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教史上罕见的特殊群体：77-78级大学生的命运与作为
中国高教史上罕见的特殊群体：
77-78
级大学生的命运与作为
－－作者：刘海峰等
1982 年，我们一起大学毕业
1977 、 1978 级大学生（下文简称 77 级、 78 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 1977 年招生的专业较少，有不少专业是 1978 年才首次招生，于是这些 78 级大学生也等于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于 77 级。还有许多专业 1977 年招生人数很少，如教育学专业 1977 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招生，法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等学校招生。到了 1978 年，许多大学扩大了招生专业。
1977 、 1978 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 1966 年停废高考， 1977 年 9 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考虑在中断 11 年高考后，加上 77 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 1978 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起初预计 13 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 2000 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 20 万人，录取率是 1% 。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 2 — 5 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 1977 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 570 万。
后来，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 2.3 万人，各类大专班 4 万人，共扩招 6.3 万人，扩招比例达 29.3% ，最后录取了 27.8 万人，录取率为 4.9% 。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1978 年也有扩招的举措，总共录取了 40 万人，录取率为 6.6% 。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了大专生的录取率，按现在多数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也都在本科第一批次录取线以上。
因此， 77 、 78 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 1982 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 1977 级本科生于年初毕业。紧接着，夏天又有 1978 级大学生毕业，结果这一年有两届大学生毕业，同属于 1982 届。不过，与过去大学生通常以“届”来区别不同，自从 1977 级大学生以后，大学毕业生通常称“级”而不称“届”。
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独特群体
1977 年的高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绝无仅有，由此， 77 、 78 级大学生便注定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教育群体。
相比现在同一级大学生多数是一个年级的高中毕业生所构成， 77 、 78 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最大的已经 30 多岁，最小的只有 15 岁；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还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
有人曾说“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 77 、 78 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 77 、 78 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 77 、 78 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 77 、 78 级要出人才。”在饱经沧桑之后，这一群体普遍个性坚定沉毅，较能吃苦。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坚毅的个性和练达的人情，也成为日后发展的重要因素。
77 、 78 年的高考，由于备考时间很短，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 77 、 78 年考上大学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过去，科举时代有“读书种子”之说，我看 77 、 78 级大学生中也有部分属于“读书种子”。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仍然坚持读书。
另外，这两个年级大学生中，出身于知识份子家庭的比例也较大。郑若玲博士曾以厦门大学 8821 名学生记有家庭出身的档案作为有效样本作研究，从结果看出， 77 、 78 级大学生中家庭出身于学界的比例达到 25.38% 和 23.46% ，在各个时期中是最高的两个年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书籍匮乏、社会普遍不重视教育的年代，家庭的影响起到较大作用。
而且，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这是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所形成的群体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给自己补课。恢复高考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前途由领导决定的观念，使广大知识青年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让人们觉得有了盼头，普遍带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当时还是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但学生普遍有助学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在校期间，他们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大家开始反思，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邓丽君歌曲、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
当然了，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在最佳受教育的年龄整天处于动乱的环境中，知识不成系统。或许勤能补拙，但有些知识和能力错过了最佳学习时间很难弥补。
群体的命运与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还是处于万物复苏、需才孔急的状况。甚至在 77 级本科生读到三年级时，主管部门就曾在部分大学征求学生的意见，问是否愿意提前毕业，读完三年或三年半就按本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1980 年夏到 1982 年春之间， 1977 年考录的 27 万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 1982 年夏， 40 万名 78 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当时，各行各业人才“青黄不接”。而 11 年的积压， 67 万毕业生汇聚到一起喷涌出来，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填补巨大的需才空缺。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叫作“金 77 ，银 78 ”，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另一种说法是，后来因这两届学生成功率之高，被民间戏称为“金 77 ，银 78 ”。 77 、 78 级大学生集合了十几个年头的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一些也就不足为奇。
相对其他同龄人而言， 77 、 78 级大学生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考上大学，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大学生”似乎是头上罩着光环的三个字。他们的工作和发展机遇特别好，作为与众不同的群体，起点普遍比其他同龄人高，后来发展也较快。 30 年后，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 77 、 78 级大学生，有人将之称为“ 77 、 78 级现象”。
“ 77 、 78 级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当然，并不是所有 77 、 78 级大学生都很成功，也存在许多默默无闻的平凡人。这就有如宋太宗所说的：“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史·选举志》）。高考所选拔的人才也类似，在一个群体里面，成材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可比的对象，便可看出其特征和意义。历史不一定记得他们中单个人的功名与所为，但一定会记得这一群体的贡献与所为。 1977 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人才的作为与贡献中体现出来。不像一般大学生多为同龄人因而基本上同时退休，由于年龄差距很大， 77 、 78 级的人才洪流，在一波“老三届”的人才洪峰消退之后，还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持续上十年。
