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飞鸿：中共首任南京女书记陈修良

1989-06-04 作者: 中天飞鸿

这样走过

原文 #这样走过的其它文章

分类：

红色特工：中共首任南京女书记陈修良

－－作者：中天飞鸿

陈修良组织广大市民在新街口迎接进入南京的人民解放军。

“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 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前夕，人们怎么也想不到平易近人、穿着朴素、一天到晚外出与国民党高官太太一起 “ 打麻将 ” 的张女士，竟然是中共地下党的南京市委书记！这位张女士就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女市委书记、著名的红色特工陈修良。

陈修良， 1907 年出生于宁波； 18 岁时年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后在大革命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秘书，不久由向警予同志介绍转为正式党员。 1927 年 11 月，她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45 年 10 月，抗战胜利后，中共华中分局调集了一批久经考验、有白区工作经验的干部，从事恢复和开辟党在华中各城市的工作。陈修良被任命为华中分局南京城市工作部长。

众所周知，解放前的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当时曾被蒋介石称为是国民政府用刺刀大炮围箍而成的 “ 铁桶一般的城市 ” 。据有关资料表明，当年南京市共有 96 万人口，而国民党、政、军、宪的机关工作人员却占了 11 万，仅南京警察厅的警察系统的警察在册就有 9 千多人。

自 1927 年国民党 “ 清党 ” 以来，中共南京地下党连续遭到八次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在 1930 年 7 月的第六次大破坏中绝大部分都被捕被杀， 200 多人的地下党只剩下了 47 人。 1932 年在王明路线危害下造成的第七次大破坏，更使得 300 多人被捕、 100 多人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致使 1934 年 2 月之后，南京已经没有了党的组织。 1937 年 11 月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整个城市中国地下党员大都壮烈牺牲。因此，南京有 “ 虎穴 ” 之称。

为了重建南京地下党组织， 1946 年 3 月，中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在淮安召见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陈修良，宣布了组织的任命，陈修良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就这样，中共华中分局将历史的重担放在了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的肩上。从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就有了第一位被任命的女市委书记。

南京，这个钟山龙盘、石城虎踞之地，这个国民党军警特日夜虎视眈眈的白色恐怖之地，已经连续吞噬了八位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年轻的生命，陈修良，会不会是第九个呢？但是，这个事关生死的问题并没有吓倒这位年轻的女市委书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来都是共产党人应有的英雄气慨。

一、明知深山有老虎，英雄偏向虎山行

1946 年仲春，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为妻子打点行装，准备送行。他在她挑行李的扁担上写了 “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 八个字，以壮行色。陈修良深感此行的悲壮，脱口而出吟诵了荆轲刺秦前的一句诗： “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 。沙文汉自然知道妻子此时的心境，随即挥笔写了一首七绝《丙戊春送陈修良赴南京，赠诗以壮其行》相赠： “ 男儿一世重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 就这样， 39 岁的陈修良与时任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的丈夫沙文汉悲壮作别，隐姓埋名离开淮安向南京进发。

在南京秘密党员马文林护送下，陈修良与朱启銮、金展辉等一行安全进入了 “ 虎穴 ” 南京。在进入南京前，陈修良是有思想准备的。后来，她曾经对自己的女儿沙尚之说 “ 当时我随时准备好上雨花台，连被捕后的口供都已经想好了；我是孤身一个家庭妇女，家里人都被日本人打死了，什么口供都没有的。 ”

进入南京，只是深入虎穴的第一步。当时，原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发展有地下党员约 140 人；苏南区党委系统有党员 40 多名；淮南区党委系统有 30 多名。摆在陈修良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发挥这 220 名党员的作用。于是，陈修良召开了重组后的南京市委第一次会议。

当时，中共南京市委只有五个人：市委书记陈修良，市委副书记刘峰，委员朱启鸾、方休、王明远。南京市委第一次委员会议是在磨盘街 45 号召开的。磨盘街 45 号是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院，它的主人是地下党党员张杰的父亲，一位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于是，这个静谧的小院便成了重新组建的南京市委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的理想场所。而陈修良此时穿着旗袍，架着一副眼镜，长得斯斯文文，人们开始称她为 “ 张太太 ” 。

虽然，召开会议的场所很理想，也很安全。在这次会议上，陈修良在传达华中分局对南京市委的指示之后，便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确立的 “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 的白区工作 “ 十六字方针 ” ，对南京市委组织机构与工作方法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建议，并决定将获取敌人机密情报作为南京市委首要的任务。

其实，早在 1933 年，陈修良就已经进入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队伍。她深知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情报的灵通、准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具有重大意义。从 1946 年 5 月南京市委重组开始，陈修良就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在市委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两年后又专门设立了以沙广威为主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陈修良单线联络，并由她直接向上海局报告。这就是说，作为南京市委书记的陈修良亲自领导着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

