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
图：父亲到重庆第一张照片
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
－－作者：何蜀
过去有一首歌叫“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似乎一般当父亲的在子女面前都少于像母亲那样耐心、亲切地讲述往事，其实，父亲也是一样能讲的。我近年因做抢救历史记忆的工作，与父母在一起闲聊时，经常有意识地提示他们讲些往事，常常是母亲讲，父亲在一旁补充。母亲去世后，我又找机会与父亲多聊（也让他在回忆往事中多活动一下脑子），得到不少收获。
我从小就知道老家是河南荥阳，前不久才听父亲说，老家原来属于汜水县，1949与广武合并为成皋县，后来又合并到荥阳县的。
父亲说，我家不知是在哪一代从山西移民到河南的。他的爷爷死得早，他从小就没见到过。他奶奶（我的曾祖母）姓范，小时候他是由奶奶带大的。
我父亲小时候身体不大好，家里给他起的小名叫“老犍”，希望他能像牛那样强壮。后来是一个和尚给他起了大名“青峰”。 
右图：爷爷何才
我爷爷叫何才，在当时乡下是个头脑比较灵活的农民，有点文化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农闲时，他挑着担子串乡做点小买卖。我们老家出柿子，每年柿子收获后，家家都要晾晒柿饼、柿皮、柿瓣（一个柿子切成四瓣）。据说柿饼上的那层柿霜是一味中药，药房要收购，那时我爷爷就帮着算账，他会打算盘，我父亲打算盘就是他教会的。不过在那种穷地方爷爷也没发财，所以土改时成份还是划的贫农。他们那里穷得很，没有地主。
我父亲是长子，爷爷“望子成龙”，让他先读了几年小学，后来又读私塾，在私塾里学了《论语》、《孟子》、《诗经》等。他离开老家乡下，是他读私塾的老师带他走的，老师叫孙凤山，那是抗战初期，听说渑池在招学兵，学成后就可以当军官。孙老师和我爷爷关系很好，爷爷说把孩子托付给他了。离家时，奶奶给了我父亲三块银元。
我父亲跟着老师坐火车到了渑池县，到招兵处报名以后，发下了军装，上边的符号印的是“第二战区游击司令部”，他们被分配到迫击炮连，并不是招兵宣传中说的学兵队。孙老师知道上当了。后来听说那个队伍是山西的，被日本人打垮了，据说是阎锡山叫他们自己去招兵，招上一个师就当师长，招上一个团就当团长。结果他们在这里只招到一个连，全是我父亲家乡人，大多是老师、学生。每个排有一门迫击炮。发下的军装太大了，我父亲根本穿不得，当时他才十三岁。枪也不发给他，因为他个子还没有枪高。排长见他这么小，就说，你给我当勤务兵吧。于是我父亲就跟着排长，也没多少事干，就是吃饭的时候去给排长打饭，饭是炊事班做好的，洗碗也是吃完了送回去炊事班洗。晚上和排长睡一屋，排长睡床上，我父亲在门口搭个门板睡。早上出操也不参加，就给排长叠叠被子，打扫屋子。
左图：奶奶何孙氏
在渑池训练了一个月后，部队过黄河到了济源，驻扎了一段时间，开拔到山西的晋城、运城，还没有和日本人打上仗，不知怎么又调回来了。我父亲年纪小，也弄不清楚，反正跟着走就是了，只记得白天黑夜经常都在行军。回来路上曾碰见一支八路军部队，一问，他们每人每月一块钱，而我父亲的部队是四块钱。
回到济源后，部队驻在黄河边一个村子里。一天，孙老师悄悄找我父亲，说这样不行，得开小差逃走。他说，那天晚上轮到他站岗，叫我父亲睡警醒点，他来叫。我父亲就没敢睡着。等老师一敲门，就轻轻起来，脱下军装，换上来时那身衣服。悄悄出门跟着老师走。
