩上的那一刻，刚满20岁的我，对着他说出了：“我爱你！”三个字，这是我对他一生的承诺。在此之前，无论是在他给我的来信中，还是在两个人见面时，他早已对我反复说过这三个字，可我还一直没有对他说过。当时，他激动万分，将我紧紧抱进他的怀中，但他马上对我说的话，并不是再一次告诉我，他也爱我，而是说：“我知道你爱我。”高临安比我大15岁，他告诉过我，在遇到我之前，他曾有过两次恋情，可是，当女方知道他的身份是一名“右派分子”时，马上就离开了他。而他说，我是在明知他的政治状况和真实的生活处境后，仍然还对他好的第一个女孩子，所以，他确定：我是真的爱他。
那时候，因为他在学校里总有监视的目光盯着，我们总是格外珍惜两个人单独在外面聚会的时光。在周末，我们经常一起到郊外，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幽会。在一起真有讲不完的话啊，一坐就是一整天。最远的地方，我们曾经到过距离昆明20多公里的呈贡柳林。那时候，自行车还是奢侈品，他有，我没有。每一次外出，都是他骑车，我坐在后面的车架上。我双手抱着他的腰，将头靠在他的背上，两个人一边低声交谈着一边前行，路旁的风景在眼前变换着，不知不觉就到达了目的地。有时，他决定要在所到之地画一张风景的话，我的一只手上就提着他的画箱。最愉快的记忆，就是一起坐在树荫下，他摆起画架开始写生风景，我就静静地坐在旁边看。一张白纸，渐渐、渐渐就铺满了色彩，最后变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出现时，他心情好极了，我大声夸一句：“好看”，他更是兴高采烈，他总是将我紧紧抱在他的怀中，长时间亲吻。有时候，他一只手搂着我的腰，一只手拿起画笔说：“这里再添一点，”然后就开始调颜色，然后依旧还搂着我的腰，就在画面的什么地方再抹上一两下。就这样，我们总是一直待到傍晚时分。当我们回到城中，早已饥肠辘辘，两个人最爱去的饭馆是艺术剧院旁边的“上海饭店”，在那里买一个菜，两碗饭，最主要的，是在那里花5角钱可以买到一大碗啤酒，我们就开心地吃起来，因为高临安很爱喝酒。两个人吃完饭，就彼此告别，我回家，他回单位宿舍。
分手时，他最爱对我说的话就是：“我真舍不得和你分开。”因为一分手，一回到他的工作单位，到处都是歧视和冷漠，他没有一丝温暖。我知道他的处境，也亲眼看见过他在艺术学院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孤身一人从北方来到昆明，也没有什么亲戚可以给他特殊的关爱，他的情绪总是很压抑。听见他这样说话，在每一次他将双手放在我的双肩上、我们彼此说“再见”时，我总是给他一个最甜美的笑脸。我一次次告诉自己：别人可以欺负他，可我一定要让他快乐。只要他跟我在一起时，我要让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说到做到，从我们开始谈恋爱起直到结婚，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他霸气的个性在我面前总是展露无遗。
那时候，我和几个不甘心平庸打发日子的同龄人利用业余时间，晚上在一起学起了英语。我们每个星期学习两次，有时周末大家会和老师一起到郊外玩。只要我跟其他人在一起，高临安总是不高兴。他不仅会经常到我们学习英语的那个朋友家门口等我，在我们一起外出游玩时，有时候他也会找到现场来。在大家正玩得开心时，他会突然站到我的面前，逼着我和大家分开，跟他一起走。我虽心里很不情愿，但不想让他难堪，每一次都依从了他。大家知道他在艺术学院地位很卑微，对他在我面前这样称霸觉得不可思议，所有人都不喜欢他，对我的表现也不能理解。
但有些时候，他也会对我显示他特有的温情。有时，头一天晚上才刚刚见过面，第二天一早，他又等在我上班必经的东风路上了。他会陪我一路走到离我工作单位很近的地方，然后将手在我的背上轻轻拍一下，说一声：“去吧，”我抬头望他一眼，就朝工厂走去。他的举动和目光，总是令我感到无比的温暖。记得有一次两个人到滇池边的海埂玩，我带上了游泳衣。那时候，海埂的水清澈见底，昆明人都喜欢到那儿游泳。坐了一会儿，我换上我的那件紫红色的针织游泳衣开始到水中游了起来，高临安是旱鸭子，他坐在沙滩上看。等我又换上衣服回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身材那么好，游泳衣太难看。”我告诉他，这是我的第一件游泳衣，小时候家里穷，我从来没有游泳衣。我没有想到我随口说出来的这几句话会让他非常在意。第二年的夏天，他争取到了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当时，凡是没有结婚、与家人不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在职员工，每年可以享受12天的探亲假。但由于“右派分子”的身份，高临安不能够享受这个待遇，在他来到云南结婚之前的15年间，他一共只有过5次回家的机会。）在他从上海回到昆明时，他一下子给我带来了3件游泳衣，而且都是当时最贵、最漂亮的尼龙游泳衣。在他将游泳衣递在我手上时，他说：“我其实就是为了给你买游泳衣而跑了这一趟。”我好感动。我相信他说的话，那些年，全中国最高档的轻工产品只有在上海才可以买得到。
