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玲玲：这一生说过“我爱你”（下）
这一生说过“我爱你”(下)
－－作者：严玲玲
1996年，儿子进入大学学习，不再一日三餐回家吃饭，我做家务活的负担大大减轻了。那时，我认识的一个外国朋友极力邀请我到她在昆明开办的外商独资公司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职务。我一时心动。但高临安再次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在我们家，他才是最重要的，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继续做相夫教子的事情就可以了，我完全没有必要到社会上去闯荡。我们双方又一次为这件事情闹得很不高兴。当时，我将我喜欢的舒婷写的诗《致橡树》，抄在一张纸上拿给他看，我希望他读了这首诗就可以理解我的举动。我这样做，实际上是想让自己继续成长，想让自己“作为树的形象”与他站在一起。高临安完全不理会我的情感，那首诗，他连看都没有看完就仍在一边了，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着些很难听的话。但他越是反对，我性格中固执的一面又开始逞强了，我再次冒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艺术学院，投入商海，开始尝试起了一种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直到今天，我仍然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在外面参与外国人一起经商的12年，实在是我一生中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我各方面的才能都得到发挥，自信大增。由于有了这份待遇较好的工作，也才有可能在2000年供养我的儿子到外国去留学。正因为我的收入比较高，也使得高临安一直生活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状况中，可以继续安心画画。因为也就在1996年，他也退休回家了，收入一下子减少了许多。可是，我有一份干得很出色的好工作，儿子能够到国外留学，这些在别人眼中觉得是令人羡慕的事情，在高临安看来却完全不以为然，他非常不开心。很长时间，他生活在闷闷不乐之中，每天板着一副苦瓜脸，家庭气氛很压抑。当我与最亲密的朋友交谈起高临安的这些怪异举止时，她分析说：可能因为他害怕他会失去你，失去儿子。我根据观察，觉得她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很多人退休回到家中，马上就会产生一种失落感，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了。也许高临安也有类似这样的感觉吧，在这种时候，我和儿子反而经常不在他的身边，他难免就会心生疑虑。但其实，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正如他年轻时曾对我说过：“我们之间的爱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不会分离，只会爱得更加深邃。我在公司工作很忙，也很累。职场上扮演着受人尊敬的领导角色，但跨进家门，套装一脱，围腰一系，我永远都是最普通的家庭主妇，我们家所有的家务活仍然是我一个人打理，照顾高临安的生活，从来都是我生命中的主旋律。
1998年我与公司经理一起到欧洲度假，我专门请她带我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去参观“梵高博物馆”。在我的一生中，看过两遍的书一共只有两本，一本是为着激励自己而读的《简爱》，另外一本就是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所写的梵高传《渴望生活》，这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画家丈夫也读了两遍的一本书。我一直非常想看到梵高的油画原作。那一天，我如愿以偿，终于看到了超出我想象的那么多，那么震撼心灵的作品。那一天，在参观完展厅之后，我们和许多观众一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一间灰暗的房子，在那首最著名的、专门为梵高而写的“星之夜”的歌声陪伴下，观看了一个拍得非常好的梵高的传记片。梵高不幸而短暂的一生令人叹息，他活着的时候，除了他的弟弟之外没有任何人关爱过他。传记片中讲到一个细节，讲到梵高生前在阿尔的黄房子割掉耳朵后，被当地的男女老少视为怪物，人人都叫他“疯浪子”。稍后，镇上有90个男女还联名给市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市长将梵高监禁起来。市长先生果真命令警长拘押了梵高，把他带往监狱。后来，又把梵高送进了精神病院中。但在这部传记片的最后，镜头中却出现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画面，如今，不仅他的画作是世界上最贵的艺术品，在他的故乡荷兰，以及在全世界只要是他生前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地方，人们都以他为荣了，他们每年都要举办有关梵高的活动，他们在T恤、挂历，杯具等一切可以印东西的地方印上了梵高割掉耳朵后画的自画像，以此赚满了钱袋。当年坚决要求驱逐梵高的阿尔小镇当然也不例外，他们都大发梵高财。
走出博物馆的大厅，我和公司经理还沉浸在刚才看到的场景中，久久无语。梵高的命运引发我的沉思，我想：倘若他生前不被歧视，有更多的关爱，他也许就不会在37岁自杀身亡，他也就会有更多的美丽作品留在这个世界上。很奇怪，在那一瞬间，我联想到了我的画家丈夫，我甚至想赶快回家来，我想我一定要对高临安更好，让他可以画出更多的作品来。
