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小红：榴花落无声
榴花落无声
－－作者：于小红
《白花丁香树》续，于小红 2014
有一种幸福，是家人默默地感想遥远失联亲友的牵挂，寂静无声。有一种祈求，是深切盼望的眼光，没有祝福没有祷词。寂静沉默，欣喜悲伤极致到底时，很多东西不用说甚至没有语言可以说。
姥爷姥姥河北沧州老家承续了几代的家庭传统是将对儿女的祝福和期望，在哺婴时栽植一棵树，树木树人，十年殷勤百年福荫。生男孩种挺拔的树，生女孩种可以开花结果的，栽培后代和兴旺家园， 点点滴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绒线胡同姥姥家院子里，除了白花丁香外，有一棵柏树是大舅出生时种的，房后夹道的椿树是给小舅的。大姨出生时，姥爷姥姥种了会引来凤蝶的花椒树，妈妈出生那年种了石榴树。相差十年才出生的小姨呢，姥姥说给她种的是从老枣树的根瘤上移植下来的一棵小枣树。
（春末百花多开尽，丁香独挺，芬馨满庭院，树下孩童渐渐高，请读者参考《白花丁香树》，本文乃其后续补充。）
妈妈的石榴花盆越换越大，因为怕它冻，每年都得搬进搬出。妈妈用毛笔雌雄花授粉，结出的石榴又大又甜。妈妈摘了石榴会把石榴掰开分给大家，我也会帮她把石榴籽一粒粒剥到碗里，我们一边剥一边吃。我剥好的送去给姥姥会被姥姥夸。妈妈剥的还没放进碗里就被爸爸吃了。爸爸吃石榴不吐籽。妈妈剥好一把，他会从妈妈掌心一口连籽嚼了吃。
有一种悲哀，是言不由衷，更大的悲哀是连闭嘴不说话的权利也难有。父亲的一生，他自己说是无日不思，无日不写。他喜欢写的东西他会利用各种间隙，用一张小纸片在膝头上用极小的小字写下来。遇到他不想写的东西，他会把纸铺开，迟迟交不了稿，就像我看他在干校写交待。然而可惜的是很多他长久思考的东西，他只留给了自己，没有说也没有写。
爸爸自己写传记只会从童年写到青年时代。那是他得意的乐于回顾的岁月。一二.九学生运动到后来的抗日救亡他给我讲过不少。而延安时代的故事，包括延安整风则是一些零星的片段。那是我去了延安之后说起延安时勾起的他的回忆。他和妈妈的故事是他绝口不谈的。除非爸爸主动说起妈妈，我没有敢主动问过。在干校时有一天我和他谈到了信仰。我告诉他陕北农民有多么穷，我如何不再相信各种宣传。我当时固执己见，非得把话说完。爸爸怔怔地看着我这个从来听话的孩子，突然迸出：“你妈妈，她……”就哽咽住说不下去，大哭起来。从这之后我和爸爸再也没有谈过政治。我也害怕提到妈妈。他开始教我数学，物理。 我们姐妹三个全都学了自然科学，妹妹甚至政治考试不及格他也不说什么。
爸爸让自己成了党内一个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造诣的学者。他走了以后的这三个月，我开始审视他给我的影响，也开始试图拼凑我们所不知道的一段历史。五八年是他人生最刻骨铭心的一年。这一年他是闭口不谈的，除了反复讲他曾鼓吹大跃进的两件蠢事。我发觉在这之后甚至包括文革，人生的大起大落对他来说都不再撼动心灵。他的淡定可以在他回顾文革的文章中看到。他说60岁之前，（也就是文革后他重新开始工作之前）自己对中国现实政治生活、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可以说没有入门。回头看来， 他的双重学者身份保护了他。十年文革之后他有机会做事的时候他抓紧时间做大事，没机会时他就做学问，写杂文。和父亲在一起时，我常常觉得他在测试我的悟性。他更相信时代进步。后人的事留待后人去思考，去想办法解决。
石榴花开人无语
（朱熹《榴花》：窈窕安榴花，乃是西邻村。坠萼可怜人，风吹落幽户。）
爸爸暮年出版了散文集《窗外的石榴花》，朋友问为何我第一篇回忆叫《白花丁香树》，不叫“红色石榴花”？ 我说因为是写的是姥姥和妈妈，我们在姥姥院子中间大叶白丁香树下长大，那是一棵三到四米高的灌木丛。如果写得是爸爸妈妈之间的事情，我就会写到石榴了。
朋友说“你爸爸的《窗外的石榴花》是史家胡同的窗外，看不出什么痕迹。但石榴花一直开在他心里，多次在散文的标题里出现，不动声色的陪伴着，让他看到、感到生命的顽强；自由和希望所在。 一生的陪伴，低调、默默无语，而又璀璨美丽。这样的感悟，他怎么能够形诸笔墨？！这些只有妳能体会到了。唉！”
爸爸晚年观赏的石榴会开许多花。爸爸文革被赶去的那处住宅后院夹道里有两株石榴。可能是早年隔壁院落的人家种的。石榴树恰好坐落在竹篱笆中央。向两边伸展开，榴花开很多，酸的果子如杏子般大小不能吃。石榴花开，爸爸叫我搬藤椅坐在后院，看花时他不说什么话，我就静静地陪他坐。后来我去了延安，爸爸去了宁夏干校。七五年把爸爸回北京恢复了工作。爸爸不同意搬家，有关部门就把篱笆改成了一道砖墙。石榴树留在了我们这一侧。不知道哪一年爸爸要求把酸石榴挖掉变成了一株甜石榴。另外的一棵后来衰败了。这棵种在地上的甜石榴便在爸爸的眼前疯长，变得比房檐还高， 甚至越过了院墙，不仅占据了房子到院墙之间大约两米左右宽度的空间，它的枝条伸到了廊子下，几乎碰到了窗户。那个夹道不过三间房子的长度。那棵石榴占去了三分之一。每年开无数的花。只有房子的后门通向这个小院，爸爸是唯一欣赏这花的人。多年后一次回家遇到了石榴开花的季节，他向我赞美了这棵少见的石榴，送给了我他写的第一篇散文，《窗外的石榴花》。收获的石榴会在他办公桌上放很久直到干枯。他不会找人剥，我猜这石榴一定让他联想到妈妈，那个已故多年、曾经掰石榴喂他吃的前妻。
花萼初含雪，无声诉与谁
爸爸妈妈虽然年龄相差大，但一起过的日子是愉悦舒适的，这种幸福和甜蜜在各种小事上显露出来。爸爸请王惠德叔叔来姥姥家的小院聊天，妈妈送茶后就去照看妹妹。两只马蜂打架落在茶杯中，爸爸看着妈妈和淘气的二妹小康玩，端起茶就喝，两只马蜂喝进嘴里蜇了舌头，医生护士前所未闻，还是妈妈和护士一起小心拔除毒刺。一连几天妈妈只得给爸爸擀面条吃，爸爸讲课说话不利落也只得请王叔叔代劳。 爸爸有一次坐下不小心，屁股后面的裤子刮破了。他不肯换下来就让妈妈给他补，趴在那里又不老老实实地不动，我们小孩一块起哄要妈妈扎他屁股。 结果害得妈妈扎了自己的手，命令爸爸当木头人儿，我们这些孩子坐下来听爸爸讲故事， 爸爸的裤子才补好。
