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庆：告别兵团
图：二师二十团九连的礼堂（2009年拍摄）
告别兵团
－－心的挣扎
－－作者：任国庆
零．序
《漠南情》洋洋数十万言，仅有如下文字记载二十团。文字虽不多，但触目惊心：
二十团的北面是波涛汹涌的黄河，南面是浩瀚的毛乌素大沙漠。她被挤压在东西长120余里，南北宽10里的鄂尔多斯边缘。二十团1970年组建，有2000多人。以天津知青为主，还有北京、青岛、绍兴、呼市等地知青。除连长、指导员、军医是现役军人外，没有复员兵，清一色的知青。……她以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的艰苦出名，以知青“特别能战天斗地”出名，也以特别“散”、“乱”出名。她在人们的眼里好象是瘟疫，是一群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在师部招待所，在师部医院，在各团，在包兰线的火车上，谁见了二十团的人也头疼。记得73年，有位兵团副司令员到二十团视察后含着泪花说：“按你们目前的这个样子，够送军法处。可看到你们的自然条件，物质基础，以及部分干部的表现，能呆在这不走就是好样的！我向你们致敬了！”
由于诸多因素，1974年下半年二师其他团每团出一个工作组开过黄河负责二十团一个连队的整顿。十六团负责七连。据说工作的成员不论什么级别，只要能保证把二十团稳定住，搞上去，立即就任命为二十团一把手。但是没有人敢一试锋芒。
一．钦差大臣
一九七四年七月的一天下午，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从二十团团部独贵特拉驶向二十团九连，在草原上扬起一路黄色的尘埃，久久不散。
此时的九连已经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不知道从哪天起就不出工了。当然各种集合，政治学习也都悄然停止。连长、指导员没有命令发布。原因是发布了也不会有人理睬。总之，连领导对连队失去了控制能力。
唯一还在工作的就是炊事班，这是一个不能停下来的部门，全连三百人还要吃饭呢！她们必须保证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开饭。所谓饭，其实就是一大锅红高粱米粥。深红，是血的颜色。这就是全连战士们食物的全部。
这时候九连战士的精神状态早已不是前几年的意气风发的样子。精神萎靡，衣冠褴褛，蓬头垢面的随处可见。
不出工了，他们便有了很多时间。于是就要有办法把这些时间打发掉才能免得寂寞。
他们经常用来消遣的游戏有“对茬子”。所谓“对茬子”起源于天津“玩闹（流氓）”打架前的一种斗口活动。实际上就是用最肮脏流氓黑话、隐语互相辱骂。而九连这时候的“对茬子”已经从打架中脱离出来，完全成为了一种娱乐活动。为了能够在“对茬子”中不吃败仗，于是就有人就把搜集来的“茬子”记在本子上，反复背诵。在实战中，他们能够口若悬河地骂上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对茬子时双方都是辱骂者和被辱骂者。但他们从来不会因被辱骂而恼火。反而能从中自得其乐。指导员曾经对“对茬子”的快乐久思不得其解，为了了解战士的活思想，把二排长马亚南叫到连部一一询问他所听过的“茬子”。马亚南落落大方，毫不避讳的解释让身为中年男子的指导员一阵阵脸红。不停感叹“快别说了，太下流了！太下流了！”
更为普遍的一种活动就是赌钱。许多男宿舍都有赌局。各种各样的赌法不可胜数：升级，争上游，二十一点，推牌九，顶牛、砸硬币等等，甚至划拳行令都是赌钱的方法。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么多赌法，在刚刚经历过的“破四旧”中这些都是被列为“封资修”垃圾的。年轻生命的旺盛精力和聪明才智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晚上，很多屋子都有着相同的景像：柴油灯下，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成一个圈。里层的赌手兴奋的情绪烧红了脸颊和眼睛。圈中心的柴油灯“吐吐”地冒着黑烟，把人影投在四周的黄泥墙上。外层都是观众，他们随时也都可以参与：假如他们非常看好某家的牌就可以随时往那家押上自己的赌注。如果那家真的赢了，他押多少钱就赢多少钱。当然如果那家输了，他所押上的钱就会被人家收走。此时连里大多数男生都聚集在赌局中。有人输光了，就把衣服，手表，收音机或值钱的物品押上。有的人早已把钱和衣物输得精光，只好在旁边围观，跟着分析牌局，跟着呼喊，跟着长叹。
赌法虽然已经非常发达，秩序却并不健全。突然油灯不知道被谁吹灭了，顿时屋子陷入漆黑——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多半是输急眼的人设计的阴谋。随着灯火的熄灭，人们像恶狼扑向猎物一样把赢家扑在地下，把钱抢光，然后一哄而散。赢家爬起来时，早已鼻青脸肿，衣服被撕得稀烂，钱被抢得精光。有时候为了要讨回被抢的钱，很多时候要亮出刮刀，才能平息事端。这样的事情屡次发生，使得聪明的赢家一边赢钱，一边把钱偷偷地塞得到处都是，鞋里，帽子里，各个兜里，甚至团成团趁人不备丢在垃圾中。一旦遭遇如上不测，被劫的只是一部分。虽然遭劫，但毕竟尚有计谋得逞的得意。
能算作正经的活动的是吹口琴，唱歌。早期曾经导致被批判，批斗的“黄色歌曲”，虽然早已无人禁止，然而也无人再感兴趣。那些对爱情充满美好向往的《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人们觉得已经不能够表达自己的对生活的感受。最为流行的则是《狱中歌》、《南京之歌》等，更能舒发他们内心凄凉的情绪。《南京之歌》经过无数次辗转传抄，歌词变得越来越紧密结合实际生活。还记得那句歌词：“沉重的修理地球，是我们终生的天职，我的命运！”至今唱起来依然会流出热泪。
最不引人瞩目的，是为数不多的人在偷偷地学英语。他们都是北京老三届的，他们年龄稍稍大几岁，下乡前在学校里多念了几年书，多懂了一些事情。他们没有老师，就认一个景山中学68届战友为老师。学得很苦，起早贪黑，点灯熬油。他们似乎看清楚这里并不是他们的久留之地，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他们在默默地等待，暗自为自己的将来悄悄地积蓄力量，一俟机会来临他们就可以凭借实力抢占先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这些人里面最有远见的。
吉普车稳稳地停在连部门前。尘埃尚未落定，从上面下来三个陌生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乘坐团部吉普车下连队的，通常都是大家认识的团长、政委，参谋、干事等的现役军人。而今天却很特殊，他们都不是现役军人。一个男子年纪在四十七八岁，身穿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清瞿的面孔，黄白色，略显阴沉。看样子干练且有城府。另一个是年纪大概30左右男子，穿一身深蓝色制服。看得出他是那个年长者的助手。女的穿着一身蓝色制服。戴着白框眼镜，大约不到三十岁。