我对高临安生活上的照顾一如既往。每天傍晚一下班，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直奔菜场，然后赶回家做饭。每一顿晚餐桌上，我必定会为他准备一两样他爱吃的东西。他不爱吃软软的新米，我几十年就一直陪他一起吃他喜欢的糙米，或者一起吃面食或是馒头。有时，当他看到饭桌上我为他摆出了比较特殊的、他最爱吃的、比如海鲜什么的东西时，他不仅自己倒酒喝，还会为我也倒上一小杯，让我陪他一起喝。可惜他从年轻时就一直想培训我掌握的这个技能，我一直也学不会，最多喝两口，我的脸就红了。高临安吃东西很挑剔，偶尔，有亲朋好友邀约一起到饭馆吃饭，大家都知道，很难令他吃得满意。但我为他做的晚餐，他总是吃得津津有味。他经常说，吃东西还是在家里舒服。吃完饭，两个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更多的时候，是听他说话，听他大发牢骚，也是他最开心的事情。高临安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对社会现状、对文学艺术、特别是对国内外的美术潮流，他总是有他自己独特而尖锐的看法。激动时，可以说上一两个小时。几年前，他身边还有几个崇拜者愿意听他这样喋喋不休地“骂街”，慢慢地，人家都去忙人家自己的事情去了，再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围在他身边浪费时间。每天晚上，当我坐在他身旁，他就对着我来讲，什么感想都说上一通。很多事情，他反复表达他的观点，非常啰嗦，好多话听他讲得多了，我甚至可以背出来。我称不上是他最好的对话交流者，但绝对是最好的倾听者。让他将话讲完，他就心安理得地上床休息去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办公室上班，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今天下午你早一点回来，”我想可能是他不舒服了，就随口问到：“为什么？”他回答说：“没什么，今天我好想你，……，”放下电话，我哑然失笑。我请了假，提前在四点钟回到了家中。我看见，他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的正中位置，两条腿就放在沙发前的玻璃茶几上，电视开着。看见我回来，他并没有什么热情的举动，他只是对着我招了一下手，让我坐到他身边去。我在他身边坐下，他仍旧没有说什么话，而是伸出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将他的头靠在了我肩膀的内侧，然后又将他另外的一只手搭在了我的双手上。我以为接下来他会开口跟我说上几句话，可是也没有。就这样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我发现他竟然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我只好动也不敢动地、就继续保持这个姿势坐着，只是伸手将电视关了。大约半个小时后，他醒过来了，我问他：“这就是你要我早回家来的‘想我了’？”他说：“对！我就是只想这样靠着你休息一会儿。”我看着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感觉回到了年轻时。那时候，无论他在外面遭遇了什么不公平的对待，见到我，他最爱做的事情，也就是将我紧紧搂在他的怀中，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就说：“好了。”
2000年，我们家在艺术学院校园内分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住房，我们搬进了这套我们一生拥有的最大房子中。其中的一间，马上就布置成高临安退休后的画室了。这个时候，他下乡收集素材的机会明显少了，经常就是自己想着画一些画。后来，在这间不太大的画室中，他开始创作很大的一幅油画《贵妃出浴图》，他不断修改，简直就是精雕细刻，差不多10年的时间一直都在画这幅画。同时，开始画《西施的传说》以及另外一张取名叫《华清池》的、几个唐朝公主洗澡的画。这几张大画，无论色彩还是构图，跟他原来的风格都完全不一样。说老实话，我自己倒是一点也不喜欢。但他有本事在没有任何模特儿的情况下，全凭想象就创作出那么多人物形象来，还是令许多见到这几幅画的人称赞不已。
一天，高临安让我去定做10个画框来。我根据他写下的尺寸，将画框做好、抬进了他的画室中。他告诉我，他要来画一批他自己的印象派和抽象派作品。当他才将一、两张这样的东西画出来，我马上就非常很喜欢。我觉得他的这些即兴创作出来的不太大的画，画面上有一种返璞归真的童趣，情感多于技巧，简单但是非常好看。尽管他自己，倒是对他的几幅大画评价最高。然而，他的画很少有机会参加全国甚至云南省的美展，随着他退休回家，也由于他不擅长或者说不懂如何与人交往，他早已淡出了云南美术界，美术界的所有活动他从来都不参加。跟艺术学院他的同龄人也从来不往来，因为有些人在年轻时曾经打过他、批斗过他，他说他不愿意看见这些人。一天天步入晚年，他体弱多病，耳朵也越来越聋，他与外界的交往就更少了。他每天一个人呆在家中，画几笔画或者是看看他喜欢的有关飞碟探索之类的书籍。年轻时总是想着外跑的习惯完全改变了，现在就算你逼他、催他，他也很不愿意外出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我觉得他好孤独。