77 、 78 级大学生是从 2000 多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的一个群体，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命运与经历颇有几分传奇的色彩。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接下来的 20 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可能将是一个科学和文化成果集中产出的时期，经过多年的磅礴郁积之后，终会有喷薄而出的一天。“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 77 、 78 级大学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和作为，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教授、 77 级大学生）
盘点参加 77 、 78 年高考的名人们
1977 年，锁闭 10 余年的高考终于恢复，全国 570 万有志青年怀揣惊喜冲向考场，次年春季和秋季，先后两拨人终圆大学梦，开始了改变命运的角力，他们共同的标志是 77 级、 78 级。近 40 年过去了，他们已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
为官，他们或主政一方，或执掌部院，开始擘画国家的发展，引领民族的航向；从商，他们或投资设厂，或兴业兴产，推动着大中华的经济腾飞；为学，他们或著书立传，或开课授徒，传乘千年文明，开创时代新学。时代造就了他们，国家选择了他们。
李克强：北大只是第二志愿
1977 年 8 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这年 12 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李克强成为 570 万人中的一员，走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 29 ： 1 ，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填报志愿的矛盾心理，李克强怎么了？高考志愿怎么能这么填？紧接着，是难熬的等待。 20 天、 10 天、 5 天……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
李克强在北大南门与同学合影
在《师风散记》一文中，李克强这么回忆他考大学的经历：
二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季节，在当时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上，我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并由此和北京大学结缘。
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藏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选择的权力，她并没有计较我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更难逆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从修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知识以所谓“爆炸”的速度扩展，知识的传播场所和手段日益多样化，但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考试来做北大的学生。从某种角度说，我来这里寻觅的不仅仅是知识，亦是为陶冶一种性情，修养一种学风。
李源潮：“最牛班级”的学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复旦 82 届数学系毕业生被网友称之为“史上最牛班级”。李源潮在接受复旦大学校友网访谈时，回忆了他怎么考进复旦、考进“史上最牛班级”的： 我 1978 年进入复旦学习， 83 年离开。在这 6 年中， 4 年是学生，两年是老师。实际上，作为学生的时间还不到 4 年，因为我们是 77 级，那一级由于入学时间的缘故损失了小半年。我做过管理系老师，后来又在复旦团委工作过，然后到了团市委。所以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复旦既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踏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进入复旦前，我已经跨出学校，在社会上劳动和工作了近十年。当时我是一个已经有 4 年教龄的老师了，是业余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但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标——读大学。读完大学，还要读硕士、博士，最后做科学家，这是我从小之梦。
当时我常看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杂志。所以，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此我去报了名。当时家里和同事都不知道，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因为需要单位出证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没有很多时间复习，那时也没什么复习的资料和复习的概念。到考试那天，我是请假去的。上午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然后第二天再去考。
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和李源潮在一起聊天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当时以为自己没有考上。没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尽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到什么，是社会给你的。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会的。但是，反过来，一个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这就叫作唯物史观和个人努力的结果。唯物史观就是承认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努力又叫主观能动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个人努力，那么整个人也就缺少前进的动力。因此，我当时就边工作，边等消息，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感觉是失而复得。
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心情，和现在中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不太一样，既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感觉自己十年梦圆，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又有很冷静的思考，毕竟我们耽误了 10 年。 10 年到农村去，有了各种社会经历，得了人生的经验和体会，也叫做上了社会大学。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规地上大学，而且是在全国知名学府读书，机会实在是难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李东生：高考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TCL 董事长李东生， 1978 年高考从惠州考到华南工学院（现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 1982 年大学毕业后，李东生选择了回惠州老家，被分配到惠州科委当机关干部。李东生却不满足，自己联系了一家合资企业“ TTK 家庭电器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只有 40 人的企业，但那时已算是惠州跟电子沾边的“大厂”了，也是以后发展起来的 TCL 集团的第一家企业。凭着踏实、执著的工作态度，李东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逐步做到了车间副主任、主任， 28 岁时被任命为 TCL 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飞跃。他在 TCL 展开“消费革命”，开创了 TCL 的销售额新高。
张艺谋：上大学就是为了谋出路
张艺谋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在此之前，他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后又调进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 1978 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经过一番曲折的争取，被破格收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在回忆高考时张艺谋曾说：“没高考，没现在。”他回忆自己的高考时说：“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 1978 年，机会来了，我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我带着一包煮熟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一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 60 幅作品，跑到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其实，我当初想要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点儿说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只要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样。 1982 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这时候，我的人生才再次开始。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高考，很难说会有现在的一切。”
