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小戈：重返建新忆当年
重返建新忆当年
－－作者：伍小戈
看到这个题目也许有人要问，“建新”是哪里 ? “建新”的全称叫岳阳建新农场，也叫岳阳监狱。它位于湖南与湖北交界的地方，虽然总面积只有五十多平方公里，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西临洞庭，东倚长江，是新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荆江分洪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还是它的政治意义－－它是湖南最早建立的劳改农场之一。几十年来这里关押过数以万计的犯人，且尤以政治犯居多，他们大多以“反革命”的罪名来到这里，如文革时《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后来又差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杨小凯，就在这个农场里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后来他还写过关于建新农场的回忆文章。
那么我与这个农场又有什么关系呢？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的父亲因为所谓的“右派”在这里被关押过十几年。本来他的刑期只有三年，但那时哪怕只有一年刑期，也等于被判了无期，刑满后还得留在农场继续改造，也叫“就业”，实际上还是处于被管制状态。与在押犯人唯一的区别是可以把家属接来一起过，我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来到建新农场，来到父亲身边的。从 1964 年 8 月到 1968 年 12 月，也就是从 11 岁到 15 岁，我在这里度过了四年零五个月的少年时光。从外湖到内湖，从上学到辍学，从跟着奶奶下地干活到和家人一起被遣送农村，饱尝了人世间的心酸苦辣。
但自从 1968 年底离开这里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可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随着自己渐渐老去，我知道如果还不去看看，今后恐怕就没机会了。于是在 7 月 8 日，也就是我 61 岁生日的前一天，在妻子的陪伴下，我坐上了从长沙开往岳阳的大巴。车子行驶两个半小时到岳阳，再改乘开往建新农场的中巴车。经过雄伟的洞庭大桥，再穿越与建新农场相邻的君山农场，汽车在广袤的洞庭湖平原上奔驰，一个小时后，我们抵达建新农场的场部－－茅斯铺，此时已是中午一点多，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
记忆中的茅斯铺有很多房子，中间有条大水渠从东向西流过，周边还有加工厂、基建队、机务队、防汛队等等。现在这些都还在，但感觉小了很多。现在大水渠的北面是岳阳监狱的机关办公区，南面则是商业区，有几家小餐馆和小超市，还有小旅馆小药店什么的。我们在一家小餐馆吃过中饭，一位热心的警官告诉我们继续往北走。这是一条简易公路，路上不时地有车子开过，其中最多的是摩托车，在骄阳的烘烤下，扬起一阵灰尘，但行人很少，只有树上的鸟儿和草丛里的虫子在叫，感觉有些荒凉。一直走到一个叫荷花公园的地方，在旁边那家“君荷堂”宾馆住下，我的故地重游由此开始。
首先去的是离宾馆最近的子弟学校。从 1964 年秋季到 1967 年春季，我在这里上了两年小学和半年初中。记忆中的学校有教室，有操场，有宿舍，有食堂，附近还有大片的田野，高高的堤坝和一排排树林，那都是我常去的地方。当时因离家较远，就和二姐寄宿在学校。为了省钱，就从家里带菜去，但有时也在食堂里买菜吃，我印象最深的是常从菜里吃出虫子来。还有就是因为没有钱，我们常是饿一顿饱一顿，有位姓胡的班主任老师很同情我，几次买饭给我吃。后来在文革中，她也因为出身不好被干部子弟折磨得死去活来。很多年后，我还专门去岳阳找过她，但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当时的学生有两类，一类是像我这样的劳改犯子弟，另一类是农场管教干部的子弟。开始时我们在一起倒还相安无事，但 1966 年文革爆发后，干部子弟就对我们另眼相看了，经常无缘无故地对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进行辱骂甚至殴打。我不敢反抗，本来就有些忧郁的性格就更加忧郁了。现在想起来那是一段多么痛苦的日子！记得有次我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后脑勺挨了重重的一击，回过头一看，只见几个干部子弟正对着我狂笑。而最让我恐惧的是，有次我打开课桌抽屉，里面竟然盘踞着一条死蛇！就这样，我终于不得不离开学校，回到家里，从此永远地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两栋破旧的小楼，旁边还有幼儿园的招牌。每间教室的门上都有某年纪的标志，教室里还有布满灰尘的课桌和黑板，但现在这里已经空无一人。据说因生源不足，学校已经关闭多年。而当年的操场，现在已是杂草丛生，稀稀拉拉地种了些玉米和棉花，还有鸡鸭鹅三三两两地在草丛中觅食。唯一还能找到当年的感觉的是一棵大松树，记得原来也有的，只是没有现在这么高大。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站在树下，让妻子给我照了张相，然后离开了这个曾经熟悉却又已经面目全非的地方。