2008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中，发现他不在。我打电话问了一两个他的老朋友，他们说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因为那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就在头一天，他也说过他感觉不舒服，很早就上床休息了。突然不见了他的踪影，我一下子慌了神，就跑到离家最近的工人医院急诊室去找，心想他可能在会到那儿输液治疗。可是他并不在那儿。他耳朵不好，从来不用什么手机，我跟他联系不上，心里很着急。我沿着工人医院后面的小路走回家，路边有几个简陋的小诊所，我都探头一看。想不到，他果然就睡在其中一间的脏脏的小床上，正在输液。当我跨进小诊所的门，站立在他的面前时，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我问他，为什么跑到这里来而不是去医院？他说：医院挂号要排队，看病要排队，缴费要排队，他耳朵不好，听不见，太麻烦。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他到医院看病的确不容易。扶着他走回家的路上，我很难过。他的耳朵，其实就是因为他以前几次在小诊所打吊针，被庆大霉素打坏的，他如果继续到这样的小诊所治疗，也许哪一天连命都没有了。其实，最近一年间我已经几次发现他忘记关水龙头、忘记关煤气的事情，可我并没有想得太多。但这次他到小诊所打吊针，却让我想了很多。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真的老了，进入到了一种需要他人照顾的状况。我做出决定，我要马上办理退休，回家来照料他的生活起居。第二天，我就向公司老总递交了报告。当时，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干得正起劲，称得上是公司最重要的骨干，所有人听到我要走，都一再挽留，他们出主意，说我可以找个保姆来照料高临安。可我觉得不妥，他是我的丈夫，在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最好还是由我来照顾他，我告诉他们，我一定要尽快回到家中，我不想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什么遗憾的事情。
我坚决回到了家中。这当然是高临安巴不得的事情，他说：“你早就应该回家来陪我了。”从我退休回到家中至今的四年间，每周我都到医院为他开常用药，他自己就再也不需要用去排队了。陪他去医院看病、为他熬中药、在他住医院治疗期间每日前去看护，……，从此，这些事情也就成为我生活中很主要的一部分了。他得了糖尿病之后，我又开始研究食疗。人生中许多没有想到过自己也要经历的事情，我现在正在一点点地学习，体验。这个时候的我，角色又变成了高临安的护士和保姆了。
虽然每天所做的事情有些无趣，甚至有些无奈与无聊，但我并没有感到寂寞，每天除了照顾高临安的生活外，很多时间我坐在电脑旁边工作，因为我正在写一本书。所以，家中经常出现的场面就是，我们两个人各自在自己小小的工作室中干着自己的事情。当我做好饭去他的画室叫他吃饭时，有时候会很惊讶，因为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他的一副新画又已经初见雏型了，有的小画，他只需要一两天时间就可以完成一幅。他的脑海中似乎总会涌现出不同的画面和色彩来，只要是身体没有虚弱到必须躺在床上休息的程度，他唯一爱做是事情仍然就是画画。安静的家中，这时是真正的两人世界了，每一天，我总会播放几首优美的乐曲来点缀空间，这永远是我的最爱，可惜，这时候的高临安已经一点也听不见乐曲声了。
他生活在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静寂世界中。有人说这是好事情，听不见，他就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烦恼就少了。但我认为，人是需要交流沟通的，我仍然希望他可以正常地与人交往。为解决他的听觉问题，我曾经两次为他买了助听器，可他试用了几天之后，觉得反而不舒服，就不愿意继续佩戴了。他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他不喜欢做的事情，我可没有本事让他坚持做。所以，只好随他的便了。他继续将他的所思所想不是用语言，而是用画笔描绘在一幅幅画作中。但他的很多画作，很多年其实只有一个观众，那就是我。一幅画从无到有的全部创作过程我看过；一幅画在他觉得已经完成时，我也常常被他邀请，去到他的小画室中“提提意见”。我评价一幅画的标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好看不好看。我常常将我直观的感觉告诉他。(别人跟他沟通很困难，但很奇怪，他听我说话就比较容易，基本都听得见。)有时，他会根据我提的意见，对画作稍作修改，但更多的时候，他当然完全不理会我说的话，他自信他的感觉。事实上，我喜欢他坚持他自己的看法，他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我总觉得高临安的生活太单调、太孤独，也曾试着安排一点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约他一起去看一场电影。我买好可乐，爆米花，想让看电影的事情更多一点情趣。可是，当我看到激动的场景，扭头想跟他说句话时，我发现坐在我身旁的他，根本没有在看电影，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早已睡着了。后来，我又安排了好几次国内外的旅游，想调剂一下他的生活。可是他的兴趣也不大。我们的儿子留学毕业后与一个法国姑娘结婚，给我们生了三个非常可爱的孙儿，他们一家五口定居在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非常希望我们经常去法国与他们团聚。可是，高临安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愿意去了。2008年我刚刚退休回家的那会儿，考虑到高临安没有去过美国，我就特意安排陪他去了一趟。在家时说得好好的，首先到波士顿去会一家老朋友，之后到纽约参观博物馆，然后到底特律也是访问一个好友之后才回昆明。我们买好了这样一个行程的来回机票。可是在纽约参观完大都会博物馆之后，他就坚决不愿意去底特律了，每天吵着要回家，住在朋友家连门都不愿意出。逼得我没有办法，只好打长途电话到昆明，找旅行社退票，然后重新买了机票返回昆明。白白多花了一千多元美金事小，弄得正在底特律等待我们的朋友非常失望。高临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来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他永远将他自己放在第一位。他知道他只要一闹一耍脾气，我就会依着他。他的这种霸道与自私的行为，在别人眼中可能觉得是太不通情理，简直无法容忍，可是在我们家，他像这个样子已经几十年了。不高兴归不高兴，到最后，我无论如何还是会迁就他。