那天晚上下大雨。天很黑，他们走到村口，站岗的问：“口令！”孙老师说是老百姓。哨兵问他们到哪里去，孙老师说是走亲戚的。就放他们出去了。出去以后，找不到方向，走了半天，发现又转回来了。这时天快亮了，听到已经有人在到处喊“抓逃兵”。他们就躲在包谷地里。整整躲了一天，在白天里，孙老师观察周围，终于辨清了方向。天黑以后，他又带着我父亲走，上了一座山。那山上有个破庙，里面有个小学，小学老师是他们班住地一个老乡的儿子，事先他和那老乡说好的。那个老乡的儿子把他们收留下来。孙老师就在那里帮他教书，我父亲就帮忙做饭，也就是擀面条，这是我父亲在家里从小就会做的。
过了不久，那个老乡的儿子下山去了回来，告诉他们，那个部队已经走了。孙老师就带着我父亲下山，仍住在原来那个老乡家。时值秋收，他们就到处打短工。村里另外来了一支部队，四十七师，裴昌会的部队（裴昌会是第九军副军长兼四十七师师长）。师部八大处（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都住在村里。我父亲和孙老师晚上没事也到打麦场上去逛，跟那些军官认熟了。有个军需处的被服科科长，安徽人，叫徐昆华，深度近视，他看到我父亲，说这小孩长得机灵，很喜欢，问我父亲会不会写字，我父亲说会呀。徐科长就叫他写字看看，我父亲就在地上用树棍写了几个字。徐科长很满意，问：愿不愿意当兵？那时候老百姓都知道“当兵吃粮”，当兵就有饭吃，我父亲当然愿意了。徐科长就给我父亲补了个上等兵名额，给他当勤务兵。每个月有十块零五毛钱。
可是孙老师三十多岁了，不好办，徐科长就跟孙老师商量，发两个月薪水，二十一块银元，让他作路费回家去，并出了沿途放行的路条。孙老师也很高兴，一下子拿到二十一块银元，等于发财了。他回去把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我爷爷。后来孙老师又卖壮丁出来，随部队到了云南。以后就在云南做小生意。我父亲还跟他通过信。
不久，我父亲所在的部队要开拔到中条山去打日本人，徐科长说我父亲年纪太小，上前线要是牺牲了，对不起孙老师和家里父母，就让我父亲和他们驻陕办事处到前方办事的军需杨晓文一起回西安。四十七师驻陕办事处在西安尚俭路，处长叫李希三，山东人。 
左图：父亲在西安时期留影
我父亲去了大概一年多，办事处改成第九军驻陕办事处（裴昌会升了军长）。办事处有两个军官开了家华华电器行，“华华”是两个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华”字，一个叫邬俊华，是技术人员，一个叫钟建华，是办事处的电台台长，中校。他们专门为部队采购供应电讯器材，四十七师的军官包括裴昌会都在电器行有股份。他们就把我父亲安排到电器行去，帮着开票，发货，送货，我父亲还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送过电讯器材。这样他就脱离了部队，成了店员。
一天晚上我父亲和师兄出去看戏，电器行隔壁的《新秦日报》失火，把他们电器行也烧光了，他们的衣服、被盖全烧光了，只好住到办事处去。那时河南遭了大灾，我爷爷和我叔父（比我父亲小八岁，还是个小孩）从家乡逃难出来，坐火车到西安来找我父亲。找到后，我爷爷在办事处帮着摇手摇电机发电（办事处与前方通讯都是靠电台发报）。走的时候，我父亲给他们买了好多大饼，切成小块，专门做了两件夹层褂子，把大饼一块块缝在里面，他们父子俩穿在身上带回家去，就靠这些大饼度荒，救了一家人的命。
火灾现场清理出来以后，我父亲他们又搭起棚子卖了一阵百货。以后他就往返于西安与洛阳之间，那里也有几个有业务联系的地方。西安到洛阳就一个晚上的火车。