中山公园里有个露天音乐堂，爸爸不管是否唱走调出丑，为了逗乐我们，上去乱唱，还要妈妈陪他唱。爸爸和妈妈照了很多照片。大多数文革中遗失了。他们从未忘掉过庆祝结婚纪念日，尽管自己会照相，每年也一定要去照相馆至少留下一张正式照片。（我庆幸保有这些照片）。他们一起度假的照片亲密温馨。如同这张海边度假时的亲密模样，他们在一起的照片大多是手牵手或相拥在一起的。爸爸爱笑，真心地笑。然而当我把这些笑的照片摆在一起时，我的心里涌上来的是说不出来的哀伤。我无法笑，流下的是眼泪。爸爸的这种幸福洋溢的笑容在他以后的照片中我就再也没有找到， 虽然爸爸的照片仍然是笑着的。 妈妈看到爸爸也都是笑的。甚至那张爸爸抓拍的妈妈在劳改农场负重拉车的照片。妈妈抬头见到了爸爸，她也笑了。（见《百花丁香树》）
妈妈热情，爸爸好客，那时家里亲戚多，孩子多，他们两人的朋友也多。周末姥姥家里总是很热闹。我们小孩有姥姥，奶奶照管，妈妈爸爸当年也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享受了不少两个人的快乐时光。五十年代是爸爸钱最多的时候，那时候他的稿费多。父亲去世后很多纪念文章说爸爸说过“向钱看和向前看”，但他本人和我妈妈从来不爱钱。龚育之叔叔说爸爸也和当时大多数人的做法一样， 大部份稿费交了党费，但是他留了一些自己支配。除了交党费，妈妈爸爸热心公益事业。
中宣部办托儿所，修游泳池，图书馆收集剪报，。。爸爸捐款妈妈都支持， 有的其实是妈妈的主意。妈妈深受姥姥，姥爷中国传统的知识向善价值观影响。有知识的人得做善事。做善事不能仅仅是出钱，应当是自己的善心和善意的一种情感表达和付出，善心的投入是不能请人代劳的。父亲去世后我们看到的关于于光远和钱的故事没有只字片言提及妈妈，包括当年熟悉妈妈的人。其实看一下年代就知道了。妈妈非常俭朴，待人慷慨大方。一生没有享乐的概念。永远是那两件洗得干干静静的衣服。经常馒头，稀饭和咸菜就算一顿饭。妈妈一生甚至没有出过远门。最远只去过塘沽。
（1956，只要依偎在一起，无声胜有声）
站台上妈妈的影子
1958年春，爸爸要去上海出差，奶奶叫他带我一起去。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是儿时朦胧记忆的开始，因为家人的多次叙述，儿时脑里的图像得以文字化。那一天，妈妈给我们收拾了行装。那时候人们没有多余的东西，也就是多一套换洗的衣服，分开放的一个小包属于我，便于爸爸把我交给奶奶，他自己好去开会做事。我包包里有妈妈给奶奶的短信和一些钱。
（爸爸的钱怎么用妈妈不管，奶奶在北京和姥姥一起住的时候，妈妈拿到工资除了留一点零用钱，进门就先分给两位老人。爸爸钱给老人是义务，妈妈给的是心意，因此奶奶后来反复地讲她怀念的爱媳。）
火车傍晚开，平常姥爷回来才开饭，那次我们先吃了饭，每人一碗挂面加鸡蛋算是出门特殊饭菜。妈妈忙着把面吹凉了喂妹妹小康，自己胡乱吃了几口。她好像有些不舒服，爸爸要她留在家里，但她还是和我们一起出了门，爸爸拿了他的包，妈妈拿着我的，我们去前门火车站（现在的北京站当时是国庆十周年献礼建筑之一，正在盖）。那段时候我们没看见爸爸用配给他的小汽车，平日他骑车一早去上班， 我们三个人这次一起坐公共汽车。从小全家坐公共汽车意味着出门去玩，一上车我就很兴奋要说话，特别是我还没上过大火车呢，可是他俩把我放了靠窗跪着，叫我数外面的三轮车，他们自己拉着手就不再说话。 天黑了，我不再对车外有兴趣，爬到爸爸腿上坐，他们还是不愿意和我说话。
到了火车站上了车，是软卧车厢的下铺，爸爸说没有我的铺位（他后来说妈妈觉得卧铺票有点贵），我得和他挤着。妈妈把我安顿好，爸爸叮嘱她记得去看医生，妈妈下了车，我意识到要和妈妈分开了。软卧车厢外送行的人很少，妈妈一个人站在那儿。
这一次出门和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有说是笑的。
站台上的灯光昏昏暗暗，火车站很破旧，柱子上的油漆都剥落了，妈妈靠在一根柱子上。我和爸爸趴在车窗边，车慢慢启动了。妈妈开始跟着走看我们，后来慢慢跑，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很快的人影不见了。 我哭了，发现爸爸也是难过的样子。妈妈送行跟着火车跑的那一幕，是我儿时深刻的记忆，第一次我自己伤心的记忆，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爸爸伤心。
火车刚一开，爸爸就说该睡觉了，他让我和他头朝两个方向睡。我的头靠车门，得抱着他的脚。大火车一点也没有让我这个第一次坐火车的孩子兴奋，爸爸妈妈的心情影响了我。爸爸点亮床头小灯开始在小纸片上写东西，我觉得无聊，睡了。到了上海，我们被接到了锦江饭店。然后我被司机送去了奶奶家，奶奶在妈妈上党校后回到上海，说有一年多没见我了。
火车上，爸爸不说话，为什么？ 白天他把我交到列车员手里，自己陷入了沉思。一向话多的人不说话了。
妈妈是1957年12月被定为右派的，1958年春天爸爸妈妈还在一起，爸爸带我去上海时，组织要他离婚的压力可能已经很大了。我猜他已经知道了申诉无望，我最近了解到当时右派惩罚分六级。凡申诉遭拒，均会受到最严厉惩罚。爸爸和我说过他清楚妈妈没说什么，无论如何够不上右派，他没让妈妈自己申诉，他自己直接去为妈妈申诉了。他说延安审干，他被审查了一年多，但一直很乐观，相信党不会冤枉人。所以这一次他也很乐观。但是出乎他预料，一千多人的申诉名单，一个没有被复议，统统被驳回。妈妈也为此遭到进一步惩罚，不得不去劳改农场。他实在可怜妈妈。现在想到小时候妈妈火车站送我们走的那一幕。那时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妈妈被送去劳改，爸爸出差回来何时何地两人可以再见面。
