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989-06-04 作者: 何蜀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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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吴小龙

又一个书斋空了

--悼吴小龙

作者:何蜀

《博览群书》2006年第9期发表了吴小龙的《我有迷魂招不得》。我知道这是编辑部为了表示对小龙的敬重而特意发表的。因为这时小龙已经因脑癌晚期而在医院昏迷一个多月了。这应该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而这文章的题目又刚好道出了他当时的生命状态。

我和小龙相识于2003年春。他来重庆出席卢作孚研讨会。我们一见如故。特别是谈起对文革历史的研究,他也有很大兴趣,已经作了多年的准备,用他的话说是一直在“打外围仗”。我就一直盼着他早日把精力投入到这方面来。他的一些文章我早已读过,此后我见到有他名字的文章就更要先睹为快。

小龙写作很勤,不断有新作发表。读他的文章,我总有一个感觉:他怎么能读那么多的书,记住那么多的事,熟悉那么多的史料?从古代、近代到现、当代,从国内到国外,他总能从一些人们习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程中看出被忽略的细节,而且信手拈来,悟出给人启迪的新意,在小龙的文章中,不时会出现一些表现形单影只的文字,如:“这是暮春4月的一个风雨天。我一早就独自来到了位于重庆北碚的梅花山麓。……也许是天气的缘故吧,修葺一新的陵园大门紧闭着,陵园里没有一个游人或谒墓者。工作人员为我这唯一的来访者开了门,售了票,打开了陈列室的灯,让我独自在室内从头到尾几遍徘徊逡巡。”(《谒张自忠墓》)

“在离开襄樊的前夕,我又独往细游,在隆中山林间漫步了半天。”(《二记隆中》)

“大年初一清晨的北京街道上,昨夜的硝烟已经散尽,留在地上的是零落的红色纸屑。行人和车流都还不多,我……蹓蹓跶跶又到了颐和园。”(《狗年初一》)

“一只银鸥悠闲地在湖面上飞着,又顺着昆玉河飞出公园,但顺河西飞不多远,就立刻又折返回来--它看来很知道自己的界限,不想去那车水马龙的三环路上自找没趣。”“渐渐昏暗的暮色中,可以看到林雾在慢慢升起。一只布谷鸟叫着飞过,那略带沙哑的叫声显得分外孤寂……”(《雨后紫竹院--知弈庐漫步》)

这些文字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我想,这孤独感与他生活中的离异多年和远离家乡独居京城也许有一定关系,但却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他在北京早已有了一个相恋多年的年轻女友,在他这次突发重病之前已经在商量婚姻大事,而且在他住院昏迷期间,那位可敬的女士一直在下班后来陪伴、守护他,一直不愿放弃……

我想,小龙的这种孤独感,应该是文化思想上的,是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荷戟独彷徨”式的孤独感。他在《细节的警示》一书的序中,列举了一些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风云人物之后,感慨万千地写道:“在那巨浪排空、奔涌前去的时潮中,那些各领风骚的弄潮儿(乃至对抗者)都展示了何等魅力炫人的风貌!……你还能在我们周围找到这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纵性任情,又在民族的历史文化上留下了一笔的人物吗?在经历了我们那极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独断的笼罩和洗礼后,你还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如此有声有色的人,拥有一个如此绚丽多彩的生命历程吗?”

小龙曾多次表露过想要离开京城的意愿。他在病重前发表的《狗年初一》一文中,就明白写道:“这些年,自己老是不时萌发离开北京的想法,但是又似乎有点舍不得。这儿,毕竟是个‘文化古都’--虽然它的古都文化实际已经所剩无几……已经成了我们应该相当费力地去寻找的东西了。至于环绕着我们的环境中,能感受到的只有花团锦簇、灯红酒绿的商业文化。”其实,使他感到格格不入的不仅是商业文化,更有那些大量制造文字垃圾的“官场文化”、“职称文化”……他想摆脱这样的环境,到一个更清静的环境里去更专注地研究学问。他对浮躁、喧嚣的世风在感情上本能地排斥,对当下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十分不满。他埋头笔耕,著述甚丰,发表文章很多,出版的几部学术专著也是很有分量的——决不是自己花钱买版面、买书号得来的那种所谓“成果”,但他却因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够要求而未能评上教授职称。

小龙性情温和,在谈到自己的不满,发牢骚的时候,也从不慷慨激昂。他对人对事都很真诚,有一颗赤子之心。在重庆出席卢作孚研讨会那次,他有一天晚上回宾馆时,在人行道上看见有个小偷在他前面掏一个女子的背包。他赶上去厉声喝斥,制止了小偷。他事后跟我说起这事,我说你可要小心,有时小偷是一群一伙的,旁边还有同伙。他说,他过后想起才有些后怕。有一次,我给他谈到我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整节被某高校一年轻教师一字不改地从网上下载抄袭当作其自己作品发表的事。他也告诉我,有一个外地高校的年轻人,为了写论文,通过他的朋友找到他“请教”,他毫无防备地把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电子文本全部发给那人参考,结果那人竟大段大段地抄进了自己的“论文”里,而且还“先声夺人”地主动告诉他:“对不起,我把你的……”弄得他无言以对。更令他气恼的是那人竟抢先把那“论文”出版了。而他自己这本多年心血写成的论文,直到他去世之前才得以出版。他曾感慨地说:“以后的人看了我们这两本书的出版时间,还不知到底是谁抄谁的呢……”