我们的恋情在暗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双方单位不知情，家里也不知道。但最终当然还是被他们发现了。我的妈妈38岁守寡，一个人含辛茹苦将我们7个孩子拉扯大，当她突然知道我正在与这么一个年龄大、身份是“右派”、又是什么“搞艺术”的人在一起谈恋爱时，她受到的惊吓无可比拟，她几天几夜不能入睡，苦口婆心地哭着和我谈话，劝我一定要离开这个人。妈妈是世界上最心疼我的人，我明白她的一片苦心。父亲死后，我的哥哥在家中的地位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这个时候，他大动干戈，想出了各种办法来阻止我和高临安继续往来。我工作单位的领导也来找我谈话。艺术学院的左派们当然也不能容忍高临安有什么好事情，他们对他采取的处罚，就是把他送到远离昆明的农场去劳动，让我们不能见面。在一次次被强行分开的日子里，高临安的来信总是如雪花般不断飞来，他在信中诉说着对我无尽的思念，他写道：“小玲，你的美丽笑容是我孤寂生活中的最大安慰，”“你是我痛苦生活中的明灯，我在大海中搏斗，看见的一丝亮光就是你，”等等、等等。有一次，打开他的来信，看到的是一张速写，上面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站在金字塔前，他们的头发被风吹得扬起。在这张画的下面，他写道：“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们两个人去游埃及金字塔，你穿着白色的西服。”那时候，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敢穿什么白色的西服，更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出国旅游，而他居然梦到了如此浪漫的一个场景。我将信纸贴在胸前，跟着他的思绪浮想联翩。
局外人当然不了解这些。我们相爱，彼此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无论压力有多大，他从未考虑过放弃我和他之间的恋人关系，他也很自信，我不会轻易离开他，他说：“严玲玲只可能是我的爱人。”是的，他的分析一点都没有错，在当时，我对他爱得死心塌地，任何人的劝说我都听不进去，真的只能用“鬼迷心窍”来形容了。
1975年4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他又被送去寻甸大山深处的一个农场接受批斗审查，他的行动每时每刻都有人监视，他无法跟我取得联系，我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我们有三个月时间没有见过面。那一次对他突然审查，是有人揭发他：企图在外国代表团访问昆明时，要告洋状，鸣不平。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连公安局也介入调查。如果这个罪名成立，他将会被判刑入狱。我以我是他的女朋友为由，到公安局为他申诉，结果自己也被牵连进去，单位团支部也正在对我进行“教育、帮助”。 在当时，家庭、单位和他所在的学校，所有人都认为，这一次我们肯定会分手了。但是，当我收到他用一张在放牛时捡到的香烟壳给我写的、请一个也在山上放牛的彝族小男孩帮他寄出的信时，第二天就登上了昆明开往寻甸的小火车。我在他信上提示的天生桥站下车后，一个人沿着山路走了7公里，我找到了他被关押的农场，在距离昆明12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我们再次相聚了。我的举动令很多人无法理解，他们不明白为何我会这样不顾一切地“千里奔爱情”？原因很简单，其实就是因为他在信末写的一句话：“小玲，我等待着你的到来。”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道命令，无论多难，我都会去执行。而他说，当那个小男孩告诉他，信已经帮他发出之后，他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了，他知道，我很快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次在大山深处的见面，虽然从头到尾我们都被民兵监视着，不能说任何悄悄话。但是，高临安当着那些人的面，将他在农场期间雕刻的一群小动物递给了我，说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这是他用当时能够找到的唯一木料－－几根火把果的树枝，用唯一能够找到的工具－－一把小小的水果刀雕刻出来的东西，虽然材料和工具都不好，但无论哪一种动物，都被他雕刻得非常生动。我觉得它们胜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贵重的东西，将它们握在手上时，泪水又流出来了。他给予我的爱，总是让我觉得很特别。
一个月后，我第二次又去这个农场看望了他，为了回报他的爱，我将自己亲手为他编织的一件毛衣带去送给了他。我从来都不擅长做女红，那是我编织的第一件毛衣。这一次，我在农场呆了两天。第二天一早，在天还未亮时我就起了床，我朝山脚望去，我看见静寂的台阶上，高临安一个人正在挑水。我到厨房拿了扁担和水桶，去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挑水。（高临安告诉过我：只要他在农场，当所有人还在沉睡时，他每天必做的、额外的惩罚性工作，就是到山脚下挑水，一直要挑满一大水缸供农场员工烧饭用的水。然后又和大家一样按时参加其他的劳动。）我们两个人挑着水桶爬台阶，一前一后，没有话语，一个多小时才将那个大水缸挑满了。之后，我们两个人蹲在食堂门口吃了所有人吃剩下的一点烂面条。九点钟，他吆喝着一群牛，出发到山林中去放牧，这是他当时每天的工作。当我和他一起并肩行走在山路上时，我发现，每隔一段时间，他的身体总会控制不住地颤抖几下，很不正常。我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这次审查太可怕了，不停地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停地开批斗会，晚上睡觉时还有民兵持枪守着，不许关灯，神经太紧张了，有一天夜晚就突然这样颤抖起来。“继续这样下去，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被逼疯了。”他沮丧地说到。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在他身旁难过地哭着。