油菜花开满田野，农夫和稻草
奶奶问我吃这吃那，小姑姑要给我织一件毛衣，打扮我，不管他们怎么哄着我，我老是惦记着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只隔了一天司机就来了，说要带我们去郊区看油菜花和合作社。后来我知道那时“人民公社”快要成立了。
江南四月春，道路两旁油菜花成片，与稻田黄绿相间刹是好看。
爸爸进去开会，奶奶看着我在外面玩和摘野菜（二月兰，一种奶奶爱吃的野菜）。油菜花和田埂上的紫花野菜让我着迷，越走越远，奶奶小脚走不快，走到一条小水渠前，对面一片很开阔。远处红旗招展，大人小孩似乎很热闹。我告诉奶奶我要跳到对面跑去看看，表面干裂的泥土没想到下面竟是烂泥。一跳就陷进了臭泥塘，越挣扎陷得越深。奶奶慌了，赶过来时泥巴已经到我肚子了，我尖叫着喊救命。她迈了一条腿来救我，整条腿也陷了进去。我还在继续往下陷，幸亏被一个拉了一车稻草的老乡看见，丢了一捆稻草过来，叫我趴在稻草上不动。他先救出了奶奶，再拔萝卜般地把我从泥里拔出来。
我被拔出来后，发现泥里很多泥鳅，害怕得要命。奶奶的鞋丢了，我的两只鞋子都没了。老乡家的孩子把我的长裤拿到河里去冲，奶奶裤子刮了泥就凑合穿着。我被老乡抱回家，裹在他家的破被子里。我们没有衣服出门，不能去找爸爸吃饭。老乡用泥鳅和一点点米做了点东西给我和奶奶吃，主人说我们掉进了鱼塘。过了一些年之后奶奶总算给我讲清楚了原委。我命够大，如果没有及时遇上那救命的老乡，陷进泥里会丧命的。那救我的老乡原本是看鱼塘养鱼的。鱼塘用来积肥所以变成了泥塘。他是奉命回家拿柴草去填鱼塘另一侧的。那人发愁没了鱼塘他靠什么维生，柴草填了鱼塘以后拿什么烧水做饭。也担心房子的茅草屋顶能不能保住。我们看到红旗招展的地方就是他们吃在田间，睡在田间的地方， 也就是鱼塘的另一侧。因为所有的人， 包括妇女儿童都得参加积肥。社里已经开始试着办公共食堂。我当时又冷又害怕，担心那些吃了鱼的泥鳅会不会爬进这间茅草屋来咬人。
他们家的小男孩洗了裤子回来，主人拿了两只破碗出来给我和奶奶装了两小碗饭。他说他们只有这两只碗了。奶奶把食物分了一半给那男孩，拿另一只破碗喂我吃。小男孩一边吃，一边玩他手里滑溜溜的泥鳅逗我玩，我既害怕又觉得有趣。 知道泥鳅不像蛇不会自己爬进屋，我放了心。吃了点东西以后从上海陪我们来的人和当地村民一起找到了我们。奶奶对他们说的是上海话，我听明白她说爸爸走的时候来接我们。其他的话没听懂。那帮人走了以后救了我的人反而感激奶奶。奶奶后来告诉我当地人知道爸爸是“大干部”，茅草屋的主人就被命令招待好我们，他的柴草至少当天就不用送去丢鱼塘了， 否则稻草不够他的茅草屋也得拆。
爸爸傍晚接我们的时候才知道我们遇到了什么危险。鱼塘变成了烂泥塘。丢下去沤肥的稻草漂浮着，上面覆了一层河泥。看去像是待耕的农田，下面其实是死掉的鱼虾和泥水。如果陷到表层下面，必死无疑。爸爸当然感谢了那农户，也看到了那泥塘。爸爸在干校时和我讨论多的话题之一就是科学种田。我插队和他一样都是农民， 颇有共同语言。一次说到我差点在泥塘里淹死的事，他说我那个意外当地的领导没有预计到， 要不然不会让他走到泥塘边看到实际情况。
几天后我穿了一身新行头回北京，要把这段历险记和泥鳅的事情告诉妈妈。我想妈妈会来接火车的，我一下车，我想她就会跑过来，跑得跟送我们火车时一样快，可是没看到她来接，她在哪里呢？
因为我没有合适的鞋，爸爸一路背着我坐公共汽车回到了姥姥家，他和姥姥说了一会悄悄话就骑车走了。那段日子里爸爸来的时间都很短，取了妈妈需要的东西就急匆匆走了。又过了一些天，听见姥姥告诉大舅舅妈妈又怀了孩子，吃东西吐，妈妈去的地方食物太差。我一直没有弄懂妈妈去了什么地方。直到三妹小蓓出生后姥姥带我去看妈妈，才懂了妈妈在劳改农场。爸爸几乎每个星期天都骑自行车从北京城到南苑红星农场看怀孕的妈妈，爸爸骑车送吃的一次将近六十公里来回。路上五，六个小时，几个月下来行程数百公里，他们的婚姻还继续着。现在想起来爸爸那时就像是为自己赎罪，赎那失败的申诉的罪。
爸爸和我说过好多次，要说划右派他比妈妈够格多了。他说妈妈是替他受过。
五七年爸爸的“按劳分配”和谈错误
最近整理父亲遗作我特别留意了他在57年发表了些什么。他那一年主要关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及按劳分配，对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同时他又接连发表了六篇关于犯错误的文章。他一方面试图坚持自己按劳分配的主张，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避免“犯错误”。嘴上对可能发生的错误念念有词，现在看来就像念着一道护身符，祈求安然渡过反右运动。我没有时间找来这些文章阅读，但仅就题目就可以对父亲当年的状况略知一二了。这是那一年他的文章总目：
《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规律问题》 1957-1-3
《对“按劳分配”的一些看法》 1957-1-18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 1957-2-18
《再来谈谈“按劳分配”问题》 1957-3-18
《谈谈关于“错误”的一些问题》 1957-4-3
《人为什么会犯错误》 1957-4-18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1957-4-18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为什么还会犯错误》 1957-5-3