因学校遗址离我们住的宾馆很近，第二天清早，我和妻子又去了那边。在离学校不远的堤坝下，我们突然发现了一片坟茔，每座坟堆都满是荒草，没有墓碑，也没有任何标记，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也有我熟悉的人？于是我想起当年从学校到家里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犯人们修水渠挖出来的堆堆白骨，有些头颅还滚到了马路上。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就像踢皮球一样，把这些头颅踢来踢去，觉得很好玩，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地不应该。其实，这些遗骨都是五十年代初农场创建时死去的劳改犯，他们大多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其中不少还在抗战中与日本人厮杀过。他们也有父母、妻子和孩子，却因为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极其严酷的生存条件，大批大批地死在了这片茫茫荒野上。就像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和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犯人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连姓名都没留下。
吃过早饭，我们又坐上了开往岳阳的中巴车。到一个叫七监区的地方我们就下了车，然后沿着小路向东方走去，那里是当年的建新农场十一队，后来叫七大队三中队的所在地，是我在建新农场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我前面提到的可以带家属的劳改犯集中居住的单位。记得当时总共有六栋茅草屋，其中四栋住家属，一栋住单身汉，一栋是伙房 ( 食堂 ) ，还有一栋砖瓦房住管教干部。现在想起来，那是什么房子啊？我们全家五口就挤在一间还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冬天滴水成冰，夏天蚊虫叮咬，芦苇加泥巴糊成的“墙壁”，连隔壁的人放个屁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就是在这样极其简陋的房子里，我们整整住了四年，直到 1968 年底离开建新农场。
我们的茅屋附近是一望无垠的棉花地，从学校回来后，奶奶就带着我和弟弟去地里干活，挣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插秧、锄草、扮禾、摘棉花……，。无论严寒酷暑，每天早起晚归，每块农田里都留下了我们的汗水和泪水。只在偶尔有机会与小伙伴们一起去水渠里捉鱼虾的时候，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可到了 1968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红色恐怖再次降临。管教干部和军管人员整天提着枪追查所谓的反革命。那些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劳改犯遭殃了，几乎天天都有人被批斗被自杀被失踪 , 整个农场一片肃杀。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劳改犯都很有学问也很有故事，但他们的结局都很惨。
还记得食堂里有个姓钟的劳改犯，长一脸的络腮胡子，人们叫他钟胡子。他温文尔雅，经常讲故事给我听。可一天早上起来，人们发现他吊死在了食堂的房梁上；还有个姓戴的劳改犯，是湘西凤凰人，曾在国民党远征军里当军医，有关远征军的那些惨烈的故事，我最早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但在一次批斗会后，他突然失踪了，以后再也没见到他。另外，我有个姓刘的同班同学，和我一样也是劳改犯子弟，他性格倔强，就因为顶撞了管教干部，被军管会给处决了，当时他还不到十六岁。我还有个名叫唐玲玲的小伙伴，是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当时随家人被遣送回老家道县，正遇上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和家人被当地贫下中农用铁丝绞在一起拉到土坑前。自知将死的她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但暴徒们还是把她推进土坑活埋了……一个腥风血雨、丧心病狂的年代！