就这样，在南京这个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共产党地下情报组织开始成为了活跃在国民党首都的一支新的秘密力量。他们日夜战斗在敌人的心脏，获取情报，瓦解敌人，策动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作战。

二、截获敌人密电码，初入虎穴第一功

当时的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守卫的力量非比寻常，蒋介石称之为是国民党政府用刺刀大炮围箍而成的 “ 铁桶一般的城市 ” 。南京市 96 万人口中，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的机关工作人员就占了 11 万，南京警察厅拥有 9 千多名警察，还有 8 千多名军统、中统、国防部属下等职业特务，可谓是警察岗哨林立，特务多如牛毛。不管白天黑夜，南京大街小巷都能看到许多化了装的军警特务。要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取敌人的机密情报，其艰难危险程度可想而知。陈修良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既临危不惧，又胆大心细，决定深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有一次，陈修良得知市委委员方休的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就亲自来到方休的家中。

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两人一见面，方休就悄悄地告诉陈修良说，他的妻弟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这里，现在出差到外地去了，有个手提包留在家中，包里面有一本军事密电码。陈修良当即要方休把提包拎了出来，打开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电码。

陈修良立即将这本军事密码交给南京市委负责情报的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卢伯明连续抄了 3 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当天下午陈修良就将这本军事密电码交还给方休，让他将军事密电码按原样放入他的妻弟手提包，然后送卢伯明带着截获的密电码上了东去上海的火车。

不久，党中央给南京市委发来嘉奖令，中央领导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当时已经是 1947 年岁末，蒋介石策划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国民党败局已定，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大反攻。为了减少解放军流血牺牲，顺利解放南京，中共的领袖们把目光投向 “ 策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起义 ” 这一战略目标上。而在策反南京国民党空军、海军官兵则更是重中之重。

三、策动国军飞行员，驾机飞向解放区

1948 年 9 月，上海局发布了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要求陈修良组织人员 “ 积极进行策反工作 ” 。南京市委立即建立了一个由沙文威为主要负责人的策反系统，并通知南京地下党各情报人员，凡是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有起义线索的，一律集中到策反系统。策反系统由市委领导，直接对上海局负责。不久，在南京市委的积极努力下，一个个策反对象被筛选出来。而首先纳入陈修良视野的，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个飞行员俞渤。

原来，沙文威领导下的策反系统有一个名叫林诚的地下特工。他原是俞渤好朋友。林诚是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中尉航空医官。作为航空医官，为驻守南京的空军军官们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经常与飞行员聊天拉家常。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他发现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曾接受进步文化的影响，为人很有正义感，最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策反对象。

经了解，俞渤是广西人，少年时代是在桂林度过的，当时的桂林汇集了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化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俞渤对于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日军入侵广西，桂林失守后，俞渤考入中山大学，只读了一年便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在家。恰巧这时候，他得知国民党招收空军飞行员的消息，便毅然远去重庆考上国民党空军。

1945 年春天，俞渤奉命前往美国训练，归国后便担任了轰炸机八大队的飞行员。在当时的国共战场上，国民党陆军系统起义部已经屡见不鲜，但空军系统驾机起义还不曾有过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士气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和作用。经过几次接触，当林诚试探着把谈话引入实质问题时，没想到俞渤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起义。他还告诉林诚，自己这个机组共 5 个人，平常相互之间友情颇深，完全可以争取整个机组共同起义。

听了俞渤一席话，林诚不禁喜出望外。可是，当俞渤提出驾机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时，林诚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权力，一时不能答应下来，只好说将他的问题提交党组织。就这样，问题由沙文威提给了陈修良的面前。陈修良听说此事，开始有点儿犹豫，不管怎么说，对俞渤考验的时间到底短了一点儿，而对其他 4 个人了解得则更少。但沙文威却认为，俞渤准备起义，这是用行动表明他能经受考验，如果同意他的入党请求，不仅对他本人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而且对于其他 4 个人也能起到影响作用？

陈修良经过考虑之后，便接受了沙文威的建议。不久，刚入党的俞渤又发展飞行员郝桂桥、轰炸员周作舟参加了共产党。同大队的飞行员陈九英、领航员张祖礼平日就与俞渤关系密切，当此紧要关头，他们也都积极表态，愿意与俞渤和郝桂桥、周作舟同时起义。就这样，俞渤等人成为国民党部队第一批驾机起义者。紧接着，国民党驻宁部队先后又有四架最先进的 B24 轰炸机飞往河北解放区。可以说，这起策反行动成功无疑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对于南京地下市委的情报、策反工作，周恩来、刘伯承、李克农等领导人都曾给予高度评价。