认识了以后，年长的男子让我叫他老周。女的是速记员。后来才知道这个速记员非常专业：采访中，她能一字不差地把谈话记录在纸上，不管你说的多快。
这三个人就是专程进驻九连的“中央调查团”的成员。“中央调查团”总部设在团部。他们是奉中央之命专门调查二十团“奸污迫害知识青年”和“捆绑吊打知识青年”问题的。我们管他们叫“钦差大臣”。
据知，这是中央因为知青问题派出的第三个调查团。第一个派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结果以第十六团的两位团级军官被枪毙而告结束。第二个派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结果以一个独立营长和一个连长被枪毙而降下帷幕。罪行无一例外，都是奸污知识青年。
九连指导员大约知道吉普车将要到来，早已等候在连部门前迎接。因为知道“钦差”到来就是调查他的问题的，因而脸上笑容有些尴尬。 “我是指导员XXX，欢迎中央调查团来九连指导工作。路上辛苦了。”指导员慢条斯理地说着，深黑的脸却已通红。他侧身让出连部门前的路，示意请调查团先走。
老周却没有走进连部，只站在车前向战士宿舍方向了望着。当他看见了前方的景物时，不由得脚步被景物牵引着一步步向前移动。眼前出现的景象立即使这个中年人双眉紧皱。
现在的营房已经不象前两年的那样整齐了。门窗上很多玻璃已经被打碎，远远看去象无人居住的废墟。一排营房十个房间，此时只有五、六个房间里面住着人。不住人的房间的门窗都被拆掉当柴火做饭烧了。远远看去被拆去门窗，就是一个一个的黑洞。
不住人的房间已经成了无人打扫的“厕所”，里面排满了人的大小便，早已没有下脚的地方。从里面散发出新鲜的，和陈旧的人粪尿的气味，弥漫整个营区，恶臭无比。其实厕所就在营房西侧不远处，就是那种全兵团统一样式的炮楼厕所。但是他们嫌太远。所有男生宿舍都没有例外。
每个房间门前三、四米处，都堆着小山样垃圾堆。垃圾堆上有杀鸡丢弃的内脏和鸡毛，有废纸，脏土，被每天早晨泼上的污水和尿黏着在一起。
许久，老周收回了望的目光。这半天指导员就站在身边，两只手在胸前不停地相互揉搓着，显得局促不安。
“请把通讯员派给我使用。”老周收回目光，说着走进了连部。
二．为私利，还是为正义
很多人不知道吉普车来干什么。然而我却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了“调查团”身上。
至今我也无法说清楚我给中央调查团写那封《九连状况》的信是出以公心，还是为了私利。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当时，我确实感觉到那是一种大义凛然正义行为。我和同连参与的战友管这件事叫做“最后的斗争”，这是《国际歌》里面的说法。仅仅从这个说法上就可以看出我们对待这场斗争的态度和期待。
那封信是我跟好友孙泓在离连队四、五里远的人迹罕至毛柳林的小羊房里写成的。小羊房是一个非常矮小的土坯房。是老乡冬天“接羔子”用的。冬天过后小羊房就丢在柳林，直到来年冬天才再次住进去。
为了保密，那些天熄灯以后，我和孙泓就偷偷地带上小油灯和纸笔溜出宿舍来到小羊房。小羊房地上都是羊粪蛋，我们就在坐在土炕上，点上油灯，把纸放在膝盖上开始写。有时候写到东方发白，才偷偷摸回连队宿舍。
那封信列举了许多在连里发生的事情，包括“红柳条教育运动”和“姑奶奶教育运动”，也包括作风问题。如果那些事情属实，连领导将面临着严厉的处置，甚至连性命也保不住。但是，如果调查团得不到证据呢？显而易见我们将面临绝境。在当时这一点已经想透彻了，我是豁出去面临绝境来做这件事情的。
现在回想起来，在初到兵团的日子里，指导员对我是非常器重的。在刚到九连不久，曾有过几次破格提拔。每次提拔我都能从指导员的话语和眼神中感受到他对我的信任和爱惜。因此心里常有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但是从一次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以后，我跟指导员的关系就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对立状态。
那是1972年夏天。九连在黄河边有一块300亩的麦田，那块地很肥，麦子常常长到半人高。但是因为隔着一道黄河防洪大堤，就用不上大渠的水，只能用水泵直接从黄河里抽水，这块地才能得以灌溉。
那天我正在黄河边看水泵。指导员视查工作，来到我过夜的窝棚。就在我的铺盖旁边他发现了一本书。那本书竖排版，繁体字，纸页微微发黄。那是我从家里带来一本《鲁迅小说集》。在当时，这是除了毛主席著作外，为数不多的可以读的书。
指导员翻了翻书，说：“还有时间看黄色小说！”说着一扬手就扔进了黄河。
我在不远处看见指导员把我的书扔进了黄河，我觉得一定是指导员没有看清楚那是什么书。如果看清楚了一定不会把鲁迅的书扔进黄河。转眼间那本书已经被旋涡吞没，无法找回。
当天晚上在连部，我跟指导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指导员怎么会连鲁迅的书是可以读的都不知道！
首先我问指导员，知道不知道那是鲁迅的书。我心想，如果指导员说：“啊？我扔的鲁迅的书吗？”，我就说：“没关系，扔就扔了。您也不知道。”我多么盼望指导员能那样说。我非常尊敬指导员，也不想跟指导员把关系搞坏。可是指导员却说：不要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只有你知道那是什么书？我还没有找你呢，你反而来找我。你在连里传播黄色小说，早就有人反映了。支部正要抓这个典型呢！
我说指导员是您搞错了，鲁迅的书也不是黄色书籍，是好书。那确实是好书。
记得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叫《毛主席论鲁迅》我非常喜欢，很多段落都能够背下来。我把能够背得出来的所有“毛主席论鲁迅”的语录背给指导员听。我说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 ……等等企图让指导员明白鲁迅的书是好书，是可以读的书。我滔滔不绝地背诵着，指导员却用十分蔑视的目光审视着我，显然他已经生气了。等我停下来好半天才开口说：你说的那些只有你知道吗？鲁迅的书再好，也不如毛主席的书好。你放着毛主席的书不读，却读鲁迅的书。这就是用鲁迅压毛主席，这是政治立场的问题。
我说，我并没有用鲁迅压毛主席呀？我也没有放着毛主席的书不读，毛主席的《四卷》我都读过了。毛主席说鲁迅的书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读鲁迅的书也是学习马列主义。
指导员已经忍无可忍了。他说，不要再说了！你这是用鲁迅代替毛主席！够反动了！你一定要认真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回去写一个检查，好好挖挖思想根源。
我说我没错，我不能写检查。是你把好书扔到了黄河里，是你错了！要写检查，也应该你写。
