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从龙：私人记忆中的鼎革之际
私人记忆中的鼎革之际
－－作者：云从龙
1949 年 10 月 1 日，毋庸置疑，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归来者、普通人、知识分子、成功者、投诚者、失败者，都在这一天被历史的浪潮裹挟着彳亍进退。每个人的命运，都在这一天，被悄无声息地重新塑造。
骆憬甫：万语从何说
1949 年 9 月下旬，年逾花甲的前清秀才骆憬甫迎来了他半百之后最难忘的人生时刻。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骨肉分离后，他的三位女儿陆续回到杭州与他团聚， “ 十二年了，当年（ 1937 年 7 月 20 日）游侣已缺少了多人：秦儿、红儿死亡，梅儿、圣儿失踪，美儿、时儿、四婿龄在上海，二婿芳亦去上海，和因病体未愈不能同游，而且今日竟是圣儿失踪一周年之期，寻旧梦而不能全得，真是悲喜交集！ ” 从 9 月 20 日到 10 月 22 日，骆氏的四女、七女、八女分别自外地归来与之团聚。她们之所以能在此时回到杭州，是因为她们先后参加了革命队伍，随军进入了浙江境内。对此，骆憬甫无不感慨，他填词道：
刚喜女儿归，又道儿将别。十载离情七日谈，万语从何说。未脱战时袍，还待征车发。为祝明朝奏凯旋，共玩西湖月。
再没有什么能像这首《卜算子》恰到好处地代表他此时的心情了。 10 月 1 日这一天，骆憬甫没有心思去关注建国盛事，对他而言，骨肉团聚之悲喜交集，远胜于历史一页之宏伟壮观。
喻世长：万家欢腾
在北京，有人牢牢记住了这一天，他是时年 33 岁的喻世长。
10 月 1 日 星期六 云，有雨
万家欢腾的日子－－新中国诞生，中央政府成立。
我第一次参加全市性的大规模的行动。开始提灯游行。
我的心不大干净，因为我还惦记着工作。我也不十分高兴，因为屯昨晚没来与我相见。我知道她今日上午不会来！上午我就忙完些家事，通炉子，擦盆，端水 ……
当我要到后门去买牛肉与劈柴时，碰见故宫一个职员，他说上午十点就集合了。我赶快回家往学校打电话，说北大十一点集合。于是母亲把煮的豆馅端下来，赶快蒸馒头，我去解大手，写日记，一会儿馒头热了，再来一碗挂面汤。
拿了两个馒头一个大梨，母亲问，不拿伞吗？我说人多没法拿，就走了。谁知到所一问，只有宿来了，我也没有见他，下起小雨来。我去红楼，合作社买蜡，有许多顺利。等到找到宿，再找工友开门拿灯，已经十一点多了。
我与孙宿三人排在助讲队里，是北大的第一小队。出发时，路上喊些口号。到了司法部街看见华大队伍，很巧地看见了屯，她的脸上很有光彩，见了我，低头微笑了。
三点，北大的队调到西三座门西，看不见天安门的伟人们的动作，只从广播中听到彼此问候与欢快的声音，升旗，鸣炮过后，毛读中央政府公告，然后 YB ，我们看见完全意想不到的队伍的雄姿与机械的优良。
游行到门口时，我回家了。姑和母马上打听屯，我有些不耐烦。又没给我预备稀的，我更烦。自己煮面吃了。
喻世长此时是北京大学助教，作为当日盛大的游行队伍中的一员，他的日记极为详细和有趣，既写了参加游行前的准备，又写了整个过程，还夹杂了个人私情，最后一句 “ 游行到门口时，我回家了 ” 则更为传神。从中可以观察到，当日民众对新政权的恭迎并非一种刻意的营造，而是发自内心的行动。
张元济：一雪此奇耻
喻世长出现在盛典的游行队伍里，而张元济则在这一天和毛、朱等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10 月 1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晨微雨，午饭后渐晴霁。
是日通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楼上行政府成立礼，升旗、 YB 、游行。余挈英儿同往。拾阶而上，见游行队列坐广场，蜂屯蚁聚。届时赞礼宣布开会，作乐鸣炮，宣读公告。继朱德 YB ，先步兵，后机关枪，次炮兵，次海军，继骑兵，继坦克车而飞机则遨翔上空，寥寥无几。行伍行毕，游行方始。余即率英儿下楼与胡子昂同车归寓，时方六时。
张元济是 “ 出席 1949 年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 ‘ 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 ’ 的人 ” ，也许正是因为有过这样浩瀚丰厚的阅历，见过大世面，使他在当日并未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既未觉得受邀观礼殊为荣耀，也未觉得政府成立是千古盛事，大约在他心间，这些都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台而已。这一天晚上，张元济回到家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赠其林则徐的《林文忠政书》一部，信中写道：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 □ 前贤，铲 □ 此毒，一雪此奇耻。
