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冬林：我与文化遗产保护
我与文化遗产保护
－－一位老知青的“拓荒”路
作者：任冬林
1999年，因命运的安排，我不得不提早十年结束了正式的工作岗位。当时我的独生子十五岁，我已年届五旬，我不得不拿出不多的积蓄（八千元）到股市去一搏。这是小孩少得可怜的“长大”钱，我得伺机而动。可怎样动，心里没底。出路在哪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在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文革文物值万元”。当时虽不以为然，但给了我重大的启示－－大城市的民间收藏热已悄然兴起，我所在的城市也有些人搞起了收藏。恰好这时我市城区东移，居民大搬家，“垃圾”多多，天赐良机。
我来到本地废品收购店、旧货市场寻找机会。
在坐等股市收益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变废为宝”的乐趣，心里的压力逐渐得到了缓解。当时的废品店、旧货市场确实有一些好东西。看到一些七八十年代出版的崭新的连环画，很有文献价值的线装书等就这样轻易被人弃之，我真替原主人惋惜。我庆幸自己的这一选择，看到了这里是一座尚待开发的无形宝藏。
久而久之，我逐渐萌生了收藏的念头，鉴于自身的条件，我决定把重点放在没有人收藏的中国近现代史的民间老照片和破纸片上－－它们是我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见证。
2008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2009年又恰好是建国六十周年，我搜集的有关资料恰逢其时。为了便于对外介绍，让更多的研究者了解这些收藏，我动了用电脑的念头。当时我的家庭遭遇不幸－－我再婚不久，继子即出车祸，亲子还在长沙读书。经济窘迫，我厚着脸皮向五位亲友开口，才借到买电脑的三千元。这笔债务，我承诺不久将用我六十岁生日所收的礼金来偿还。
简单学会电脑后，我就夜以继日地将收藏的史料一篇篇作文字录入和原件扫描（拍照），编成电子文本。2008年6月28日，我在人民网开博，陆续将我的这些收藏和研究成果发到网上。
2008年，好几家大型媒体为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公开征集史料，但是他们所征集到的只有一些零星、重复的生活资料。我是六八年的知青，自然想在这方面有所收获。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拾得一宗四十年前以我地农村方元生产大队为单位，时间跨度十二年，涵盖了整个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集体的史料。2009年我在博客上发表有关消息后，引起研究知青运动的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2009年8月25日，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给我的一封回复说：“您收集的知青资料很珍贵很难得，望妥善保管，将来必将会有大用场。”2009年12月11日，与我素昧平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知青史专家刘小萌应邀专程来我家翻拍了这些资料。
我收到的这套知青史料之所以能成系统并有幸留存下来，我想完全在于它独特的形成和流传经过：当年该大队分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显然认识到了他们的价值，注意进行了整理、分类，收集保留下来（当然，还包括该大队其他文革史料，我的方元大队革命委员会文革资料史全来自这堆资料）；改革开放后这套史料随它的主人一同进了城；因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被他的家人送进了废品店（幸而没有以其它方式处理）；最终被我有缘碰上并及时从废品堆里抢救出来……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这套知青史料都将不可能留存于世。
一天，一帧带底壳的老照片映入我眼帘，我眼前一亮，照片上明明是位身着清式服装的中国男子，而底壳背面铜版印刷的却是外国艺术图案和文字。我将这一件藏品取名为“海参崴中国男青年”。清史专家刘小萌到我家时看到这张照片，曾感慨说：“近二十年来在海内外看过不少中国近代的老照片，但这种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民间收藏，实属罕见”。
有一段时间，我的这方面收藏真可谓“如贫得宝，如暗得灯，如饥得食，如旱得雨”。这要得益于自己经过上山下乡多年的磨练，已养成不怕脏、不怕苦的习惯，并时常能设身处地为这些从农村来城市开拓废品旧货市场谋生的“拾荒”人群着想。正是由于他们默默无闻的劳动，为抢救、保留许多珍贵的文史实物资料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当然，也和我与他们彼此间建立起了一种相互理解、十分融洽的关系不无关系。
那一段时期，我几乎与这些拾荒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昏暗、狭小、龌龊的废品仓库成了我整日待的地方。困了，我就和衣在废品堆上小憩一会儿；渴了，就对着水龙头“咕隆”上几口；吃饭就跟他们同一口锅；废品店老板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一定会抽身前去帮助；城管队来找岔子时，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前来保护老板。我并不感到苦和累，完全到了忘我的境界。每每翻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翻到一些难得一见的纸质“废品”，那种喜悦之情真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晚上睡觉的时候，心里还在盘算着，我的系列收藏还差哪方面的资料……
香港回归前的系列老照片的拾得无疑为我的系列收藏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套香港原版老照片一共六十余张。其中二十多张系香港树仁学院新闻系著名教授曾观祖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摄影讲师时在香港拍摄的纪实作品，曾老这一时期拍摄的纪实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期香港社会的历史风貌，特别是1966年6月12日那组“霪雨竟成空前浩劫”的纪实作品更具震撼力……
在这一摞照片中，竟夹有一张署名关世雄用毛笔书写的条幅。右边为“喜迎香港回归”，中间是“ 还我河山”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左边则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关世雄”。每当我拿起关世雄先生充满激情书就的条幅进行观摩时，一种敬重感油然而生，关世雄先生当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喊出的时代最强音－－“还我河山”的回音似乎仍在我耳际缭绕！
特别是当我在废品堆中发现了我曾生活过的燎原居委会一整套文革时期临时建立起来居民档案后，那种惊喜真是难以描述……