上图：2012全家福
静下来的时候，有时我也问过他：为什么他总是这样令人扫兴、做出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来？他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游山玩水，我真想去的地方是外星球。人越老，我感兴趣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只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有点意思，那就是画画。” 有人说，搞艺术的人越老会变得越古怪，也许真的就是这样吧。高临安一辈子以绘画为乐，他对生命的理解，与罗曼罗兰小说中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不谋而合：“只有创作才是快乐，其他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地上漂浮的影子。”所以，跟他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其实乐趣很少，甚至很乏味。平常人眼中的快乐和幸福，他根本不以为然。我生性开朗，重视亲情、友情，亲朋好友也非常喜欢我。可是，高临安不仅自己不喜欢与亲朋好友往来，觉得没有意思，他也常常限制我的行动，不让我跟别人有过多的交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难协调，经常闹得很不愉快。年纪越大，他不喜欢我与人交往的顾虑说出来近乎神经不正常，他说：“有人要迫害我，以前是不让我画画，现在，还有人要迫害我，那就是破坏我们的家庭关系。”太可怕了，这就是他20年遭遇政治迫害后留下的后遗症。我能说什么呢？为了继续维持家庭的和谐，我只能再一次地改变我自己。渐渐地，我的社交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小了。幸好，如今有电脑这个东西每日与我做伴，我的生活依旧可以丰富多彩。
高临安不是什么真正超凡脱俗的人，随着他的画作越来越多，他自然也摆脱不了俗人的俗套，他也渴望着要想获得世人眼中的名利和成功。但非常遗憾，在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上，人们认为一个人要获得成功所需要具备的条件，诸如，“三分才能，七分人际关系和社交技巧”，以及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等，似乎他都不具备。他理解不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理解不了他，在芸芸众生之中，他真的就像是一个游荡的孤魂。一个朋友曾这样评价过高临安，说：“他只会画画，其他什么也不会。”的确就是这样。他不仅没有基本的生活技能，更不懂如何与人交往。也许是因为年轻时那20年，“领导”这样的人总是整他、教训他，从来，对官场人物、对权势，他从来都很反感，更不会溜须拍马。记得他说过，他最欣赏李白的一句诗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正是因为年轻时不正常的人际关系强加给他太多的压制和歧视，因而导致了他的性格发生扭曲，他这个人从来都不容易相信别人，更谈不上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他往来的人从来都非常有限。从年轻时候起，我就没有看到过他有任何一个与他一起共同、平等交流绘画技艺的画界朋友，他的周围从来就没有什么艺术圈子，他也从来没有过一个真正推心置腹的知心朋友。几个从文革就认识，几十年忠贞不渝地与他、与我们家一直保持来往的老朋友，他们和他之间是师生加崇拜的关系，也称不上是他艺术道路上平等的探索伙伴。他不喜欢与人打交道，画画也是闭门造车，自己搞自己的一套。他曾对我这样标榜过他的性格，他说：“我的性格像皇帝，要就是高高在上，要就是孤家寡人。”性格决定命运，以他的性格，“怀才不遇”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似乎也就理所当然了。所以，尽管他辛苦了一辈子，画了那么多的作品，但他的画作长时期都无人赏识、无人问津，名利一直与他无缘。他有不满也有抱怨，但也完全无奈。情绪总是沉浸在不快乐的状况中，健康状况也就一天天开始走下坡路了。
对我来说，精神享受永远高于物质。我一生从未在物质生活上对高临安有过任何压力和奢求，我跟他生活了一辈子，他也从来没有买过任何贵重的东西给我。在当今社会，在人们都忙着拼命以各种方式挣钱，来享受有车、有房、有钱的“幸福生活”时，我们家什么也没有。我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引诱、或者是羡慕别人而在高临安面前抱怨过什么。要说心中曾有过什么奢望的话，那就是曾想过：如果哪一天我们家有钱，让高临安能有一间比较大的画室就好了。因为他现在的这间画室在堆放了这么多年的作品后，所剩的空间已经很小，无法让他立足再画什么面积稍大的画了。我对我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很感恩、很知足。特别是我们家那三个像天使一般可爱的孙儿，我觉得他们就是上天赐给我们家最大的财富和幸福。高临安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没有世俗的成功，作品无人问津，他一直默默无闻地画画，我觉得也很好，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福气，更何况，他创造的是美。我觉得，享受创作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所以，社会上别人如何看待高临安其实我都无所谓，在我们家，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的地位永远都是“老大”，他的作品永远都是我心目中的珍品。