中午，当牛儿们开始在一片草地上静静地吃起草来，我们紧紧相拥坐在了一棵树荫下。群山环抱，空气中弥漫着旷野中才有的醉人清香，很长时间，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没有说，就这样紧紧拥抱着。突然，他将我的头抬起，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到：“小玲，我真害怕我会失去你，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下去了。你告诉我，你不会。”我望着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会，永远都不会，今生今世我只爱你一个人。”接着，我将嘴唇移到他的耳边，又悄悄加上了一句话：“我们马上就结婚，天天在一起。”“真的吗？”高临安激动万分。
我很害怕他出什么意外，我相信只要我在他的身边，他就不会出事情。那时候我已经想好，哪怕他长时间不能回昆明，就这样一直呆在大山深处，我也要和他在一起。他虽然很激动，但在这十几年的“右派”生涯中，他曾多次被下放到不同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他恨透了这种像囚犯一样的生活，他不希望我也跑到这种地方去。所以他说，等他回到昆明时，我们再结婚。我们在期待中煎熬着。
1975年9月20号，高临安终因证据不足，结束审查回到了昆明。三天后，我们一起去到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结婚手续，领了结婚证书。我写了一封短信跟我的妈妈辞别。也就是在那一天，我用自行车推着一个装有我换洗衣物的纸箱，就搬进了高临安的小屋中，我们就这样就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我们自然没有什么婚礼，也没有什么亲朋好友的祝贺。当时，在高临安居住的那间小屋中，除了一张他自己睡的小床，一张课桌、一把椅子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家具了。他的衣物、用具凌乱地到处乱放着，有的甚至就直接放在地上，几件衣服随便挂在房子中间的一根绳子上。我简单收拾打扫了这间小屋一番，这里就成为我们的新家了。记得当天傍晚，当两个人准备一起用餐时，我才发现，他的房间中只有一个大搪瓷碗和一把勺，这是他这个单身汉许多年每天到食堂吃饭的家当。我拿起这个大搪瓷碗，去食堂将饭菜买了回来，饭在下面，菜在上面，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买到的菜是一个炒莲花白和一个土豆，饭菜加起来，一共还不到两角钱。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地坐下，一人一口地吃了起来，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寒碜，还开心地笑着。这就是我们新婚第一天真实的生活写照。那时候，当我决定跟他在一起生活时，我什么也没有多考虑，我觉得我们彼此相爱，有这一点，一切就已足够。
9月30号，各单位宣布国庆节放假两天。我们突发奇想，何不离开昆明前往上海一趟，然后再往北去安徽和山东看望一下他的父母亲，也算是旅行结婚了。昆明到上海的行程很远，要在火车上乘坐三天两夜才能到达。高临安过惯了单身生活，从来不积蓄，每个月的工资总是花得精光。我们没有钱买卧铺，凑钱买了两张硬座票，在30号晚上9点钟跨进了昆明开往上海的列车。那天车上人很少，入夜了，对面座位上没有人，我们抓紧时间，一人躺在一条椅子上，准备睡觉。但两个人都太激动了，虽是躺在椅子上，却一直面朝面地彼此呆呆望着，不愿意闭上眼睛。最后，双方将手伸给了对方，我们就这样手拉着手，两个人才渐渐进入了梦乡。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被一阵窃窃私语声吵醒了，睁开眼，看见列车过道上站着几个人，他们正在一边看我们睡觉的样子，一边惊诧地窃窃私语，我们才不好意思地将手分开了。
从上海回来，高临安的父母亲给了我们一点钱。高临安自己设计家具、画了几张草图，他在社会上认识的几个朋友们就动手为我们制作了两个小柜子，一张双人床，一张小圆桌和四把椅子。记得在每一件家具上，高临安都亲手画了抽象的图案在上面，所以这几件家具看起来很特别。家具摆放起来，挂起了漂亮的窗帘，我购置了简单的锅瓢碗筷，在小屋的门背后支起了一个煤油炉，我们的那间小屋越来越像个家的样子了。当时，一日三餐，大家都是到食堂打定量供应的饭菜吃，但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吃晚饭时，下班的路上，我经常会买一点素菜带回来，用煤油炉烧一个菜或汤做加菜。高临安总是很享受我在小屋中做菜的感觉，当我做菜时，他会站在我的背后，紧紧抱着我的腰，在我的耳边说：“真好啊，这就是我想要的家。”