究竟是怎样离开的连部已经记不清了。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走出连部时心中暗暗叮咛自己：事情很明显是指导员错了，但指导员是连领导，要维护指导员的威信。一定不能把指导员把鲁迅的书当成黄色书籍扔进黄河的事情告诉他人。这件事情如果说出去是会让指导员威信扫地的。也不要把跟指导员辩论的事情告诉给别人。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切实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
但是从那以后，指导员却经常在“晚点名”时不点名批评“有人放着毛主席的书不读，偏要读鲁迅的书”，“有人传播黄色小说”，“有人用鲁迅的书代替毛主席的书”，“有人破坏党支部的威信”等等。虽然是不点名批评，但无论如何也瞒不过大家眼睛。大家都会猜到这个“有人”是谁。这种不点名的批评给我很大压力。
出乎预料的事情是，一天的晚点名，指导员列举了一系列连里出现的“活思想”。我惊奇的发现他所举的“活思想”跟我家信的内容一样！我知道了，指导员在偷拆我的家信！顿时我感到了一种受侮辱的感觉，同时也感到我危险的处境：幸亏我的信没有写什么反动话，否则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呢？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呀！就在那天晚上，我把我存的所有日记，笔记，家信统统付之一炬，至今依然非常后悔，青少时期的真实心灵的记录就那样再也无法找回了。
从那次以后，我清楚地意识到，不管多么努力，也不管干得多好，我也是不被信任的人。不要说前途，就连自身安全也没有保证。我必须时时小心，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大祸临头。我知道只要我不离开九连，只要指导员还是指导员，我就不可能翻身！
三．丰盛的晚餐
开饭号响了。这是好久没有听过的声音了。今天听起来反而觉得有点奇怪。显然是吹给调查团听的，似乎是要告诉调查团：这里的一切还都在正常运行着！
人们早已等得不耐烦，立即绰起饭盆到食堂打饭。
通常打饭用的盆，当时叫做“万用盆”：早晨是洗脸盆，开饭时是饭盆，白天洗衣，晚上洗脚。如果搞到吃的就是锅，炖鸡，炒菜，焖米饭，炒蚕豆都很好使。到了夜里就是尿盆。到打饭时，如果有现成的水就涮一涮。没有水，照样不能耽误打饭。脏不脏他们不在乎。全连男生几乎都是如此。
好友郎广勋把一脸盆殷红如血高粱米粥打回来，放在宿舍门口的地上，叫我吃饭。我抓了一把盐，撒在粥盆里，蹲在地上跟广勋面对面一勺勺吃起来。
“我能跟你们一起吃粥吗？”突然我听见一个略带南方口音的人说道。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调查团老周和女速记员正站在我身后。我连忙站起来。说：“当然可以。”说着我连忙跑到屋里找了两个勺递给老周和速记员。老周接过勺，看着盆里的粥却哽咽起来，说：在北京，谁能想到你们会过着这样的日子！说着眼泪也涌了出来。
老周说，他的女儿也在兵团，是云南兵团。真的不知道她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请你们相信调查团，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相信我周XX。我们一定把你们的处境向党中央汇报，一定把你们反映的问题彻底调查清楚。有毛主席给你们作主，邪恶一定会得到惩治。
那天老周跟我们聊了很多。聊兵团的变化，战士的生活。一直聊到掌灯时分。打那以后，老周成了我们屋的常客。几乎每天都要找我了解情况。
那天晚上，就在老周带着他的速记员回到连部办公室时，一顿丰盛的晚餐被炊事班送到了他的房间。送饭的人告诉说：“是韩医生让我们给调查团做了送来的。”说完就走了。
老周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并问我韩医生是谁。我告诉老周，韩医生是我连队医生。殴打刘胜利就是韩医生最后阻止的，抢救刘胜利也是韩医生。
这时候给调查团送饭，不异于烂菜花给何支书送元宵！不仅仅有着腐蚀拉拢中央调查团的意味，而且，娓婉地告诉调查团，写信状告指导员的并不只是兵团战士，而是幕后另有指使者。这就直接把调查团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韩医生身上，上告信内容的真实性也变得值得怀疑！
事后我问韩医生是否曾让炊事班给调查团送过那顿饭。韩医生却很不理解，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们送饭？让他们跟战士一起吃不好吗？不是更便于让他们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吗？
韩医生耿直得近似于憨直。他没有那么多心计，也不屑于做这样讨好人的事情。我立即意识到遇到了高手！
四．打开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团部的调查工作也正在全面展开。礼堂里，饭厅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揭发团党委如何作出决定，有组织地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也有的大字报揭发现役军人奸污女知青的问题。
这时候团里的现役干部和兵团战士泾渭分明地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团长派，一派是政委派。两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口诛笔伐，硝烟弥漫。
非常令人吃惊的是，30年后，当我们“大篷车”一行来到当年二十团礼堂时，当年的大字报居然历历在目保留墙壁上。“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等字迹清晰可辨。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那个年月。
政委是“红柳条教育运动”和“姑奶奶教育运动”的倡导者。71年政委曾经到九连召开全连动员大会，亲自发动九连的“两个运动”。动员大会上他说：“这次运动不仅仅要触及灵魂，也要触及皮肉。只有通过触及皮肉才能触及灵魂。”还说：“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打你是爱你。是帮助你成人。恨你，是恨铁不成钢的‘恨’”。这些话连同他的口音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回响在耳边。当年他乘坐吉普车各个连巡回演讲同样的内容。全团的“两个运动”展开，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来看“两个运动”的目的非常单纯。我找不到不是为了整顿纪律，提高连队战斗力以外的目的。那时候的连队纪律确实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全团基建任务和开荒任务十分繁重，全团各个连队都搞“脱坯大会战”，“挖渠大会战”等各种大会战。但与此同时，一些战士把城市的流氓作风带到兵团。他们不服从上级命令，顶撞领导，打群架，偷懒耍滑，出工不出力，蛮不讲理，欺压新兵。在各个连队都有这样的一些人。如果不能有效地制止这些行为，将会带来很坏影响，连队局面将难以控制。其实“两个运动”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严重破坏连队纪律的人。
