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远：崔嫂
崔嫂
－－作者：亦远
小时候我和弟弟最喜欢到天津舅舅家过节和过寒暑假。崔嫂就是舅舅家的保姆，也是我们孩提时代比较怕的人。我最怕的是她操浓重河南口音管我们，嗓门老是那样大。我们从不敢还嘴的，不是老实接受就是偷偷躲开她的监管。
崔嫂本名郭喜兰，河南汲县人。她在农村嫁给一位崔姓的男人。丈夫习武，好赌，不愿意种地，抗日战争时离家出走，从此失去联络。她生育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儿子崔玉琦，一九三四年生；二子崔玉宝，一九三六年生。
女婿姓郭，原籍也是河南汲县。按今天看，女婿属于农民工，在天津一个码头当装卸工，俗称扛大个的。他返乡娶了崔嫂的女儿，带到天津。后来成为卡车司机，共养育七个孩子。过去农村生活很艰苦，崔嫂只身带两个儿子就更困难，隐约听说她丈夫也在天津，就带两个儿子到天津来了。
我舅妈家是河南汲县大户，她的爷爷叫王筱汀，是中国实业家。可能因为是老乡关系，经人介绍，崔嫂就被我舅妈选中了，来到我舅舅家当保姆。那大约是在一九五四年前后。当时的户口没有现在那么紧，只要有工作，有住的地方，就可以上户口。崔嫂并不确切知道她自己的出生日期，我舅妈估计她是一九一四年生。我外祖母，就是我舅妈的婆婆说：“生日就选八月十五吧，花好月圆是个好日子。”舅妈去派出所为崔嫂办好户口，回来对她说：“我把你的名字登记为郭希兰，比喜兰好，有希望，不那么俗”。崔嫂也没什么意见。我们都喊她崔嫂，真正的名字几乎无用武之地。她的工资是月薪二十五元，管吃管住，按当时标准是比较高的。这样算，崔嫂到我舅舅家大致是四十岁。那时我舅舅住在承德道，房子比较宽敞，崔嫂带两个儿子住在外院。
崔嫂和我外祖母的关系很好，每当我外祖母从北京到天津，两个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崔嫂的打扮是素色的中式斜开对襟上衣，头总是用篦子梳得干干净净，扎得紧紧的卷。崔嫂眼睛很有神，小脚。她说话有很重的河南口音，却很洪亮。不过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那时国家需要干部，开办了很多速成学习班。崔嫂的大儿子玉琦报名参加，短期培训后就被分配到内蒙古包头农村的工作队，大约是搞土改的年代。土改之后就分到一家百货公司当个主任，好歹算是干部了。玉琦把弟弟玉宝也接了过去，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后来不知为什么，玉宝一个人又回到河南老家，从此就留在乡下务农了。
崔嫂当然是文盲，来到我舅舅家后，舅妈就亲自教崔嫂识字。虽然崔嫂学了就忘，但毕竟记住了几个，从此学会了看报纸。她下午常常捧着报纸，专看下面电影、戏曲预告那半页，眯着眼睛，用食指一行一行地指着，嘴里念念有词，碰上她感兴趣的戏曲，就找我表妹核对，让表妹念给她听。据我小表妹说其实这些字只要一换地方她就不认识，但放在戏曲预告栏，崔嫂半认半猜能够八九不离十。其实这是学习文字的普遍现象，我们对字的理解是由一个图像为基础，按某一个下意识设定的范围来理解的。只不过认识的字多了，这个预设的范围就大了，还可以按上下文来理解，速度就快很多，误识率就下降了。文革时不少孩子可以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可从中单抽出几个字，比如“领导”或“核心”就不认识。因为，当时的学生并不是按字义来识别，只是一种机械的联想，就是死记硬背，和文盲相差无几。
