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远：潘家历史的启示（下）
潘家历史的启示（下）
－－作者：亦远
我父亲1909年在大賚出生，17岁，即1926年到天津南开上中学的，那时他的叔伯兄弟潘景武，大排行为老九，和周恩来都是1919年入学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南开五虎是在20世纪20年代为南开争得很大光荣的南开篮球队中五位主力队员的绰号。现在南开大学的校园中，有一条以他们命名的“五虎路”。母校南开中学每年亦有命名为“五虎杯”的传统篮球赛事。我的九大爷就是当年著名的篮球队队长。而我父亲则是打网球的好手，特别因为他是左撇子，占了很大的优势。
九大爷潘景武一直是学校社会活动活跃的一员。当年在南开，他是学生会主席，反对袁世凯政府和日本的二十一条协议时，他是学生上街游行的组织者，非常善于在公众面前讲演。可以说他在当时比周恩来有名。潘景武1931年参与了国民党在东北建立党组织的活动，任黑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潘景武任黑龙江建设厅厅长时，全厅重要公务员绝大部分是南开校友。以后他升任黑龙江省主席，省政府以下的重要官员又都是南开同学。
到49年后，民革黑龙江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于1958年10 月9日至10日在哈尔滨市黑龙江旅社举行，潘景武任秘书长。1963年9 月2日在哈尔滨市举行的民革黑龙江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还有潘景武的名字。文革开始之后，九大爷就消声灭迹了，直到九十年代，我向中共统战部查询，回复是“查无此人”。以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联系上他的后人，即我的堂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后代。
周恩来是最后一排左起第一人， 潘景武在第几排， 第几人已核对不出来了。
潘景武全家合影，估计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潘家的衰落始于日本侵华，我们家八个人被害，主要是日本强制打霍乱防疫针。一个小姑，才三岁，打针之后死了，扔在石灰坑里，又活了过来，叫爸爸。被爷爷救了上来。但日本人知道了又来打针，终于打死了。听说我的大伯潘宗武夫妇则是死于日本细菌武器的。
东北抗日联军曾在潘家围子住过。好像潘万青由此明白了抗日之后的政治走向，他一次指着外面的土地对四叔说：“将来这些全不是你们的。” 可能正因为这样的见识，我爷爷主动把一半家产捐给了东北抗日联军。 当时有一个收条,写在不大的一张纸上，还盖了很多图章和公章。这个收条保存在我老姑即我父亲的小妹妹，潘淑雅手里。到了文化大革命，老姑是乡下人，没有文化，只看到条子上列的都是财产，怕说成是地主的变天账，悄悄给烧了。
我的父亲潘继武在1923年从嫩江乘汽船离开到天津上中学。 父亲是我爷爷最喜欢的儿子，据说毛笔字写得很好，爷爷屋子里都挂的是父亲的字。一百多年过去了， 务农的潘家终于有人出门上学了，除了潘景武，就是他了。那年头农民出门到大城市上中学，可能比今天出国的事还要大。五叔说那天爷爷骑着黄马， 立在嫩江边，望着远去的船，久久不肯离开。
嫩江老坎子码头，1923年爷爷在这里送别父亲。从此父亲没能再回家乡。
父亲于1929年在南开中学毕业，在这年，即他20岁时考取公费留学比利时，乘火车经西伯利亚赴比利时。1936年在比京大学获矿业工程师学位，同年回国。父亲说：“那时从没有想过毕了业不回国，出国念书就是为了报效国家。”
父亲认识后来在中国大陆极具盛名的作家韩素音。她的父亲叫周炜是留学比利时的先驱，四川铁路局工程师。她的母亲玛格丽特是比利时弗拉芒人。这样的异国婚姻在当年是非常少见的。父亲很多从南开中学就相识的同学，又在比利时是同学。他们学成后都回了国。国共战争后期，不少人到了台湾，以后又陆续出国工作，彼此保持往来。直到今天还有一个父亲同学的太太健在，我们称她为刘妈妈，九十八岁了。
听说父亲他们是在比利时才学习的法文，一年后考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郊外的鲁汶大学学习矿业，这是至今为止比利时最好的大学之一。 到今天我也没明白他们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掌握法文的。据父亲告诉我母亲，当年在欧洲念书要求很严，只要年级考试有一门没考过，所有当年选修的课程都要重新考过，压力非常大。
