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均：江枫死于红八月
江枫死于红八月
－－任均口述 王克明撰写
“ 文革 ” 前，我从沈阳调回北京，被安排到北京戏曲学校（那时候叫北京戏曲专科学校）工作。到那儿没多久，还没干什么， “ 文革 ” 就开始了。所以，对北京戏校，我只记得 “ 文革 ” 时候的事儿。
“ 文革 ” 初期，因为运动迫害，北京戏校死了四个人，按时间顺序，他们是江枫、叶盛章、马连良、王少楼。
马连良当时是北京戏校的校长， “ 文革 ” 一开始，学生就去他家闹，红卫兵还占领了他的房子，好像是当司令部用。他被折磨得厉害， 1966 年底犯了心脏病，死了。
叶盛章是个老艺人，在戏校当老师。 “ 文革 ” 开始不久，他就被批斗抄家。 1966 年 8 月底的一天听说，学校里正开着批判会，他从学校的一间屋子里跳窗户跑出去，直接跳进龙潭湖自杀了。这是传说。其实，他怎么死的，至今没人知道。
王少楼也是老艺人，是位兢兢业业的好老师，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又是首席老生教师，我跟他有些接触来往。他是个老老实实、和和气气的人，对谁都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他年轻时也曾是名角，但 40 年代嗓子就坏了，因此曾经生计困难。建国后进入这所学校工作，待遇很好，他心存感激，于是非常敬业，教戏认真得很。 “ 文革 ” 开始后，大家都投身革命，学校里的课都停了，只有他还坚持给学生上课，认认真真地讲戏。 “ 文革 ” 开始时候，他并没有什么罪名，只是 “ 三名三高 ” －－名人、名专家、名教授，和他们享受到的 “ 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 ” 。那时候说，凡 “ 三名三高 ” 的人，都过着 “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都滑到了 “ 修正主义边缘 ” ，所以也都成为革命对象、 “ 牛鬼蛇神 ” 。开始没设立关押这些牛鬼蛇神的 “ 牛棚 ” 时，他们白天到单位上班，脖子上被挂个大牌子，垂在胸前，挨批斗。牌子上面写着诸如 “ 走资派 ” 、 “ 反动学术权威 ” 之类的身份说明，再写上他们的名字，画个叉，说明此人被打倒了。下班时，他们可以把这牌子摘掉，自己回家。可王少楼是老实人，红卫兵给他挂的牌子，他不敢摘，就自己一个人，挂着牌子坐公共汽车回家。那时候，我在街上也见过别的挂着牌子自己走路的人，心想，这也是老实人。王少楼当时血压高已经好几年了，高压能到二百多。可他怕误了教学，没跟学校说过，所以从没误过一节课。 “ 文革 ” 起来后，他老挨批斗，精神上非常紧张。 1967 年初，学生们再到他家一闹，他一下子又血压升高，就死了。当时学校里人都说他是被吓死的。说实在，他纯粹是被 “ 文革 ” 迫害死的。
我们学校最早死于 “ 文革 ” 迫害的，是江枫。江枫是延安来的老干部，那时候担任北京戏校副校长。在延安时，我跟她就认识，只是接触不太多。那时候，我知道她喜欢戏曲，虽然不在延安的文艺单位工作，但她曾业余上台演出。她的丈夫叫吴子牧，也是延安老同志，年轻时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有学问，曾陪同杨虎城去西班牙，访问二战中保卫马德里的战场和国际纵队。 “ 文革 ” 前，吴子牧是北京市大学工作部部长。 “ 文革 ” 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被调到外交部，准备派出国去当大使了。
还有一个月，江枫就该离开北京戏校，出国去当大使夫人了，已经置装做衣服了。但没等上， “ 文革 ” 就忽然开始了。江枫在我们学校挨斗挨得非常厉害，校长的尊严一点儿都没了，屈辱得很。她丈夫吴子牧比她还惨，被揪到各个大学，轮着批斗，根本不拿他当人对待。对这样一个有很高学问的人，批斗者可以随便打，任意往他身上踩，说是 “ 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 。真可怜啊！我并不认识吴子牧，但知道了批斗吴子牧的这种情况，心里非常难过，忍不住哭了。现在想起，仍难过得落泪。
吴子牧被人从家里揪走前，嘱咐江枫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咱们都要挺住。但是江枫没挺住。我们学校收发室有一位须发花白、人略胖的老头儿告诉我，那天中午，来了一群孩子，附近其他小学的小学生，要批斗江枫。那时候，谁想批斗人，都能找个学校，找一个听说是有问题的老师，拿来就斗，想斗谁斗谁。这位传达室的老头儿看不惯，想护着江枫，就冲孩子们吼： “ 这儿睡午觉呐！小兔崽子们，要干什么？都滚！出去！ ” 轰孩子们走。因为老头儿算工人阶级，孩子们不能把他怎么样。那时候，真难得能有像这位传达室老头儿这么好的人呀！我曾想，我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以后告诉别人，便努力地记。但时间久了，还是给忘了。他轰孩子们走，但孩子们不理会他，没被他轰走。就这样，骄阳烈日底下，一群小学生、小孩子，命令江枫跪在地上，围起来斗争她，侮辱她。