团长派是主张用说服教育，和鼓励先进，带动后进的方法实现整顿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目的的。这个方法现在听起来温和，人道，然而成效甚微。在“两个运动”开始之前，实际上对许多表现不好的战士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例如批评，批判，甚至记过，记大过等行政处分。这些做法都没有挽回纪律松弛局面。
在30年后的电话里，二十团任德志团长对我说：“两个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整顿部队纪律，提高战斗力。我们当时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而纪律一路下滑无法控制。绝对没有故意迫害知识青年的意思。是教育方法的问题。”当年主张说服教育的团长解释使用暴力的原因是有特殊说服力的。
然而调查团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不管是团部还是各个连队，只见到调查团频繁地找人单独谈话，却始终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调查团究竟取得了什么进展？是那些日子人们交头接耳最为关心的话题。很明显人们都像回避瘟疫一样回避着调查团。被调查的人都是连首长，团首长，都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领导，万一查不出什么结果，调查团可以拍拍屁股走人，而反应情况的人会吃不了兜着走！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人们还都能够看清楚。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
就在调查工作进展艰难的一天下午，一辆解放牌汽车开进了B连。随车来的通讯员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全体女党员以及排长，副排长以上女干部立即上车，到团卫生院检查身体，现在立即出发。
没有疑问，即便是在当时，人们也都清楚地知道这是明显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样侵犯人权的行为居然非常奏效：去参加体检的人很快就揭发了连长的罪恶行为。
次日B连连长被扣留在团部，隔离审查。原因，奸污女知青多人。那是多么好的一个连长！他聪明，年轻，英俊，潇洒，待人和蔼，工作刻苦，也有领导能力。消息顿时不胫而走传遍20团各个角落。然而听到这个消息的兵团战士没有人感到惊讶，他们认为事情本来就是如此。
从此各个连队调查进展被打开缺口。揭发检举，调查团掌握的案情一一被证实。没有掌握的事件也不断披露出来。
五．选拔大学生
九连的调查工作也在悄悄地进行着。人们只见到不断地有人被调查团找去谈话。但去谈话的人回来后对谈话内容却都守口如瓶。人们都在关注着调查团的一举一动，猜测着被询问的人，跟调查团讲了什么事情。猜测着调查的进展。猜测着不久将要发生的处理结果。全连每一天都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度过。
就在这个时候，一年一度的大学招生开始了。这一天，指导员召集全连开了招生动员会。会上传达了教育部关于选拔工农兵学员的通知，和兵团党委关于这次选拔工农兵学员的具体做法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选拔大学生要走群众路线。必须群众选举推荐，领导批准。这是这次选拔大学生的必要程序。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老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调查团明天要暂时离开九连。几天后才能回来。在调查团不在连里的这些天，你要谨慎。不要做错事让人抓住把柄。当天晚上，团部就来了一辆吉普车把调查团三人接走了。
调查团离去的汽车尘埃还没有落定，紧急集合号声在连部门前响了起来。这是指导员在召集全连大会，大会在连部会议室举行。会议开始，指导员就宣布说：通过群众推荐，党支部讨论决定，如下同志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报团部批准。接着就宣布了名单。
那次是历来推荐人数最多的一次。现在回忆起来这件事，心中依然对这次名单上的战友心存歉意，因为如果不是我接下来推翻了这个名单，这些战友也就从此改变了继续在兵团蹉跎青春的命运。
指导员话音刚落，下面已经乱成一团。因为指导员宣布的名单根本就不是群众推荐产生的。看得出来大家也都没有想到指导员会完全不经过班里讨论而自行决定名单人选。
宣布过名单后指导员宣布散会。很明显指导员要告诉大家：别看调查团在这儿，这支队伍是我当家！现在调查团在，调查团走了呢？他要用他的决定向全连炫示自己的权力，封住大家的嘴！
有人已经站起来开始离开会场。
我坐在连部会议室最后的角落，看出了指导员的目的。暗想：“不能让他得逞。不能让他得逞！”。想着，心却不由得猛烈地跳着，腿和手都控制不住在颤抖。我鼓足勇气站起来，没想到嗓子已经干得不能说话。我使劲咳了咳说：“请大家等一会，我想说几句话。”我听着自己的声音感到非常陌生，好象是一个别人的声音。
我说：“指导员前几天传达的教育部和兵团党委的决定都说，这次选拔工农兵学员要走群众路线，首先要群众推荐，其次才是领导批准。请问指导员，刚才你宣布的名单，是大家推荐的吗？”
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都在等着指导员的答复。指导员半天回答不上来，却说：“这是党支部的决定。党支部是有权决定的。现在已经散会了。有意见跟我单独谈。”
我知道这是指导员要把事情往后拖。散会后，名单立即就会报到团部。不管我提什么意见都无济于事。不久生米就会煮成熟饭。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大意是：指导员说，这是党支部的决定，那么党支部违背了教育部的决定，也违背了兵团党委的决定，这个党支部的决定就是错误的，这个决定是无效的。
