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和平：我的大伯
我的大伯
－－作者：任和平
我的祖父祖母生育了三子四女，他们的大儿子在十多岁时患阑尾炎，在花了好几担米请乡村郎中看病抓药后，依然没能挽救性命。在我小的时候祖父谈起往事时，总会悲伤而无奈地说，这病要是放在现在哪里会死人呢？那个早逝的少年，是我真正的大伯。真正的大伯没有了，真正的二伯后来就成了我的大伯。
也是据祖父所讲，解放前祖父的弟弟（我的叔祖父）家生活条件很好，美中不足的是他家生了两个女儿后，一直盼望有个儿子，叔祖父就想让年幼的大伯过寄给他当儿子。祖父尽管内心不太情愿，但看在兄弟情份上，在与祖母商量后还是把大伯送到叔祖父家。虽说到叔叔家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对于年幼的大伯来说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压抑感。当时童年的大伯在叔祖父家要干许多活，家务活、牛羊的草料活等等，都要他去干，干不好会挨打受骂。好在两年之后，叔祖父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大伯才重新回到自己虽然贫苦但不失温暖的家。
我的父亲比大伯小三岁，看到自己的哥哥离家两年又回到家中，有一种失而复得的高兴劲。虽说兄弟俩经常玩得很开心，但一看到那些背上书包上学堂的同龄人，眼里还是充满了羡慕。在向祖父祖母表达要读书的强烈愿望后，在东挪西借凑成一笔学费后，大伯和我父亲终于也能进学堂念书了。两人读书很用功，学习成绩也不负众望，被人称为小秀才。可读到初中时，兄弟俩人的学费让家里的经济条件难以承受，祖父祖母不得不让读初二的大伯和读初一的我的父亲双双辍学，回到家里帮助干农活。后来，大伯应征入伍，到东南沿海某部当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中国大陆政治运动频仍，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气焰嚣张，大伯所在部队也算是前线，备战气氛紧张。当时在部队当兵也辛苦，经常会在深更半夜紧急集合，常到山区野营训练，但对于来自农村的大伯来说，那些苦根本就不在话下。当时老家的许多人都在忍饥挨饿，在部队当兵的大伯却能把饭吃饱。在我小时候，大伯常给我讲他在部队里的生活，讲他在海边巡逻的趣事，讲他和战友到海里游泳的惬意，还说在部队里吃到的海鲜那是真正的美味。读了两年初中的大伯，在当时的部队里也算是文化程度不低的知识分子，部队搞宣传活动像出个黑板报什么的，总少不了大伯的身影。因为在部队里表现积极，当兵不到三年，大伯就光荣入党。后来可能因为家庭成分是中农，也可能是因为有个富农叔叔，而且还在富农家里生活过几年，大伯的政治前途不再是阳光灿烂。六十年代初，大伯从部队复员回乡。
从部队复员的大伯，因为具有相当于初中的文化程度，还当过兵，又是党员，就被安排在农村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在那个时代，根据最高指示，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农村中学都由贫下中农占领讲台。于是，大伯和其他老师一样都靠边站，基本上是半天教书，半天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农村中学靠大路边的那一堵高墙，见证了“文革”动乱岁月中的乱象。在那段岁月里，那一堵高墙，是学校开辟的文化大革命大批判专栏的阵地，村和学校里的红卫兵、红小兵、造反派所写的大字报，都被张贴在高墙上。那些对校长和老师有意见的学生，常在大批判专栏里贴出大字报。大伯也被几个学生贴过大字报，说他对贫下中农子女没有阶级感情，特别是对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经常责骂；还有人说他体罚学生，叫学生在教室前罚站，用教鞭或书本敲打人头……在我的印象中，大伯的脾气虽然不是太好，有点暴躁，有时还会骂人，但他对教学工作还是尽心尽责的，要说对学生恨，那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恨。而那些大字报上对大伯言行的批判，难免会有上纲上线故意夸大的成分。