这或许才是张元济当日观礼建政盛典的真实感受，在目睹中国近百年来饱受的各种外辱内乱之后，这位大出版家内心深处比任何人都更能体会人民奋发、国家图强的道理。四天之后，毛泽东写了回信： “ 大示并惠书两函均已收到，谨谢厚意。敬祝兴居佳胜，并候树年世兄健进。 ” 但对张在信中所倡只字未提。
无论是对新政的成立，还是写给毛泽东的信，张元济对于鼎革前后的时局都比较冷静，且尚存强烈的观望意识（尽管这种 “ 观望 ” 在后来被证明毫无作用）。对中共态度真正之嬗变，还要再过上几年才能完全 “ 表现 ” 出来。
真正对中共的建政表现出狂喜与兴奋的是黄炎培。
黄炎培：昼旗夜灯一色
上午十时，民建在欧美同学会邀各地工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参加政协者茶话，我报告邀请大意。先退。
十一时，欢迎专程前来参加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人民代表团来到北平。周恩来就车站致欢迎词，法捷耶夫做答词。共三十多人。
下午二时，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公告全文，互选林伯渠为秘书长，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解放军总司令。
三时，天安门上头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秘书长宣布开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各就位。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宣告政府成立，升国旗（五星红旗）、礼炮五十四发（象征政协 54 单位）。主席宣读公告。 YB ，总检阅朱德总司令。
广场游行，广场三十万人。红旗、红额、红灯，一片红色，燕都自辽金元明清以来，殆未有之盛典。
入夜，灯炬，五色火焰升霄。
八时，欢宴苏联代表团，听二女客琴唱，一男客奏琴。
次日，盛典带来的神经兴奋还没有消退，一大早，黄又在 “ 枕上 ” 作诗九首，命曰《天安门歌》。如其二： “ 中华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主义推翻帝国，友邦首结苏联 ” 。其六： “ 是自己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昼旗夜灯一色，天安门外 ‘ 红场 ’” 。
1945 年 7 月，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与左舜生、张伯钧、傅斯年等六人访问延安，黄与毛长谈，黄问毛假如未来中共得天下，将如何避免 “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 的历史周期律，毛的回答是： “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这就是著名的 “ 黄炎培之问 ” 。延安之行成了黄炎培的人生转折，此后他对中共的热忱与信任，即使放诸内战时期的民主党派去考察，也是非常罕见的。鼎革之际，黄受到中共极大的礼遇，日记中对建政盛典表现的如此兴奋，也并不奇怪了。
蒋氏父子：奇耻大辱
相较之下，失败者的神情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共党本日在北平成立伪政府，毛泽东竟效儿皇帝刘豫之所为，不顾一切，傀儡登场，此诚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之奇耻大辱。
这是蒋经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写下的日记。此前一天，他在广州陪同蒋介石 “ 研讨全盘战局与部署部队以保卫广州之计划 ” ， 10 月 1 日，他自广州飞往香港，第二天又飞回。这一天，苏联正式对外宣布承认中共政权，蒋经国引述乃父的话说： “ 俄帝之承认共党伪政权，实乃既定之事，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报复之行动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党订立军事同盟，助共党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 ”
作为将来改造国民党和台湾社会的政治家，此时此刻的中共建政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耻辱，同时，那种 “ 仓皇辞庙 ” 的心情也难掩笔下。尽管在这一天之后蒋氏父子还在奋力督阵，期望国民党能守住最后的一隅 “ 领土 ” ，但大势已去，局面早已回天乏术了。