《对错误作具体的分析》 1957-5-18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上）》 1957-5-18
《怎样避免犯错误 （续四》） 1957-7-3
《怎样改正错误（完）》 1957-7-18
《我们要战斗起来》 1957-7-18
《关于科学工作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和驳斥民盟中央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提高我们社会主义觉悟问题的报告》 1957-8-15
《也来谈谈按劳分配和工农收入对比》 1957-9-3
《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两条道路》 1957-9-4
《认真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1957-10-23
“什锦汤”卫星
爸爸那次去上海开的什么会？ 我不知道，多年后网上浏览时看到了“奉贤”和油菜花，于是看了下去，原来上海奉贤57年冬到58年春大搞积肥和兴修水利， 那是大跃进的前奏。之后就开始放“什锦汤卫星”，“要使粮棉卫星上天，先送肥料火箭”，“积极兴修水利，多积肥多施肥，保证增产”。 那“什锦汤”就是将鱼塘，河汊放进稻草和五花八门的东西去沤肥。甚至扒了数以千计的茅草屋和挖了堂屋的土去沤肥去做什么“土化肥”。这样的肥料是难以“千担”来计数的。一个池塘的水和泥到底有多少，就由当地官员信口开河了。奉贤这样的鱼米之乡也饿死人。
水渠旁那个鱼塘，我和奶奶陷进去的烂泥坑，莫非就是当年的“积肥什锦汤”？奶奶，爸爸都已故去，无从考证我曾在什么地方遇过险了。可能也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这样干吧。一个“科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妈妈和女儿掉进毫无科学和经济价值的土化肥“什锦汤”，怎么叫他跟着唱赞歌？ 1958年疯狂弄虚作假“大跃进”期间，爸爸也做了些他后来觉得丢脸的事，例如鼓吹小麦高产；向毛主席汇报苹果嫁接南瓜，作为中宣部的科学处长，他说他记住了相信群众相信党，但是忘了相信科学。爸爸并不忌讳谈到他的深刻反省，爸爸自勉勉人“秉承科学精神”。我想爸爸没有说的是以他当时的处境，他什么都不说能过关吗？惟有装糊涂。妈妈已经是右派，他怎么才能保住他的家？我没有看到或听到他鼓吹过土化肥。我不知道58年除了不肯和妈妈离婚还有什么其他事让他成了“中右”。我猜他58年吹牛不够积极可能也是个原因。他想保住妈妈也不得不“表现”，但他毕竟还有科学良心。他鼓吹让科研机构与民间竞争小麦高产，他说如果科研机构输了，就可以关门了。提的指标是一万斤。科研机构做实验不能没有记录。科研单位都种不出来，当时民间号称亩产3万斤，6万斤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了。爸爸这么说多少也算用心良苦。至于向毛主席报告过苹果南瓜嫁接的事是他直接用了山东省委的报告。他说他没有核实就相信了。我想无论是山东省委还是我爸爸，即使当时谁也不信， 也只有那么说。
知识分子经过五七年的反右之后，面对五八年的浮夸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五八年的这两件丢人事爸爸每每想到就很难过。这以后他就极力不再犯类似错误了。后来正式解散食堂，农民不敢说真话，爸爸去做的“马渡调查”给农民发了两种颜色的玉米豆， 匿名投票。得出90%以上农民希望食堂解散并以此数据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晚年他宣布：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就是毕生经历的总结。
爸爸爱说话，是的，他说了不少话，他说的话给他自己惹了无数的麻烦，他总说自由是创造的源泉。结果只要反右或是反自由化，他几乎是永远的“运动员”。我喜欢他说话，但是有些话他不说，他不说话的时候让人难过。能说话至少还有一线机会。不能说的话便是永远的痛了。
石榴怀籽
妈妈划右派后，爸爸为了不让司机为难，也让自己少些被整的口实，他来姥姥家不再让司机开车，三妹小蓓就是我和爸爸去上海之前怀上的。
1958年夏，奶奶来京，如昔仍然住姥姥家，妈妈居然能回来几天。妈妈的心脏有问题，怕有伤身孕须做检查。在爸爸的坚持下，医生给她开了病假条，短暂地，家里恢复了温馨欢乐。叔叔婶婶也带孩子来，没有人因为妈妈被划了右派而疏远，整个大家庭都支持着爸爸和妈妈。
雨过天晴，连理枝叶得复原，大家期待着惶恐的日子很快地就会过去。榴花坠萼，夏天正是怀籽如孕、果实渐丰的时候，再等等就有甜蜜石榴可以摘了。
可惜，树欲静而风雨来，民欲安而不可得，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张照片是1958 年8月底妈妈从农场返家时爸爸给大家照的。姥姥家小院里爸爸给我们买的小自行车。右起：我，小康，妈妈，奶奶，叔叔家的堂弟，婶婶。仅6周后父母被宣判离婚）
（58年）
风雨飘摇枝叶离
暑假一过，风云突变。反右再次补课，爸爸成了目标，一下子被认定中右，属于推一下就成右派，拉一下仍可挽救之列。爸爸的科学处里有三个下属被划了右派，爸爸自顾不暇，无力保护他们。妈妈劳改农场里病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回来，中宣部党支部开始了对爸爸的批判，要求离婚并不许再见面。如果不听从则结果严重，他既使不被划右派，有个右派妻子也必须离开中央机关。知识分子没有抗衡的本钱，他只是一个被使用的干部，而妈妈年轻毫无资历，帮不上忙。
