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母亲的好友穆淑清之死
母亲的好友穆淑清之死
－－作者：何蜀
穆淑清是我母亲的同乡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我们小时候都按四川习惯称呼她穆孃孃（川语“孃孃”即普通话的“阿姨”。这个“孃”字读阴平声，与“娘”字的读音声调和意义都不同，不知为什么《现代汉语词典》中要把孃字淘汰掉，合并到娘字中去）。有关穆孃孃的一些事情，都是在她死后多年断断续续听母亲讲的。
母亲和穆淑清都是四川合江县人。穆淑清比我母亲小几岁，她的生父是当时川军部队中的小军官，聪明能干，被上司、川南小军阀穆瀛洲（1949年任川南六县保安副司令时率部起义，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收为义子。她生父战死后，她的母亲带着儿女（穆淑清和她哥哥）改嫁给镇长李仲池，改嫁时，为了不让儿女今后吃亏，她母亲特地将亡夫所遗财产（田产）全部立字据转到儿女名下，以保障儿女今后的生活及读书费用，但收租及管钱仍全由她母亲一手操办。穆淑清因此有钱到重庆读书，从中学读到（私立）大学。1949年底国民党政权在四川崩溃后，她的继父李仲池因与后来担任四川省省长的老共产党人李大章是叔伯兄弟，得到李大章关照，“主动坦白”好，免遭镇压，被送去新疆劳改。穆淑清则留在重庆参加了新政府办的干部学校（训练班），学习后分配当了小学教员。她继父解除劳改后回到四川，大概通过李大章的关系，在成都安排了工作，并将穆淑清的母亲接去了。
穆淑清性格豪爽，乐于助人，常从经济上接济我母亲。我母亲是贫民家庭出身，40年代初我母亲考上县里的简易师范学校时，家里连一床棉被也拿不出来，还是穆淑清的母亲送了一床被子。后来穆淑清和我母亲都先后到重庆读书了，她在重庆仍继续资助我母亲。50年代，她还经常把她的衣服一包一包拿来给我母亲，说是可以给我们几个小孩子改衣服穿，但我母亲一看都是很好的衣服，哪里舍得改。
50年代前期，穆淑清还常到我家来，十分亲热地喊我外婆“妈”。她家里夫妻发生了矛盾，也跑到我家来，把我家当成她娘家。
后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我母亲先被下放到远郊农村，后又被调去成都工作。穆淑清也因“家庭成份”问题饱受政治运动冲击，她和我母亲的来往就中断了。
到60年代初，我四妹上小学了，正好是穆淑清教书的学校。开学第二天，是她教手工劳动课，课间作业时，她走到我四妹座位旁边，把我四妹看了又看。下课后，她把我四妹叫到办公室去，四妹不知有什么事，吓得心里咚咚跳。到办公室后，她问我四妹：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得到回答后，她高兴地说：“你回去给你外婆说，我叫穆淑清，是你妈妈的好朋友。我一上课就看到你太像你爸爸了！”
就这样，穆淑清通过我四妹又和我家恢复了联系。这时，我母亲也终于调回了重庆，被安排到城郊的木材综合工厂子弟学校教书。虽然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一次，但两位好朋友又可以经常见面了。因穆淑清的家当时住在小什字马路边，国庆节游行队伍要从楼下经过，所以好几年的国庆节，我妈妈都带着四妹她们到她家去，孩子们趴在窗口看游行，妈妈就和穆淑清在一旁“摆龙门阵”（聊天）。中午有时还在她家吃饭，快快活活就像一家人。
在我记忆中，穆孃孃留给我的，除了在我家经常进出的身影外，只有文革前最后一次见面的印象最清晰。
那时，我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于1964年初中毕业后被剥夺了升高中的权利。本来我准备跟其他一些有同样命运的同学一样下乡去“大有作为”（我那个年级的不少同学都去了大巴山的“社办林场”当知青），但我母亲坚决反对，为了说服我，还让我最信任的初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李老师（后来她因病没有再当班主任，只教我们语文）来劝我。天真的李老师（当时也只有二十来岁）认为我的成绩不可能考不上高中，力劝我再考一次。我于是又闭门苦读，等到第二年再考了一次，自然还是“不予录取”。这时，1965年秋，四川石油管理局到重庆来动员组织我们这些失学无业的“社会青年”参加“四川石油大会战”，去为开采石油作修公路、平井场的“开路先锋”，宣称要开发“第二个大庆油田”。我当然就报名参加了这人生第一次的工作，庆幸自己终于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后来才知道我们当的只是不计工龄、没有地位的临时工）。
