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惠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 亲历者如是说
图：1946 年 7 月 20 日，云南籍士兵杨毓骧（左）和两位战友在南京合影。他们仍然武装着，手雷系在腰间。记者杨帆 / 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9
周年纪念日
亲历者如是说
－－作者：何惠
子
敌国降伏，万众欢腾。
1945 年 9 月，迎来抗战胜利后的昆明，充满无数胜利日的记忆。有人为失土光复而欢欣，有人因家人为国捐躯而悲伤，有人忧虑国家前途依然未卜……今天，我们用手中的笔，再记录下几段 69 年前的昆明往事。
抗战胜利来之不易，国人仍需倍加珍惜。
鞭炮锣鼓齐鸣的昆明街头
段之栋。在他的记忆里， 1945 年 9 月 3 日的昆明人，从未如此肆意过。记者杨帆 / 摄
段之栋的父亲段纬。照片拍摄于 1926 年，时年他 37 岁，任云南航空大队副大队长。
在段之栋的记忆里，昆明城的鞭炮声，没有哪一年能比 1945 年的大。
在堆满抗战文史资料的房间里，在两个闹钟此起彼伏的滴答声中， 2014 年 8 月 23 日上午，段之栋回忆起 69 年前抗战胜利消息传来的情景。在他 78 年的记忆里，没有哪一年，昆明城内的炮仗声能够盖过 1945 年的 8 月和 9 月。“之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
那声响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也像一群隆隆踏过地面的奔牛。 1945 年 8 月 15 日晚，正与父亲段纬坐在南屏大戏院的段之栋，被这种声响惊醒。段纬是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师，精通英语、德语、法语。
南屏大戏院，这座“远东第一影院”，为段之栋、为身处抗战岁月里的昆明人带来无数欢欣。“我们昆明最早看到这批电影。胶片是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来的，飞越驼峰航线来到昆明，昆明人看完，才送往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在这里，他们看到由海明威著作《战地钟声》改编的电影。“英格丽·褒曼，哦，那是相当漂亮啊！她为这部电影还专门剪了短发。”段之栋最记得米高梅电影公司的标志，“一只狮子，脑袋从一个圈圈里伸出来，左右扫视观众，‘嗷嗷’地叫。”说着，他双手套住脖子，像狮子那样左右晃动脑袋。
戏院里的观众正为突如其来的巨响惊诧不已，放电影的白幕上突然打出一行黑字：“日本无条件投降”。
几秒静默后，掌声雷动，欢呼四起，人群一窝蜂地冲出影院，涌上晓东街。
段纬决定穿越中心区回家，他牵着年幼的段之栋，沿着晓东街、南屏街、近日楼、三牌坊、马市口、华山南路、武成路，回到位于小西门的寓所。
1945 年的 8 月 15 日，是农历七月初八。悬挂在昆明城上空的上弦月俯视着这座被炮仗爆炸声、锣鼓瓷盆敲击声笼罩的城市，“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人们喜悦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打破夜晚的寂静。
在段之栋的记忆里，为抗战默默奉献多年的昆明人尚没有如此肆意过。年幼的他并不知道大街上的炮仗、火花和锣鼓声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陌生人喜笑颜开地迎面走来，彼此握手作揖。他感觉到，父亲一路牵着他的手，微微颤抖，时不时捏紧一下。
在华山南路，穿着大褂、围着围巾的男生挥着右手大唱：“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穿着蓝色旗袍的女生们抱成一团痛哭，她们衣襟右侧别着一枚三角形的校徽，那是西南联大的标志。