那是1958年9月，妈妈已经怀孕快六个月，爸爸会不会认为婚姻法可以暂时保护他们？反右运动可能很快地过去，离婚能拖就拖。又过了几个星期，妈妈怀孕30周，1958年10月9号，爸爸妈妈出现在劳改农场旁的一个法院里。
当时中国执行的是50年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提倡婚姻自主平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怀孕期间以及产后一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离婚必须先经过调解， 调解无效才会判决离婚。在劳改农场失去自由，苗条的妈妈不可能隐瞒怀孕。妈妈请假回北京做孕期检查也都记录在案。爸爸妈妈1958年10月才离婚，而三妹小蓓出生于1959年1月。姥姥、姥爷、整个大家庭里，包括爸爸妈妈他们自己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说清楚过他们怎么离的婚。为什么爸爸不能公开认小蓓。爸爸越来越老，我们不忍触及他的伤痛。爸爸离世后，为了揭开我们心中的谜，我们在法院的档案中找到了尘封五十五年的“法院民事调解书”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纸“调解”，直接把我们的家解体了。
爸爸妈妈的离婚调解书
去年十月，送走爸爸之后我留在北京开始了我的搜索。打了五，六十个电话之后我找到了线索。申请法院档案查询，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再次回国。法院的档案馆通知我去取复印件。拿到复印件想到妈妈令我落泪。央求他们给我看看原件。办事的两个姑娘跑到后面搬来了一个一寸多厚的册子。翻到妈妈那一页，她们递过来，叮嘱纸太薄，也太脆，千万得小心。调解书原件薄如蝉翼。五十年代用的是薄得半透明的纸，因为中间要夹上复写纸打字。一次要一式三份， 男女各一份，法院存底一份。我小心翼翼，在属于爸爸妈妈的那一页下插入一张白纸，给那张调解书拍了照。那一本大约有五百页。 档案馆的人说基本没有人查过。差不多都是劳改农场右派离婚的案子。爸爸妈妈的离婚调解书所有条款若不算两人的姓名住址， 包括申判员的名字一共只有120 个字。这张调解书“代替离婚证使用”。
在中国文字中谁“被”什么什么了，被与不被之差常耐人寻味。我注意到调解书原文件上爸爸为申请人，妈妈名字之前是“被申请人”。然后这个“被”字上被打了个X，这又是为什么？爸爸妈妈两个谁是原告谁是被告？为什么一纸调解当庭就被宣布离婚，调解书就代替了离婚证？我和妹妹被判给了身在红星人民公社新建乡第二生产队正在劳改的怀孕30周的妈妈。而且妈妈被剥夺了所有共同财产。这绝对不可能也不会是一个多月前才设法把妈妈接回家，还在姥姥家给一大家人照了照片的爸爸主动会做的。那张照片上妈妈笑容依旧。
如果是妈妈提出离婚，按照当时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必须经过调解，而调解申请人就应当是妈妈。如果是爸爸提出离婚，妈妈名字前才会有个“被”。妈妈名字之前的“被”字是被谁，是什么时候“X”掉的？按照婚姻法爸爸不能提出离婚。五八年十月，妈妈划右派已经有10个月了，离婚时妈妈怀孕30周。爸爸如果要抛弃妈妈，为什么要等到那么晚？ 这份离婚调解书的时间令我们吃惊。这份离婚调解书不是妈妈提出的离婚 （如王蒙小说《蝴蝶》的女主人公），也不像我们的想象，妈妈为了保护爸爸向法庭隐瞒了怀孕的事实。也不是婶婶的说法：爸爸妈妈商定由妈妈提出离婚，爸爸如果让妈妈提出离婚，妈妈绝对会以爸爸的事业为重这么做的。这几种假设都不是！为什么离婚调解书代替了离婚判决？爸爸妈妈离婚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晚很多， 已经晚到了爸爸别无选择，法庭也无法忽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的时候。我们震撼了。
爸爸妈妈是不是抱着一丝幻想以为法律可以保护他们的家庭？爸爸深爱着妈妈，他也爱我们。他不可能同意把我们判给妈妈而流落劳改农场，我猜：他那天也许是天真地以为这调解会被驳回。但又想也许他们已经不再天真，他们以这种明显“不合法”方式探究法律的底线。他们没有了幻想。他们以这种方式最后一搏，抗击“法”与“无法”对爱情对人性的践踏。在这之后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再也没有讲起过他们的离婚。想到这我为有这样的父母，这样的爱而震撼。
当年这部婚姻法实施之前许多年轻学生，机关干部都参加过宣讲，几乎是尽人皆知。按标准程序应依法询问女方是否怀孕，并对共同财产做出安排。以“政治立场不同”，断然被“调解”判决离婚。法庭违法？ 全都忽视法条？ 爸爸是党的干部，身在组织中。组织的纪律和国法孰为先？爸爸在世时还能说什么？曾读到过有枪毙人要家属出子弹费的事。可悲的是相亲相爱的爸爸妈妈不仅被离婚，还让爸爸背了抛妻弃子，让妈妈背了婚外生育之名。他们不留一个字，不做一句辩解，除了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爱情的伟大，失败的惨烈，还有什么！
（1958，调解书代替离婚证）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58）民字第199号