我父亲有个叔父（我的叔祖父），叫何金成，是我爷爷的弟弟，他本来在外做长工，因家里被摊派要出一个壮丁，我爷爷在家是长子，全家都要靠他，所以就让这个弟弟去当兵了。到部队后曾找人代写了信来，信封上有所在部队番号。我父亲后来在部队上时，打听到他那个部队在武汉，曾去信联系，那个部队说已经牺牲了。叔祖父在家时有个童养媳，听说他牺牲后就改嫁了。
1942年，风声很紧，洛阳城里成了一座大兵营，到处挖起了战壕，为防止日本人的坦克冲进来，马路都挖断成了一道道壕沟。全城人心惶惶，都在议论往哪儿跑。那时郑州在不久前曾被日本人攻占，许多人都跑了。兵荒马乱中，父亲与老家也断了音信，不知该怎么办。两个四川去的采购员同情我父亲这个待人诚恳的小伙计，愿意带他逃难到四川。
那两个采购员都是婺源人，一个叫叶用孚，一个叫詹钟骐，都是四五十岁了，那时就算是老先生了。叶用孚文化很高，据说18岁就当过报纸的主编。他的弟弟在成都开了个快乐电器行。詹钟骐在给重庆的大同照相材料行跑采购。那时电器和照相材料许多都是日本货，要到敌占区去采购。我父亲也去过，到界首，界首那个地方从街道中间分界，街的一边是安徽省，另一边是河南省。我父亲骑自行车去采购“洋火”（火柴）。路上关卡很多，过关卡都要给钱。叶用孚是深度近视，有时上街都要我父亲当“拐棍”，扶着我父亲肩膀走。
他们从洛阳坐火车到西安，当时叫“闯关车”，在潼关那个地方，火车从一个隧洞钻出来，进另一个隧洞，中间有一段路暴露在日军炮火射程中，经常要遭到炮轰，日本人在黄河对岸，黄河很窄，河对面伪军下操喊口令这边都能听到。火车要出隧洞时拉汽笛，河对岸一听见就打炮。等炮打过了，火车就猛一下冲过去钻进下一个隧洞，火车前后都有机车，前面拉后面推，紧张得很。从西安坐马车到宝鸡。在宝鸡等汽车等了大约半个月。那时都是大卡车，没有客车。过秦岭的时候已经很冷了。下雪，下山路滑，危险得很。
到成都后住在叶用孚弟弟家里，在暑袜街。他家在东大街开了个快乐电器行，一个很小的铺面，养活一大家人。大约一个月后，詹钟骐就带我父亲到了重庆，进大同公司当店员。
大同公司是靠销售照相材料和开照相馆起家的，抗战胜利后扩大到经营百货。照相馆是从南京迁来的，有名的南京庐山照相馆。我父亲在照相馆干了大约一年，还跟师傅一起去歌乐山“山洞”（地名）给陆军大学将官班的结业学员与蒋介石合影照相。我父亲帮师傅背相机去。学员们全部坐好了，一长排，中间把蒋介石的座位留出来。那个相机是轮转相机，转着圈拍这种很长的集体相的。本来要拉皮尺量好距离定机位，但师傅有经验，不用皮尺，只用步子量，在坐好的人群前面一步步量，然后定好机位，架好相机。等蒋介石一来，坐下了，相机就开始转。镜头一转过了蒋介石，蒋介石就起身走了。
上图：父亲他们十二个结拜兄弟合影
那时我父亲晚上就在立信会计学校读夜校，学会计。学校在筷子街的立信大楼（当时叫大楼，其实也只有三层）。他们一起学习的一些同学，交情比较好的，按旧时作法，结拜兄弟，共有十二个人，写了金兰契，照了张合影。从照片看，我父亲在后排右1，其他记得起来的人是：前排右1程培道（晶晶玻璃厂），右2洪继全（正中书局会计主任），二排右1刘宇晴（大来实业公司会计主任），右2陈名扬（自营煤店），右3邓铿（三友实业社），左1刘裕华。后排右2袁桅舟（大来公司业务员），右3戴鹏（金沅钱庄职员），右4邱继奎（市财政局），左1刘德才（银行职员）。
他们给自己这个小团体取了个“磊磊学术研究会”的名字，50年代初这事惹了麻烦，我父亲考进税务局后，到了该转正时，别人都转正了，就他没有转正。他去问，说你别慌嘛。后来才知道是在查他们那个“磊磊学术研究会”是什么组织，有什么背景。参加工作要写个人履历，父亲都老老实实写上去了。幸好他们十二个结拜兄弟当中的大哥刘宇晴，原是地下党（后来是离休干部），他写了证明，说明了情况，这才让我父亲转正了。老刘当时是大来公司的会计主任，大来公司是造肥皂的，我舅舅就是通过他介绍进去当学徒的。 
