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富田：我的高考经历
我的高考经历
－－作者：任富田
去年（二ＯＯ七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我也进入花甲之年。回想三四十年前的追求上大学的经历，很值得回味、探究，从中可以看到社会、思想、政治的艰难的进步。
我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在北京市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第二小学上了六年小学，于一九六Ｏ年九月进入北京四中初中学习。那时北京市没有这么多人口，四中虽然是好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受人瞩目。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听别人说四中好，说四中有游泳池，就报了第一志愿。实际上，当年四中并没有游泳池，我也不会游泳。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下乡到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一九七七年，由于我母亲得了脑血管疾病，成了植物人，我便留在北京，照料她。好像是九、十月份，开始出现恢复高考的传言。虽点燃了上大学的希望之火，但几个不易克服的困难，仍让我兴奋不起来：“政治审核－－出身－－红五类”的政治标准；年龄限制（传闻有的省限制到二十八岁，将老高三老高二的人排除在外）；我能忍心放下瘫痪的母亲不管，回黑龙江准备高考吗？她现在这个样子，极左路线“功不可没”！
家里人都支持我参加高考，对于我这样三十岁的下乡知青，困退、病退无门，这最后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一方面，争取在黑龙江农场报上名。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年龄超限”，“人不在不能报名”，都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些彰显社会旧思维的巨大惯性，人心不古的自私本能。另一方面，我父亲请单位代为打听，下乡知青可否在北京参加高考。一开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没有户口，若算北京考生，万一考上了，岂不是挤占了北京人的名额？若算黑龙江考生，黑龙江省能同意我在北京参加考试吗？这其中复杂的手续，对一介草民，有谁会为你办理？
出乎我的意料，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还真有一条“人性化”的规定：有正当理由长期在京逗留的下乡知青，如果有单位愿出面为其办理招生的相关手续，就可以在京报名参加高考。直至今天，谈及此事，我仍对当年北京市高招办的有关人员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一“人性化”的规定，在今天看来，极普通，极自然，可在三十年前，在冲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红色恐怖万岁”的阴霾刚刚迈出第一步的一九七七年，制定它需要勇气，执行它让人感到温暖。
我父亲的单位愿为我办理高考的相关手续，使我们一家都很感动。我也开始复习。数理化的教材是我姐夫给找的，政治、语文就靠自己收集材料了。刚刚结束“焚书坑儒”、“破四旧”的文革，相关的书不好找，也不像现在有很多辅导班。每日里，除了做饭买菜，给母亲喂药喂饭，洗尿布这些日常必做的事以外，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复习。
大约在十一月底，海淀区招办让一星期内交考生单位的政审材料。算算时间，通过邮政信件办理此事，时间上来不及。我父亲决定他自己拿着四机部办公厅的介绍信，亲自去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办理此事。六十二岁的老人，到数千里之外的零下二、三十度气温的八五二农场去，这一路上要克服多少困难呀。父亲匆匆办好边防证，带上一个小马扎（火车上不一定有座位，更不用说卧铺了），就出发了。我则在家中，焦急地等待，心里没有底，不知他能不能顺利、按时回来。
终于拿到准考证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十一日，在海淀区育英学校，在高中毕业的十一年半以后，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重新恢复的第一届高考。
报名时，我谨慎地分析自己的不利条件，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工业水处理专业，好像还报了无锡和郑州的粮食学院（因为我在八五二农场当过粮食保管员）。实际上，这样低的报考志愿我都没有获得的机会。我心里的底线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都行，只要能跳出八五二，最好能回家！
一九七八年，可能在一、二月份，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大部分是年龄小的那些人，偶尔也有一两个老三届的人。我又在心里嘀咕起来：政审不行（还是要求红五类）？考的成绩不行（老高三的都不行，谁能行）？户口问题？“无产者最无畏”，已经在社会最底层了，还怕什么？只是心不平！
三月初，接到海淀区招办的传呼电话，让我去一趟区招办。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不会是通知我未录取或因户口问题不能录取吧？可是你们同意我在京参加高考的，我也没有隐瞒我是外地户口的事实啊！
到了区招办，已有几个同龄人在那里询问着什么。办事人员解释说，志愿学校招生名额已满，未被录取。北京市打算新建一个“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征求你们的意见，是否愿意上。发给一封《北京师范学院分院招生征求考生志愿通知书》（此件我保存至今），如果愿意上此学校，要在三月六日前，将“志愿申请表”，交到海淀区高招办。拿着那封信，我急急忙忙往家赶，希望早一点让父亲和其他家人知道此事，分享喜悦！
没有北京户口是我的一块心病。收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签发的录取通知书后一两天，我去西城公安局户籍科询问如何办理户口进京，我这样的情况，户口落在家里还是落在学校。我从户籍科的墙上看到公安部有“中等以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即是户口准迁证”的规定。“准迁证”，是下乡知青朝思暮想的东西啊！我还去了一趟白广路十八号北京师院分院。办公室的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此处的前身是宣武师范，没遇到过外地户口的问题，让我第二天来听答复。
没想到第二天到那里，一盆凉水泼过来，让我透心凉：无法解决外地户口，录取你是错误的！还要收回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惊呆了。太不讲理了！报名、录取时你们都没说外地户口不行，我也没有隐瞒我是黑龙江户口的事实，怎么现在说不录取就不录取了？如果当初你们不让我在北京报名，我还可以回黑龙江参加高考，现在已无法补救了，凭什么让我承担后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你可能不相信那样的事会发生，可是在三十年前，它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很多人可能就得忍气吞声。我没有退路，我已在最底层，所以我要奋争！我说，准考证是北京市录取我的证据，我不能交还你们，我要拿着它去上访，应该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我在一位同学兼“荒友”俞**的陪同下，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上访。排队等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我把自己的遭遇叙述给一位老师，他要我留下准考证，明天来听他的回信儿。我想让他写个收条，人家说“你不相信我？我姓肖。”，我不敢再说什么了，但心里不服：这么不讲理的事都做出来了，我怎能谁都相信？我是一个“外地人”，很自然地把“北京人”当做一个整体看待。
一天后，得到回音：你尽快去黑龙江办户口。办不出户口我们就管不了了。对此结果，我基本满意。因为我知道原则：录取通知书就是准迁证。
我立即准备回黑龙江。到了八五二农场，文教股的干事说我在北京参加高考未得到农场的批准！我说请示过生产队的领导，再说我也没占黑龙江的名额！干事说我们可以不给你办手续。我赶快回到生产队，副指导员告诉我，他接到文教股的电话，生产队领导把责任揽过来了：说我请示过生产队领导，并得到批准，生产队不知道还得报到农场并需农场批准。那位干事说了，不为难个人。
我赶快办理各种手续，收拾行李。四月底，告别了流血流汗苦干了十来年的北大荒。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我坐在北京师院分院的教室里，开始了上大学的人生新阶段。此时的我，已年近三十一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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