正如一个朋友评价的,小龙是个真正隐于市的大隐。在喧嚣的市声包围中,他“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于书斋,潜心做学问。除了有一个堆满书籍的书房以外,他的居住环境并不算好。他曾对我说,他的住地旁边一个散步的地方都难找,要么就得走老远。学校的校园小,操场和周边的林荫道又常被学生们占满,他常常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独自下楼去散散步,而且为了避免与不时碰上的同事或学生不停打招呼影响思考,他只得埋着头,目不旁视。他自嘲说:“学生们看到我这样子,一定会认为吴老师又失恋了。”他今年初去过一次海南大学,觉得那里的环境真好,他就想能到那样的环境里去。但我给他泼冷水说:“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外在环境。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也许去了不久你就会发现那里有同样的人事纠纷,同样的体制弊端,那你怎么办?”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只有苦笑。

小龙身上流露出来的那种书卷气,那种不屑于追逐那些被不少人看得很重的市俗流行价值而洁身自好的品性,使我觉得他是现在已经很少的“书斋学者”,我给一些不认识他的朋友介绍他时都称他为“典型的书斋学者”。但他又决不是那种不谙世事的书呆子。2006年3月底,我们在北京参加由徐友渔、崔卫平、郝建等几位朋友发起的民间的文革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城外远郊一个安静的地方举行,我和小龙住同一个房间。晚上要走一段没有路灯的夜路到另一处去吃饭,虽是没有坡坎的大马路,但他知道我视力很差,还是小心地扶着我。他知道我有好多年没到过北京,而且很长时间没有出差的机会,就担心我不会使用现在宾馆的那些盥洗用具,在刚到宾馆那天晚上,饭后回到住地,他说要出去散一会儿步,叫我先漱洗,并十分细心地给我讲各种盥洗用具怎么使用,牙膏的封口怎样用牙膏盖倒过来戳破,冷热水怎么开等等,讲了还不放心,对我说:“我就站在门外,等你开好了冷热水我才出去。”会议结束后,我跟他一起回城,路上他的女友已经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了。但他怕我不熟悉道路,不好找到借宿的地方,一定要把我送到了住地才回家,又怕我独自在外找地方吃晚餐不方便,特地带我到一家特色饭馆去吃饭。饭后结账时,我抢先把钱递给营业员付了账,他也不跟我争,只是在营业员走后微笑着对我说:“你犯了个错误。”我感到不解。他解释说:“争着付账往往会出错。怎么也得把账单拿过来看看,即使看不明白也得装着样子看……”然后他就去把账单要过来,仔细审看了一番,果然发现多收了我们一个菜的钱(点菜时点了但后来没有上,我俩只顾谈话都没注意到)。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他其实对世事是很了解很明白的,只是不愿让自己也变得世俗罢了。

北京这次文革研讨会后,我把自己近十年间所写的文革历史方面的文章汇编到一起,打算出一本书,经一位热心朋友介绍,与一家出版公司签好了合同。我请小龙给我写序。他读了我发去的那些文章(有的他已经读过),很快就写好了,他在文中指出:“文革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但在这四十年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时代,始终在自觉地掩饰和遗忘这一段历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有过对这段历史进行批判和清算的尝试,但很快鸣金收兵了,并且大踏步后退,并且演变成大张旗鼓地明令禁止对它的思考和研究。这个倒退令人深思。我们习惯于对别人大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是对文革这个我们自己的‘前事’,却一直在自觉地或被迫地回避对它的思考。遗忘,在我们这里成了一种共识。因此我们现在除了少得可怜的某些口径一致的官方出版物,和某些前政治要人的‘回忆录’之外,几乎没有可供文革史的研究使用的可靠的材料。”“一个对自己的罪错不作忏悔的个人是可耻的个人,一个对其国家罪错不作反省的国家是可悲的国家,一个对其历史进程中的挫折和失误不接受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反省和忏悔的重要性在于向世人昭告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不对自己历史进行反省,这个民族就最终不能够融入世界进步的主潮,我们就始终自外于世界文明国家之林。当然,对此,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文革史研究的学者们是无法承担责任的。但他们还是把这个责任担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在修订完后给我的邮件里说:“落款的日子写了4月26日,一是因为初稿是那天起草的,二是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写下这个日子,也是对自己的责任的一种自我督促。”

我很欣赏他写的这篇序,但我这本书却因“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出版无期,小龙的序也就被束之高阁了。等到今后书得以出版时,他这篇序就要算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

三年前,在读完小龙的《细节的警示》一书后,我曾给他写了这么几句感想:“论史评文视野宏,寻章摘句笔生风。沧桑感悟多新意,掩卷犹闻警世钟。”

如今,那支健笔永远停下了,那个书斋人去楼空了。他已经准备按计划进行的《毛泽东与文革》的研究,只在北京研讨会上作了扼要的发言,还没有正式开始写作。他经我介绍和另一位友人合作对文革初期若干重要文献进行重新诠释的写作计划,也才刚刚开头。他还有就俄罗斯问题写一组文章的计划……他才五十一岁。他的学术生命才刚刚步上一个新的台阶……

听说小龙最后留下了一声叹息,这是一声轻松的、解脱的叹息,是一声无奈的、沉重的叹息,还是……也许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他那使人感到温暖的微笑,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一种鞭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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