一结婚我就怀孕了，1976年7月，我们的爱子登登出世。那时候，高临安的工作是管理美术资料，包括管理石膏、画具等，但每一年中，他还是会被安排到农场去劳动一段时间。我原来工作的宣传队已经解散了，我们所有的宣传队员都被分配到了省建安装公司的加工车间当工人。由于我们没有学过什么技术，所以，大部分的上班时间，我们其实就是被当作劳动力使用，干一些搬运工之类的杂活，工作又苦又乏味。在这种状况下，马上又添了一个孩子，小家庭中增添了许多事情，我真是一下子就完全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高临安不会做任何家务活，也不会给予我任何特殊的照顾，从结婚到生孩子的一年时间内，我已经彻底了解了他的个性，他完全不是一个我理想中的全能男性，他根本不能够给以我任何我所需要的那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保护，反之，他很像一个孩子，时时处处都依赖着我来给他关爱。当时，所有亲朋好友都跟我断绝了来往，我孤立无援。记得生完孩子我虚弱地躺在床上，医生让他用红糖煮鸡蛋来给我吃，他都说不会，我吃到的唯一营养品，是他到街上小食店买来的一碗米线。抱着孩子回到家中，我没有坐过什么月子，我每天照样吃着食堂打来的饭菜，一个人抬着尿布到楼下去洗，要哺乳孩子，还要承担所有家务活，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血色素降得很低，经常发黑晕，两次昏倒在地上。现在，每当我回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时，我的眼泪总还会不由自主地流出来。因为就连抬蜂窝煤、买米扛上楼这样的事情，高临安也从来不肯主动来帮忙。我品尝着婚后与谈恋爱时完全不同的生活，有委屈，有抱怨，但恨不起他来。
因为我仍然深爱着他，所以，总是能够原谅他的一切行为，自己就一个人默默地承担起了家庭中所有的粗活、脏活、累活。有时候甚至还自我安慰说：“他的手是为画画而存在的，他不做任何家务活理所当然。” 另外，因为他一直还在社会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在我的心中，就总是希望让他在他独有的这个小天地中，能够享受到最体面的对待。就是在这种不正常的、对他总是充满怜爱的观念驱使下，在我们这个小家庭中，高临安顺理成章地过着他习惯了的大男子主义的权威生活。饭桌上，我总会为他准备一个他喜欢吃的菜，不管家中的经济状况如何，每天晚餐时他爱喝的一杯酒，杯子里从来就没有空过。结婚后，他就再也没有洗过一件衣服、一个碗，当然更没有干过其他任何的家务活。他的时间和精力，都让他干他感兴趣的事情。那时候，他在学校里面不能画画，就算有了家，他也不愿意总是呆在校园中，经常跑到外面的几个朋友家偷偷画画或是聊天，每天很晚才回来。有时，他又被无端地派到远离昆明的农场劳动去了，一去就是几个月。我一个人又带孩子又上班，苦累自不必说。但真正体验当一个“右派分子”的家属，体验那种被孤立、被歧视的感觉，每天感受着周围人看你时冷漠的目光，才是最、最压抑的事情。这种“低人一等”的生活，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不可能想象是怎么一回事。
外部世界的冷酷，现实生活的严峻，也曾让我一度陷入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常常独自哭泣。记得一天晚上学校停电，我们的小屋中亮着一支微弱的烛光。那一天儿子好像是感冒了，我几次放他到床上他都不肯入睡，一直在哭闹。我抱着他一边摇晃，一边跟他一起大哭起来，我们哭了很长时间，直到两个人都声嘶力竭。那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有人向我伸出援手，哪怕只是来我们的小屋中坐一坐，或者来跟我说上几句温暖或鼓励的话语啊。没有，这种事情几年内都鲜有发生，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自找麻烦。所以，凡是在那几年中哪怕只是跟我友好地打过一个招呼，或者是给过我点滴关爱的人，他们都一、一铭记在我的心上，一生不忘。
1976年8月毛泽东逝世，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中国政局一下子发生了重大变化。77年的夏天，高临安开始构思创作《十里长街》这幅大画，他买来画布，自己动手绷了很大的一个画框，家中地方太小，无法摆放，他就将这个画框抬到一间堆放石膏的教室中，就在那儿的一个角落开始画这幅大画。他每天早出晚归，几天后，索性搬了简单的行李，在那间教室中铺了地铺，一天到晚地呆在那儿画。因为当时儿子不满一岁，他嫌儿子夜里哭他睡不好觉。当时，在那儿陪伴他的东西，是我们家的奢侈品、一个被称为“饭盒”的卡式录音机和两盘磁带。我从小喜欢音乐，这个小录音机是当时市面上突然出现的最时髦的音响设备，我马上就买了一个，这也是结婚后我买过的唯一的一件我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我每天用它反复听着有限的几盒磁带。高临安一个人呆在那间教室中画画太寂寞，我就让他带过去了。记得高临安最喜欢听的音乐作品，一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另外就是一盘名叫“海之诗”的经典抒情音乐，有德彪西的交响曲在上面。这两盘磁带，也是偶然在昆明外文书店看到，我马上就买回来的。