申请人：于光远，男43岁，上海人，住中共中央宣传部宿舍。
被申请人：孙历生，女24岁，沧州人，住大兴区红星公社新建乡第二生产队。（请注意在原文件上“被”字上被打了一个“X”， 这又是为什么？）
案由：离婚。
上列双方于1952年10 月自由结婚。因女方在正（应为整）风中化为右派分子，政治立场不同，不能共同生活下去， 双方同意离婚，经协议如下：
（1）于光远与孙历生离婚，
（2）个人东西归个人所有，
（3）双方所生二个女孩归女方抚养，男方每月给付抚养费（xx）元。
以后经济情况变化时另议。
红字图章：“本件代替离婚证”
下面是审判员XXX 的签字， 1958年10月9日和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的大红印章。
爸爸妈妈离婚后，三妹出生。爸爸试图无视那一纸离婚判决。我记得离婚后爸爸来姥姥家看三妹，和我们玩。爸爸和妈妈的联系一直保持到五九年。反右运动对右派的惩罚是越来越重的。总之，三妹出生，他们的秘密会面组织又发现了。这次妈妈不准再回北京，爸爸也不允许再骑自行车去看她。中宣部机关党支部开始持续批评爸爸。 他们的爱情终于走向了终点。妈妈不想继续拖累爸爸。而爸爸也知道他的抗拒只会越来越致妈妈于死地。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三妹出生的第二年妈妈接受了聂叔叔，很快生了小同妹妹。
（59年爸爸来姥姥家）
（60年）
（60年）
妈妈的背影
妈妈摘了右派帽子后，直到文革浩劫开始被迫害，妈妈一直挣扎着让自己活出自己的精神。她从来都是出众地漂亮。她不需要打扮，夏天适身的白衬衫，冬天一件保暖的皮夹克。她热爱生活，教我们唱歌、做游戏，给我们织手套、织帽子。 小康说从来就觉得妈妈“酷”，她在门外虽然低调，但从不失其尊严。进了姥姥家门，有了她，孩子们就是一片欢乐。在女三中里她仍然还有一些同情她的朋友。恶人董光薹不允许妈妈教书，但老师们都赞赏她给各科老师准备的资料。
爸爸妈妈一直在挑战着命运，1968年７月，妈妈终于挑战失败，离开了我们。我每次想到她、梦见她，除了如正面照片的笑容外，还有她的背影。姥姥家院子的木门通常关着，送客后再上闩。妈妈从来性情愉悦，动作轻盈快速，她每次来看我们然后回她自己家时，说了再见后，轻快地走出门，我会探个头看她一下背影，再把门闩上。
妹妹小康开始上学后，我们下车回家时，会在人群中追寻妈妈的背影，找到就跑上去从后面抱住她。从抱妈妈腰、抱肩膀到蒙眼睛，我们渐渐地长高了。虽然妈妈不在人世了，因为我们谁也没有见到过她的遗体，我们仍下意识地从女三中门口的公共车站到小绒线胡同口的一站路中追寻妈妈的背影。有的时候走着走着，觉得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就会突然跑上几步。这种举动持续了好多年。15岁我去了陕北插队，13岁的二妹小康当了商店的营业员。三妹小蓓去了浙江姑姑家继续读书。离开家对我和三妹是一种解脱。二妹小康还不会骑车，花了几个小时从爸爸家推回了继母的自行车。从此骑自行车去上班。大家再也不坐在白塔寺公共汽车站下车的车。
妈妈的石榴树仍然在院子里，姥姥得了脑血栓，没有人能够再去精心照管它，越来越不开花。私房没收了，北京不允许有独门独户的院落，58年照片上背后那堵白墙被扒倒了（怕反革命活动老百姓不能相互监督，不易发现），原来爸爸妈妈住过的南房搬进来了一户处处欺负姥姥的独眼泼妇。妈妈的那棵石榴树终于在院子里冻死了。
（妈妈的皮衣）
爸爸的臭皮袄熏走了监管的造反派
1969年我去陕北安塞插队， 在那里待了四年半。一连三个冬天和最后的一个夏天，我从陕北辗转几天山路到宁夏干校看爸爸。我跟他一起养过猪，一起研究过糖化饲料，在他身上试着学针灸。拿本植物图谱去挖野菜，挖草药，分析土壤酸碱度。在他指导之下速成了高中数学物理。 我们也试着用最原始的方法，找些吃的改善生活。宁夏的日子对于爸爸并不是太糟，就像我至今仍然怀念陕北插队的生活，所幸的是我们都没有浪费时间。那是我懂事之后和爸爸在一起最多的日子。那四年多我学到的东西让我一辈子受用。
爸爸在干校被分配养猪，干校的盐碱地稻谷颗粒无收，军管组认为爸爸能解决盐碱问题，爸爸是爱吃米饭的上海人，乐于接下这个额外任务，找来农民请教如何在北方盐碱地上种水稻，下田观察研究，第二年猪养肥了，种出了高产水稻，造反派和军宣队们吃得好了后，态度也变好了不少，我们父女也自由多了。
1970年春节前后我第一次去宁夏，爸爸那时还很不自由，和他同住的是个没有一丝笑容的造反派。我和同学住在干校别人家， 爸爸申请到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有限，又总是被那人监视着。爸爸决定叫我一起读马列，这样在一起时间就多些、理由正当，那人也管不了。 有次为了摆脱监视，他就说咱们赏月去吧。时值寒冬腊月冷到零下三十多。他对我也说给造反派听“你见过鲁迅笔下的月亮吗？既然你没有研究过，我们去看看”。 造反派没反对，他大概也嫌我们烦，看着我们父女俩把能包裹穿戴都穿上、出了门。 我们至少在外面冻了四十分钟。我们讨论了为什么月亮可能呈现金黄色的科学道理。他兴致勃勃，我可真快冻死了。要知道，那时可没有羽绒服，也没有暖和的鞋袜。他倒不冷。他有一件不知是拿什么换来的大马车把式穿过的，奇臭无比土法鞣制的肮脏光板羊皮袄。不读书，黑灯瞎火就得挨冻陪他去散步，我只好硬着头皮和他一起读完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猜最终他那独一无二的臭皮袄熏跑了他的同屋。宁夏干校睡的是热炕。煤炉的烟囱通到炕里才到外面。爸爸那时就像一个地道的老农民。他的臭皮袄放到热炕上烤，房子里臭得令人窒息。我每次抱怨爸爸的皮袄臭，他总是对我狡诘的眨眨眼。