当驻华美军士兵驾驶着敞篷吉普车出现在街头，人们立即包围了他们的车队，朝他们竖着大拇指高呼：“老美顶好，老美顶好！”吉普车上的英俊美国小伙也竖着大拇指，或用右手比划出“ V ”字手势，用生硬的汉语大喊：“顶好！顶好！中国人顶好！”
走到小西门城门洞，段之栋听到在大观街一带响起了阵阵锣鼓声，原来是住在梁家河近郊的农民踩着高跷、舞着狮子进城庆贺。短短一段路，父子俩走了四个小时，到家已是午夜。家人在收音机前围成一圈，收听昆明广播电台放送的有关日本投降的消息，全家兴奋得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入睡。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街道上再次响起炮仗、锣鼓声，“满大街都挂着彩带，中、苏、美、英、法五国国旗”。这种欢庆的热浪整整持续了三天，从 16 日至 18 日，昆明城内处处张灯结彩。
1945 年 9 月 3 日，抗战胜利日。昆明再次万人空巷，大家提着点燃的煤油灯在街道上游行，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声音凄厉悠长的空袭警报，也不用忧虑天上轰鸣的战机声了。
69 年来，有一个画面一直镌刻在段之栋的脑海里：穿着长衫的男人站在墙角，眼睛看着欢庆的人群，嘴里叼着烟，手里拿着一根火柴。他划了好几下才将火柴点燃，送到烟头上，双手颤抖着。在微弱的火光里，脸上的泪珠闪闪发亮。
那一年的那些天里，段之栋见过无数这样的表情。“待我懂事之后，我才知道，这是种又悲又喜的表情”。
又悲又喜的昆明表情
图：陈钟书殉难时从战场抬下的照片。陈家直到 1945 才知道父亲殉国的消息。
悲，因为父亲在抗战中牺牲；喜，因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了。陈家以悲喜交加的心情，迎来了 1945 年的 9 月。
整个圆通街陷入沸腾的状态，在“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的喜悦呼声响彻昆明街头时， 13 岁的陈嘉祥听到母亲严玉书小声说：“小日本被打垮了，你父亲的力没有白出……”他看到，跪在供桌前的母亲，在不安跳跃的烛火里，脸上满是笑容，“但是，泪珠子成串地从眼眶里滴下来”。
陈嘉祥 17 岁的哥哥陈嘉祯，听到外面炮仗声，便把父亲留下的一支双筒猎枪取出来，枪筒里还有两发子弹。他带着陈嘉祥站在天井里，对天鸣了两枪。“第一枪是要告诉父亲，小日本被赶出中国了；第二枪是要庆祝国家抗战胜利。”
1945 年，是他们的父亲陈钟书去世 7 周年。 1937 年 10 月，陈钟书撂下一句“数十年来日本人欺我太甚，这次外出抗日，已对家中作过安排，誓以必死决心报答国家”之后，毅然诀别 30 岁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随军奔赴抗日前线。
1938 年 4 月，卢汉率领的滇军 60 军参加惨烈的台儿庄血战。身为 60 军 183 师 542 旅旅长，陈钟书奉命率部守卫邢家楼、五圣堂。 4 月 25 日，在弹药供应不上的情况下，陈钟书端枪振臂高呼，率领部下奋勇向前，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时年 47 岁。
直到 1945 年 4 月 27 日，陈嘉祥一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我滇军浴血奋战 陈旅长钟书龙团长云阶光荣殉职》，他们这才知道，父亲已经为国捐躯。
多年后，陈嘉祥看到由父亲的副官宋永庆记录的一份“旅长遗嘱”：“予从戎卅余年，志在保国卫民。往昔曾经大小百余战而有意义达其使命者甚少，此次倭寇狼猖，国势危殆莫过于斯，蒙长官知遇予以重任，自知力图报效成仁取义，现虽未竟，中途罹危牺牲亦无遗恨。旅长职务由马副旅长指挥处理。惟予身后最重要而须办到者，一、请求上峰将予体速运滇安葬于圆通山麓；二、予奔走一生，两领清风未治家产，生计艰窘，并遗正待教养之幼儿男四女六，希转报师长要求卢军长、龙司令长官替予设法，俾免孤寡无依，流于惨境，是所至嘱！”
