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从龙:过关:建国初年的国民政治生活

1989-06-04 作者: 云从龙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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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建国初年的国民政治生活

--作者:云从龙

宣统元年,诸承光生于浙江杭州一个小职员之家,别号兰圃。在他的左手上,五个指头的纹路呈现出“箩箕箕箩箕”的先天形态,命理上说,这种指纹的人“欲成其才先砺志,闯荡半生未虚掷”,最适合从事的职业是会计。或许是冥冥中的安排,诸承光少年时代随父迁居武昌,成年后辗转漂泊于山东、福建、江西三省,身无恒产,居无定所,可谓“闯荡半生”,而在这么多年的漂泊岁月中,他从事最多的职业正是会计,即便走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1951年,诸承光仍然是赣西南人民麻织厂的一名会计。本文要讲述的故事,便从这里说起。



1951年,厄运接二连三地�L��了45岁的诸承光。此前,他的儿子诸融因在赣州分区合作总社任管理员时犯了错误而被判刑一年。诸融是他和妻子姚世楣唯一的孩子,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可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1950年11月2日,《江西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动党团特务人员赶快登记自新》的社论,高调指出:“当革命已在全国取得胜利,人民自己掌握政权的今天,是不容许那些反动党、团、特务组织继续存在与进行破坏活动的。但鉴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的各种不同的情况,本‘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精神,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于本日颁发了布告,号召本市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立即申请悔过登记,不论是动摇的、坚决的,不论是残留的、潜伏的,也不论尚在活动或无何活动的,更不论其为首要或次要,胁从或自觉等等;均限期向各指定机关登记,缴出一切证件、武器、组织、电台、档案、停止一切反革命活动,重新做人。”1这篇社论发出后,各地迅速响应,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反动党团人员自新运动”很快在全省各个机关、工矿、学校、村社等单位拉开序幕,诸承光所在的赣西南人民麻织厂也不例外。12月,他响应政策,主动填写了“反动党团人员自新登记表”,声明退出国民党,“此后永远不进行反对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活动”。他原以为这样就能万事了然,没想到适得其反,到了1951年,他的政治处境徒然变得险恶起来。

1951年6月1日,麻织厂的领导找诸承光谈话,要求他填写“各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嫌疑分子调查登记表”,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

对于这场深入灵魂的“自新运动”,诸承光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想过某一天终究会轮到自己,但当事情真的来临之后,他才发现,过去的四十多年,坎坷艰难,他在乱世中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保住性命,他的人生根本没有任何华丽的色彩可言,更没有特别的经历可供大肆渲染。眼下,儿子被羁押,父亲年老无业,二弟诸诚芳跟着蒋家王朝去了台湾,三弟诸承翰远在杭州,家里只有他和妻子相依为命。多年的漂泊不定,以至于他连处固定的房产都没有,只能拖家带口寄居在慈姑岭31号一处破旧民房里。他不过是滚滚红尘中的一缕轻烟,无足轻重。但是,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要让组织相信这一切,放自己“过关”,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于是,他积极配合厂里的调查,填写了相关表格。

这次调查只是一个初步的摸底。因为整个调查表填写的相当简单,并且不是由诸承光本人填写的。在“嫌疑主要材料摘要”一栏中,调查人员总结了两点问题:

常在职工面前说麻织厂无发展前途,影响职工干的不起劲;

学习时站在反动立场,争论宋、孔二者非官僚资本,因他曾在宋、孔二者部下工作过。

看来,诸承光之所以被怀疑为嫌疑分子,主要原因是他在厂里散布了不利于工人埋头苦干的消极言论,同时又为官僚资本家进行辩护。相较之下,后者是绝对被不允许的,在特殊情况下,这样的行为甚至可以视为“罪大恶极”的铁证。

几天之后,在另外一份“嫌疑分子登记表”中,诸承光的情况有了更为详尽的描述。这份表格由赣西南直属机关镇反总学委办公室印制,在“注意事项”中明确规定其保密级别为“绝密”,除了主任级别以上的人员以及总学委可以翻阅之外,其他人一概无权调取。与上述“各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嫌疑分子调查登记表”一样,该表格的填写者仍然不是诸承光,而是一位叫樊富贵的人。从后面的几份材料来看,樊是1951年影响诸承光命运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任何一句褒贬,都会给诸的人生轨迹带来微妙变化。