我舅舅当时住在大舅妈家，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克雷孟梭广场北侧中段，这是王筱汀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修建的。现在的门牌为承德道三十号。是四平东道小学，和原建筑相比已有很大改变。王氏大院原有两幢楼房和两处平房。楼房为中西合璧风格，二层砖木结构，多坡瓦顶，坡式台阶，外檐和山头均有精美雕饰。五十年代中国的房地产税很重，每三个月缴纳一次。彼时王家已无力承担了，就在一九五六年出售，搬到天津最著名的耀华中学对面，叫黄家花园的地方。
那里有一条河，叫樯子河，他们住在沿河的上海道，是一栋英式三层的洋楼，比原来小了很多，只有一个很小的院子和比较大的地下室。我舅舅一家和舅妈的娘家几个兄弟姐妹都住在楼里。那时崔嫂的儿子已经去了包头，她和其他各家的保姆就住在地下室。这是几个四十岁以上，到五十来岁的单身妇女，不是寡居就是单身，都是裹过脚的。我记得一个叫王嫂，一个叫张干。王嫂、张干也不识字，她们三个人聚在一起，崔嫂指着报纸念上几条，她俩各自发表意见。俨然是保姆学习班。她们看报唯一的目的是在选择要去看的戏曲。那时的报纸很有趣，在演出时间、地点、剧目名称等的后面，还常常写着“可以带小孩”，这意味着小孩入场不收费。逢到这种机会，她们就可能带我表妹一起去。
她们一旦决定了某天看戏，崔嫂就会提前跟我舅妈打招呼。到了那天，崔嫂会早早做晚饭，饭后换上干净、烫熨平整的衣服，牵着我小表妹的手，和王嫂、张干喜笑颜开地出门。她们通常选择南市附近的小戏院，每张票三、四毛钱。夏天，买好票后还在水果摊上吃两块西瓜，小块的西瓜三分钱，大块的五分钱。
据我小表妹回忆，她跟着崔嫂看过“白蛇传”、“蝴蝶杯”、“陈三两爬堂”等，有评剧、河南豫剧，也有河北梆子。三位“老太太”不但看戏时聚精会神，而且出了剧院以后还一路讨论剧情，不时用大襟上别着的手绢擦眼睛。这是她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
崔嫂常年住在我舅舅家，其作用不仅仅是保姆，主要是管家。家里吃饭，买菜，过年如何安排，就是她说了算。舅舅和舅妈对崔嫂持家是绝对信任，崔嫂也真把这个家当成她自己的家。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年代，粮食非常紧张，很多人家为了吃饭夫妇反目；父母兄弟为了多吃一口而打架，互相欺骗。但舅舅家的粮票，粮食仍由崔嫂掌握，每个人吃多少由她来分配。我们小孩子只有听她安排的，不可能和她争论，也不敢争。大人绝不会允许我们到厨房指手画脚。
那几年早上每个人只能吃一小块发糕，但崔嫂舍不得吃，留给我表哥和表妹吃。她再饿也不告诉别人，直到因为饥饿浮肿。我小表哥回忆，有一次崔嫂饿得几乎起不来床。偷偷叫他用崔嫂自己存的两元钱，在黑市买了一颗大白菜，清水熬汤喝，挺了过去。
崔嫂女儿有六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生活非常贫困，只有她女婿老郭一个人有份固定的司机的工作，全家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平时崔嫂的女儿就在家织渔网挣钱维持生计，总也不够吃。老郭每次来看他丈母娘，就被我舅舅留下吃饭，为此崔嫂总是阻止，崔嫂会说：“我们还不够吃呢。”她是真把我舅舅家当成自己的家，这在当年很多老家来的保姆都是这样的。
我和小表哥经常想自己鼓捣些吃的，就经常被崔嫂骂。她的嗓门特别大，一喊就令我们心惊胆战，生怕把舅舅舅妈惊动了再多挨场骂。到了夏天，我小表哥不知从哪里学到可以自己做酸梅汤。就偷偷花了一毛钱买来酸梅。 但崔嫂就是不许做。我们没办法只好等到午睡时间，崔嫂回她房间休息了，两个人再悄悄从床上爬起来，用煮牛奶的钢精锅来煮。钢精锅就是铝锅，很怕酸，煮了几次酸梅就被煮漏了 ，自然没少挨崔嫂的训。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过中国年。为了筹备这个年，头一两个月，崔嫂就开始格外限制每个人粮食的定量，好省出来过节。从三十晚上一直到初五，崔嫂要求我们随意吃，这些天不许讲不够吃，不许问还可不可以吃。而我们为了逗她，故意问她：“我还可以吃吗？”这惹得崔嫂大叫：“到了荒年了？谁不让你吃个够！”不幸的是，那时真是毛泽东制造的荒年。