这十几年我除有心收集其他民间历史资料外，还增添了一门爱好就是收藏起了别人扔弃在废品堆中的旧日记簿,显然，我认识了到了它们的价值。
这得感谢当年我一朋友力邀我离开工作岗位后仅有的一次武汉之行。这次武汉之行奠定了我这方面收藏的坚实基础。其中三大本为武汉三所名校1955－－1957年搞运动时的记载。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晃就是十多年，如今，我小孩已大学毕业，我也度过了经济难关，我的收藏也成了系列，从1860年至1997年一个多世纪中国近现代各个时期的史料均有涉及。
经初步整理，在我这些资料中还有：
家乡前辈人一份带血的诗笺－－嵯峨岺上去求仙（感怀）。这份带血的诗笺是家乡清未民初一位民间忧国忧民的饱学之士，在经历1911年前后的辛亥时代大背景下，面对“手洒毛锥墨已磨 凄凉满写叹如何 丛生枳棘无投足 遍出降烟有战魔”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局面，他在诗笺的右则一气呵成写下了他留给后人发人深省的“启蒙必读”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三字经：“我国家 名中华…… 种田人 苦劳动 血汗钱 莫滥用 莫赌博 莫斗牌 ……发尔愚 启尔蒙 若电光 照胸中大方家 莫笑予 文明事 若灌输……”，为受泱泱大国地大物博天方地圆正统教育之说的中国人反思中国传统观念变与不变，提供了一个认识当时和将来的很好话题。
一幅反映我国古代妇女聪明才智的转折绕读刺绣奇诗的原始件；我市湘阴军民英勇抗日的《守土日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渡江老照片；《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政策》……
新中国建立后，1950－1951年湖北省松滋县人民政权初期之各表册；教育是一个民族希望的1952~1953湖北省宣恩县的教育资料；“镇反运动”时期“为政治土匪某某一案奉令判处死刑解交你区执行”的执行令；建国初期中共党员入党志愿书；反映上海近代著名老字号企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的实物凭证；建国初期的聘书、结业证书；1958年为发扬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上的规定：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实物凭据……
一份见证社会大变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包干到户合同表以及反映这一大变革成果的家乡人的逐年来信；1978喇叭裤引领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服装革命的一组老照片；一组随中国近现代历史脉搏跳动、呼吸的岳阳楼老照片……
2009年4月16日晚，我省资深的老档案专家、档案馆副馆长见我2009年前发在人民网强国博客上的资料文后，给我发来邮件：
……真正有价值的当是您的那些“物”，即那些破旧的纸片儿。因为这些东西恰巧是国家档案馆不太注意收藏的死角，一般的人也不太注意保存，用了也就没了，有了您的收藏，给我们留下了已逝岁月的记忆，许多生活细节得以再现。也是民生档案的一部分吧。其主要价值不在金钱多少，不在凭证作用，而在文化价值方面。请您善待它们。
2009年，人民网强国博客公共网页“庆60周年老物件征集作品选登”上凡注明“寻梦者”的，就是我的应征藏品和著文。没想到，经相关人士投票产生的结果，最热老物件图片库（1—6名）和最受关注老物件排行榜（1—8名）全是我的。（见 http://www.people.com.cn/GB/60833/156932/170156/index.html ）
2010年，我通过朋友介绍与研究中国知青问题的法国学者潘鸣啸先生联系上，他看了我介绍收藏的知青史料的文章后，给我的回复说：“我对这些档案很感兴趣。我给您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民间记忆网站，比较适合保留这些档案的电子版本。”随即，民间历史网站与我取得了联系，我给他们发去了十几篇介绍史料的文章，很快就收进了他们的网站。
研究历史，为见证历史发展，推动时代进步。
如今，我根据我的这些收藏资料完成了两大板块的整理文：
我根据这些年收集来的日记簿整理出1950－1971年题为“青春档案·新时代日记·十四位新中国青年建设者日记簿上的记载”、副题为“祖国，在毛泽东时代建设起来。”成文文字大概在六十万字。
该文本主要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笔记簿作为一个时代深入的切入点，以平民的视角，普通人的视角，自下而上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发现过往的年代，考察被官方和庙堂有意无意忽视的生活、社会、以至普通民众心灵的历程，以此启示现在，开辟未来。而这正是我们国家官方史学较少采用的细节。
我收藏的文革文献资料，绝大多数是我家乡最基层单位一些初识文化或纯文盲请人代笔写下的－－底层民众在那场运动中的集体记忆。它由我地文革期间一个居民革命委员会、一个农业生产大队、一家工厂，四大国营农场及本地社会零星材料组成（外地的大约占3%）。该资料经我初步整理成文一百二十篇，成文文字大约在五十万字，这些资料的留存，为解剖和研究这些社会细胞在文革中的状态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二00三年五月十三日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近现代文物征集参考范围》和《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的通知中指出：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生活和物质条件迅猛改善，近现代历史上各类具有重要价值的实物资料加速灭亡。除与中共党史有关的革命文物较受重视外，1840－1949年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颇具收藏意义的其他文物史料尚未得到系统征集，抢救保护工作日趋紧迫，刻不容缓……”
随着我对这些收藏到手的“废品”的整理和研究，对它们的价值有了更多、更清晰的了解，我深信，我的这些收藏品将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历史和后人，在今后的历史、文化、社会研究中将会起到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作用。
当然，以我老知青人尚欲勉强涂鸦的个人能力及学识要真正读懂并正确整理出这些资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里仅能提供一个雏形和信息，真诚的希望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和专家学者个人来担当这些资料的挖掘工作。
目前，我这方面资料大约还有三分之一没有进行整理。
此文为清华学术共同体会议之一：“中国政治的民间文本（1949－1979）”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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