说到蒋氏父子，就不能不说蒋蒋介石。中共建政，小蒋视为 “ 奇耻大辱 ” ，老蒋则 “ 痛心极矣 ” 。且看他在这一天的日记：
据报共匪已于 10 月 1 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中共建政的历史步伐势不可挡，蒋氏也只能在纸上发泄心中的愤怒。但最后仍不忘 “ 打鸡血 ” ： “ 共匪伪政府之成立，是增加我宣传之力量甚大，彼匪倒行逆施之所为，行见其自毙之日不远矣。故余于此但存乐观而已。 ” 蒋氏日记中最有意思的内容之一就是这种自我式的 “ 打鸡血 ” ，即诫勉之辞。这既与蒋一生经历过太多起伏与失败有关，也与蒋坚韧不拔的性格有关。在诸多的 “ 打鸡血 ” 中，有些鸡血确实起到了作用，如九 · 一八之后蒋在日记中每天必写 “ 雪耻 ” 二字，持续十余年之久，直至抗战胜利。但这一次的 “ 鸡血 ” ，却再也 “ 打 ” 不回来了。
1949 年，用蒋介石的话说，是他 “ 平生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 ” 翻看这一年的蒋氏日记，处处流露着凄凉与落寞，如 5 月 5 日携蒋经国去上海虹桥路拜别宋美龄父母之墓： “ 晡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 ” 爱庐乃是蒋、宋大婚时的 “ 新居 ” 。 1927 年 12 月 1 日，蒋介石迎娶宋美龄，不仅是当时中外瞩目的头条新闻，也是蒋氏登上权力巅峰的象征，当日蒋在日记中写到： “ 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地矣。 ” 钟爱之心，显于字行。 22 年之后，当年的爱庐 “ 全室皆空 ” ，面目全非，能不 “ 凄凉与愧惶 ” 否？
又如 12 月 10 日自成都凤凰山飞离大陆，前往台北，从此与大陆永别： “ 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 ( 应是陈诚 ) 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 ” 蒋氏日记大都为当日记事，但这一则日记却写于 12 月 16 日，其中内容属于 “ 上星期反省录 ” 。再如 12 月 23 日记梦一则： “ 昨晚冬至，夜得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扒上梯顶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则前途虽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 ”
最能说明这一年蒋介石心情的恐怕是 10 月人 31 日的日记。当日蒋介石六十三岁生日（虚岁）初度，日记写到：
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
当幼年时，命相家曾称余之命运至六十三岁，而止其意即谓人余六十三岁死亡也。惟现在已过今年之生日，而尚生存于世，其或天父怜悯余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忱始终如一，有增无已，所以增添余之寿命，而留待余救国救民，护卫上帝教会，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乎？
蒋介石回忆幼年命相家所言，认为他六十三岁而不死，或是承上帝之命。殊不知，六十三岁这一年，是中国从他手中脱缰的一年。至此之后，蒋的天命已尽，中国的命运，被上帝推举到了他的反对者面前。
（部分内容源自拙著《明星与素琴》未刊部分， 2019-10-02 修订续写于饶州）
主要参考文献：
骆憬甫：《 1886-1954 ：浮生手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喻世长：《建国日记》，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9 年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黄炎培：《黄炎培日记》，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8 年
蒋经国：《蒋经国日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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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料：
傅国涌：《中国知识分子私人日记中的开国大典》
李黎明：《最是仓皇辞庙日 —— 蒋介石 1949 年日记》
转自《作家云从龙》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