写完，许多战友都争相签上自己的名字。大字报正文是一张纸，签名也签了满满的一页。九连男、女生一般是互不说话的。因此还没有去女排征求签名。签名完毕，我就把大字报贴在了食堂门前——那是大家最容易见到的地方。
晚上食堂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打着手电读大字报，闹嚷嚷吵成一团。有的还找来了毛笔，继续签名。这时候有很多女生也都签了名。名字签不开了，大家就把名字签在大字报的空白处。一会大字报的空白就被签满了。
突然，就在读大字报的人群中我看到了老周和另外两个调查团的人！他们什么也不说，只是就着别人的手电光读大字报。
毫无疑问是由于调查团出乎预料地赶回了九连，彻底打乱了指导员计划。第二天指导员只好重新开会，安排由班里讨论推荐上学的名单。
这次，选举所产生的名单我赫然在榜首。而指导员第一次要上报的人一个也没有。我心里颇为得意，因为名单证明了我推翻指导员的名单代表了广大战士的意愿。一股崇高的感情鼓舞着我下定决心，即便上级批准我去上大学，我也坚决不去。因为如果我去了就证明我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新名单第二天就被送到了团部，但是上报名单没有我，被指导员刷了下来。不久被团部全部批准。这次上学走的人，既不是紧跟指导员的人，也不是反对指导员的人。
六．泥牛入海
转眼中央调查团来二十团已经三个多月了。团部的两派斗争依然非常激烈。派往全国各地调查取证的人还在各地奔波。各连队的调查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就在这时候，独贵特拉公社邮电局收到了一份电报。
电报被送到中央调查团手里，当天下午，在连队的调查团分队分别接到了来自团部调查团总部的电话：尽快召回外调人员，连同调查分队立即返回团部！
这天晚上，老周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跟我说：“调查团刚刚接到中央命令，让我们立即返回北京。当时华国锋同志在你们的上报材料上的批示是：‘若属实，问题是严重的。’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你们的上诉材料不仅属实，并且事实比上诉材料还要严重得多。请相信我，我会向中央如实反映请况。相信有毛主席给你们作主，迫害知青的人一定会得到惩处。我们走后，你是很危险的。一定要小心阴谋陷害。要服从命令，不要被人抓住把柄，保全自己，等着我们回来！等待着胜利的消息！”
我一边听，一边点头。他说完跟我握手告别，那一刻，老周和调查团的都哭了。我也流下了眼泪。老周拍着我的肩膀再三叮嘱说：“耐心等着，我们一定回来！”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孙泓在我们宿舍的炕上靠墙坐着。谁也不点灯，谁也不说话，在黑暗中沉默着。一会，我们哼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唱着，体验着战斗的激情，一直唱到最后一句。
次日调查团在团部召开了大会。匆匆做了总结。由于九连离团部很远，大会我没能够参加。30年后，当年在团部的张世弘战友公布了他保存的大会记录稿《关于中央派人对20团迫害知青问题的调查》。调查团只是宣布调查结果与上报事实相符，并没有对任何一个具体事实做出处理决定。
调查团走后，团部的两派的大字报之战很快停歇，二十团恢复了平静。九连继续着无政府状态。我和孙泓几个人却在苦苦地等待着中央的处理意见。希望那个处理意见能够给九连，给自己的命运带来转机。
我在掰着指头过日子，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每天我们都在关注着中央广播电台的消息，关注着报纸。希望哪一天能够传来中央处理20团事件的消息。那时候我们深深地相信，毛主席能够因为知青生活困难的问题亲自给李庆霖回信，中央就不会对二十团如此严重的问题不予处理。然而一直都没有任何消息。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望眼欲穿”。
突然一天广播里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我像往常一样，暗自一字一句地琢磨着最新指示的深意，企图从话里读出话来：“安定团结”是什么意思？ “全党全军要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安定团结”了，二十团的事情就不要再追究了？因为这里关系到解放军的名声！最新指示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调查团不会再回来了！
尽管如此想着，心里却不愿意相信这就是结果。因为如果指导员不被处理，我将面临着不堪设想的未来。我没有选择，只有等待，一直等到山穷水尽！
七．鼓励扎根边疆
不久后的一天，指导员从团部开回会来，下午召集全连开会传达兵团党委最新决定。早已没有人对上级决定有任何兴趣，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人去开会。但这次会议精神却在全体兵团战士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兵团党委决定，为鼓励知识青年扎根边疆，鼓励知识青年谈恋爱，结婚。并责成各个团连为结婚的战士提供居住房屋。
听到这个决定大家都真切地感觉到“扎根边疆”的噩梦就要变成现实了，心情都非常沉重。
尽管大家对于兵团党委“鼓励扎根边疆”的决定心怀恐惧，但“允许谈恋爱”的决定却唤醒了兵团战士在长期压抑下未曾萌动的青春。二十团的战士有大约60%是“69届”初中毕业生。30%是绍兴兵，他们是“71届”初中毕业生。在学校读书期间他们只有十二、三岁，还都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接下来是三年文化大革命，他们在失学状态下渡过。下乡的时候他们也只有15、6岁。兵团是严格禁止谈恋爱的。甚至爱情的书，爱情歌曲都在严格禁止之列。有许多战士因为唱爱情歌曲而受到批判。也有的战士因为谈恋爱被当作流氓行为受到批判和严厉的处分。在这种强烈的压制下，多年来男女兵团战士之间几乎没有正常往来，甚至连互相说话都要格外小心，以免受到嫌疑。什么是爱情？怎样去爱？他们既朦胧又渴望。但今天不同了，兵团党委不仅仅允许，甚至鼓励！他们只要去做，就可以得到。
决定传达不久，恋爱之风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样势不可挡。数日之内，许多本来互相连话都不说的男女战士就开始出双入对。然而他们对于男女之情的理解除了受本能的驱使之外，所能遵循和效法的行为方式，只有他们能够见到的“拍婆子”、“挎货”了。
如何做爱的交流，毫无避讳地在宿舍里如同聊家常一样进行。他们并不觉得这些难于启齿。然而他们恋爱，做爱，却不结婚。因为结婚就意味着“扎根边疆”。