过年是按照河南的风俗，过年由初一到初五是不做饭的，所以要在小年，即腊月二十三就开始蒸馒头和枣糕。所谓枣糕其实是制成花样的发面饼，在面粉盘成的花间插入许多干枣。也还有制成蛇形盘成的馒头和用剪子剪出一个个小尖的刺猬。这些动物的眼睛是用花椒籽做的，嘴上则用剪细的枣肉装饰。最大的枣糕有四五层，每层之间都压了一圈干枣，逐渐收小，成为个塔形。做好的食品首先是为年三十晚上祭祖上供用。在蒸笼上，崔嫂要放一小条红布，蒸好的面食放入大缸里，缸上面的盖子是苇子编的，也有一个小红布条。而这个活动的主持人崔嫂也要在她盤倃的头上插一朵鲜红的绒花。都是为了日子火红，讨个吉利。
最难过的那一年，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出乎大家意外的是崔嫂竟然拿出几斤富强粉来包饺子。我外祖母和舅妈都非常奇怪，不知这是哪里来的。崔嫂才得意地说，是她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富强粉是制造面粉时多出了麸子，面不仅有筋道而且比较白，是当年的上乘粮食。偶尔政府给每户配给一两斤，谁也没想到崔嫂有心留出一点点，积少成多，竟然有了几斤。这点面除了包饺子，还檊成薄片，包在上供用的食品上，好像也是富强粉做的，为的是好看。
河南人以面食为主，就根本不准备米饭了。除了蒸的，还要包饺子，也是在崔嫂的指挥下全家动员。对我们男孩子，通常崔嫂是不肖使用的，总嫌我们碍事。不过切白菜，剁白菜馅的事要分配给我们，由她监督使用。
过年上供要有鸡鸭鱼肉。在今天这些都不算什么，可我们的童年，筹措这些食品是很不简单的。崔嫂先要到处打听，获得市场哪天卖年货的情报。那时舅舅家在的天津黄家花园有一个比较大的菜市场，当然是国营的。 崔嫂会知道冬笋，冻鸡，活鲤鱼在哪天拿出来卖。根据这个情报，崔嫂就安排我们在头天晚上十点左右到菜市场门前排队。由于卖菜，鸡和鱼是不同的摊位，要排不同的队， 崔嫂就和王嫂等人来回穿插，保证我们一个人至少同时排两个队以便买到更多种类的食品。临近年关天气最冷，平时缺少食物，肚子总处在饥饿状态，我们也才十四五岁，这一夜是很难熬的。但在崔嫂的带动下，义无反顾，直到早晨开门，把温室的青菜和冬笋买到手，把冻鸡抢到手，还要有一条活鲤鱼。那时物质极端缺乏，政府为了充门面，一个春节就拿出很少一点应节食品出售，开张不到一个小时就卖光了。但报纸上会有很多过年的报道和描述，好像就是太平盛世，想到这辛苦的一夜排队，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官话不足当真。
回家之后要把棉花团蘸酒精后塞到活鲤鱼嘴里，这样鲤鱼就被酒精麻醉了，不会乱动，成为祭祖的牺牲。其他祭祖的菜包括一只整个的鸡，大约是红烧的，一个肘子，也是红烧的，其他几样已经记不住了是什么了。总之要有五样，乘在五个大碗里，尖尖地冒出来。崔嫂把烫过的鲜菠菜放在上面，绿油油的，就显得很好看了。平时舍不得用的餐具也找了出来，在二楼的中间房间摆好供桌，放好供品。这需要很大的工作量，全靠崔嫂里外忙到。对她来说也是一年最愉快的时节。
楼下是张干忙到的地方。每逢过年，东家总给她过节的钱，可能是十元。张干没有儿女也没有家。她就到外面买来几十付烧饼油条，盛在一个挎篮里，站在楼梯口，过来的孩子，一人一套，老太太高兴地说：“过年喽！”其实这些孩子都是东家的孩子或东家亲戚的孩子，包括我们，张干却是以一个老奶奶的身份在给孙辈分发。这样的欢乐气氛为春节增添了不少年的味道。到现在想起平时一身素衣的老人头上戴着红绒花，想起供桌上的食物，想起外面零星的鞭炮声，都觉得有一种童话般的气息。