回国后父亲先在开滦煤矿当工程师。开滦煤矿的前身是李鸿章洋务运动建立的开平煤矿。爷爷后来到父亲工作的开滦住了一段时间，那是他们父子俩唯一单独相聚的一年。父亲也曾企图回老家探望亲人。当他乘火车到长春下车，发现当地已经被日本人完全控制，如果他回到嫩江乡下很可能就再出不去了。 父亲急中生智， 立刻返回关内。 但为此， 他自17岁离乡， 再也没有踏上过故土。抗战开始后，父亲辞职去了四川，从此父子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抗战时父亲在重庆三才生煤矿当工程师，结识了我母亲，结婚，住在黄果垭。1945年生下我的哥哥。我和弟弟是他们在抗战胜利之后安家北平时出生的。父亲那时去东北西安煤矿当总工程师。因为国共战争，围困在那里一年，无法工作，只好回来（注2）。1948年希望到上海找事，因为解放军进关包围了北平，在1949年初到了台湾，从此我和弟弟就与父母分开了。
父亲在台湾一个大学教数学。60年代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在非洲比属刚果，今天的扎伊尔教大学。父亲是1969年在比利时疗养时突然去世的，直接的原因是血压过低，而疗养院从来没有应对过垂危的病人。那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我和父母的联系完全中断了，不知道从此失去了父亲。父亲离开我时，我只有两岁，对他没有任何印象。没见到过父亲这是我终生的遗憾。已正是因为他，我们兄弟三人和后来在台湾出生的妹妹都离开了中国，辗转几十年，终于都移民到北美洲。这和先祖由山东辗转移民到东北很相似。
父亲和母亲六十年代在比属刚果，即后来的扎伊尔的大学任教时的合影
我爷爷潘万青在1943年因病去世，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好事。抗战胜利之后，解放军在苏联和美国协助下迅速来到东北。为了筹集军饷，“土改”运动展开了。作为地主家庭，潘家当然首当其冲。因为东北的地主和佃户（长工）的关系通常比较好，没有多大的“阶级仇”，所以共产党采用换屯搞土改。 这就是把屯里的二流子派到附近的屯里交换搞土改，避免乡情的干扰，美其名叫拉大网。 土改工作队进屯后先用逼供讯的方式讨浮财， 就是索要可以立刻兑现的货币，金银和首饰等。
我的奶奶，王氏被抓了去，整天拷打，逼她交出藏匿的浮财，可经过日本侵略的破坏，爷爷又去世了， 家业已经凋零，哪有多少钱财了？但工作队不放过她，她决定自杀。 死前告诉孩子们：“没有饭吃就去找佃户，他们不会亏待你们。”她还设法藏了点玉米和大豆给孩子。然后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把一个簪子插到耳朵里，猛地撞墙而死。
爷爷最小的弟弟潘万国则被整日拷打，一天他跪在那里被批斗，原来爷爷保镖韩老嘎达突然冲了过来，用木棍击头把他当场打死。据说韩老嘎达解释是：不忍再看他受罪，反正早晚是死，不如早走。我的七大爷潘成武也被打死。他应当是我叔伯大爷，是潘万保的孩子。这个七大爷的儿子潘士荣比较能说，也被打死。听斗他的人讲：“他这么能说，放出来以后还了得”。
那时对批斗过的地主，如果再榨不出浮财，就被分田地，本人则往往当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为在批斗大会上，工作队已经把群众的兽性挑动起来，杀了地主，人们再无后退之路，只有跟共产党闹革命了。可是那时没有足够的子弹来杀地主，通常的办法是乱棍打死，听说也有活埋的。这是我小时听大人说的只言片语，记不得是谁说的了。但那时大人很怕孩子听这些落后话，这些关于家乡的真实消息都是避开孩子讲的。
我的四叔，潘续武， 1922年出生，抗战胜利后出了东北， 1948年是黄埔在大陆最后一期（26期）的学员，1949年随军起义，加入解放军，在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继续学习.1951年编入60军教导团，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参战，成为“最可爱的人”。我在他打完仗回国时见过他，觉得有这样一个叔叔很自豪。