那时候，我每天骑着自行车，背着儿子去上班。白天，将儿子交给工厂附近的一个老奶奶帮忙照看，下午一下班就去接，带着孩子打食堂的饭菜吃,吃完后参加政治学习, 然后背着孩子骑车回家，差不多10点钟才能回到家中，我们回家来不见高临安是常事。我安排孩子睡下后，还要洗洗孩子的衣物，收拾一下凌乱的房间，太累了，第二天还要早起，就和儿子一起睡了。星期六下班后没有政治学习，有时候，高临安会骑车到我工作的地方，我们一家三口就一起到街上的小饭馆吃一顿饭。但更多的时候，是我将食堂打的饭菜带回家，顺便在回家的路上再买一点小菜，回到家中后用煤油炉煮一个菜汤，然后等他一起回来吃晚饭。有时，等到天黑还不见他回来，他画画的那间房子距离我们的宿舍不太远，我就会背着儿子，手上提着饭菜送到那里。我们和他一起就坐在那间杂乱无章的教室中吃饭，然后继续坐在那儿玩一会儿，有时，他会跟着我和孩子一起回家来，有时，他说他还想一个人继续在那儿画，他抱着我和儿子亲一下，我们就离开他回家了。他在那间教室中大约画了半年多的时间。星期天不上班，做完家务，中午时分，我总会带着儿子，照样提着饭菜和干净的衣物送去给他，我们一起又在那间杂乱无章的房子中吃一顿饭，儿子跑来跑去地玩一会儿，我们看他在画面上再画几笔。然后，我就带着他换下来的脏衣物回来洗。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十里长街》终于画完了。这幅画，整个画面都是灰冷的调子，人们身上穿着灰暗的衣服，所有的人物表情悲戚而凝重，从他一开始画这幅画直到完成，每一次看，我的心情都会有些沉重。好几次，在看画的过程中，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朝他的脸上望一望，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上呈现出来的那种苦闷与忧伤似乎就是表现了他自己，他好像是在利用这个题材，将他内心压抑而痛苦的情绪宣泄出来。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全国人民开始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新生活。1979年11月，我们收到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寄来的“右派问题平反通知书”，高临安历经20年的政治迫害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右派平反，虽然我们拿到手上的也就是一张纸，其他什么也没有。但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真是命运彻底改变的一个转机，高临安一遍遍地说：“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画画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啊！”随着美术系安排他正式给学生上课，他开始和学生们一起到云南省的不同地方写生、收集素材。每次从乡下回来，他都带回来很多他在现场写生的素描和油画。他拿起了油画笔，开始将他的奇思妙想画在了一张张的画布上。他的创造欲望太强烈了，常常画得忘记了吃喝。
图：1978年一家三口在大观楼
那是高临安经历劫后余生，生命重放光辉的岁月，停止了政治迫害，他终于可以每天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画他喜欢画的作品。我们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劫后岁月。1980年，我们家第一次分到了一套拥有一个小厨房的38平方米的宿舍，高临安将宿舍中较大的一间布置成了他的画室，好几幅描绘云南少数民族的作品，就在这间小画室中创作出来了。他沉浸在他的绘画天地中，极少管家务。儿子当时上幼儿园，每天都是由我接送。早上我和儿子出门的时候，他经常还睡在床上。他对儿子的关爱，就是在每个月发工资的那一天，带儿子去买一件玩具。还有，就是训练儿子画画。儿子似乎也有这个天赋，三、四岁时就可以非常准确地画出各式各样的动物来。
稍后，我也从省建安装公司调动到艺术学院图书馆工作。在工作、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之余，我一门心思想考大学，我每天晚上都到夜校补习功课，然后复习至深夜。上大学是我一直的梦想。那时候，国家在1978年文革结束时恢复了高考，对上大学的年龄没有限制。但当时我的孩子太小，并且高临安的政治状况还没有改变，我不可能去考大学。当我调动工作到艺术学院时，我仍然是工人待遇，要想改变身份成为干部，我只有一条路，就是读大学。当时我已经30多了，就年龄而言，上大学也是最后的机会了。但我在文革前不过只读到初中二年级，现在要参加全国高考，难度非常大，我一直在努力着。1984年，我终于以高分成绩，如愿考取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真是太高兴了。但高临安不开心，为了阻止我去上学，他甚至将户口簿都藏起来了。我和他大吵大闹了好几回，坚持要去，他没有办法只好放行，但他说：他第一次发现我性格中竟然有如此固执的一面。我满怀信心地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完全没有想到一路走来会如此地不容易，困难不是来自学业，而是来自难以排遣的对丈夫、对儿子的思念，在最后完成学业回到昆明时，我的体重下降了10多公斤。