凭着记忆和妻子的帮助，我们终于找到了七大队三中队的遗址，但所有的茅屋都已经荡然无存。眼前呈现的只是大片的田野和纵横交错的沟渠，田土里种了南瓜、玉米和一种叫竹柳的植物，大片大片地望不到边。如果不是亲历者，谁又能想到，在这片看似平静的田野上，曾经有过那么多惊心动魄、生离死别的故事！我缓缓地蹲下身子，双手捧起一把泥土，轻轻地吻了吻，放进我的包里。然后拧开酒瓶，将一瓶白酒全部洒到地上。心里默默地呼唤：“亲爱的伙伴们，我祭奠你们的来了，你们能看到，能听到吗 ? ”此时此刻，一件件往事和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从心头掠过，我不禁潸然泪下。
离开三中队遗址，我们继续坐上开往岳阳方向的中巴车，驶出建新农场的大堤不远，就来到了我要去的最后一个地方－－荆江门。当年的建新农场有内湖和外湖之分，大堤内的地方叫内湖，因有大堤护着，相对比较安全；而外湖则是长江和洞庭湖之间的广阔地带。 1964 年夏末我刚到建新农场时，就住在这里一个叫十三队的地方。记得当时正是发大水，长江和洞庭湖的水一齐涌来，我们住的地方成了孤岛，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父亲上堤防洪抢险去了，奶奶带着我们姐弟，住在风雨飘摇的茅棚里，度过了一段极其危险而艰难的日子。当时什么吃的都没有，奶奶就把洪水冲到孤岛岸边的死猪死鸡捡回来，弄干净煮了给我们吃，那些情景令我终身难忘。
十三队这个地方即著名的荆江门，那时候没有公路和汽车，这长江边的荆江门就是建新农场通往外面的唯一出口。洪水退后，我常和弟弟去荆江门码头看轮船。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也能坐上轮船，回到长沙，回到妈妈身边？面对奔流的江水，当时的我充满幻想。没想到几年后的 1968 年，我们果然在这里坐上了轮船。那是个风雪交加的冬日，建新农场成百上千的劳改犯家属扶老携幼，哭声一片，其中就有奶奶带着我们，挑着破旧的行李，拽着刚从棉花地里挣来的那点盘缠。但去的不是长沙，而是一个更贫穷更险恶的地方－－父亲的老家新化，在那里，我又度过了八年的艰难岁月。
此时此刻，又要见到荆江门了，我的心里有些忐忑。在火一样的阳光下，我们走过一段崎岖而漫长的小路。路边一块石碑上的标记显示，这里是岳阳监狱即建新农场与岳阳君山区即君山农场的分界线。此时四周一片寂静，只有远处公路上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刚想坐下休息休息，却有成群的蚊虫向我们袭来，只好赶快起身继续往前走。我们终于来到了长江边，放眼望去，那条巨大的长龙仍在缓慢地向东蠕动。江的对面是湖北监利的地盘，房屋和数目隐约可见。但此时我们的身边却空空荡荡，记忆中的码头和房子已不见踪影，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我和弟弟常来的那个荆江门？
短短两天的建新之行结束了，我有些失落也有些茫然，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回来后一位曾在建新农场生活过的朋友问我，从前的建新和现在的建新有什么不同？我想了想对他说：“从前的建新劳改犯都在地里干活，现在的建新劳改犯都在室内做产品加工－－因为农场的上万亩良田都包给了附近的农民，你记忆中的那个建新农场已不复存在。”于是我又想起那天在茅斯铺正值下班见到的情景：场部的警官们全都登上大客车，一台接着一台，如同一条长龙，浩浩荡荡地开往几十公里外的岳阳城－－那里才是他们的家。显然，警官们忠于的只是这个职业，却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地方。
是的，与我所见到的其他地方相比，今天的建新农场是显得有些寂寞有些荒凉。但我要说，这里的人们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次无论是在岳阳还是在建新，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餐馆、酒店、公园，也无论遇到的是警官还是平民，是老人还是孩子，是男人还是女人，个个都很友善，很乐意回答我的问题，理解我的心愿，这让我有些意外也很感动。是啊，历史上那最沉重的一页，已经翻了过去；那个与人为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014 年 07 月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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