一天，我的挚友W找到我说：“出事了，是个大事。她怀孕了。怎么办？”我知道他说的是他的对象小L。我说：“你打算怎么办？”他说：“不少人都狠锤女人的肚子，把孩子打死就会自动流产，这个法子肯定行。可我下不去这个手。”我说：“那可不行，万一打出病来，一辈子都治不好。千万不能打。你别急，我帮你去想想办法。”
当晚我找到了韩医生，韩医生说：“我有一个祖传的打胎方子，很灵，也不会伤身体。但是有一味药是主药，不知道药铺是不是给你抓。你可以试试，如果药铺不给你这一味药，你就不要抓了，其他都是辅药，抓来也没用。”
于是我陪着W来到乌拉特前旗的一家中药铺里，我们递上房子。药铺老头低下头从老花镜框外用怪怪的眼神仔细打量着我们。见是两个兵团后生。扬起头透过老花镜看了看药方说：“有一味要没有货，你到别处去看看吧。”我问：“是哪味药？”老头用细长的手指一指药方，恰恰是韩医生所说的那味药。
接着我们跑遍了包头，呼和浩特的所有药铺，得到的回答都一样。只好悻悻的会到连队。
小L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一天他对我说：“我必须结婚了。是自己的孩子，不能让孩子出生在结婚以前。”
婚礼在团部礼堂举行，这是二十团兵团战士的第一个婚礼。婚礼办的异常隆重。分散在各连的同学都赶到了团部。二十团的最高首长团长，政委都参加了婚礼。政委的讲话给婚礼增添了政治色彩。政委说：“祝贺W同志和L同志喜结连理。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扎根边疆的实际行动。他们的行动给广大兵团战士带了一个好头。他们的婚姻是革命的婚姻，是光荣的婚姻。希望广大兵团战士向他们学习，为边疆建设做一辈子贡献。”
政委讲话还没结束，新娘和她的同学们抱在一起哭作了一团。新娘哭着说：“我回不去了！”她的同学们哭着说：“你比我们早走了一步，早晚的事，我们以后也逃脱不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坚守着不谈恋爱的底线。如同几个学习英语的战友一样，他们大多数是老三届的，年龄稍大几岁。他们在等待机会，有朝一日离开这里，绝不在这里“扎根边疆”。
八．坚持到最后一天
1975年2月春节过后，九连战士陆续从家探亲回来不久，连里召开了一次全连大会。会上宣布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命令：二十团的四个连队解散。二连调到十二团、四连调到十四团，七连调到十七团，九连调到十五团。并且限定日期让大家做好搬迁的准备。
这四个连队是在中央调查团进驻二十团期间，反映问题最严重的连队。至今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解散这四个连队。是因为这四个连队纪律涣散不好整顿？还是因为这四个连队上报问题严重？很明显，解散这四个连队就意味着要把四个连队上诉的问题掩盖起来。把做坏事的连领导调到一个新的单位重新按排工作，这是保护他们最好的方法。一个连的战士被分散在一个团里，反映问题的人、证人等等就都各分东西。他们再也无法聚集到一起重提过去的事情。解散，就是让这些往事烟硝云散。
限定搬迁的日子到了。这一天，运送九连战士到十五团的两辆解放牌汽车停在了九连操场上。通讯员向大家传达了立即上车的命令。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没有人从中联络，也没有人组织。九连的男女战士没有一个人搬行李，上车。
汽车在操场停了整整一天，直到渐渐黑下来，汽车只得悻悻地开回团部。
我不想“扎根边疆”，然而也深爱这片土地。自从我们39个第一批九连战士踏上这片土地，我就爱上了这她。我暗自发过誓：一定要把这里建设成理想的家园。五年来，每一栋房子，每一条水渠都有我劳动的汗水。我们来到九连时这里是一片荒滩。是我们亲手一镐，一锹，一砖，一石在荒滩上建起了一片营房。是我们亲手把荒滩变成了排灌配套的5千亩耕地。九连有那么好的土地，那么好的灌溉条件，我们能够把她建成丰衣足食的家园。
我们没有电，我就开始读“开发小水电”的科普读物。伊克昭盟的干渠解放渠就从九连土地上流过。解放渠的第一道大闸，叫做“一闸”。一闸地处干渠最上游，水量十分丰沛，春夏秋三季的落差都是一米以上，流量是每秒钟12立方米。深夜数里地之外都能够听见流水的轰鸣。我认定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后可以亲手建个水利发电站，晚上就可以用上电灯。
五年来，我始终不懈地努力着。
九连，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理想，第一个梦。在我离开九连后，我曾经在十五团呆过，也曾插队三年。但是十五团和插队的山村在后来几十年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梦境，却常常梦中回到九连。九连是我的“初恋”。九连对于我，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离开我于心不甘。
况且我还要在九连等待中央的处理决定。老周说：“相信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迫害知青的人一定会得到惩处。我们一定会回来。”也许明天中央的处理意见就能下来。我们能够多拖延一天，就可能等来胜利的消息！我不能离开九连，我必须坚持到底。
然而不久团部传来新的命令：全体九连人员必须二月底到十五团报到。从三月份开始，工资停止发放，粮食停止供应。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还不走，只能坐以待毙。
二月的最后一天，团部派来了汽车接送我们到十五团去。汽车等至天黑无人上车。
进入三月第一天，食堂除了一日三餐给连部做饭之外，每天两顿的高粱米粥停了。
全连人突然变得惶惶不可终日。将近三百名兵团战士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找吃的东西。正是“苦春头子”，地里没有庄稼可吃，于是全连战士都纷纷出动跑老乡家买蚕豆，买糜子米，买面，买土豆，买胡萝卜……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买。钱花光了，就用手表，衣服，棉被，物品换。
早就有人偷鸡了。然而在团部给九连断粮之后的极度饥饿状态下，偷鸡就成了堂而皇之的行为。每天天色傍黑，一辆辆驴车就纷纷出动了。那已经不是偷，而是明火执仗地打家劫舍。深更半夜听见自家的鸡“嘎嘎”地叫声，老乡连灯也不敢点，大气不敢出，生怕自己出去会身遇不测。事后也不敢到连部去告状，他们知道，告状没有用。
附近老乡的鸡都被偷光了，就往远处走。老乡家的鸡被偷光就偷本连的鸡。首先连长家的鸡 被偷光。那天深夜，连里许多人都听见了连长家的鸡叫。连长肯定听得更真切。可他连灯都没敢点。第二天连长看见家门前的鸡窝被掀了盖儿，门前飞舞着鸡毛。连长什么都没说。接着，副连长，司务长家的鸡也被洗劫。从此，九连所在地达拉图直到沙圪都方圆30里乡间清晨没有雄鸡报晓。
没有柴火，就烧工具。镐把，锹把，筐，手推车都烧光了。接着就拆门窗，拆猪圈，拆房子。椽子，房檩等等所有能烧的东西都用来烧饭吃。明天会怎么样？他们不管，他们没有明天。