这是自结婚后8年，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分开。一开始我们都不能适应，彼此深深思念着，真是到了食不甘、夜不眠的程度，我特别挂念着儿子，在重庆，只要看见像他那么大的孩子都会哭起来。当时，因为儿子正在读二年级，我知道高临安不会做任何家务活，就拜托了我的姐姐和嫂嫂每周一次来家中帮助照看一下家务，我以为这样就可以顺利度过这段难关。没有想到，困难远比我想象的更多、更复杂。一天，我收到高临安的来信，他诉苦说：“….今天儿子不吃饭，我骂了他一声，他就大哭起来，一个人爬在窗口上大叫‘妈，妈，’儿子想你可以哭，我想你怎么办？你这个学上得我们如此痛苦，你还要继续吗？你实在太狠心了！你赶快回来吧！”他的来信弄得我心烦意乱，可以说，我在学校的每一天都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第一个学期结束，我第一时间回到了他们身边。当我一看到儿子可怜的样子，踏进家门看到家中混乱的状况时，我马上就明白了他们父子二人在没有我的家庭中是怎样度过了这半年时光，他们两个人都瘦了。高临安一直反对我去读大学，当假期结束我再次接近返校时，他更是每天大发雷霆，骂我自私，不顾家庭。那时候，我也曾内心充满矛盾，甚至想到退学了。但最终，我性格基因中做事执着、不甘心半途而废的心理占了上风，在开学时，我还是决定要继续读下去。在又一次必须离开他们父子二人之前，我尽最大可能，为他们准备好了半年生活所需的一切，包括食物和换洗的衣物等，但心中还是忐忑不安。那时候，家庭中还还没有什么电话，我与高临安和儿子约定，我们每周写信彼此互通信息。从此，我接到的信，每次都有两封，一封长信是高临安所写，一封短信来自儿子，有些字他还不会写，他就用拼音来代替。
差不多每一次，在收到他们的来信时我都会哭。一家人不在一起，我才深有体会，我们之间的爱有多深。每一次，我给他们的回信肯定也是两封，一封写给丈夫，一封写给儿子。我在信上提示高临安该给儿子洗澡、洗头的时间；教他如何做一个菜汤、一个番茄炒鸡蛋；请他在周末带孩子去动物园玩，提醒他和儿子一起去饭馆改善伙食，隔一段时间就请他买一点什么儿子爱吃的东西放在家中等等。写给儿子的信，更是每一次都交待、询问着许许多多的细节，怕他读不通，估计他还不认识的字也是用汉语拼音写。所以，儿子非常喜欢和我通信。我让他汇报他的学习情况，鼓励他吃完饭要自己洗碗，要学着抹桌子、扫地，要听爸爸的话、按时吃饭、睡觉等等，我常常寄包裹给他，有他喜欢的连环画书，有他的衣物等。就是这样，经过半年多的磨合，我们一家三口才渐渐适应了不在一起的生活。儿子成长得非常好，我不在家的两年间，他不仅学会了很多家务活，在学校还当上了大队长，手臂上带上了三条杠的标志。
我思家心切，每个学期结束进行最后一门考试时，我回家的提包总是已经放在了我的课桌旁，试卷一交，我马上往车站跑，我总是赶在最快的时间点回到昆明。每一次，当我走出车站，远远看见高临安牵着儿子的手站在人群中等我时，我总是提着包飞奔到他们面前，一家人就会长时间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最后一个学期结束的前几天，我收到了他们父子二人寄来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高临安在一页信笺纸上只写了这么几个字：“你总算要回来了，等你，等你！等你！！”儿子的来信写得很有意思，他写道：“下个月是我的大喜日子，第一，妈妈要回来了。第二，有世界杯。”在重庆上学的每一天，我每天思念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和儿子，就是靠着频繁的鸿雁传书，靠着心中的爱，我终于完成学业，以优异成绩毕业。
图：1980年第一次拍彩照
回到家中，我将一瓶四川的名酒从提包中拿出来递给了高临安，我对他在两年间给予我的支持心存感恩。一家人重又团聚在一起的感觉真好，我对高临安承诺，以后哪儿都不去了，我一定全力照顾好家庭、儿子，让他安心教学、安心画画。他说：“这就对了。画画不像搞音乐，作曲家在痛苦忧患的状态中也许可以创作出好作品来，但画画需要安宁，需要有安静的心态，你要让我多画画，你就不要让我操心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一直都牢牢记着他对我说的这句话，对他和儿子为我而经历的两年艰苦生活，似乎也有一种愧疚感，在后来的岁月中，家中的一切家务活，包括儿子的学业，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全部管起来了。在好多次我和他之间发生冲突、发生吵闹、家中变得不平静时，只要看到他没有心思画画了，我马上就会后悔，总会主动与他和解，天大的委屈也就自己一个人忍了。
毕业归来，艺术学院图书馆安排我负责外文资料的采编工作，这个工作很轻松，我也非常喜欢，它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并阅读了大量的外国美术资料，书籍每日与我为伴，不仅带给了我很多阅读的乐趣，我的英文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在1986年到1996年的十年间，我的生活基本就是在我们住的宿舍和图书馆这两点一线间，我信守对高临安的承诺，一边干着这份工作，一边悉心照顾着他和儿子的生活。那时候，我的厨艺已经修炼得很不错了。高临安爱吃的北方面食，比如说饺子、烙饼也已经做得很精到，我还学会了做卤菜、特别是做卤牛肉，因为那是他的最爱。儿子不仅学业优秀，还是学校足球队的前锋队员，各方面发展很全面，每次去开家长座谈会我都会听到老师的表扬。高临安的教学和创作也进行得很顺利，他不断和学生们一起到乡下写生，也不断有新作品画出来。一家人的日子看似平淡却并不庸碌。高临安继续享受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舒适生活，他从来不做任何家务活，性格中傲慢、自私的特点越来越膨胀起来。有一次，我骑车到黑林铺粮店，将一家人一个月定量供应的米、面和油一起买了回来。当我肩上扛着沉重的米口袋，手上提着一个大篮子上到二楼时，台阶上正巧迎面遇到他下楼来，我满以为他会将重物从我身上卸下，帮我一把。可是他没有，他只是将身子闪到一边，让我从他身边经过。我想不到他已经变得如此地冷酷无情，将米和篮子放在四楼自己家门口时，我委屈地大哭起来。但哭归哭，家中的一切家务、一日三餐我照样任劳任怨地操持着。一位美术系的女教师第一次到我家玩，看到我如此这般地“服侍”着高临安时，大吃一惊，她说：“我一直以为你是金屋藏娇，哪里想得到高临安才是过着大老爷一样的生活。”那时候，也有人在我面前将高临安戏称为是我的“大儿子”，说我“是照顾着两个孩子的妈妈”。