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有张干这个奇怪的名字呢？原来她也是从河南老家就在王家打工的，没有结过婚。按规矩，王家的晚辈要称呼她干妈。她姓张，就叫张干妈，久而久之就简化为张干了，据说这是河南的叫法。
到了年三十，先是全家坐下来吃年饭。有红烧肉，炖鸡，和红烧海参。海参就是现在最贵的辽参，那时并不是贵重物品，无非是好东西而已。不过六十年代市面上已经是买不到了。我们的是东北老家带来的，放在一个饼干的铁桶里，每逢过年拿出些吃。就在大饥荒最艰难的那年，我还却吃到了燕窝和鱼翅，想想有点匪夷所思。我看见崔嫂在捡一个碗里白色的东西，上面有些小羽毛。问她这是什么，她告诉我是燕窝，家里就剩这些了，现在买到了鸡，可以用鸡汤来煨，还叫我帮忙来摘羽毛。但那时的鸡没有油，吃起来没有特别是的味道。 崔嫂还拿出一块排翅用碱水泡在小盆里，说：“家里就这些好东西了，现在什么都没有，就吃了吧，补补。”大舅妈的二姐，我们叫二姨还过来指导，说蒸排翅要用有膘的猪皮复盖上蒸，可那时只有一块完全没有油的猪皮。我觉得吃鱼翅就好象吃粉丝，可那时候凡是能进嘴里的，都是美味。
过年最重要的是吃饺子。年三十晚饭吃，午夜祭祖和拜年之后还要吃，初一中午也是饺子，真有点吃腻了，但崔嫂坚持这是必须的。我们包的饺子里还会随机放上些其他的东西，看看谁能吃到什么，都是有比喻的。比如半块牛奶糖，吃到的人会甜甜美美；比如红枣和栗子，吃到的人早立子，这是针对我大表哥的，他刚结婚。为了躲开我们起哄，竟然把枣核吞下去，但还是被我们发现了，弄得大表嫂红了脸。还有几个饺子里藏着一分的硬币，吃到就意味发财。我还有发明，包了些咸菜，说谁吃了谁讨人嫌。当然最后谁吃了是可想而知的，我就按下不表了。
我记得大约晚上十点，两个表妹在舅妈的逼迫下穿上了红色和紫色的缎子棉袄，这是她们一年仅有的一次打扮。她们觉得和犯了错误似的，非常不情愿，也非常不好意思穿上。而我们男孩子必然要嘲笑她们一番。在那个时代，对于追求进步的青少年来说，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能打扮，爱美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无视人性。我到美国之后老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政府当时的做法实质上是掩盖计划经济的根本缺欠，那就是满足不了民众的生活需求。于是政府就编出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借口，让人们统统穿一个样式的蓝制服，便于计划生产，从而纾解了对他们管理国家的压力。
吃完年饭，我们男孩子就跑到外面放鞭炮。那时都是把一挂鞭拆下来，一个个放。遇到哑炮，就从中间掰开，然后用香火直接点，形成一个小小的喷花。还有摔炮，外壳用泥做的，也有纸包的，大约一公分长，筷子粗细。只要使劲甩出去，击在地上或墙上就爆炸。我们最喜欢用这个来吓人，抽不冷子甩出去，发出“彭”的响声，没提防还真吓得蹦起来。比较贵重的是麻雷子和二踢脚。 麻雷子就是红色的一个圆筒，大约十厘米高，三厘米粗，是用多层纸卷成的，中间放黑火药，旁边有一个火药捻，放在地上点，爆炸的力量很大，可能震碎窗玻璃。通常这不许孩子放，因为比较危险。我们可以放的是二踢脚。其实就是一个火箭。也是用纸卷成的圆筒，但是这个纸筒下面是非常结实的牛皮纸，还有麻线缠绕加固。这样下面放的黑火药炸不开，只能从底部喷射出来，发出“乒”的一声，借助这个反作用力，把二踢脚推向高空，在大约三到五米的高度，二踢脚上段的黑火药爆炸，发出“浜”的巨响，等于发射火箭运载的炸药起爆了。我不知道二踢脚的历史，发明有多少年了，但我认为这是中国发明火箭的证明。