在这份表格中,诸承光的个人成分被定义为“旧职员”。樊特别指出,诸承光在1925年曾由同学陈定一介绍加入过国民党,并进一步说明,这一事实是在去年整风时“暴露”出来的。

接下来,在“初步了解材料”一项中,出现了更为清晰的调查情况:

可怀疑部分:每逢到城门口贴上枪决反革命的布告后,诸承光总要打听打听情况。

有证物部分:有一次枪决一广东人……在工作时间他跑去看被枪决的老婆哭,我厂文书尹中玉同志(那时是通讯员)也去了。尹中玉同志听见他讲了那么一句:你在这里哭冤枉。在这次学习中讨论问题事,他讲了那么一句:特务明知道在后方政府抓到要被杀头,为什么不到前方去打仗?

这两项“了解材料”再加上曾加入过国民党一事,明显比前面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在“分学委意见”一栏中,樊富贵认为诸承光是“可疑”的,原因是他在厂里不提意见,工作不主动,到了外面经常乱说。他的儿子在合作总社偷人家的钱物,他不仅不管,还试图庇护。最后,他写道:

他自己说市税务局有他的材料,市税务局陈仲康知道他的情况,赣州人民银行吕志鋆也知道他的情况。这些人的政治面目我们现在不知道怎样,他现在住在厂外,有些情况,我们很难了解。

政治上不可靠之人的证言,显然不能相信。事情到了这一步,深入调查诸承光过去的所作所为以及促使其“改过自新”就显得很有必要。



“嫌疑分子登记表”上报到总学委后,诸承光便被正式纳入到学习改造对象之列。8月14日,学习期满,他被要求填写一份“镇反学习登记表”,这一次,不再由别人代填,而是由诸本人亲笔填写。

在这份登记表中,除了诸本人的一些基本信息外,还出现了诸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尤其是他在鼎前的工作履历,首次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1929年8月至1935年11月,供职伪青岛市公用局及工务局,任办事员;

1936年7月,供职伪福建省财政厅会计室任会计,8月调会计处,9月调伪福建省立医专学校,仍任会计;

1939年11月,供职伪福建省建设厅会计室,任会计。1941年9月,调伪福建省建设厅闽北农田水利工程处,任会计;

1944年5月,供职福建企业公司,派制药厂任会计;12月调赣州办事处,任主办会计;

1946年8月,供职赣县货物税局,任事务员;

1949年6月,供职信丰县田粮处,任秘书。

在交代完这些之后,诸承光还谈了这次学习的心得:

我在改放(即“解放”--笔者注)以前的思想除了有一点狭义爱国观点以外,其他可以说是模糊得很,解放以后参加了工作,经过学习才知道救中国同争取人类和平只有按照马列主义做才有可能,尤其我在学习了《社会进化史》以后更认识到旧社会的不合理同整个国家日趋贫弱的原因,完全是受了封建剥削的影响。经过这次学习镇反以后更进一步的认识到,中国国家及人民要想彻底翻身,一定要把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封建反动势力彻底摧毁不可,所以我今后一定要靠近共产党,与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

《社会进化史》是中国唯物史观的经典之作,1924年左右由蔡和森撰成,影响弥深。50年代初,这本书作为“肃反”学习必备教材之一,一度深入人心。从这段“心得”来看,这次学习“深刻地”触动了诸承光的思想,使他认识到了“旧社会的不合理同整个国家日趋贫弱的原因”,并表态要与中共站在一起,捍卫人民政权。一次短短的学习,居然能令一个人发生这么大的思想转变,究竟是真是假?这个问题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诸承光唯一的选择,不论他内心深处对现政权存有怎样的观念,他都必须做出积极而善意的表态,否则,他就无法过关,那便意味着与人民为敌,结果可能是有一天城门上贴出来的枪决告示中“诸承光”三字赫然在列。

“镇反学习登记表”填好后,很快就摆在了樊富贵的办公桌上。他是麻织厂支学委主任委员,有权对诸的这次学习情况做出评价。8月20日,在详细审查了材料之后,他写道:

该人在旧社会混的时间较长,曾参加过国民党,现已坦白,思想意识落后,但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可以在工作中长期注意审查和教育改造,利用其工作经验。

该人是老滑头,是社会上的油子,他有些工作能力,不敢拿出来,历史不清白,有事会闹工作情绪。做过些事,我们认为该人可疑。

樊富贵显然不打算放过诸承光,对他而言,这种伤害是巨大的。按照樊富贵的意思,诸承光必须长期接受组织的审查,并在工作中恪尽职守,以此来换取信任。这意味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诸承光都要受到“非人民”待遇,严重点说,他就是个带“罪”之人。

所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持有和樊一样的态度。8月24日,另外一名负责人王世华在审查意见中并没有觉得诸承光特别可疑,只是认为他在“交代个人历史中,多少有些顾虑。对于同样的人不敢揭露出来”。这一意见相比樊富贵的严苛来说,要宽松得多。

有迹象表明,王世华主导了对诸承光之后的审查。8月28日,诸承光再次提交了一份“各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嫌疑分子调查登记表”,这一次,他首次详细“坦白”与陈定一邂逅以及经其介绍加入国民党的过程:

(我)八、九岁时开始在小学念书,16岁时小学毕业,18岁升入中山职业中学,在中学时因靠父亲在机关任小职员的工资念书,有时会发生困难。有一次也因学费问题,在父亲里间玩。在街上碰见在三一学校的同学陈定一,(我)很关心问他几时回湖北的,并做什么事。知道我失学的情形后,他讲有办法,到第二天去他书店,他完全拒绝,留我吃了一餐饭,并问我参不参加他们的组织,后我答应参加了,他就拿出本小薄子叫我填写,同时又对我说,对父亲都不要讲(是参加国民党)。后也未得党证,我就走了。回到学校念书,在校时我写过几封信给陈定一,后不知道他有否收到,也未回信。

关于这次加入国民党的经历,早在1950年12月填写“反动党团人员自新登记表”时,诸承光就有所提及。他说,1925年12月他在湖北武昌察院坡新亚地舆学社陈定一介绍下,加入过反动组织,1926年7月,陈被军阀吴佩孚杀害。这里的“反动组织”,便是指国民党。

在另外一份材料中(填写于1952年5月23日--笔者注),诸承光更为详细地写道:

1926年1、2月间,(我)在武昌新亚地舆学社由小学同学陈定一介绍加入国民党,后陈定一被北洋军阀杀害,故未取得党证,在1927年清党(中)亦未登记。

对比这三处信息,我们发现,除了在与陈定一邂逅的时间上略有出入之外,其他的“坦白”均具可信度。此外,还有两点尚需特别说明。一是诸承光在1950年12月和1952年5月,分别提及的“武昌新亚地舆学社”实际上应是“武昌亚新地学社”,写成前者,恐是笔误或回忆失误。该学社是中国第一家专业地图出版社,由邹带钧、邹永煊等地图学先驱于光绪24年(1898年)创办2,设址于察院坡3。二是上文中诸承光回忆他在遇到陈定一后曾“去他书店”,结合1952年5月的材料来看,这家“书店”,极有可能就是“武昌亚新地学社”。

加入国民党,从诸承光后来的一些工作经历来看(主要是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作情况--笔者注),这一政治身份的取得,是相当有益的。但是,诸承光永远也想不到,他和陈定一的这次偶然邂逅,竟是一次诀别。不然,他后来给陈定一寄去的信,怎么会没有回音呢?时间进入1925年冬天,陈定一--这位大革命时期的学运领袖,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尾声,诸承光或许是他有生之年发展的最后一名“革命同志”。

陈定一,原名学濒,1907年生于武汉汉阳。1923年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课余时喜欢与同学议论时事,结成“党社”。1924年,加入武汉地区青年学生组织“人社”,不久加入国民党,结识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受其影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成为武汉学运的中坚骨干。同年秋天,当选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不久便受到湖北军阀政府通缉,为了安全起见,他冒名顶替一个本校业已退学的学生的名字,改名为“陈定一”。1925年,陈定一加入共青团,不久正式加入共产党。国民党“一大”之后,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陈被推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监察委员、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并任组织部长。

