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刚：抗战时期的拆迁
抗战时期的拆迁
－－作者：任大刚
四川省会成都在民国时期，从刘文辉开始，城市周边先后建起达16个机场，密度堪称全国之最。尤其是1943年—1944年，扩建和修建了七座大型军用机场，其中四座专供美军大型战略轰炸机B-29（又称“超级空中堡垒”）直飞日本实施轰炸，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在修建和扩建机场过程中，四川征调了数十万民工。笔者一位远房长亲当年参与机场修建，后来言及此段经历特别是与美军军官的友好交往，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无论是国家责任还是民族自豪，最终都要落到一分一厘金钱、一寸一寸土地的取舍，一日一日人工的花费上，而通过上述16个机场之一的崇庆县王场机场在修建中的拆迁问题，就可以发现，百姓的具体利益是怎样丧失在政府所代表的的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中；而政府又是怎样在代表国家和民族利益时，不善对待百姓具体利益，最终反噬自身。
1939年3月，县政府奉命公告：王场猴子坝要修国防机场，严禁勘测范围内农民进行耕种，所有冬水田（注：四川当地冬天仍然蓄水，春天便于插秧种稻的耕地）一律放干。但是这个公告并没有说明所征用耕地的地价，以及房屋、坟地的搬迁费和青苗费。当地农民一看便慌了神，气愤地说：“对这些问题为啥不说个子丑寅卯？我们全靠这些土地生活，要我们停耕，叫人怎么生活下去？”
4月5日，航空委员会派出工程员到现场搞测量，区公所派出4名警士保护。农民一见，万分气愤，其中一人突然将测量仪器推倒，大声吼道：“连地价都没有说个名堂就开始测量，我们老百姓以后住哪里？不种田，喝西北风吗？”顿时，被激怒的农民毁坏测量器械。测量人员见状，纷纷逃入区公所。
农民们追到区公所，高呼“把测量队交出来”，后冲进区公所，打砸桌椅门窗，又到测量人员的住所毁坏其衣服用具。
区公所值班人员一面急电县政府，一面命警士抓人。闹事农民一见，一哄而散，纷纷逃走。县府闻报后，派出两名科长，不询缘由，以“肇事祸首”为罪名，拘留七人。测量人员于两天后返回省城。
4月6日，猴子坝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开会商议决定，立即推选代表赴省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七人，要求政府评定地价，妥善解决停耕后一切问题。如得不到合理解决，则坚决不同意继续勘测和动工。
农民代表赴成都请愿，几个政府部门的接待人员都表示说，你们的要求会尽快上报中央，反正会求得合理解决，望你们返回原籍听候解决。农民代表无奈，只好返回。与此同时，被拘留的家属们也向温江专署呈文，请转令崇庆县府释放父兄。
而当地联保、士绅也深恐事情闹大，于己不利，一面贿赂官府人员，一面在《新新新闻》上，以19人名义登报表示这次事件是个“错误”“民等自愿负责赔偿公私一切损失。”一个多月后，县府答应了“民众要求”，并释放了被拘的七人。机场勘测工作暂时停止。
这年秋天，天降大雨，停耕的农田灌水，地方官员指责农民违令灌溉，结果政府和百姓再次发生纠纷，又有农民被拘。入冬之后，农田颗粒无收，政府答应赔偿的秋收也不见踪影。
而猴子坝的联保人员及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士绅则以每亩三元的价码，行贿政府官员，将机场地址向东北方向移动。
1940年2月，西川机场建委会宣布机场建设新计划，结果新址农民大为震惊，群情激忿，纷纷向专区和省上请愿。
5月份给专署的呈文说，猴子坝农户仅有10余家，坟地10余座，地势又平坦，修建机场比较合适，而新址人户、坟地10倍于猴子坝，地势起伏不平，修建机场很不适宜。
6月份，有农民代表向专署控告称，有不顾大义的人，与县府吕科长、区所文区员、联保主任龚育仁串通勾结工程师，将原划地址变更，另划新址，系吕、文、龚从中舞弊，且未经查勘，就派兵丁将庄稼毁损。两地比较，机场还是修建在猴子坝为妥，请派员查勘。
7月，县长向专署汇报说，6月下旬，省府和专署官员代表以及总工程师来县考察，县长本人于次日陪同考察了机场地址，并召集当地保甲、民众和赴省请愿代表开会，总工程师就变更地址作了解释。
且说新划机场开始勘测后，县政府勒令农民立即搬迁。当地农民恳求发给搬迁费再行搬迁，到5月份，搬迁费标准定出：牲畜圈1元，水井粪池3元，坟墓5元，瓦房每平方丈10元，草房每平方丈5元。