四、成功策反重庆号，重创敌人江防线

在国民党空军部队出现驾机起义者后，南京的国民党高层一片惊慌。而在中共中央各级领导都对南京市委则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极大鼓舞了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市委的信心和斗志。因此，策反空军起义成功后，陈修良、沙文威就抓住有利时机，开始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经过周密研究，他们决定把策反目标锁定为国民党军最先进的重庆号巡洋舰。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等领导也介入这次重大的策反工作。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是国民党海军中装备最精良的军舰，拥有各种先进的炮火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及精密的航海仪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派，在士兵中颇有威信。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报策反部门多渠道的积极工作，以便成功策反，让重庆号巡洋舰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其实，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早就在党组织的派遣下，打入重庆号巡洋舰内部，成为策反工作最有利的因素。 1946 年，毕重远进入国民党舰艇士兵训练班学习。 1948 年 8 月重庆号巡洋舰回国后，南京的党组织就派人与毕重远联系，要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策动起义。毕重远在舰上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并秘密成了 “ 士兵解放委员会 ” ，开展起义前必要的准备工作。

1949 年 2 月 17 日，重庆号巡洋舰奉命离开上海，在吴淞口外停泊。不久，国民党海军高层命令重庆号巡洋舰逆江而上，前往江阴与海军第二舰队汇合，以阻止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舰上的 “ 士兵解放委员会 ” 主要成员得知这个消息后，便立即决定拒航，并秘密宣布提前起义，把起义地点改在吴淞口。

2 月 25 日，凌晨 1 时， “ 士兵解放委员会 ” 拘禁了包括邓兆祥在内的所有在舰军官。邓兆祥原有起义思想基础，但不知下层士兵已在酝酿哗变。当他得知这是在中共南京市委、上海地下党领导下进行的策反工作时，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将重庆号巡洋舰顺利驶向解放区。这无疑使国民党高调宣称 “ 固若金汤 ” 的南京江防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重创。

五、百万雄师过大江，古城南京迎解放

在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前夕，陈修良领导南京市委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迎接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 年 3 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前委司令部，送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岩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为配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

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朱德向解放军发布了 “ 向全国进军 ” 的命令。第二天下午，一向主张进行 “ 京沪杭大决战 ” 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做出了弃守南京的决定。但是，他同时又命令撤离前务必炸掉港口、火车站、机场和重要仓库。第二天，国民党的工兵营长就带领爆破小组炸毁了下关火车站部分设施之后，又去破坏老江口火车轮渡栈桥。这个栈桥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于是，栈桥工人竭力阻止，但手中没有武器，情况危急。就在此时，在老江口水上警察局岗楼上负责守望的南京地下党员潘逸舟一面喊话示警，一面用机枪扫射，努力阻止敌人破坏。分工负责保护栈桥的中共党支部委员林大宗立即带领起义警察奔向栈桥支援助，敌人见势不妙，便掉头狼狈逃窜。

自从当年 3 月国民党宣布 “ 封江 ” 之后，长江上的大小船只便统统被赶进了内河，解放军在江北根本找不到任何船只，百万大军一时被滔滔江水阻隔。在此关键时刻，南京市委立即组织船只前往江北，迎接解放大军。 4 月 23 日夜晚，他们组织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所的工人驾驶着 “ 京电号 ” 、 “ 凌平号 ” 过江到达浦口； 24 日中午，被策反的水上警察局二号巡艇也开到浦口；紧接着，南京市委又组织民船和停泊在下关沿江一带的公、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只一齐出动，迎接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

4 月 24 日凌晨到中午，经过轮渡往返不停地运输，停留在浦口一带的解放军 35 军全部人马顺利过江。经过激烈战斗，悬挂在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从而宣布南京的解放和新生。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陈修良来到了设在励志社的解放军第八兵团第 35 军军部，会见了第 35 军何克希政委。会见结束后，何克希立即派驾驶员和两个警卫员开着吉普车护送陈修良回到寓所搬取行李。当军用吉普停在一间普通的民居前时，陈修良的邻居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位穿着朴素、一天到晚外出与国民党高官太太一起 “ 打麻将 ” 的张太太，竟然是共产党的南京市委书记！就这样，南京终于解放了，六朝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从此，陈修良她的生活道路翻开了新的一页。

4 月 27 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宣传部长、陈同生任统战部长、陈士渠任卫戍总司令。不过，陈修良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没多久，就在 1950 年被调往上海工作，从此便离开了南京。陈修良到了上海以后，历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又历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 1998 年 11 月 6 日，陈修良病逝，享年 91 岁。正是：一代女杰从此去，长天高唱忠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