孤儿寡母无力迎回陈钟书，严玉书只能每天带着孩子跪在供桌前，嘴里念念有词。“在我们安宁八街何家营村的老房子，正厅楼上。供桌上七个铜铸的菩萨，有罄，有个大理石的小屏风，我母亲早晚要带着我们烧香磕头。”
69 年过去了，陈钟书依然没能如愿葬入故土。牺牲后，他被葬在徐州东关外的乱葬岗中。日本人占领徐州后，这片乱葬岗被推平，用来修建铁路。 2006 年，陈嘉祥去台儿庄寻找父亲。坟地早已不在，停放棺木的寺庙还在，叫慈济庵。“我在寺庙旁边和刑家楼指挥部各抓了一把土，带回来，算是把我父亲带回来了。”
日本降兵一夜修出篮球场
图：陇涤湘。虽然已 70 多岁，但他言谈举止谦和，思维敏捷。记者杨帆 / 摄
图：陇涤湘的父亲陇耀，照片中，陇耀右手搭在 4 岁的陇涤湘肩上
“你看，我父亲是不是很帅？”陇涤湘说着，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一位穿着军装的男子眼睛直视镜头，嘴角微微下拉，有着不怒自威的气质。他的右胸口袋别着两只笔，和“ 9389 ”的金属编号牌。这是陇涤湘的父亲陇耀，摄于 1944 年。当时陇耀 36 岁，任 60 军 21 师少将师长，正值壮年，丰神俊朗。
陇涤湘拿出 1945 年 4 月拍下的照片。照片中，陇耀右手搭在 4 岁的陇涤湘肩上，陇涤湘穿着背带短裤，白色球服，右胸写着“陇统”二字。陇耀的左手拥着一个 10 岁左右的男孩，“这是白哥哥，白振寰”。白振寰是元阳勐弄哈尼族土司白日新的长子，他的母亲白张惠仙，是唯一一位成为哈尼族土司的汉族女性。
拍下照片的这一年，陇耀正驻军红河州金平县。“日本宣布投降后，我父亲从金平出发，赶去河内布防、受降。”因滇越铁路被破坏，部队只能穿越原始森林。当陇耀带着部队到达越南时，陇涤湘和母亲潘蔼乘着由 C-47 改装的民用飞机到达河内。“随行的副官带着我去参观驾驶舱，老美很好玩，把一整张虎皮挂在驾驶座后面。”
受降仪式于 1945 年 10 月 11 日在河内举行，陇耀的 21 师驻在越南海防，接收了一批日本战俘。“我最记得，日本医护队有个女护士叫吉田，长头发，个子高挑，长得很漂亮，会说汉语。”年幼的陇涤湘被士兵们“当枪使”。某天，吉田正在扫地，士兵们唆使陇涤湘去拔一根吉田的头发。“小孩子，手没有轻重，一下子拔了好几根下来。她没有呼痛，也没有皱眉，一句话都没说。”现在，年迈的陇涤湘仍为此事耿耿于怀，“虽然他们（日本人）是战俘，但是也有尊严啊！现在想想，那会儿自己真是小痞子行为。”
“日本人天性里就很服从，投降之后老实了很多。”“陇统”队是陇耀组建的篮球队，曾在大光明电影院室内篮球场里打败过美军篮球队。陇涤湘还记得一件事：“进驻海防时没有篮球场，机枪营长刘鄂就出了个馊主意，说日本工兵很厉害，工事修得特别好，喊他们今晚把山包包平了，修个篮球场出来。”
第二天一早，篮球场果然修好了。但是没有篮筐。怎么办呢？“这些当兵的就架个人字梯，让一个中国兵站在人字梯上，怀里抱着个竹篾筐，作为篮筐。”陇涤湘虽年幼，却对那些认真打球，拼得满脸鼻血的士兵们印象深刻。“太好笑了，那些日本兵在边上看着，一个个笑得要死。”
因为修这个篮球场修得好，陇耀特地弄来一批清酒、海鲜，奖励日本战俘。晚餐上，战俘们兴奋地划拳：“巴斯里德，巴斯里德，伊永巴哟。”在受降部队官兵的记忆里，自从投降之后，日本人就没有这么笑过。
突然间，有个日本兵大哭起来－－原来，日本军医班的班长是个老军国主义者，他对其他战俘说：“我们的国家都要完了，你们还这么高兴。”一句话，气氛顿时降到冰点。
1946 年 3 月，法国殖民军集结大小八九艘法国军舰，打算进驻海防港口。陇涤湘至今仍记得他在海防港口看到的法国殖民军，“头戴钢盔，穿着短裤，背着枪，在港口鱼贯而行。”投降的日本炮兵也被调用，来应付法舰，“他们岸炮的直径有 300mm ，第二发就把法国人的一艘船打沉了。”
对于年幼时听闻的、经历的种种，陇涤湘记得很清楚。他记得丁奇、杨肇湘、周大能等跟随父亲出生入死的军官，“那周大能很厉害，打枪是一个长点射一个短点射，一枪一个准。”
胜利之夜的忧思