右图：父母与我在江北小院堂屋前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江北那座单门独院的房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一座相当不错的小别墅。那是我父亲从一个结拜兄弟邓铿的后妈（小妈，就是他父亲的妾）那里买的。他后妈的儿子不争气，赌钱，把什么都输光了。他后妈没办法，只好把房子卖了，记不得卖了多少钱，那点钱也马上被她儿子拿去赌了。我父亲那时正想在城外找房子，觉得城外清静一点，空气好一点。邓铿后来在针纺公司当会计。
那房子在江北新城火神庙街，靠近后来的十六中（原来叫治平中学）。新城那时还有城门，是老江北城里面的城中城。那房子本来是老式的土墙房子，没有窗户。我父亲花了二两黄金找人大修了一下，把老式的房檐（很长的那种）锯短，把墙上开了窗，安了双层窗户（一层玻璃窗，一层百页窗），屋内加了天花板，地面铺了木地板，屋檐下用石头砌了檐坎、阳沟。屋前的地坪是三合土打的（当时还没有用水泥），地坪边上用青砖斜着嵌了一道花边，里面种了麦冬和一些灌木。小院的槽门也是新修的。屋后种了几棵桂花树。 
右图：外曾祖父蔡吉三
那时候我的外曾祖父（我外婆的父亲，我们称祖祖）已经从合江来重庆了。他是老厨师，很会做菜。有时我父亲请客，外曾祖父一个人，也不要人帮忙，一早去买了菜回来，独自坐在那里慢慢理，慢慢切，他切的萝卜丝细得像头发丝一样。到晚上开饭的时候，一桌酒席就做出来了。
我舅公（我外婆的弟弟）是来投奔他父亲（祖祖）的。来了以后，我们那房子住不下，我父亲就拿钱在旁边坡上给他们搭了个平房。他没有什么技术，就靠挑水为生，那时江北城还没有通自来水，居民都是靠从河边挑水来用，自己不能挑的就买挑水夫挑来的水。
国民党从重庆撤退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班路过我家，在院子里住了一宿，那时候天已经很凉了，我父亲叫他们到客厅里住，他们坚持不干，就在院坝里露宿。我父亲和他们班长聊，班长是外地口音，说共产党来了不得了，要共产共妻，连小孩都要充公，共产党还有“听墙队”，专门偷听每家人的私房话。劝他们早点设法离开。我父母当然不相信那些。不过这批败兵确实是很规矩的。
上图：1948年母亲（左）与好友郝静（右）等合影
我母亲曾在一家商业广播电台去做过播音员，与先就在那里播音的郝静成了好友，郝静的丈夫张汉武，是留学美国的药学专家，人很老实，内向。建国初期，他自己开药厂，把我父亲找去当经理，我母亲也去做洗药瓶之类的事。但后来私营药厂没法发展，被国营的药厂收购了。1951年，父母都考进了税务局。以后张汉武、郝静一家搬到南京去了。
“三反五反”时，因原来大同公司的人诬告，税务局的“打虎队”整我父亲，吊打，跪炭花（烧过的炉灰里扒出的炭渣子）。我父亲被迫把家里的钱都拿来“退赔”了也不够，只好把江北的房子卖了－－加上当时一心想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免得运动来了挨整。房子是卖给十六中一个总务科干部的。卖五百块钱。那人好像后来也挨整了，拿不出那么多钱，就拖着不还。我父亲还告到法院，由法院判决他一年内付清。我家就搬进重庆老城区佃房子住，后来分了税务局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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