听说黄河有小鲫鱼，我们决定去抓。严冬的河套地区一片空寂，除了运载麻黄草的大车外看不到人烟。河上结了冰，河床内两侧的冰是平缓的，主河道有十分明显的标记，那里的冰一块块搭接、叠加、交错着，最后冻结着在一起，显示着大自然的威力。怕掉进冰窟，我们只走大车压过的地方，根据河面的冰判断水流缓急和方向，我们发现了如何抓去小鲫鱼。选对位置打个冰窟窿，破衫简陋渔网就可以捞到鱼。那些鱼只有三，四寸长，没油没锅怎么吃？ 我们把鱼涂了盐，挂起风干做成鱼干。几块破砖头，屋外搭个灶，捡一些树枝把鱼烤来吃，烤酥了连头带骨吃。那鱼真香，看管爸爸的造反派闻了香味馋，态度好时我们就送他几条。后来我们批量制作生鱼干，带回陕北可是绝对的美食。陕北山沟里放羊老头没见过鱼，把我送他的小鱼放在怀里，逢人就掏出来给人看“你们看，这是鱼”。从此见了我就叫我“小红鱼”。
“于光远是科学家，也是著名经济学家”。他不和我谈理论，他说他最快乐的就是试图找到经济效益好的好主意。他说如果他能想出１００个经济效益一亿以上的主意，他就很满意了。我们两个在那段时间常常一起痴人说梦。他说在延安大生产时他发明了吃“苋菜米”。野苋菜是要消灭的杂草。他把草籽收集起来脱壳后煮粥吃，很好吃。他说有一些难于耕作的零星地块，开荒也许还不如吃草籽。人不能违反自然规律。90年代末，爸爸居然送了我一袋加工过的苋菜米，说是他介绍给什么贫困地方种的，作为营养品高价出口日本了。我和他去赶集，看到鹅蛋不太贵，我们就买了四个鹅蛋。于是放在怀里孵，不敢跑也不敢跳，睡觉也不敢翻身。带到陕北后找到老母鸡代劳，一连孵了四十天。每天村里的婆姨，女子都来看这些超大的蛋，而我则幻想着村庄对面的水库里我可以诗情画意地放养一群“曲项向天歌”鹅。直到老母鸡孵得几乎没了毛，宣告失败。这些创业梦我又再次说起，那是１９８３年，我到深圳去“下海”。
（72年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
（爸爸在五七干校）
为三妹“正名”
爸妈离婚后，三妹小蓓出生了，她的名字是爸爸起的，整个大家庭的人都尽可能保护三妹。爸爸悄悄地和小蓓一直保持着联系，爸爸的一些同事和学生理解他，也都提供过帮助。小蓓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姑姑家度过的，小的时候我带着小蓓在公共汽车站见爸爸。爸爸年老之后，他自己坐出租车约小蓓在长安街上的国际电报大楼见面。小蓓大学毕业去了深圳，爸爸“坐轮椅走天下”常常去深圳，很大原因是要见小蓓。小蓓很看得开，既然自己活得好好的，她常常告诉爸爸她不想让爸爸再重温过去的无奈，从来不让爸爸为难。说句实在话，我们从来看不起依赖父母的人。小蓓是最会让爸爸快乐的人。她会想到爸爸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快乐。她把爸爸从医院“偷”出来推着爸爸逛超市，给爸爸买一堆好吃的。三妹最后一次去医院难得地遇到了爸爸清醒地好日子。她告诉爸爸他有了重外孙。
亲人们的关爱使小蓓成为我们姐妹中性格最好的，她不必像我一样执着，或像二妹一样独立。她有她的事业。她的成功在我看来出奇地容易，但谁也无法复制。人们喜欢她， 无论是他的客户还是她的员工。她特别喜欢孩子，前两年她到甘肃种树时带回一对无家可归的母子，帮那位母亲在深圳安家并找好工作，要我们大家帮那男孩赶功课，我的小儿子被指派教唱歌。令我惊讶的是，三分钟我的儿子就被洗了脑，一个暑假中，我家这个美国出生中文都说不好的中学生自己用电脑学会了中国国歌，把中国国歌至少教唱了一千遍，那个贫困山区的孩子从来没有唱过歌，他说三姨让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困难事。那个歌刻在他脑子里回到美国还会不小心唱出来。
爸爸走了，我们把这件事说了出来，不讲对三妹不公平，而且妈妈为了这个所谓的“私生女”承担了许多不公正。
（三妹小蓓和爸爸）
（爸爸耳朵听不见。 去世前不久，三妹小蓓告诉他有了重外孙）
爸爸的沉默
爸爸在世时写了很多东西，却没有关于妈妈的只字片言，网上也流传“于光远忌谈孙历生”，我们觉得遗憾。我也想知道爸爸给妈妈写过情书吗？写过信吗？比妈妈小十岁的小姨说有，说她偷看过。姥姥说爸爸什么都写下来，常常会给妈妈写个纸条，比如早上爸爸上班时妈妈还睡着，爸爸会舍不得叫醒而会留个条。爸爸浪漫幽默，他中学时写的爱情小说曾让奶奶读了哭，叔叔追婶婶的时候，爸爸妈妈是叔叔写情书的参谋，爸爸怎么会什么都没写呢？然而，爸爸写给妈妈的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来，没有，一个字也没有。妈妈的朋友和学生们都说妈妈的字漂亮，她会不会给爸爸写信呢？我们姊妹谁也没见过。妈妈的字，无论什么字一个也没有留下来，没有，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多年来我向人打听求字没有结果。
“我的生活哲学很简单，叫作‘喜喜’，意思是只记住有趣的事，从不回忆那些苦事，更不会无端发愁。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趟不容易，只短短几十年，如果总是纠结于苦事和悲事，而忘记了能给你带来快乐的那些奇事和趣事，生活也就失去了本来的色彩。”-- 于光远
这话是爸爸在和妈妈最终分手之后说的。各种纪念爸爸的文章都说他乐观。爸爸爱笑，他鼓吹“喜喜”哲学，声称自己是大玩家，他越是这样我越心酸。七十年代末妈妈平反了，我以为爸爸可以谈妈妈了。外间以为爸爸享受了30年改革派的“殊荣”，现在我终于懂了为什么他一直不能谈妈妈。爸爸的人生从来不平坦，他一直处于“运动”中，政治似乎把妈妈的存在视为爸爸政治生命中的瑕疵，支持他的或反对他的人都不希望有妈妈这个人“存在”过。 这就是我们的悲哀，我不认同爸爸的“喜喜”哲学，也不会实践它。用它来克服一时的悲观沮丧无可厚非，但这是一种鸵鸟政策。苦的事情，悲的事情即使是发生在一个家庭中，有人回避就得有其他人承担。