这几年，我和儿子也一直在搞一点自己的创作。我曾以我苦难的母亲一生为主线，写了一本取名叫《严家往事》的书，此书在2009年由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儿子在一家国外的出版社担任艺术总监职务，但他自己也搞创作，也曾出版了好几本动漫儿童连环画，在外国正式出版发行。我们所做的事情，在高临安的眼中无足轻重，他从来没有夸过我们。我们自己也自知我们的才能无法跟他相比，儿子曾自我调侃说：“我和我妈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而我爸是‘有心栽花花不成。’”但我们都一直期望着，希望高临安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希望他在画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他的视觉美感及独特情思能够触动到更多人的心灵，那么，他这一辈子对艺术的辛勤耕耘和探索就拥有了价值和意义。
我啰啰嗦嗦写了多么多，也许有人会说，你跟一个才子生活在一起，你的生活真是太有意思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曾经在读到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写的《丈夫这东西》这篇文章时，大呼过瘾，觉得他终于为天底下所有任劳任怨的妻子们吐了一口恶气。但，一个女人跟一个普通人眼中不太正常的“画家”这种怪异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其中所经历的挣扎与艰辛，其实大大多于渡边淳一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男人的嘲讽。在几十年悠长岁月中自己受到的误解和伤害，我也曾认为，就算用“魔鬼”来形容我面前的这个人，也不为过分。
然而，我仍旧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用儿子的话来形容我和他爸之间的关系，就是：“愿打愿挨”，也许就是这样吧。
当我回顾高临安的一生，我最后想到的，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过的一句名言，他说：“生命中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之后能再度升起。”曼德拉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在生命的伟大光辉坠落之后再度升起的巨人。他是我崇拜的英雄。
之所以会由此联想到高临安，是因为我觉得，不管他的绘画作品价值如何，但他所展示在世人面前的这些作品，也可以称得上是他生命坠落之后再度升起的伟大光辉。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他经历了20年非人政治迫害、经历了无数患难、重压之后才画出来的。我相信，只有内心异常坚强的人才能够做到这样，也只有一个对艺术真正充满赤子之心般痴迷的人，才可能这样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这条路上艰难前行。他抓紧他后半生有限的光阴作画，他画得很执着，很认真。不管他是不是一个好丈夫或好父亲，仅就此而论，高临安似乎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位生活和艺术创造的强者。他，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上图：《牧归的阿诗玛》92.8x91cm 布面油画 (1998)
上图：《苗寨》90x149.5cm 布面油画 (2000)
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婚姻对许多人而言是一次最后成长的机会。”我觉得我和高临安的婚姻，就是给了我一次最后成长的机会。这是一次在爱中成长的机会。在我的亲朋好友中，有许多人都为我一生没有得到过高临安的善待而打抱不平，他们也不能理解，为何我对高临安的忍让可以持续我的一生？我想说的是，我珍惜我和他这一生的缘分。20岁时我对高临安说过的：“我爱你”三个字，是我对他一生的承诺。常常就想，如果他没有被打成右派，他就不会来到昆明，如果他不到昆明，我们就绝对不会今生有缘。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生中刻骨铭心的爱应该也只有一次。所以，尽管生活也曾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但，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
最后，我想引用一段《圣经》上关于爱的经文来做我这篇文章的结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2012年7—8月高临安再次生病住院，此文写于往返医院的间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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