在当时，我并未意识到我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直到晚年时，高临安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对我的态度也愈加暴戾、有时候几乎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大家说，这都是因为年轻时我太迁就他，他的脾气是被我“惯出来”的，我才有所醒悟，可惜已经来不及纠正了。我承认，我和他之间，一直不太像正常的夫妻关系，一般人眼中已经认为是比较严重的夫妻问题，我依旧可以原谅他，我就是恨不起他这个人来。那些年，在我的内心深处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让他每天开心，让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只有我知道他曾经经历过怎样的20年苦难岁月，我希望他后来的每一天，挺胸抬头地生活，最起码，在家庭这个小天地中他可以随心所欲。
大约是1982年，一个俄罗斯油画展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大地自1949年解放后第一次举办来自国外的油画原作展览。消息传来，高临安带着我和儿子一起去了一趟上海，专门就为了去看这个展览。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两个大人，一个小孩的火车票价，就算只是买硬座，也相当于当时我们两个人两个月的工资总和。为了去看这个展览，那么远，两夜三天的行程，但我们一家三口就像当年我们结婚时一样，又坐在硬座车厢跑了一个昆明－上海的来回。因为这是高临安的主意，我们就顺从地跟着他这样做了。旅途的劳顿不说，后来的两个月，就因为去看了这么一个展览，我们的经济一下子太紧张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
图：1989年
尽管如此，攒够了一点钱，几乎每一个暑假，高临安总会再次安排一家三口一起去云南省的专县上跑一趟。带着他的画夹、带着很多白纸，我们坐上长途公共汽车就出发了。最远的地方，一起去过西双版纳的边境小镇打洛，这是高临安带我们去他曾经写生的地方旧地重游。我们还跟他一起去过一个叫曼刚井的村寨，去看他画过的当年寨子中最漂亮的三个少女。可惜，不过才几年的时间，她们都已经变成了少妇，老多了，也不太漂亮了。我们跟他一起就住在乡下村民的竹楼上。白天，我和儿子为他提着画画用的东西，跟在他的身后，看着他画村寨中那些他认为有特色的各类人物的肖像，他总是画得非常快，几分钟时间就完成一幅。旅行结束，我们带着厚厚的乡下写生素材回到家中，他铺开来一看再看，许多写生的素描又被他“拼装”、或是“改头换面”出现在了油画创作中。他从来不会将写生的东西直接就画成一幅作品。
上图：《玉的》59x67cm 布面油画 (1982)
上图：《母女俩》121.5x81.6cm 布面油画 (1987)
1991年10月，经一位特别欣赏高临安作品的德国朋友推荐，高临安应邀到德国的普弗尔兹海姆市政厅举办个人画展。那时候，中国画家应邀出国举办个人画展还不是很多，但高临安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德国签证。当时，我们的工资也就是200多块一个月，而一张到德国的飞机票就花了一万二千多元。但一家人都很兴奋，我和儿子全力支持他去德国办展览。我为他收拾了所有必备的行李，再将家中所有的存款都换为美元让他带着，就送他启程了。记得他离开昆明时，很多亲朋都到机场送行，他们认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对不起他，他挨整了几十年，现在总算走出国门，他肯定将一去不复返了。但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这是结婚后他第一次离开我和儿子去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异国他乡，刚到那儿的时候，他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就忙展览的事情去了。等半个月展览一结束，他每个星期都写信来，在信上，他反反复复说的事情，就是他一点也不想在德国多呆下去了，他只想尽快回家来。他说，我和儿子离他那么远，他受不了。在每一封信中，他都不断诉苦，诉说很多在普通人眼中很正常、但他却忍受不了的生活琐事，他并且要求我，在收到他的信后一定要打电话去给他。那时候家中有电话的人都不多，打国际长途电话非常、非常昂贵。但为了安慰他，我还是打了好几次国际长途给他。我们家的一个已经移居到美国的朋友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帮助联系了一个美国的画廊，发邀请信请他去美国，他们想，如果他到了美国，跟中国老朋友在一起，可能情绪就会安定下来。可是高临安却说，他哪儿也不想去了，他只想尽快回家来。我不想让他做任何他不乐意做的事情，就回信让他自己做决定。就这样，他在出国两个月后，他一个人又回到了昆明。
