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运动的终结地——勐定
中国知青运动的终结地——勐定
风起云涌
勐定，在北回归线以南，位于云南西南边陲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境内。一条冬季宁静可爱，夏季却浊浪四溢的南定河，在一个叫“大响水”下游几百米的地方，进入缅甸。
1970 年 3 月 1 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 4 个师， 32 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 10.4 万人，其中北京 8385 人，上海 4.76 万人，成都 1.67 万人，重庆 2.44 万人，昆明 7038 人。
勐定属 2 师 7 团，昆明、上海、成都知青共 7000 余人，其中成都知青 5000 余人。后改制为国营勐定农场。
1978 年 12 月 10 日，历时 40 天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 12 月 15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重要新闻：顺利闭幕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而会议形成的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针对农场知青政策最明确、最重要的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得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点燃了知青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
这一政策让农场知青的身份变成了农场职工。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还有招工、参军、病退、顶替等回城市的机会。而农场知青回城的希望，彻底破灭！各地农场绝望的知青，开始公开采取非理智的行动，表示对同样命运，不同待遇的抗议。
风雨中的勐定知青
从收音机的境外电台报道中 , 勐定农场知青听到云南知青请愿团到达北京的消息。
刚从祖国内地探亲回勐定的知青，在昆明，以及其他地方获知的情况，证实了这个重要消息：兵团一师知青北上请愿团，以回城为目标，正在进行轰轰烈烈地请愿活动！
为配合一师知青北上请愿， 1978 年 12 月 29 日，勐定农场各分场知青成立罢工请愿委员会，推举四分场成都知青叶枫为总指挥。勐定农场的各分场知青开始罢工请愿，希望农场领导逐级向上，请求中央调查组前来了解知青的真实情况，解决知青根本问题，答应知青回城的要求。
而此时，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相当落后，勐定农场知青根本不知道，以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组长的调查组，正在云南西双版纳调查和了解知青请愿的问题。
原来， 1978 年 10 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 ( 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 ) 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到了该解决的时候。
第一封信捺上 300 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到 12 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 6 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
12 月 8 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 15 日那天派代表进京。
“北上请愿”第一批代表丢失了经费，滞留在昆明的代表四处碰壁，很快失去了耐心，先是强行冲站登车，失败后，又卧轨阻截，造成铁路瘫痪。省委准备动武了，知青面对枪口，方才无奈地离开了车站，或回农场，或回老家，避免了流血冲突。
23 日，一师知青兵分三组，一、二组分赴上海、重庆，争取家乡父老的支持，丁惠民等 28 名代表，乔装成探亲知青，隐蔽行动，力争尽快到达北京。
27 日，请愿团到达北京。傍晚时分，请愿知青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代表团受到了热情真诚的接待，短短几天里，请愿团的《告全国人民书》，多次表明知青不想与政府对抗，只想回家的态度。国务院知青办、劳动部等中央部委都派员与知青进行了会谈。
1978 年 12 月 31 日晚，农垦总局刘济民副局长与知青进行了商谈，并达成协议：国家农垦局确认请 愿团的合法性质，而请愿团也同意同时下达复工通知。
1979 年 1 月 4 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领导人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知青代表限定为 10 人。王震在接见中重复广播、报纸天天讲的那些话，它的功能并不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王震训斥请愿知青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你们却闹事，对得起国家吗？……”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
5 日一早，一无所获的知青代表们登车返回云南，准备动员请愿团自行撤离农场。丁惠民等 3 人，准备起草写给王震副总理一份认错书。
就在西双版纳知青开始“收兵”的时候，就在罢工浪潮渐趋平静之际，没有谁通知，更没有谁安排，似乎老天爷专门指定勐定农场的知青：一定要担起终止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副历史重担！ 1979 年 1 月 6 日，一条爆炸性消息震惊国内外。
出人意料的绝食抗争
从请愿活动开始，勐定知青根本就无法与农场领导沟通。最奇怪，最有趣的状况是：当时勐定农场总场领导，全部是“地下工作者”，根本看不到农场任何领导的身影。
对于知青的目的和要求，勐定农场总场领导十分清楚。而领导的想法和打算，知青一无所知。就这样一直僵持对立。
1979 年 1 月 6 日， 3500 多知青在团部集合，下午 2 时，勐定农场知青罢工请愿活动，升级为绝食请愿行动。以虎豆为队长， 211 名知青，把自己关在农场招待所院子里，宣布开始绝食。当天晚上，罢工请愿委员会的电话打到了国务院机要室，知青们绝食的消息传到了北京。