尽管他九死一生，还立过三等功，还是不被信任，于1955年复员，返回家乡当中学教师。文革时以地主出身，反革命军人身份被批斗。 在1968年9月7日不明不白地死在东北湿地，俗称泡子里。那天举国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就是各省市都成立了党政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四叔就成了革命的又一块垫脚石。
四叔的遗体就是在这样的泡子里捞上来的。他最后一刻想过什么呢？
四叔和四婶王玉芬的遗像。四婶是当年大賚商会会长的女儿，一生极其坎坷
这是四叔的军功章。
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签发的复员证明令文革中四叔吃了不少皮肉之苦
五叔潘维武， 1927年出生。是北京铁道学院的毕业生，被打成右派后和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毛泽东死后，我从美国给统战部写信才找到他。他成为右派，很大的原因在于是地主出身。摘掉帽子后以戴罪之身仍在原单位，天津铁道设计院工作。到退休时，是该院重要的工程设计人员。他因为怕右派身份连累我们，一直没敢和我们联系。即便如此，我在文革时被外调，说有一个右派叔叔，成为我的一个罪状。但也正是这个外调的透露才证实了我们多年对五叔不辞而别的推测。
五叔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还帮助了老家乡下众多的亲人。可以说如果不是他，我现在是无法找到老家亲人的。他是我的上一辈唯一活着的老人了，现在记忆力明显下降，已经无法向他询问潘家的往事了。
在六十年代，毛泽东搞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时， 我们听过传达报告解释东欧为什么也变修了：因为他们没有搞流血土改（注3）。由此看来，虐待地主， 屠杀地主并不是下面过左的失误，而是逼民众造反的既定策略。在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拉锯战的地方，参与杀害地主的民众怎么会不坚决革命呢？但是当中共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后，为什么还不放过地主呢？是革命的惯性使然？还是控制农村的统治方法？莫阿泽东是在他搞的大跃进失败后，在党内高层的威信削弱之际，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的。这为残存的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家庭在以后的十年带来了没顶之灾。
五叔潘维武近照（2013年1月）
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潘家可以成为大地主，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即便以今天中国农村的生产能力来看，除非使用大型农业机械，仅仅种粮食是不可能发家致富的。而使用大型机械在二十世纪初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 那么他们真是靠剥削来的财富吗？如果佃户和长工都很穷，他们就是盘剥佃农又能得到多少财富呢？收租无非是收粮食，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运到关内去卖？他们又如何可持续地发展很多年呢？可见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靠剥削穷人无法致富的数学或经济问题。当然历史上中国的富人还有是因为出身官宦人家，有可能巧取豪夺。但潘家没有人当过官，他们就是农民。
只有当我身在大賚，今天的大安市中心，看到潘家原来的烧锅厂和面厂的规模，我才突然领悟到，潘家的致富是因为先人一步走向市场经营。用昨天的官话来说，就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用民间的话来说， 就是经商才致富；用邓小平的话，就是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联想起我在山西参观王家大院和乔家大院，在江西南昌西水南村看到的古村大户，都有类似的历史脚步。这就是中国在十九世记末，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商业社会正在形成。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惜这个进程被日本侵略打断了。 山西、江西和东北的民营，都是这样走了下坡路。我想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遭受到了同样的挫折。