那天是 1966 年 8 月 17 日。晚上，江枫回到家里，把自己拴在卫生间里的水管子上，上吊自杀了。她应该还不到五十岁。第二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江枫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皮肤略黑，但挺漂亮的。她和吴子牧是 1938 年春天一起去延安的。她死后没几年，吴子牧就发现了癌症， 1970 年也死了，五十多岁。
我们学校还有位来自晋察冀的老革命袁声，当时也是副校长。他很了解政治运动，坚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而且他清醒地知道群众暴力的可怕。因此，每当群众斗他审他时，他就什么都承认。说他反对毛主席，他就说： “ 我反对毛主席，我罪该万死 ……” 说他是走资派，他就说： “ 我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 结果，群众没激怒起来，他便没太多挨打。但是，一转身，到了工宣队、军宣队那儿，他就什么罪名都不承认了。他知道工宣队、军宣队是不会打他的。没完没了地批斗袁声、还让他站到桌子上挨斗时，我也曾难过得流泪：那么大年纪的人了，他怎么能经受得住？幸亏他对政治运动的认识比较清醒，得以活下来了。
我记得， “ 文革 ” 时，彭真和曹禺曾一起被揪到我们学校来挨斗。彭真是主角，曹禺是陪斗。彭真喜欢戏曲，重视这方面的教育培养，那时候便说北京戏校是他的黑据点。在批斗台上，彭真两只胳膊被人撅在身后，弯腰站着，地下滴了一片他自己的汗水，但他还强硬。斗争的人问他： “ 彭真！你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有百年之后？ ” 他大声说： “ 我说过，谁都有百年之后！ ” 又问： “ 你是不是说江青同志怎么怎么着？是不是攻击江青同志？ ” 他说： “ 我说过！我是攻击江青同志！ ” 他态度非常强硬。斗争会上，说起曹禺不去下乡体验生活时，曹禺说是上面没安排。彭真扭头冲曹禺说： “ 怎么没安排？我叫你去你不去！ ” 那时候，我们学校的人都觉得彭真挺厉害的。
学校有位黄玉华老师，以前也是名角，因此 “ 文革 ” 中受屈辱，大字报把她说得特别坏。她的口语习惯，总是把 “ 我 ” 表达成 “ 咱们 ” 。批斗她时，说五十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时送她条围巾。其实围巾没什么，主要是中印打完仗没几年，到 “ 文革 ” 时，尼赫鲁还算是坏人，所以围巾就有问题了。黄玉华说： “ 他送给咱们，咱们也不能不接受呀。 ” 斗她的人说： “ 送给你就是送给你，谁送给咱们了！ ” 她说： “ 咱们不是那样想的 ……” 人家就说： “ 谁跟你咱们咱们的！说你自己！ ”
“ 文革 ” 中有段时间老开 “ 宽严大会 ” 。这种大会的准确全称是什么，我始终不知道。但知道意思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总是在会上当场宣布对谁从宽发落、对谁从严处理。那时候的 “ 宽严大会 ” ，常爱揪 “ 阶级异己分子 ” 。这是没什么标准的，什么出身、经历的人，都可能成为这种分子。只要觉得你跟党不一心，或者说你跟党不一心，你就能成为 “ 阶级异己分子 ” ，被清理出阶级队伍。于是，造反夺权的人，想揪谁就揪谁，很可怕。参加这样的会，常让人有生死置之度外、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感觉。
一天，学校里开揪斗 “ 反革命 ” 的大会，主持会的造反派喊： “ 把历史反革命 ××× 押上来！ ” 那 “ 历史反革命 ” 是一位在学校里当戏曲老师的老艺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两个学生把他押上台后，主持人喊： “××× ！你老实交待你的历史问题！ ”
那老艺人弯着腰低着头，诚恳地说： “ 是。是。 ” 停了停，见他没下文儿，主持人又冲他喊： “ 说呀！ ” 他不敢抬头，战战兢兢地问： “ 是，是 …… 您听哪段儿呀？ ” 大家听见这说相声的词儿，都忍不住想笑。我看见那主持会的扭过脸去，也一阵子没说话，估计也是在使劲儿忍住笑。过了会儿才回过头来，但厉害不起来了： “ 什么哪段儿？让你交待历史问题。 ”