随着“文革”动乱结束，学校教学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大伯却离开了讲台，被安排到镇办教学模型厂做了一名供销员。那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大伯为了厂里的业务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而每次出差回来，大伯都会对人讲起他的行走江湖见闻。因为教学模型厂与有关高校有业务往来，大伯到过不少医学院的教学实验室，亲眼见过浸泡在防腐液中的男女尸体，以及人体内脏等标本实物。听大伯讲述在医学院实验室里的见闻时，听的时候总有一种脊背发凉的感觉；如果是在晚上听大伯讲那些尸体，那真的是毛骨悚然。
虽然经常出差，在外应酬很多，但大伯的酒量还是和我祖父一样，没有什么长进，而他的烟瘾则很大。大伯在家里经常抽水烟，总是左手捧一只铜质水烟壶，右手用细长的纸媒点燃烟丝，然后用嘴对着长长的烟嘴咕噜咕噜地抽。小时候我对这水烟壶很好奇，曾经和堂兄一起对着那长烟嘴偷偷地试抽，一下子就把壶里又苦又辣的黑水吸到嘴里，在吐出黑水好长时间后，嘴里还是难受得要命。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愿去碰大伯的水烟壶了。
大伯和伯母育有一子一女，俩人在初中毕业后，儿子跟人学手艺，女儿也进了教学模型厂工作。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大伯高兴得不亚于我的父亲。赴外地读书前，大伯关照我要好好读书，多学点本领。在我参加工作后，大伯也时常关心我的工作，要我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要注重提高业务水平，要在工作上能独挡一面；还说，不要指望什么人帮忙，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大伯的许多话，成为我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在我工作三年后，我的父亲查出患转移性骨肿瘤，在医院动了手术效果也不理想。出院回到家里休养时，父亲的背和腿总是莫名的疼痛。那些日子里，大伯下班回到家，总要到我家看望父亲，常常坐在父亲身边，用他在厂里掌握的有关穴位知识，在父亲的背上和腿上按摩，以减轻父亲的痛感。在父亲的病床边，过去脾气暴躁的大伯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一边按摩一边轻声问，这样痛不痛，要不要重一点，这样好一点吗？50多岁的兄弟俩患难与共，似乎又回到了手足情深的童年时代，这一幕让人理解了什么是血浓于水、什么是兄弟情谊。我的父亲在病床上坚持了半年多，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而父亲的丧事，也是在大伯等一帮亲戚的帮助下顺利操办的。
三年之后，临近退休的那一年，大伯却在一天凌晨昏迷不醒，被紧急送往医院后确诊患脑瘤。后来，医生在大伯左脑上动了手术，手术后他的右手和右腿却受到了影响，右边的肢体不再听从大脑指挥。在出院后近一年时间里，大伯经常给人讲他过去的事情，讲与我父亲小时候一起读书的辛苦，讲在部队当兵的积极表现，讲当老师时所培养的聪明学生，讲他在厂里出差碰到的江湖骗子……患病后的大伯，明显变得话多了，有时前言不搭后语，他已不再有正常人的思维。大伯的病情日益加重，在第二年初夏离开了人世。
我的祖父活到90岁，而我父亲和大伯的寿命却只有五六十岁。大伯去世后就有人说，老年人不能长寿，活得长了子女就会折寿。但马上就有人反驳说，不要胡说八道，村里五六十岁生重病的人还少吗？你看看现在的河水，看看现在的天上，这样的生活环境不折寿才怪呢！
村民的反驳之语不能说没有道理。在我们村子四周，就有钢铁厂、塑料厂、造纸厂、化工厂等好几家工厂，这些厂都事关领导政绩，环保部门也不作为，所以，虽有民愤但不可能关闭。村民因为环境污染曾经多次到上级上访过、吵闹过，每次得到少量的赔款后就不了了之。
不知不觉间，一年又一年匆匆而过，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已有20多年，我的大伯离开人世也近20年。每当我怀念亲人的时候，父亲和大伯就会从过去走到我的眼前，仿佛又要向我讲述昨天的故事。思念无尽，惟愿父亲和大伯兄弟俩在另一个世界里开心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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