笔者查阅当年资料，恰恰在1940年，粮价飞涨，大米从法币43元每石上涨到212元每石，全年加权为104元每石。笔者请教多名当地老人，获知当地一石米合今天400斤，一斤大米的价格，以加权价格计算，为法币0.26元。也就是说，即便以一间房2平方丈（18平方米）计算，仅能获得77斤大米的搬迁费，以成都平原普通人家的住房规格，四间瓦房（正房）获得300斤大米搬迁费，加上附属的草房、牲畜圈、水井、粪坑，大概能获得500斤大米的搬迁费，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500元左右。
5月12日，机场终于破土动工，当地农民只得搭草棚，暂为栖身，有的投靠亲友，寄人篱下，有的不得不远走他乡。新任县长巡视机场工地，不得不承认农民境况悲惨，他说：“他们鸠形鹄面，露宿风餐，至今已数月了，不但地价无着，且已核定每亩六元的青苗费亦未领到……”
9月10日，终于进行了第一次地价评定，但航委会不承认省政府规定的每亩地价不得低于400元的规定，而是坚持要按照“七七”事变前地价及征地时民间买卖土地最高价的平均数来评定，结果无法达成共识，后来航委会于10月初以每亩100元暂放一部分地价款，以缓和矛盾。
10月13日，在航空总站进行第二次地价评定，会上强行定为水田302.5元，旱地226.8元，宅基地156.2元。由于评定太低，到会农民代表拒绝盖章。失地农民闻讯，组织上百人请愿团赴县赴省请愿，并于12月30日发出快邮代电：称丈量时地价市值每亩500元，由于物价高涨，现在每亩已经涨到超过1000元，而航空总站核定的地价短少了四分之三,且两季未种，负债累累，已经痛苦不堪。
1941年5月20日，省府派员会同航空总站、专署人员和县长，商讨“王场机场纠纷”案，地价增加到400元以上，青苗费也酌情增加。专署将协商办法报告省主席张群，请按商讨办法核定。
9月25日，省府向专署转来航委会军政厅决定：地价每亩增加到450元，青苗费增加到10元。
失地农民获悉后，认为地价仍然太低，农民代表先后于10月9日，次年1月向专署申诉：拖到现在，米价已超出十倍，地价每亩已值三四千元，如果每亩只给450元，损失约十分之九，万难谋生，仍请按现时田价给付。
1942年4月18日，新任县长向专署报告：按照航委会规定，收缴田主地契才能发放地价款，但有农民代表称，由于田亩征收已历三年，契约已成废纸，已随手毁损，现在地契一直没有缴齐，有农民代表率领妇女百人背负尸棺拥进县府，请马上发放地价款。航委会只好立刻同意发放地价款。这样，闹了整整三年的地价问题，以农民所获不过“杯水车薪”而告终。
据事后调查和回忆，在整个田亩清丈和搬迁费发放过程中，一直存在公职人员徇私舞弊问题。
比如专署专员巡视崇庆县，农民代表控告称，航委会拨款至县府34万元作搬迁费和部分地价款，但前后两任县长任上一共发放26万余元，尚有7万余元握款不发，被公职人员中饱私囊。
又比如，据工程图册计算，实占田2400亩，但政府只承认2240亩，省、专署视察员虽来县调查，尔后却称农民代表“所控与事实不符”。
农民代表自己要复丈时，则受到公职人员阻止，并以“反动分子”罪名将农民代表逮捕，激起农民义愤，群请“甘愿连坐”，迫于压力，将农民代表监禁月余释放。
1942年1月，王场机场竣工，名为航空七十七站，实为成都黄田坝机场的疏散机场。
抗战胜利后，王场机场荒废，几经周折，省府最后将机场发还县府，地方人士准备将机场用来开一个集体农场，事情尚在筹办之中，崇庆县已宣告解放。
一桩战时征地拆迁案纠纷长达三年，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其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前，无论被征地农民如何体谅国难当头，高风亮节，断难接受物价上涨之前的赔付标准。而政府方面，同样为飞速上涨的物价困苦，无论他们如何遵守契约，等到耗费时间走完工作流程，物价早已到一飞冲天。
其二，征地补偿标准任意更改，本来省府的标准时每亩400元，但航委会却要另定标准，政令不统一可见一斑。
其三，政府在一开始征地时，对地价补偿问题未做任何解释就开始勘测，为此后的纠纷埋下隐患。
其四，政府公职人员在征地拆迁中未能做到廉洁奉公，浑水摸鱼情况时有发生，民众失去了对他们的基本信任，致使“上访”事件不断发生。
人们未能因为抗战胜利带来的欢欣，就忘记了这次起于1940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带来的一系列切肤之痛，很快国民政府因此丧失人心，人们冷眼旁观，看着它起高楼，看着它楼塌了，无动于衷。
（资料图：此表为“1912-1949大米价格表”之一部分，来自《崇庆县志》。第一列为“年份”；第二列为“币制”，1935年改行“法币”前为“银元”；第三列为每石米“最低价”；第四列为每石米“最高价”；第五列为“全年加权平均价”。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转自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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