记得在最后给他的信上，我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请他回国的时候，给儿子带一个礼物，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我希望他给儿子一个惊喜，最好能带一个真正的“变形金刚”回来给儿子，因为那时侯儿子正痴迷着这个东西。高临安从德国归来了，没有给我买任何礼物，我完全有心理准备。但我告诉儿子，爸爸一定有礼物带给他。可惜儿子翻遍了他的整个皮箱，什么也没有找到。看到儿子失望的表情，我很难过。我没有想到，他好不容易出国一趟，一下子花完了家中十几年的积蓄，可是连一个小礼物也不会想到带回来，哪怕只是一包糖果。更令人惊讶的事还有，在他出国到回来之间的两个月中，他每天都穿着同一件旧西装，为他准备好的很多件衣服，原封不动地摆放在箱子中又带回来了。回家后，当他将那位德国朋友为他拍摄的、在许多地方的留影拿给我们看时，我哭笑不得。因为无论天冷天热，无论何种场合，他每天都穿着那件皱巴巴的衣服。我问他为何这样，他说：“我每天心神不宁，哪还有心思管穿什么衣服。”“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心神不宁？”我继续问，“你们都不在我身边嘛，”他回答。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结婚后这十多年间，他的衣食冷暖全是我为他安排，现在突然又变为要他自己照顾自己，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位德国朋友后来告诉我，高临安画展才一结束，普弗尔兹海姆市的美术家协会马上就邀请他参加活动，批准他成为协会的会员。德国人对他作品评价很高，当时，展览还没有结束，就有人开始找他画肖像，他如果要呆下来，或者说多呆一段时间，最起码，赚一点钱再回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他每天无精打采，在画了几幅肖像、挣够了一张回程飞机票的钱后，他马上就什么事情也不做了。连这位朋友也发表感慨说：“高临安不能离开你，离开你，他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他怎么变成了这样？我真的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一回到家中，他果真又开始安心地画画了，不少作品又被他一幅接一幅地画了出来。1994年，一个台湾收藏家出一万美金，买走了他的几张画。在当时，一万美金可以兑换成十万人民币，我们一下子变成了有钱人。我和儿子都希望，用一些钱来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比如说，买一套稍微像样的家具、沙发，买一个洗衣机等等。可是，高临安说，这些钱一分都不能乱用，他要用这些钱出一本画册，然后到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一次个人画展。我当时并没有跟他争执一定要买什么东西，只是对他敢于到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有点担心，觉得他的胆子未免太大了一点，毕竟，那是中国美术家云集的地方，他几十年没有跟中国美术界有联系，办个展览花钱是次要，他会不会在北京自讨没趣，搞得不愉快？所以我劝他仔细想一想，再做决定。可他却对我说：他早就想好了，就是因为北京美术界从来不重视他，连全国美展都不要他的画参加，所以，他就是要到美术馆做这件事情，让他们认识一下他高临安这个人。我知道这是他的心里话，我也知道，他一直非常自信他的作品所达到的水平，像所有踌躇满志的人一样，他非常渴望着得到社会的承认。为了满足他的愿望，我开始协助他筹备画册和画展的事情。展厅费、印刷费，钱一次次地从银行汇出去了。为了节省一点开支，画册上的文章，我自己将它翻译成了英文。当时，因为儿子正在读高中，我要照顾他的生活，不能跟高临安一起去北京参与整个画展的全过程。为妥善安排这次展览，我花钱找了两个帮手，请他们全程协助他办理所有展览的相关事宜。2005年4月25日，高临安的50幅作品在中国最高的美术殿堂正式展出。应该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览，在展览的十天中，每一天他的这个展厅都是参观者云集，比任何一个展厅的人都要多。我在展览的最后三天去到现场，我看见，一些北京艺术院校的年轻学生，一连几天都来观看，有的学生还在现场摆起了画架，临摹起他的作品来。展览结束回到昆明，高临安对所有人讲起这次展览、特别是讲起几位他的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对他的画的评价来，总是一副沾沾自喜的神情，他很开心，为他在北京做了这件事情而感到自豪。可是，就是为了他的这份虚荣心，他又一次花光了我们家所有的钱，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仍旧生活在清贫状况中。我每天骑的一辆自行车和手上戴的手表，已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了，都没有换过，更不要说想买什么贵重的东西了。作为一家之主，为一家人带来一些物质享受之类的事情，高临安似乎从未考虑过，他永远只关注他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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