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自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
伍连德自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
－－翻译：程光胜、马学博、王丽凤
伍连德（ 1879-1960 ）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剑桥大学医学博士。 1908 年归国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 1910-1911 年为防治鼠疫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民国时期曾任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总办兼总医官、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兼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等值。被聘为中华民国前期历届总统侍医。 1937 年返回马来亚，定居怡宝行医为业。主要著作有《肺鼠疫论述》、《鼠疫概论》、《霍乱概论》、《中国医史》等。图片为 1956 年伍连德博士最后一次访问剑桥时留影，时年 77 岁，身着医学博士服。
1913 年，哈佛大学名誉退休校长、著名的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Eliot ）在他的女儿和秘书（后来成为他的女婿）陪同下，代表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访华。我受外务部委派担任陪同，并且回答此一行人可能询问的任何问题。年过七旬的艾略特先生的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我们乘火车经过许多省市进行长途旅行时，所见景况与紧张、忙碌和欣欣向荣的美国相比，使我们强烈地希望探求中国落后的原因。次年他发表了他的访华报告，陈述他所见到的卫生状况，简直一无是处，当然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
1914 年 1 月，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遣一个委员会考察中国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状况并写出了报告。该委员会的成员有贾德森（ H. Pratt Judson 法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校长），顾临（ Roger Sherman Greene ，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皮博迪博士（ F.W. Peabody ，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布里格姆医院）。他们总共考察了 17 所医学院和 97 所医院。他们的报告全文于 1915 年发表，该报告堪比中华民国医学和卫生状况的信息库。随后他们便设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 China Medical Board 又译“罗氏驻华医社”），成员有：洛克菲勒二世（ John D. Rockefeller II 主席），巴特利克（ W. Buttrick 美方理事），顾临（辞去领事后任常驻中国理事）以及赛季（ B.C. Sage ，秘书）。
作为首要步骤，接收北京协和医学堂（原为教会团体所有）移交到协和医学院董事会。成员一共 13 名， 6 名代表教会， 7 名代表中华医学基金会。雇佣一位美国建筑师为新医学院和医院做必要的设计，位于北京东城豫王府原址。
1917 年 9 月 24 日，教育总长范源廉为该建筑奠基。富兰克林·麦克林（ Franklin C. McLean ）博士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和内科学主任。三年后，上海的哈佛医学院原院长胡恒德（ H. S. Houghton ）博士成为继任校长，当时学校尚未完全建成。
新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医院正式开幕典礼于 1921 年的 9 月 19 日举行，出席者有国家的高级官员，包括外交、内务和教育总长，约翰·洛克菲勒二世夫妇，以及来自美国、英国、菲律宾、日本、中国、香港和爪哇的著名医师。来自美国的有韦尔奇（ W.H.Welch ）、施瓦尼兹（ D.C. de Schweinitz, 美国医学会会长）、萨宾（ Florence Sabin ）及皮博迪（ Francis Peabody ）等教授。来自日本的有秦佐八郎（与埃尔利希共同发明胂凡钠明）、志贺洁（ Shiga ，志贺杆菌的发现者）、长吉（ Nagayo ）和鹤见（ Tsurimi ）；来自英国的有斯迈利爵士（ William Smyly ）、雷珀（ R.T. Leiper ）、科克伦（ T. Cochrane ，原北京协和医学堂创始人）；来自法国的有图费埃（ T. Tuffier ，外科）教授；来自菲律宾的西松（ Antonio Sison ）和豪格乌特（ F.G. Haughwout ）；来自香港的布伦尼特（ William Brunyate ，香港大学副校长）和迪格比（ Kenelm Digby ，外科）教授；中国医师有伍连德博士、胡美、吴宣明、吴宪、王企纯等。
出席 1921 年 9 月 19 日协和医学院新校址落成典礼之中外来宾，伍连德（右 2 ）任中国代表 这座新建筑的确令人一见难忘。它由多栋独立的灰砖楼房组成。每隔两层以钢筋混凝土梁柱支撑，房顶仿照中国皇宫风格，覆盖着特制的绿色琉璃瓦。宽敞的露天平台遍布各处，整座建筑典雅庄重。确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座宏伟的医学院和医院建筑之美观与高雅，在全世界也难有可与其媲美者，堪称救死扶伤之圣地，远非一般意义的医院。
协和医学院自备有深达一千英尺的自流井提供净水，有自备的发电机和煤气发生装置以及供暖系统，这些设施全部集中在大院的一个角落，从侧面的一条小巷可直接进入该处。
在那难忘的一周庆典活动期间，医生们发表了下列公开讲演，他们报告的题目写在括号内：
上午：施瓦尼兹（ “脑下垂体腺疾病眼部症状的演化”）；伍连德（“鼠疫在东方特别是在东三省之爆发”）；雷珀（ R. T. Leiper ，“东方的寄生虫学问题”）；图费埃（ T. Tuffier ，“骨髓炎”）；秦佐八郎（“化学疗法的现状和未来”）。
晚间：胡美（“中国的医学教育”）；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文森特 (G. E. Vincent ， “公共卫生的探险事业”）；麦克基尔大学的玛卡拉姆（ A.B. Macallum ，“生物化学：回顾与展望”）；纽约的格德瓦特（ S.S. Goldwater ，“医院组织优化的探讨”）；维克多·海泽（ Victor Heiser ，“钩虫的控制”）和韦尔奇（ “医学之进步及人类福祉之贡献”）。