到了近午夜，由外祖母带头开始祭祖。家里有一个祖先牌位，罩在玻璃盒子里，形状其实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相似，过年上供时取出来放在供桌中间。在这个木制牌位前还有一个临时用毛笔在红纸上写的牌位。这个红纸牌位是由我外祖母折叠成的形状和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相似，可能这就是中国传统纪念先人的模式。牌位写好后，贴在一个筷子上，然后插在枣糕上，就立了起来。外祖母先下跪磕三个头，在舅舅搀扶下站起来，把红纸写的牌位点燃升天，同时把祭酒，就是我和小表哥已经偷尝了的酒浇在地上。然后我们辈份长幼顺序，依次到供桌前磕头。拜完祖先，就拜长辈，也是磕头，长辈就给我们红包，通常一个红包里面是一元钱，就是压岁钱。然后我们同辈之间也要互相拜年。
祭完祖，就到午夜十二点了，外祖母就叫我们把准备好的一长挂鞭用竹竿挑到阳台上点燃，劈劈啪啪，标志新的一年到了。黑火药有一股特殊的香味，我平时一闻到，就会想到过年。可惜今天鞭炮不再用黑火药，虽然火力猛了许多，却失去了那股年味了。下一个节目又是吃饺子，这是崔嫂最高兴的时候，她穿着干净的新衣服，不停地煮出一锅一锅事先包好的饺子。她还不断催促我们多吃，说吃个够，好像饥荒已经被鞭炮驱走了。
现在人们抱怨猪肉涨价，但那时黑市上一斤冻猪肉，连皮带骨头是十元人民币一斤，当然这是非法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不肯去买的，认为不符合国家政策。我们过年的猪肉就是由我外祖母在北京买下来几斤，是乡下人偷偷到我们家院子里从布包袱里拿出来的，冻得硬硬的。我们再把肉背到天津，同时也把分配给我的那一份肉和白菜背过来。因为人小力气小，吃不饱饭，实在背不动，只好把白菜的根切下来，减轻点重量。其实现在这部分在菜市场都看不到，早切下来了。当年这白菜根剁碎，煮了，用来喂鸡，不会糟蹋的。到了天津火车站，大表哥雇了三轮车，把我们三个人的食物都放上，由我押车，他和表嫂走到家。崔嫂开门迎接我，最高兴的是我带来的那点可怜的食品，验收后，她马上收起来，因为她才是总管。
哪知道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涌进这套独立的洋房抄家，顺便指责雇佣保姆是剥削行为，命令立即解放她们。崔嫂哭了，她的女儿家根本没有地方住，只好跑到包头投奔儿子。舅舅家被多次抄家，几乎家徒四壁，也帮不了她什么忙了。
我们知道她的儿子是共产党员，还是个干部，想她到了那里，经济上不宽裕，总还是安全的。也就放心了。
那一年展开破四旧，就是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然祭祖也在其内，特别是我们家这样的出身，还会被扣上为剥削阶级招魂的大帽子。 我记得在春节三十那天晚上，大舅对我说：“我，你舅妈和祖母三个人在里屋偷偷祭拜一下，这完全是为了安慰老人，她祭了一辈子，你们就在外屋不要进来了，也帮我们看着点（目的是提防外人，甚至同楼的亲戚，不叫他们知道）”这本来梦幻一样的过年就变成地下活动了。崔嫂已经离开，枣糕也没人蒸了，红绒花也看不见了，屋子里几乎就剩下了四个墙角，家都抄干净了。少年时看《红楼梦》，哪想到了青年时代，竟然自己还会体验到抄家后的凄凉。
我的表哥那时已经在新疆哈密的军垦农场落户了。一九六六年秋大串联时，在我弟弟协助下跑回天津。后来就躲在北京我家里。哪知一九六七年又开始清理外地人员。一天外文局开会通知晚上总动员，抓捕外地人员。我大表哥冒险骑车回家通知他弟弟，即新疆回来的表弟赶快转移。他就只好跑回天津。当时我舅舅是民革的委员，属于牛鬼蛇神，随时挨斗。我舅妈是天津南开中学的教导主任（很可能是温家宝的“顶头上司”），虽然不是党员不算走资派，却也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挨批挨整。所以我小表哥不敢回家，躲在同学家，和他母亲仅在大街上匆匆见了一面，犹如地下党接头。那时候毛泽东不需要通过串联来发动革命了，天津也马上开始清理外地人员。小表哥无处可去，就跑到包头投奔了崔嫂。