当天， 2000 左右知青在团部露宿，坚定声援绝食的知青。
第一天，绝食的知青们的身体状况，没有出现重大问题。从第二天开始，有肠胃疾病，和体质较弱的知青开始挺不住了，昏厥时有发生。此情况，勐定知青通过各种渠道，把云南绝食的消息，向四面八方及时传递。
连续两天，从勐定发出的电报，以每天上百份的密度直发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向昆明、成都、上海。获取到了相当可观的社会反应效果。
若干年以后，人们才知道，勐定知青绝食两天以来，除了勐定知青发出的电报，电话以外，勐定农场总场领导，和当地政府领导，因为害怕承担知青死亡的重大责任，通过 0298 部队特别通讯通道的帮助，把知青绝食的消息，也及时向临沧，向昆明，向北京，如实做了汇报。
中国的各大城市，相继发生了声援知青请愿的集会。特别在知青的故乡上海、成都、重庆、昆明反应最为激烈。知青的上访，请愿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和共鸣，关注知青命运，成为老百姓谈论的共同话题。
在国际上，“美国之音”，澳洲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对华广播，陆续报道知青绝食的消息。
此时，中越关系已极度紧张，边境地区各已陈兵数万，公路上后续兵力正源源不断地开赴前线，大战在即，剑拔弩张，战争将一触即发。
1 月 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急电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全国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赵凡，迅速赶往勐定，解决知青绝食的重大问题。
1 月 8 日中午 12 点，勐定农场总场领导出面向知青保证：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将在云南勐定农场总场，接见请愿知青。
同时，地方和部队的车辆，医务人员，对绝食引起胃出血，虚脱，和已经昏迷的知青，进行紧急转移和营救。病倒的知青，分别被送往团部医院，耿马医院和临沧地区医院治疗。至此，知青绝食已经长达 46 小时。
1 月 10 日 下午四点半，赵凡在勐定农场总场领导韩副场长陪同下，来到罢工知青安营扎寨的云南勐定农场总场
（ 7 团团部），聚集四千多闻讯赶来的知青，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前，翘首企盼国家领导人的出现。
当赵凡走上主席台，经过相当短暂的骚动，赵凡用相当友善，相当慈爱的口吻说：知青同志们，我亲爱的孩们 ..... 就这话刚开头，数千男女知青就如受了欺辱的儿女，见到长辈来到了自己面前，突然齐斩斩地跪在他面前号啕恸哭，大放悲声……
望着这黑压压一大片跪在自己面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和自己孩子一样大的知青，赵凡惊呆了。他参加革命几十年，无论是战争年代同敌人作斗争，还是和平年代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赵凡后来回忆说：“看到这些，我都流了泪。论年龄，我 62 岁，都哭了。”
稍后，在哭泣的知青面前，赵凡说：“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地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反映。”
在现场，面对这群绝望而倔强的知青，并不拥有决策权的赵凡，以一位普通知青家长的身份，明确表示：愿意帮助知青回城。至此，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在勐定撕开一道缺口。
请愿中的云南 2 师 7 团 5 营部分知青（刘蜀平摄影）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结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上，就因为善谋果敢、勇于抗争的勐定知青，在 1979 年 1 月 6 日，起到决定知青历史改变的关键作用，确定了勐定农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地”。
受勐定知青的影响，一九七九年元月中旬，知青罢工浪潮再起。
元月十二日，勐岗农场通过《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并选举出罢工领导机构。十三日，农场一万余名知青全线罢工。知青在场部及县城张贴大字报，公开批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检讨。十四日，罢工知青要求与中央通话，反映罢工知青的五点要求，遭拒绝。十五日，罢工指挥部单方面发出通牒，限农场机关干部十二小时内全部撤离场部机关，由罢工指挥部进驻接管。十六日，部分罢工知青强行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电话总机……
与此同时，在勐岗农场带动下，毗邻的大小十几个农场相继宣布罢工。勐岗农场成为知青罢工运动“第三次浪潮”的风暴中心。
绝食还在进行。赵凡就把情况告诉四川省委。四川省委知道这个问题不能交给中央，不能叫知青不准回来，否则还要出问题。这时，赵紫阳就表明了态度：四川的知青我们四川负责，等我们做好准备工作，给我们送回来，我们接收，我们安排工作。满打满承，全包了。这样，上海受到了启发，说人家四川做得漂亮啊。后来上海的转变、北京的转变，解决了接收，和安排工作的大问题。
中央和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领导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1979 年 1 月 21 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向赵凡表示，云南省委同意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案，他说：“知青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不愿意留的，统统可以走。”
1979 年 1 月 23 日，国务院转发了由赵凡起草的：云南农场知青返城，四川、云南、上海、北京等省市的接收方案。由此引发了全国农场（兵团）知青的大返城风暴。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云南知青用生命抗争后，走到了尽头。
转自《上海知青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