这一时期,陈定一积极从事学运活动,视牢狱为“革命党人之休息所”,其英雄气概,令人折服。1926年1月,陈定一前往汉阳参加工人代表大会,事败被捕,不久获释。3月,代表汉口党部赴南京参加总理陵墓奠基仪式。5月,桥口英美香烟厂、泰安纱厂、申新纱厂工人在共产党策划下掀起罢工浪潮,陈定一亲临指挥,先后成功主持两次群众示威活动,与军警对峙。8月,国民革命军攻克长沙,武汉在望,陈定一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奔走于武汉三镇,深入军阀部队内部进行策反,试图发动市民反对军阀统治,迎接北伐军。不料事败,被湖北军务督办陈嘉漠逮捕,董必武等人闻讯,多方设法营救,终究未获成功。8月27日晚上9点,武昌城内长街一带实行戒严,陈定一被押至火口庙前,惨遭杀害,头颅悬于武昌省公署门前电杆上,直至10月武汉三镇光复,才得以身首缝合,葬于洪山南麓街道口处,年仅19岁。

努力将这段看似平常的邂逅拼接为要素完整的故事,对我们深入理解诸承光在1951年的处境大有帮助。陈定一固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1951年,他似乎还不能成为诸承光的挡箭牌,而只能是作为一段不清白的历史来加以澄清,这大概与“初级阶段的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建国初年,敌人和同志之间有着清晰的界定,但凡曾加入过、参与过“失败者”的任何组织之人,在这一时期都不分青红皂白地遭遇了不信任,这是真正意义上“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政治高压政策,它的终极目的是要完成百分之百的清洗,确保新生政权的纯洁和追随者对它的高度忠诚。



“各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嫌疑分子调查登记表”填写完毕之后,再次落到了樊富贵手中,这一次,樊在“负责人意见”中,只写了“历史不清,工作方法有一套,不愿拿出,有顾虑”等寥寥数字,基本上呼应了王世华的意见。但是,在“嫌疑主要材料摘要”一栏中,却多了这样一条“罪状”:

在今(1951年4月)年评薪,职员组评到王世华同志(时),他说:王世华为了工人的福利时常和领导上闹非正义的斗争。

这段表述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暗藏玄机。樊富贵似乎刻意要“整到”诸承光,在8月20日审查镇反学习登记表时,本有机会让诸掉进死胡同,没想到因为王世华的“网开一面”使他逃过一劫。这一回,樊变换了策略,直接抛出诸承光对王世华不利的言论,试图借刀杀人。

可惜的是,王世华根本不吃这一套。在接到登记表后,王一字未批,直到10月28日,诸承光又填写了一份“伪军政人员登记表”,王世华作为负责人,只批阅了七个字:“历史交代不清楚”。至此,樊富贵再也没有机会对诸承光制造麻烦。

但这并不等于诸承光能在这场“自新运动”中顺利过关。一年后的5月23日,他再次提交了“行政系统干部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登记表”,该表由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印制,用于统一备案各类存在历史问题的行政干部,其级别明显要比前面任何一次都高。在这份登记表中,诸承光除了再次说明加入国民党一事,还“揭露”了其他人:

我二弟诸承芳抗日时期随煽动医专学校流亡在重庆毕业,胜利后在伪空军司令部任医官,解放前去台湾,现未通信。过去反动机关首脑我所知道的有信丰伪田粮处长胡景康,国民党员,现在南昌商业所;另赣县伪物税局长方强也是国民党员,现劳改队改造。我过去同他们是上下级关系,解放后即断绝往来,另外,其他关系我都没有。

这是今天所见材料中诸承光唯一一次“揭露”别人,也是他思想发生微妙变化的证据之一。诸承芳是他的亲人,胡景康是他当年的领导,这样的六亲不认的“揭露”是否就能洗清自己呢?8月30日,负责诸承光问题的党团小组在讨论了这些情况后,小组长常和惠认为,“该同志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还有重新检查的必要,对党派关系应提高认识,进一步划清界限。”随后,支书马朝贤也表了态:“同意小组意见”。

从此之后,关于诸承光的问题再也没有任何资料可查,他是否顺利“过关”,成了一个永远的疑团。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不敢贸然定论。不过,有大量材料显示,在这一时期,成千上万的普通人都在拼命“过关”,向人民坦白自己的“历史问题”。不管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在1951年前后,“过关”都成了很多人政治生活中必须完成的指定动作。