内蒙古的文革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突出的是肃清内蒙古人民党。各派之间的斗争因此格外激烈。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内蒙古地区張家口所成立的一个左翼政治团体，曾经在内蒙古历史上有一定影响，一九三Ｏ年代中期已經解散。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该党一部分老黨員又成立了新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及東蒙黨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给东北局的复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被解散。内人党其实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不过共产党掌权后，外围组织都还不如所谓的民主党派，统统都被取消了，也不许提及，仿佛根本就不存在。
但在文革中，中央文革又用这个罕有人知的外围组织说事，自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起滕海清在中央文革小组授意下，在内蒙发起的整肃运动，通过刑讯逼供，将数十万人打成内人党，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据后来特别监察厅起诉林彪、四人帮的起诉书说“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实际的统计数字是：致死四万多人；伤残人数为十四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七十万。
各派斗争的方式首先是查彼此的出身，只要出身不属于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你干得对是潜伏下来的，干得不对是阶级报复，这是打倒对方最简捷有效的方式。结果万万没有想到，崔嫂的儿子，原来成分也不好。不知怎么查出崔嫂的公公土改时划分成了地主，虽然那时崔嫂的丈夫已经抛妻弃子，崔嫂和夫家并无往来，但成分之事总要往坏的一方归纳，于是崔玉琦这个小干部就随时有被拖出去批斗的可能。我的表哥立衡到了那里不过一个来月，又重新走上逃亡之路。崔嫂的日子当然就更不好过了。
到了改革开放之时，想不到中国对台湾的人事有相当的了解。政府突然找到崔嫂在河南老家的小儿子玉宝，通知他说其父现在台北。为此崔玉宝不但成了台属，还担任了招商小头目。既然身在其位，玉宝也要谋其职。就托我表哥立衡设法联系他的父亲。这个工作最后就落到我的身上。
那时我的岳父在台湾担任监察委员，不知怎么打听到崔嫂的丈夫在立法院传达室工作。据我岳父说，看来这个人很破落，估计又成了家，不承认他就是崔嫂的丈夫，只是把崔嫂和孩子的合影留下了，却从来没有回信。想来也不奇怪，当年孩子小，妻子尚年轻他都可以不管不顾，毫无责任心，过了半个世纪，他又怎么会念旧呢。
崔嫂在一九八Ｏ年逝世于包头，还不到七十岁。一个善良的中国农村妇女孤身抚养了三个孩子，历经动乱，就这样走了。她的骨灰被送回了故乡。
现在崔嫂的三个孩子也都离开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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