图：杨毓骧。 69 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暂汽一团团歌》。记者杨帆 / 摄
“男儿快意着先鞭，投笔从戎志最坚。出国远征何壮伟，飞越喜马拉雅山之巅。铁轮电掣机械化，利兵坚甲勇向前……” 69 年过去了，杨毓骧依然记得《暂汽一团团歌》（暂汽一团为“中国驻印辎重兵团暂编汽车一团”的简称）。“那时候，国家危亡，山河残破，人们流离失所，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士兵，抗战之心真的相当坚定。”
1945 年初，昆明国立西南中山中学学生的杨毓骧，和许多热血青年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走进军营。 1945 年 2 月 5 日凌晨， 500 名青年军士兵在深沉的夜色里走过圆通山脚、护国路、民航路，抵达巫家坝机场。他们要乘机飞赴印度，接受盟军的现代化训练。
当跑马山出现第一抹红霞时，载着 500 名士兵的 10 架军用运输机腾空而起。杨毓骧第一次看到烟波浩渺的滇池全貌，看到了蜿蜒在苍茫林海中的史迪威公路。
下了飞机，又换乘列车、轮船， 2 月 9 日，青年军士兵辗转到达印度中部比哈尔省的蓝姆伽军营。 207 师从曲靖大营房抽调的 1500 名大、中学生也相继到达，成为暂汽一团和暂汽二团。多少年来，杨毓骧一直为暂汽一团自豪。“我们团文化程度很高， 70% 是大学生，西南联大从军的师生就有 800 多人。还有 30% 是中学生和社会青年。”
1945 年 4 月 20 日，盟军攻克柏林，纳粹德国投降。当天，杨毓骧驾驶着一辆装满物资的美国 GMC 卡车从蓝姆伽出发，驶过雄伟的豪拉大铁桥，看着桥下的恒河静静地流向孟加拉湾，到达加尔各答。是夜，他独自游览伊登公园，看见加尔各答城内探照灯交叉射向夜空，听到街道上一片欢呼。他默默拭起泪来－－“我的国家，还在侵略军的铁蹄下。”
两个月后的 8 月 15 日晚，在昆明普坪村营房里的杨毓骧也经历了这一幕。巫家坝机场的 40 盏大探照灯射向夜空，从缅甸开车回到昆明的盟军大喊“ victory ”（胜利），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鞭炮锣鼓声，“我知道，我们赢了。”
驻印青年军于 1945 年 7 月 4 日奉命驾车回国，沿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途经鬼门关、新平洋、孟关、孟拱、密支那、八莫、芒友，进入畹町。“沿途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伤痕，残垣断壁，弹痕累累，连树上都布满了蜂窝似的弹穴。”
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几天，部队下达“肩负重大任务，要调往别处”的命令。青年军内部盛传，要调往菲律宾组成海军陆战队，配合盟军攻打日本本岛。“我们一个个都摩拳擦掌，还在炮弹上悄悄写‘打到东京去’。”
抗战胜利了，但杨毓骧和战友们并不像百姓那般兴奋。“我们心情很沉重”，杨毓骧至今坚持，“我们打战不是为哪个政党打仗，而是为国家，为民族战斗。”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白热化，尤其 1945 年冬昆明发生的“一二一”惨案，更让杨毓骧们意识到内战不可避免。
12 月 21 日，暂汽一团被命令离开昆明，于昆明东郊石塘山军火库装运炮弹，运往湖南衡阳。在一番焦灼的考虑后， 1946 年 7 月 15 日，杨毓骧办理了退役手续，借读杭州青年中学高三。 1947 年 5 月，蒋经国到临时设立在云栖寺的中学里看望毕业生：“你们不要搞政治，要好好学理工。”
杨毓骧这辈子都没有忘记这句话。但他没有学习理工科，成为了一个民族研究者和人类学学者，在翻山越岭找寻民族古老故事之余，记录抗战老兵的往昔岁月。
转自《昆明信息港》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