在我那篇关于鼠疫的论文中，记载了我与同仁们一起进行的有关旱獭经呼吸道发生感染风险的一系列新实验（ 1912-1920 ），我呼吁更多的医学工作者参与这个研究领域。
9 月末，北京初秋的气候令人神清气爽，我以中华医学会资深会员的名义，邀请出席庆典的 120 位各国医生，在公园荷花池上一个新建成的美丽楼阁里举办了中国式午宴招待会，帝制时代这里是紫禁城的一部分。晚间，我又邀请了日本同事在我东堂子胡同的家中共进晚餐，同时邀请了来自日本的秦佐八郎、长吉、志贺洁和鹤见等。餐后我向客人展示了我的中国古董收藏，而且按照客人国家的惯例，向每位客人赠送了按北京艺术品样式制作的一件小纪念品。
伍连德代表中华医学会宴请洛克菲勒二世及出席协和医学院开学典礼的来宾
我付出了 3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为建设北京中央医院忙碌，要征募建筑经费，要审视规划设计，等等。这座医院终于在 1917 年落成。有关它的详细介绍，将于另文介绍。
新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起来并顺利运行着，教学和教务都使用英语，有力地带动了全国各地现代医学教育和西医事业。还规定有培养前途的医师要定期派往国外，特别是美国从事专业进修，许可他们回国后到别的单位去担任负责职位。这些人中，有已在上文中提及的刁信德（后为上海圣约翰大学病理学教授），牛惠生（被任命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副教授），刘瑞恒（哈佛医学博士，曾给我写信希望在东三省防疫处谋职，但我建议他坚守外科专业，随后他在协和医学院升任外科主任和院长，最后成为南京政府卫生部长），吴宣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南京和广州公共卫生的领导者，最后当选南京国大代表），吴宪（一位非医学专业的生物化学家，后来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教授）， 王宠益（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香港大学首席病理学教授，病理学教科书作者），林宗扬（ C.E. Lim ，香港大学医学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中华医学杂志坚韧的主编，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部主任）。还有妇女领袖康成（ Ida Kahn ）、石美玉（ Mary Stone ）和胡金恩（ Hu Kim Eng ）等。
1923 年 2 月 14 日至 20 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博医学会会议上，我呼吁人们注意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大规模的公共卫生活动里需要采取某些能够直接应用的实际措施，并建议特别要考虑中国专家的见解，必须选取某些易于付诸实施的方案，并为将来在民众中同时开展工作制定建设性的预案。
1925 年 1 月 20 日至 28 日，英国医学会中国分会和博医会在香港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有来自各地的 200 多位医师参加，会议由广州的柯克博士（ John Kirk ）主持。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将中国博医会并入中华医学会，从此以后，凡是毕业于外国医学院和医学会承认的远东院校的品德良好的医师都将一视同仁地拥有会员资格。
此次访问香港期间，我受邀在国际扶轮社举办的午宴上讲话，与会者有英国高级官员，商业和专业社团的领导成员。我在讲话中，建议开辟一条穿山隧道，把拥挤的北岸和充满活力、景色如画的广阔南岸及邻近诸岛连接起来。这条隧道并不很长，假如宽度足够，则可供汽车和行人同行，以缓解北部已经出现的普遍性交通拥堵。 1925 年时香港和九龙的人口不到 100 万，现 1955 年已经超过 300 万了。
1926 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外科副教授刘瑞恒博士被提升为医院高层的医务监督，颜福庆博士被任命为学院副院长，并有一个强力的中国教授团队协助，如林可胜（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理学系主任）， 刘瑞华（喉科学），林宗扬（细菌学）以及其他有为人士。到 1928 年，便开始着手将北京协和医学院逐步转变成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放弃了它在董事会中所享有的占多数的权利。于是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中华医学基金会，不独立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并接受 1200 万美元捐款用于维持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运营。附加条件是，未来继续目前这种安排时，一旦被认为经费使用不妥，则可将这些基金用于中国或美国的其他教育机构。
洛克菲勒基金会拥有的土地、建筑和设备全都移交给了新的基金会，它再将这些财产租借给医学 院。周诒春（北京近郊清华学堂前校长）被选为新基金会主席。这些变化最终使医学院在 1930 年在教育部注册。
除了正常维持北京协和医学院外，中华医学基金会还拨付了可观的经费赞助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北京国立医学院，沈阳的南满医学堂（日本），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美国），香港大学（英国），中国各地 12 个预科学校， 7 个医院，还以数量颇多的奖学金资助优秀男女赴欧美进修。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华医学基金会拨出的各种资助基金相当可观，包括资助非医学机构，如中国的民众教育运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也直接资助过中央卫生实验处（南京），南京的畜牧兽医研究，甚至毗邻北京西山的周口店的古生物学研究。在步达生（ Davidson Black ）教授领导下，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北京猿人）保存良好的头盖骨以及其他遗存。
本文节选自 2012 年 4 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
转自《科学春秋》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