回顾历史，日本侵略固然造成中国老百姓的生命损失，包括我们潘家都深受其害，但这不是当年日本侵略战争的特点。所有的战争都死人，就连毛泽东搞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饿死的人也比日本人在华直接和间接害死的生命还多很多。 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大特点是中断了中国向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这是当年日本对中华民族最大的伤害。
我也不得不说， 日本入侵没有完成的“事业”，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完成了。 山西大家的最后败落是土改，我们东北潘家也是彻底垮在了土改。 四十年代的乡镇商业活动必须和农业密切联系才有可能发展。 没收了土地，等于给民族工业断了根；公私合营则把私有企业打入了死牢， 中国的发展至少停滞了半个世纪。 这就是我思索潘家的历史而获得的启示。
现在历史翻过了又一页。潘家也逐渐获得了喘息。2008年在五叔的带领下，我第一次到老家，看望从来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过的亲人，也随大家祭拜祖先。
其实我们潘家都自认是黑龙江人，因为历史上大賚属于黑龙江。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不知为什么将东北划分为九省，老家因在嫩江畔，划归嫩江省。从地图上看，大安即大賚就在黑龙江的左下角。这里有大安港，位于吉林省与黑龙江省交界处， 是吉林省唯一的内河口岸。作为水陆码头已有80多年的历史，俗称老坎子码头。从大安港顺流而下经嫩江，松花江，黑龙江省的同江港进入黑龙江，上可达到俄罗斯布拉戈为申斯克。但国际航程早已经关闭了。
左上角的大安市就是老家大賚，右下角的松原是前辈在吉林的第一个移民点
在吉林松原，第一次看到众多的堂表兄弟姐妹。他们都有农民的面孔和举止，看起来年龄都不小了，我几乎要称他们大爷和大妈，可一问，原来多是我的堂弟和堂妹。岁月的沧桑就刻画在他们脸上。最令我感叹的是，大家一致自豪地说：我们是地主人家的后代，咱们的孩子们都上了大学。从一个侄女的轮廓上我仿佛看到了我大女儿的神情。她们有了城里人的气质。
堂妹和表妹们。她们是我叔叔和姑姑的孩子
来到老家大賚，昔日的潘家围子依稀残存，只是一里见方的围子已经成了一个近乎荒废的乡政府大院。估计过去这里是好地方，当然是乡政府的首选，现在政府先富了起来，搬走了。可惜政府余威尚在，大门紧锁，无法进去。当然绕到后面并非绝对进不去，可我想了想，还是不要冒昧了，毕竟这已经不是潘家了。
经访问附近的居民，得知原来的老房子没有一间留下来的，变迁很大。原来的居民也早就离开了，我的四叔家也早就搬迁到大安市（大賚）去了。他们很可能是潘家在祖先乡土的最后一家，现在只是我的一个堂妹和她的丈夫两个人半失业在家，他们的女儿已经在天津安家立业了。不少亲戚是到黑龙江的大庆去工作，已经不是农民了。
有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冯友兰在八十年代对农民进城发明了个说法，叫离土不离乡。表面看来是他谄谀意识形态的违心说法，其实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从人口分布和结构上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尽管即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注4），这也是很反动的理论和政策。这个政策封锁了乡村到城市的发展，也就封锁了原本封闭的农村经济走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才是中国自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近半个世纪处于停滞状态的根本原因。
和五叔在潘家围子大门口照相留念