一个家庭，一个社会必须有能撑起一片天的脊梁。爸爸走了，他和妈妈的不幸不会再影响他。我们一直理解爸爸内心的痛，但是我们得正视我们这个家庭的历程。（法治社会是一点一滴建立的，我们最近写给组织的报告附上了爸爸妈妈被迫离婚的调解书和小蓓的出生证明，附上了爸爸帮小蓓做的其他证明。这些文件通过正常组织渠道送交了中组部。这件事至少印证了中国的进步。我觉得我这个大姐可以告慰父母了。）
（1973年春天，父亲从干校回京后我们的合影）
爸爸不愿说起过去的苦事。最苦的事就是他的善良愿望和对组织的信任害了妈妈。这话他没说，是我说的。他年迈之后和我偶尔谈到妈妈，他说如果人生重新来过，他会处理得好很多。他想了什么，我们不会知道。怎么处理就会好得多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已然没有意义去问或去想。但是我知道妈妈的不幸以及爸爸对自己经历的反思使他成为坚定的改革者。他不会患得患失。对于大事，他会坚持真理。年老之后不再作出妥协。爸爸一生作了许多事。遗憾的是他的一生只有不多时光让他可以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但是他一生的坚韧和妈妈的牺牲使爸爸有机会为中国的改革最终作出了突出贡献。我想妈妈地下有知会为爸爸自豪的。
这里是爸爸的另一条警句：“善良如果不和勇敢结合在一起就一无可取。”这句话我当一辈子记取。
历史上的苦事和悲事必须有人回忆，前车之鉴，后人规诫。
（爸爸和他的铅笔头）
为我们的继母说几句
我们的继母是一个少言寡语非常谨慎的人。父亲和她一起生活了五十年。她一切都以父亲的事业为重。父亲在她的照顾下得以长寿九十八岁。为此我们感激她。
有一种幸福，是放下某些舍不得。
有一种伟大，是有所不为，是在自己的田园里为了别人留点空白。
有一种自由，是不被逼迫开口说话。
有一种灿烂，是大家悲欣交集碰撞的火花。
不同的年代和经历，大家一起回顾往事，欢庆也好，遗憾也好，我讲一些，您也讲一些，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得哪些事千万不要做。
有一种幸福，是默默地相依相偎，没有笑声，无叹亦无泣。
附：父亲八十一岁写的散文
《窗外的石榴花》
－－于光远
有好多天了，老是想写写窗外的那些石榴花。
不是我要写她们，而是她们惹得我不能不写。几十张脸朝我微笑，眨着眼。我似乎听到她们调皮的声音：“你愿意写我们吗？”“你有本事把我们写好吗？”于是我准备写。可是几次拿起笔来，又几次放下。我学写散文没有多久， 怕写不好遭她们嬉笑，让她们失望。而她们每天早上，特别是中午趁我躺在床上望着窗户的时候向我示意，而且开得越来越多，那火红的颜色也似更浓，是到了该动笔的时候了！
我同她们靠的那么近，只隔着薄薄而又透明的玻璃窗。我同她们相处得这么久，十五，六年的时间不算短。我同她们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她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小院是用一道砖墙从一个比较大的院子里隔出来的，只有我房间的一个小门与那里相通，除了我和家人，别人到不了她们的跟前。可是，多少年来，我成天忙着我自己的事，也很少到那个不到两米宽的院子去，很少注意她们。我从没有给那株石榴树施过肥，也从不对那株石榴树进行修剪。不知不觉中这些石榴花自由自在不依靠外面力量的扶植“疯长”起来了。我想很少有这样的石榴树，细弱的几条干支上长着无数枝条，上升的枝条当然是主要的，也有下垂的枝条。整棵树占地直径为4米左右。高也有四米多。它的枝条伸到了墙外，伸到了屋檐上面。花开到我看不到的地方。 它似乎无求于人，任着自己的性子在发展。可是今天它却让它的美丽的花朵引起我的兴致，启发我的思考，舒展我的情怀。 许多老年人养花自娱，而我这个人既缺乏闲情逸致，有缺乏耐心恒心。朋友们送给我的好多盆花都被“养坏”了。在这件事上有时我反省自己的文明程度似乎太低了一些，有时又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那些被我“养”坏的花。唯有窗外的石榴树， 我没有“养”过它，却生长得很好。每年开花每年结果，花开得越来越多， 石榴却结得越来越少。去年只结了两个石榴，我不劳而获，心满意足。我无求于它，它也无求于我。今天它用自己鲜艳的花，随风向我点头。表示友好，我也乐意写写她们。
今年石榴花开得似乎特别多。不知最后能结多少石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果树我倒是向来很重视的。我还保存有一张题为《怎样让地栽石榴多结果》的剪报。上面写有七大要领。我一条也没有照着去做。将来我也许在另外的地方试栽一株按照科学方法加强管理的石榴树，而院子里的这一株我决心让它任意生长。我相信它不靠外力，只靠根须往深里扎的途径取得营养。
25年前我搬到现在这个住所时，我窗外的小院里有两株树，一株是石榴树，还有一株也是石榴树－－写到这儿，我想起在初中一年级读语文课本中鲁迅的《秋夜》时，对文章开头那两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写法有特别深的印象。上面我写的那一句，是明显的“纪念性”的模仿。不过当时院子里的石榴树都是酸石榴，一株被挖掉改种上面讲的那株甜石榴，还有一株衰败了，不久前被挖去。现在这一株是院内唯一的。它正旺盛的生长着。它一定会年年开花，明年这个季节她们一定会再来到我的窗前，也许会来得更多。那时我会向她们诉说这一年中自己在学写散文中的进步。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