斗争会，宽严会，批判会，誓师会，各种各样的会，一般都是在练功棚里开。一通知要开大会，就每人都自己搬个小板凳，去参加会，要不然没地方坐。在学校操场也开过，把各种分子们揪出来，跪一院子。我因为到戏校时间短，不言不语，不当领导，没有揪斗的由头，就没被揪出来。曾有人说我社会关系复杂，说我是谁谁派来的特务，贴出大字报，但没人响应，也没揪成。不过在宽严大会上，被揪的可能随时存在，我便总嘱咐同事小朱： “ 万一我被揪了，你帮我把小板凳收起来。 ”
小朱叫朱慧媛，当时是我们学校的年轻教师。一般造反派那种人，说话都厉害，小朱不是，她不去跟着造反。她在整个 “ 文革 ” 期间，一直对我很好。她的丈夫是个医生，出身不好。两派斗争期间，他给一个工人阶级患者做手术时，医疗事故，失败了。另一派就抓住不放，说他是 “ 阶级报复 ” 。结果，居然给他判了两年刑，蹲了两年监狱。
那时候小朱想，虽然自己丈夫是个好人，但她是党培养长大的，怎么能跟一个专政对象、判刑坐牢的人在一块儿生活呢？她就想离婚，找我谈这件事。我悄悄劝她说，小朱你要想清楚，你爱人不是坏人的话，你就别走那条道。现在冤案多得很，时间长了，什么都会弄清楚的。一定的，你得想开点儿。小朱又找袁声谈。袁声说他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医，懂医，让小朱讲医疗事故的过程。听完了，袁声说，你这事，问题不大。 “ 右派 ” 就右派， “ 反革命 ” 就反革命，平反是早晚的事儿。再说，关起门来，还不是两口子过日子？小朱听我们的话，没离婚，后来很幸福。她丈夫坐牢两年，出来后，平反了，也什么都补发了，连 “ 工业券 ” 都没少给。工业券是那时候政府为了限制老百姓购买轻工业产品，而配发的购物凭证，很珍贵的。
那时候过年放假三天。一次年前，军宣队通知，让我初四一上班，就发言检查，说： “ 你好好想想你的问题！认真斗私批修！ ” 我知道那不是批斗，但三言两语肯定也过不了关。于是，过年三天没干别的，就写这检查。我让大儿子延风帮我写，帮我琢磨有什么可检查的，尽量往上多写。每天弄到半夜。延风熬不住，一下儿睡着了，我就喊他。那时候，好多人都找人帮助写检查，有找儿子的，有找侄子的。因为年轻人比我们懂得怎么说 “ 文革 ” 。虽然建国以来，一直挖思想根源，一直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写检查，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检查什么，该斗什么批什么。只好让延风帮着编。
我们学校青年教师马尚瑞也帮我编过检查，我拿着他给写的稿子在会上念，有时一次就能通过。他是学校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和我不在一个办公室，本来并不认识，开大会时遇到，一来二去熟悉起来，成了忘年朋友，处处维护我。听说要开会批判我的历史问题，他就提前来告诉我，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我的 “ 历史问题 ” 是在国民革命军 130 师教唱过抗日歌曲，但这种经历不能理解为参加抗日，而得说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马尚瑞帮我写好检查交代，嘱咐我说，会上别急着说话，先听听别人怎么批判，然后根据情况念检讨，有的地方多说几句，有的就不用说了。别人批得再过分，也千万得听着，别解释。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谁巴结工宣队、军宣队了，他和我们一样，很看不惯。
“ 文革 ” 中一段时间，曾要求加强敌情观念，打一场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人民战争，不让敌人利用存款破坏革命。这也属于严肃尖锐的阶级斗争。这种动荡环境里， “ 好人 ” 也不敢去银行储蓄了。马尚瑞住学校集体宿舍，不方便放钱，便每个月领到工资后，都让我帮他收着。他需要用钱了，就去我家里取，自己记个账，很信任我。 “ 文革 ” 那种环境里，和我们这样交往的年轻人不多。那难熬的十年，我们学校给过我最多帮助的人，就是马尚瑞，我永远感激他。我印象中军宣队的人比较厉害。一次一个军宣队找我谈话，说到什么事儿时，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儿，就说周总理是怎么怎么说的。他一下儿就跟我拍起桌子来，说： “ 周恩来算老几！ ” 我很惊讶地看着他，心想：这人是江青的爪牙呀！
选自《我这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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