入乡随俗，我和五叔及堂兄弟姐妹，子侄辈带了高香，冥币在爷爷的墓前磕头行礼。 在文革前，每逢春节，三十晚上，家里是要祭祖的。接近午夜，由我外祖母带头，先在摆满供品的桌前洒酒，然后烧红纸写的祖宗牌位，最后大家按辈份向供桌上的祖先牌位磕头行礼。站起来再向长辈行礼，互道过年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孩子最盼望的时刻：将部分供品取来食用，同时燃放鞭炮。这个仪式直到1966年，因为文革扫四旧，停止了四十多年。不过那是祭奠我母亲的张家。
因为父亲不在国内，五叔失去了下落，我从没有参加过祭奠我父亲的潘家。这次是我生平第一次，也很可能是我一生仅有的一次。在我下跪的一瞬间，我想到的不是毫不了解的爷爷，而是感到了文化传承的力量。所谓爱国，所谓热爱中华文化，说到底不就是这样代代沿袭下来的风俗，习惯，道德，生活，婚姻，耕种和谋生的方式在活着的人们心中沉积下来的感情吗？这里面有多少今天或当年看来不合理的东西，有多少愚昧的规则，有无数血泪的人生，但这就构成了我们的文化。
过去我对文革中的样板戏回潮不理解，因为那是一场噩梦中的片段。但我随后发现我在听到当年的革命歌曲时，也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亲切，因为那些歌声和我的青春是缠绕在一起无法分离的，尽管是苦涩的青春。现在，在先人的墓前， 我明白了，因为对过去，无论好坏，都是我们有限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如果抹杀了过去，爱国无非是统治者一个奴役人们的紧箍咒和糊弄愤青的山寨伟哥。
过去我对烧香祭祖不以为然觉得是个迷信，因为这对逝去的人毫无影响。现在，在先人的墓前，我明白了这是活着的人缺少不了的仪式。今天的追悼会，在所谓烈士前的宣誓，不都是借助已经逝去的人来寄托我们的感情，来激励我们活着的人吗？其实人类有本能的宗教情绪，我们总是把死去的亲友当成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可以超越时空地向他们述说，向他们报告，向他们许诺，向他们保证，向他们忏悔，祈求他们原谅。这往往是不自觉的，是不对其他人讲的，是很本能的意识活动。这是不可能取缔的，只是不要过分。
四十年前的破四旧不能说不惨烈，不彻底。但是所谓的四旧以更夸张的形式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返回来了。其实就在文革时，祭扫死人也没有中断，变化的只是祭扫什么人。
多亏五婶当年不肯划清阶级立场，保存了爷爷的骨骸，现在重修了墓。
为逝去的先人烧冥钱，是迷信，也是文化。
在静园公墓门口的合影
潘长有是爷爷的叔伯
潘万保是爷爷的堂兄弟。潘长有是他的父亲，是我爷爷的叔伯。这是我可以追寻到最老的先人了。如果从潘长有算起，到我这一代，潘家在大賚已经有四代了。从我这一代起，可能现在也有四代人了。因为我的堂哥潘士荣和我父亲的岁数相仿，如果活下来都是百岁之人了。
我的老姑潘淑雅嫁给张梦飞，于1998年去世，我没有见过，至今还没有她的照片。她有九个子女，我的四个表弟五个表妹。老二张云杰仍然是个农民，在查干湖打渔是他的一项农活。我特地到查干湖去体会他的打渔生涯。云杰和弟媳都穿胶皮裤，把我和他几个在城里工作的弟弟一个个背到船上，摇了出去。湖中间有他们安置的拦网，但鱼不多，我们只抓到几条鲤鱼，其他的都很小，我觉得应当放掉。但他都收了起来，成为我们的晚餐。
所谓查干湖，不过是没不了人的水塘，但面积很大。这是东北的湿地，俗称泡子。随季节变化。是当地生态平衡很重要的地貌。我的四叔就是在这样的水泡子里被人发现的。官方的结论是自杀。但四婶说可能是弄死了扔到泡子里的，因为遗体的手指甲里没有泥，不合常理。
云杰打渔时住的窝棚很简陋，就是东北的干打垒。但他们的家还是不错的，地面也有瓷砖了，比我当年在北京住的房要好多了。
从他们的脸色就可以分出三代人来。
表弟云杰（站在船上的）带我到查干湖（水泡子）来打渔。
太阳落了，我的家乡有多美呀！
傍晚，走出云杰的屋子，一眼望去，好像在庆祝太阳落了下来，余霞缠绵在乌云中，映红了水面。湖面真美。这就是我的家乡。
俗话说三年河东，三年河西。披星戴月的山东农民，代代相传，默默耕耘，闯关东，闯世界，饱经战乱和动乱，熬过残酷的运动与饥荒，九死一生，终于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回顾先辈，我只想问自己，河东真比河西好吗？那真是我们前辈的选择吗？
注1：
中国在老辈去世之时分家产，通常是平均分配，仅儿子有继承权，长子分两份，有一份是给长孙的。女儿因为在出嫁时给了嫁妆，就没有遗产继承了。这样一个制度使得累计起来的家产不断分散，所以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在创业时，只好不分家，可以想见，这也不可能维持几代。