大约三月中旬，由于这个月没发工资，钱也都花光了。在这种状态下，假如团部再来汽车，肯定会有很多人都上车走。只要一有人上车，坚持下去的信心就会顿时崩溃。因此，一定要想办法搞到吃的。
一天秀坤跟我说：我们去要饭吧！
我一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说：“看来只有这一条路能够找到吃的东西了！
我和秀坤曾经在三十里远的沙圪都大队支过左，我们跟那里的老乡关系都很好。我们如果去要，他们不会让我们空手而归的。
第二天，我跟秀坤各自赶着一辆驴车出发了。支左时，我在沙圪都五队，秀坤在沙圪都的另一个小队。走到岔路口，我们商定：各自到自己支左的村子去。傍晚还在这里集合。
秀坤的车赶走了。当我把驴车赶到村口时我却突然没有进村的勇气。来时一心只想搞到吃的，没有多想。此时一种难于启齿的羞愧让我没有勇气拐上进村的路。就这样，围着村子绕了一圈又一圈，不知道绕了多少圈。终于村里的一只狗叫起来。紧接着两只，三只，一群狗从村里呼啸着扑出来，围着我的驴车，呲着雪白的牙狂吠，试图往上扑。我知道这时候千万不能回头就跑。要是逃跑，狗们就会追上来把我撕成碎片。面对着一群狗，我必须紧靠着驴车，才免得四面受敌。我紧紧拿着赶驴车的棍子驱赶着扑上来的狗。
终于村里出来了人，立即喝退了狗群。把我带进了村。那老乡得知我是来讨吃的，把我带到他家。他去通知各家各户。说完匆匆走了。功夫不大就陆续来了很多人。这家半碗米，那家一碗面，有的给几个土豆，胡萝卜，也有的给一颗酸菜，把我带来的口袋装得满满的。天傍黑，告别了乡亲们去跟秀昆会合。虽然他也要到了很多吃的东西，一路回来却垂头丧气。
几天后讨来的东西就都吃光了。一天晚上，秀坤推门进来说：“怎么办吧？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绍兴兵陈富强四天只吃了五个元宵，已经快饿昏了。女排那边好几个女生都饿得号啕大哭。看来我们非走不可了。”
我说：“走？不行。”
秀坤说：“那怎么办？”
我说：“杀猪。”我的语气很平静。
“嘛？杀猪？”秀坤听了一惊，他不相信他的耳朵：“现在只有生产猪了，生产猪不是伙食猪，杀生产猪责任可就大了。”
当时连里的猪有伙食用猪和生产用猪之分。生产用猪属于连里的生产资料，是不能随便杀了吃掉的。
我说：“生产猪也要杀。你去找把刀，明天一早我们一起去杀猪。没饭吃了怎么办？总不能饿死吧？”广勋听说要杀猪，推开门就出去了，一会儿就找来了一把一尺半长的杀猪刀。
第二天一早，全连都还没起床，我，广勋，秀坤走出了宿舍，广勋手里提搂着杀猪刀。
由于九连早就没人干活了，猪早已没人喂养。猪们饿急了就越过猪圈墙跑到外面自谋生路了。野外猪的食物非常多。地里有吃不完的苦菜、玉米，高粱，土豆。稍微走远一点沙漠边，有他们爱吃的锁阳。他们白天就四处觅食、玩耍。晚上就到附近的柳林里夜宿。我们管那个树林叫“野猪林”。猪们自从摆脱了猪圈的约束，都变得非常健壮而敏捷。九连方圆十几里的地域，到处都能见到猪们矫健的身影。
我们三人走进野猪林。选中了一头硕大无比的猪，互相使个眼色示意“就是它了”。广勋却装作若无其事，慢慢靠近那毫无防范的猪。突然广勋蹿出击，一把薅住了那猪的后腿。 猪往前一挣，把广勋带了一个跟头，但手死死抓住那猪的后腿不放，那猪拖着广勋企图逃脱。秀坤上前双手把猪按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广勋的刀早已插进了猪的胸膛。
没有地方退毛。只能象杀羊一样剥皮。时间不长，两扇雪白的猪肉就平摊在一张猪皮上了。我们先给女生送去一扇肉，让她们自己去分。剩下的分给男生每个屋。半小时以后，九连上空就开始迷漫着猪肉的香味了。
从我们开了杀猪的头以后，每天早晨，都会听到野猪林里传出猪的嚎叫。靠着杀猪维持着生存。等待着中央的处理决定。
当在野猪林里再也寻不到一头猪时，我知道我们失去了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该做离开九连的准备了。
我做的第一个准备是，给在河北省青龙县插队的姐姐写了一封信。请她想办法帮我办理手续，到她那里去插队落户。越快越好。
插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放弃二级农工的待遇，去当一个公社社员。二级农工每月有37块钱的收入，每月有45斤商品粮供应。而社员这些都没有，每一颗粮食和每一分钱都要靠挣工分取得。社员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想起这些，心如死灰。
把信发走以后，来到韩医生家告诉了他们我的打算。韩医生说：“看来调查团不会回来了。九连坚持不下去了。到了十五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走吧！越快越好！即便那边是火海，你也要跳，也不能后悔。这边对于你，就是刀山。”我永远记着，当我离开兵团时，兵团对于我就是刀山！
与此同时，孙泓也开始办理病退。
九．告别兵团
1975年4月30日，也就是断粮后整整一个月的那一天，两辆解放牌卡车和两辆军用吉普车开进了九连。汽车停在连部门口，从车上下来团长，政委，保卫干事和一干手握冲锋枪身扎子弹带的全副武装的兵团战士。他们要武装押解九连战士到十五团去。
尘埃还未落定，通讯员就来到了我的宿舍对我说：“到连部去一趟，政委找你。”
政委坐在办公桌前，旁边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政委说：“听说，九连把生产用猪统统杀光吃光了，是真的吗？”
我说：“是。”我很平静。
政委说：“是谁带的头，有种的就承认！”说着，突然变得声色俱厉。
我说：“是我。”
政委厉声道：“好，有种！你电线杆子绑鸡毛——好大的（掸子）胆子！你知道杀生产猪该当何罪吗？”
我也厉声说：“好大胆子的是你！全连三百多个大活人，你居然敢下令断粮一个多月。你知道要是饿死人你该当何罪吗？”
立时屋里鸦雀无声。持枪的兵团战士虎视眈眈，等待着政委的命令。
政委突然改变了口气，说：“好好好，猪杀了就杀了，吃了就吃了，党委的命令还是要执行的。只要你立即收拾行李，带个头，到十五团去。杀猪的事情一笔勾销！”我知道已经走到山穷水尽，我同意到十五团去。
那天，政委团长从团部带来了白面，炊事班立即起火，烙饼。大家吃饱，装行李，上车。
九连战士气急败坏了。他们发疯一样毁灭着能够毁灭的一切。他们砸碎了每一块宿舍的玻璃，卸掉了每一个残存的门窗，在门前燃起了很多火堆。篮球、足球、排球被他们用刀子刺破后丢进火堆。似乎只有毁灭一切才能够发泄他们对过去一切努力和希望都付诸东流怨恨。
三十年以后，机运连的高建新战友告诉我，在我们离开九连的第二天，团部派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到九连，要把九连撤离后遗留的物资拉回团部。汽车来到九连，发现除了未被烧尽的半个锅盖之外，居然没有任何值得拉回去的东西。
大约下午两点，汽车启动了。当我回首遥望那个曾经寄托了我人生第一个梦的连队时，看到的是曾经一把汗，一把泪建起来的营房已经被我们亲手毁为一片废墟。我哭了。许多同连的战友都哭了。我会永远记得这一天，是我的第一个理想破灭的一天。