朱亚熹,贫农,水田一亩九分,旱地二分,住房两间,厨房一间,水牛半脚。岳母李云香,五十七岁,子扬先,十一岁,计三口。

亚熹生于民国三年,现年三十八岁,学名学义,子亚熹。父早丧,母周氏,寡居,抚育至七岁送入本地学校读书,十五岁入本县县立小学。十七岁(民十九年六月)毕业,继转入本县师范讲习所。民二十二年六月毕业(十八岁),旋因家庭困苦,又兼失业,为求生活计,乃从本地陈布廷先生学道士数月。至民二十三年七月,充本保保长五个月(二十三岁)。民二十四年五月考入本县保学师资训练所,受训两个月,七月派充本县一区六十保保学教员。民二十五年一月,改充本县一区四十七保保学校长兼教员(即本地),直至二十七年底止。在中途民二十六年六月,调暑期师资训练班受训两个月。民二十八年二月,日寇窜临,家庭失陷,乃迁逃龙石地方居住(以上证件遗失)。至本年九月,日兵退守县城,乃搬回家,充乡所干事(时二十六岁)。至民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七岁)刘炳焜县长到县,派任县府科员,承办财务行政。至三十三年以原职调公粮分配所服务。三十四年十月,刘县长退职,潘世纶县长接充,仍派县府科员,再办财务行政。至三十五年七月,潘县长解职,我亦同时离职,帮办移交至九月底回家。十一月充长仑乡公所干事两个月,年底回家。民三十六年(三十四岁)上半年闲居,下半年充黄坊校教员。三十七年在县城办理修建县祠任务,至十月复调县府科员,仍办财务行政,至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三十六岁)四月二十七日搬眷回家。五月初三日钟子英率部队到来,在我祠驻扎一夜,我乃藏在山上数昼夜,后因钟子英驻上堡陈公殿,诚恐在家难安,于初六日乃逃避泷溪,寄宿萧高才部队内十天。后闻我县解放,钟部被迫解体,于十六日回家。至六月底,罗正由上富来,受他欺骗,被迫接受他以中队长派令,不但没有正式加入他部队内,并且没有组织一兵。后经公安局发现,于七月二十一日夜半被捉到公安局,坦白后判处劳役一年,在劳改队改造,至(去年)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六日解放回家,自回家后,即在家安心劳动生产,从未离开我乡境一步。

民二十九年九月,曾参加国民党党员,至三十六年退出。民三十六年,曾加入过青帮。兄弟会亦来过,均早已解放……乡民代表当过两次。

以上数点,即我一生事迹。但我原系贫民出身,现在仍是贫民,即对科员一职亦系迫于生活困难,为谋生活而已,但所作所为从未欺压人民,虽有少数债务往来,总算起来人欠我的少,我欠人的多。今当各位同志临乡,替人民撑腰做主,帮助贫民翻身,我自己反省过去错误,特修具坦白书连同证件六份,向各位同志坦白,向人民大众低头改过自新,向劳动人民学习,安心生产,以求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这是1952年武宁县贫农朱亚熹写下的坦白书。这位一生都不曾离开县境的乡绅,在1949年之前的岁月里,辅弼县长,守土安邦,可谓地方俊才。但是,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此前的荣耀统统都成了耻辱乃至罪证,为了能在新社会混口饭吃,艰难地活下去,朱亚熹不得不与过去的日子来个了断,向人民低头“认错”。

无论是诸承光还是朱亚熹,以及无数普通人,他们主动或被动的“坦白自新”,乞求“过关”,更多的动机或许是出于一种本能--他们必须想办法在那个险恶的时代里活下来,对毫无安全感的孱弱个体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藉此,我们不必再去谴责和质问每一个人,因为,他们生逢改朝换代、推倒重来的赤色年代。

(2013-12-20)

主要参考文献:

1、江西日报,1950.11.2

2、王润山:我国最早一家地图出版社--武昌亚新地学社,《地图》,1989.4

3、刘永莉:武汉的文化街,长江日报,2003.3.11

4、何季森:回忆学生运动领袖陈定一烈士,《武汉文史资料》,2003.8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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