注2：
清末翰林江孔殷是康有为弟子，他两个孙子—江腾和江扬，曾经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抗战时时周恩来指示江腾以学生身份加入国民党第55师325团。后按地下党指示他到工矿区搞工运。江腾先后在云南省宜良县利民煤矿和重庆三才生煤矿当办事员。1939年皖南事变，在党指示下，他发动了三才生煤矿工人罢工斗争。日本投降后，中共指示江腾去东北开辟活动基地。1945年11月，通过社会关系，派到东北西安煤矿（后改为辽源矿务局）当接收委员潘继武的秘书。利用这一岗位，他深入摸清国民 党驻军活动情况，为进军东北提供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 可因为潘汉年一案，江腾后来境遇很坎坷。
看来江腾就是利用了我父亲的关系。可惜父母均已过世，无从核对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父亲一辈子是个技术人员，和政治没有任何瓜葛，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
http://minzheng.nanhai.gov.cn/qdaj/include/view.jsp?id=3859
注3：
·1951年中共批广东土改搞得不好：没大规模杀地主
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wdzgx/detail_2013_02/25/22460322_0.shtml
注4：
斯大林在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说“假定有一个鞋匠开了一个小鞋铺，因为竞争不过大厂主，结果只好关门，到梯弗里斯皮鞋工厂老板阿德里汉诺夫那里当雇佣工人去。他进阿德里汉诺夫的工厂，并不是想永远当个雇佣工人，而是想积些钱，凑一笔资本，再开自己的鞋铺。可见这个鞋匠的地位虽然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地位，但他的意识暂时还不是无 产阶级的意识，而是小资产阶级意识。这个无产阶级化了的鞋匠工作了一个时期就感觉到积些钱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领到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生活。而且他又看到 开个铺子并不是那样吸引人：要付房租、顾客刁难、手头无钱，竞争以及诸如此类的麻烦。而无产者可以少操这种心。我们这位鞋匠的小资产阶级的梦想在这里受到 了第一次打击，在他心坎中就初次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意识。”
“过了一些时候，我们这位鞋匠觉察到：领到手的钱连 买最必需的东西也不够，增加工资对于他是极端重要的。同时他又发现工友们在谈论着什么工会罢工。我们这位鞋匠在这里意识到：要改善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和厂 主作斗争，而不是开自己的鞋铺。他加入工会，参加罢工运动，并且很快就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了。”
据说这是斯大林在美化他的父亲。按斯大林的这种说法，他父亲是一个有觉悟的无产者的子弟。而在事实上，这个鞋匠并没有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无产者，而是一个对妻儿不负责任，只知道喝酒的酒鬼，斯大林一生都耻于提起他。但斯大林的说法至少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也符合毛泽东为清扫地主和资本家制定的阶级划分政策。这个政策规定在“解放前三年拥有超过当地平均土地的人就是地主”。可是失去土地几十年的地主不但还是地主，他们的子女其实也“享受”地主待遇。而农民到城市里当了几十年工人，还不被承认是无产阶级的成员，到今天还是被称为“农民工”。
20130725
转自《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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