汽车行施了三十五里之后，来到黄河岸边的“马七渡口”。四月天气正是大风季节。我们到达河岸时突然刮起了大风，风沙弥漫，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河面巨浪滔天。船夫是我熟悉的沙圪都四队的赵兵子。他说现在过河太危险，必须等风停了才能过河。
团首长们觉得把人押解到了河边已经完成了任务，此时早已回到了团部。司机叫九连战士，把汽车上的行李全部卸在河边，等待风停后渡河。卸车后，汽车回团部去了。
二、三百名兵团战士被困在了河边。过河不能。再回到九连，且不说有30多里路，即便回去，他们在出发前已经毁掉了可供生存的一切，他们没有了退路。
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都不知道哪里去了。他们没有带着队伍一起走。他们大概担心跟大家一起走会遭到战士的暗算。实际上即便他们在此也不会有人听他们指挥。
夜深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风越刮越大。黄河岸边不时传来巨浪拍岸的声音和河岸塌陷的巨响。
中午11点吃的早饭，这时候早已饿透。人们饥寒交迫，三五个人瑟缩着抱成一团。用体温互相温暖着。
不知道是谁，点燃了一堆篝火。我很奇怪，这里哪里来的柴火？当我走过去时才发现，有人冻得实在受不了，把一个箱子点着了。这一下提醒了大家，我们还有可供取暖的东西！立即，黄河岸边就燃起了十几堆篝火。一个箱子燃尽了，火势刚刚有些减弱，就有人把另一个箱子投进了火堆。也不知道是谁的箱子，也没有人在乎是不是自己的。
突然篝火边两群人打起来。双方都有七八个人，手持刮刀对峙着，一步步向前逼近，谁也毫不示弱。一场械斗就要发生。借着火光看得清楚，一边是老兵，一边是新兵。没有疑问这是新兵和老兵多年结下的仇恨所致。绍兴兵来得晚，他们大多数都是71届。来兵团时年纪平均只有16岁，比大多数的69届小两岁，是九连年龄最小的群体。自从来到兵团他们就开始受老兵的欺负。有的老兵让他们打水，打饭，洗衣服，倒尿盆，抢他们吃的东西，借他们东西不还。不少老兵对他们开口就骂，抬手就打。许多新兵受尽了凌辱。近两年，他们长大了，身体跟比年长他们两岁的老兵一样强壮了。他们也懂得了抱团儿，懂得了反抗。为夺回尊严的反抗，同仇敌忾，义无反顾，甚至是无故寻衅的。他们不在乎死活，也不在乎冲突发生会导致什么后果。
双方谁也不肯退让一步。这不会有人管，也没有人管得了。这里施行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就是规则。一切都由其自生自灭。
突然有女生哭了起来。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饥饿，也许是因为寒冷，也许是看到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械斗。哭声立即传染了全体，一大群女生一起哭起来，深夜，女人的哭声。大约只有女人的哭声才能够阻止这场械斗，对峙的人群被哭声震惊，他们收回各自的刀子，纷纷去照顾痛哭的女人。从这里，仅仅从这里让我看到他们心里还有牵挂，还有柔情，还有温暖。
大风继续刮着。母亲河，巨浪拍岸；河岸，一堆堆篝火。火边人，衣衫褴缕，蓬头垢面，哭声直上干云霄！
直到今天我还在为这个事实吃惊：就在短短的几年前，他们曾经是意气风发的战士，是特别能战斗的集体，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革命大家庭。短短几年后，就变成自甘堕落的乌合之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代青年完成了这样的文明逆转？
风终于在拂晓前停了下来。东方也渐渐露出鱼肚白。船夫把我们渡过河。这是我在二十团渡过的最后一个夜晚。
到十五团两月后，孙泓病退回北京。被分配在街道办一个30人的工厂工作。
四个月后，我去河北省青龙县双山子公社岭下大队插队落户。
同年冬，秀坤在乌加河大会战中患阑尾炎。在阑尾切除手术之前，十五团卫生院医生将麻醉剂推入了脊椎神精干，当场毙命。
我在兵团一共五年零五个月，五年被评为“五好战士”。
这五年零五个月，常年处于饥饿状态。饥饿时偷过老乡地里的土豆，偷过连里地里的玉米。饥饿之极时盼望自己变成一只草原上自由觅食的牲畜。
干过的活有：炊事员2个月，上士14天，支左三个月，泥瓦匠，挖渠，修路，担坝，脱坯，出窑，割麦，浇水。劳累之极时，盼望速死以寻求解脱。
职务：战士。
读过的书有：
《毛泽东选集》四卷
《共产党宣言》（不懂）
《反杜林论》（不懂）
《国家与革命》（不懂）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不懂）
《哥达纲领批判》（不懂）
《鲁迅小说集》
《苏联共产党（布）简史》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著
《李白与杜甫》郭沫若著
《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著
《马克思传》弗兰茨.梅林著
《列宁回忆录》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著
《政治经济学大纲》小册子
《公孙龙子》
《红楼梦》
《水浒传》
《论语选注（供批判本）》
《法家著作选》
《生理学大纲》吴襄著（偷着读的）
《唐诗三百首》（偷着读的）
《放歌集》贺敬之著
在当时政府大力号召读的书当中这不是全部，但至少是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简单的书单中大约可以看到这一代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来源。
1975年中秋节是我告别兵团的日子。行李中，有两样东西，大约从中能够看出当时的真实精神状态：一把铁锹，和一本《哲学词典》。铁锹是多年来修路挖渠使用的锹，长约一尺半，锹面明亮如境，舍不得丢下。《哲学词典》是等火车时，在五原县新华书店买的。主编是苏联哲学家尤金。受当时的宣传认为，哲学是科学中的科学。买这本书是打算到插队的村子后把哲学好的。这本砖头一样厚的书至今依然摆放在我的家书架上。打开扉页，发黄的纸页上，当年的笔迹已有些斑驳：“仓惶离开内蒙兵团，赴河北青龙县插队。前途未卜。于五原县新华书店购得此书。时七五年仲秋。”
送行者只有绍兴好友余锦轩一人（三十多年至今仍有联络）。
十．后记
2006年9月的仲秋节，按阴历这是31年前我告别兵团的日子。大篷车行至十五团，夜宿五原宾馆。五原县已经从当年的一个小土县城变成繁华的城市。是夜，独自走出旅馆，企图寻找当年买《哲学词典》的新华书店。街头华灯初上，霓虹耀眼。当年的新华书店早已无从寻觅。
图：礼堂墙壁上的大字报残痕（2009年拍摄）。
当天隐泉要连夜赶回杭州。深夜为她送行。列车时间深夜2：40。车站：刘召！这是我离开兵团时上车的塞北小站，同一车次，同一时间。列车缓缓驶入站台，刺眼的灯光，明亮的车窗。一切恍如昨日，恍如隔世。
转自《天苍苍野茫茫》（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