顾长卫：高考就像一道光
顾长卫回忆高考时说“那就像一道光。”顾长卫是 1976 年高中毕业的，按常理应该到农村插队落户，但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他被留在城里等待分配工作，希望能得到譬如进街道工厂当工人之类的机会。但“混”了两年后，这样的机会也没轮到他头上，最多就是打打临时工。 1978 年的高考，顾长卫运气很好。此前他并不知道还有北京电影学院这样一个大学，只是因为学过画画，而电影学院摄影系是要考画画的。另一个原因是，顾长卫曾在初三的时候和二十几个同学在当地的少年宫做义工，为他们画一些海报、宣传画之类，经常能得到免费的电影票，这段时间让他有机会看了许多电影。考虑到电影学院招生考影评的环节应该不是难事，所以他才打定主意报考电影学院碰碰运气。顾长卫后来在说高考对自己的影响时曾说：“事实证明，我们比父辈们要幸运很多，社会的变革为人们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陈凯歌：没高考，就没《霸王别姬》
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 1952 年出生于北京。 1977 年他还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一名洗印工人，前途茫茫。 1978 年 8 月参加高考，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之后执导过《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霸王别姬》、《风月》、《荆轲刺秦王》、《无极》、《梅兰芳》等电影作品，多次荣获过国际大奖。陈凯歌至今仍为惟一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华人导演。
易中天：直接考研的“学霸”
易中天 1981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是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其主讲的“汉代人物风云”、“易中天品三国”系列首播即获热评。 2007 年，易中天以 680 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 2007 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 3 位，引发广泛关注。 1977 年恢复高考时，他正担任中学老师。担心自己与学生同场考试的尴尬，他放弃了当年冬天的考试， 1978 年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肖复兴：擦着年龄上限进大学
当代著名作家肖复兴，曾到北大荒插队 6 年，当过大中小学教师 10 年。 1978 年参加高考考入中央戏剧学院， 1982 年毕业。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总编。曾写文章《高考故事－－ 1978 》详细的叙述了自己恢复高考后考大学的经历。他说，在废除高考之前，他就被学校老师推荐去中央戏剧学院，但是因为当年废除高考就此作罢。 1977 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的条件之一是年龄在 18-31 岁之间，而当年，肖复兴正好 31 岁。这或许就是他与中央戏剧学院的缘分。
刘震云：文章多次成高考题的作家
刘震云 1958 年 5 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是当代著名作家。 1978 年至 1982 年，刘震云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82 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 1988 年至 1991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 2011 年 11 月 21 日，“ 2011 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刘震云以 160 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 26 位，引发广泛关注。并以《一句顶一万句》荣获“茅盾文学奖”。
陈嘉映：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书桌
1976 年前后，时局急促变化，陈嘉映一再告诫自己“要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书桌”，一边做些翻译，如动手翻译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一边读书。
陈嘉映弄到了一张北京图书馆借书证，借到弗洛伊德《释梦》外文原版。结果，他对释梦着了迷，一发不可收拾。“……每早醒来，都把夜里的梦回忆一番，然后试做解释，也经常打探朋友们的梦，套着弗洛伊德的理论加以解释，他们有时觉得解释得还怪有道理的。”
当然，继续阅读才是“正经事”。弗洛伊德加深了陈嘉映对整个心理学的兴趣，他完全摒弃此前阅读的苏联心理学家，转而攻读“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等人的心理学著作。
1977 年陈嘉映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的， 1978 年 5 月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 1981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3 年 11 月赴美留学， 1990 年以《论名称》一文获博士学位，其后赴欧洲工作一年， 1993 年 5 月回国，重返北大任教，后调往华东师大哲学系。主要译著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哲学、科学、常识》等。
罗中立：考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
罗中立，四川美术学院院长。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刚得到消息的时候也没怎么激动，当时我正准备成家呢，白天去山里买木材，晚上手工做家具，顺便画一些连环画，在县城也小有名气。身边的小同学都去报名高考，一些画得差的干脆拿着我的画去报考。”罗中立回忆道。“报名截止的那天傍晚，罗中立沿着大巴山脚下的周河，走了 20 里路，才来到县城，可白天报名已经结束。他来到招考老师的招待所，找到招生办的老师，好说歹说才让他们‘看在川美附中的面子上’，临时在报名表上添了个罗中立的名字，于是成为考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重庆画家罗中立，喜欢用“阴差阳错”来感叹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如同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他在女朋友的劝说下，极不情愿地沿着河边走了 20 里路来到县城，挤上了高考报名的最后一班车。三十年后，他已是当初自己报考的这所西南重镇美术学院的院长。
77 级、 78 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 1977 年招生的专业较少，有不少专业是 1978 年才首次招生，于是这些 78 级大学生也等于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于 77 级。
1977 、 1978 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 1966 年停废高考， 1977 年 9 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考虑在中断 11 年高考后，加上 77 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 1978 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起初预计 13 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 2000 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 20 万人，录取率是 1% 。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 2 — 5 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 1977 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 570 万。
后来，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 2.3 万人，各类大专班 4 万人，共扩招 6.3 万人，扩招比例达 29.3% ，最后录取了 27.8 万人，录取率为 4.9% 。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1978 年虽然也有扩招的举措，总共录取了 40 万人，录取率也仅为 6.6% 。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了大专生的录取率，按现在多数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也都在本科第一批次录取线以上。
因此， 77 、 78 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这，恐怕也是造就他们日后非凡人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转自《烦人白话》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