1965年9月8日，我高高兴兴地背着行李到望龙门街道办事处集合，随大队人马沿重庆下半城长江边那条解放东路、解放西路步行去火车站。当我们的队伍走到望龙门缆车站附近时，穆淑清忽然从马路对面跑过来，大声喊着我的名字，一把拉住我焦急地问：“你走哪里去？你妈妈晓不晓得？”原来，她误以为我是在家里呆不下去了，自作主张瞒着家里到农村去当知青（大概母亲给她讲过我想下乡当知青的事）。我向她说明了情况，并告诉她，我妈妈已乘车先去火车站了，在那里等着为我送行，她脸上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匆匆离去。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会是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穆淑清在重庆市市中区东升楼小学（靠长江边的重庆下半城解放东路）任教，因“家庭成份”问题，不能教主课，只能教手工劳动课（剪纸、折纸、钉钮扣之类）。尽管如此，她教课仍很认真。我四妹从小是“左撇子”，但剪纸时左手用剪刀总是剪不好，她十分耐心地教我四妹学会了右手用剪刀。
文化大革命时，穆淑清自认为“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与世无争，不怕什么。但她想得太天真了——当时被打倒的那些老革命哪个不是被罗织罪名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当群众性造反运动蓬勃兴起后，她虽然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因“家庭成份”问题，也不敢有任何“造反”举动，一直是袖手旁观的“逍遥派”。当重庆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后，她观点上倾向于“反到底”派，却又对本单位“反到底”派的几个人看不惯，而与本单位的“八一五”派人员亲近。这就使得她两边不讨好。我母亲认为这是她在单位上挨整时无人相助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1968年底开始“清理阶级队伍”（那时已是工宣队、革委会掌权），两派都不为她说话，她便成了大家都可以毫无顾忌打击的目标，再加上她平时注重仪表，用四川俗话说就是穿着打扮很“舒齐”，很“爱好”（重音落在“好”字上，即爱整洁爱漂亮），这在一般小学校里是很惹人注意甚至遭人嫉恨的。于是，她被当作“地主”第一个揪出来批斗。她坚决不承认是地主，有人受到60年代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启发，居然凭想象编出了她“坐着滑竿下乡收租”、“逼死了丫头”等罪名。给她戴上“大地主”的高帽子，拉她在毛主席像前下跪请罪，她说自己没有罪，坚不下跪，于是就遭毒打（我家一个邻居小男孩是那个学校的学生，后来也说，他们老师叫他们上去打）。我四妹看到那样的恐怖场面，吓得不得了，回家悄悄给外婆讲，外婆十分着急，叫四妹千万别再去参加那种会了，遇到开批斗会就躲远些，外婆说，有的老师晓得你妈妈和她的关系，怕万一被人说出来把你也抓上去斗……
有一次批斗会，穆淑清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有人怕打出事，就提出不要打了，拉去游街。谁知游街比挨打更使她受不了，她原是很爱面子，很注意仪表的人，当了十多年的教师，虽不能教主课，但也毕竟教过那么多小学生，也算得上是“桃李满天下”，哪里受得了游街这样的奇耻大辱！
她被从下半城拉到上半城，在市中心解放碑一带戴着高帽子游街回来，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身心交瘁。学校无人理睬她，她丈夫又同她长期感情不合，这时既不愿也不敢关心她。两个女儿搀扶她去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城内最大的医院，位于嘉陵江边的临江门岸坡上），医生一看就知是“牛鬼蛇神”（显然当时这种情况不少），于是内科推外科，外科推内科，都不愿给她治疗。她大女儿到处找熟人托关系去了，她就对小女儿说，看来这个医院不会给她看病了，还是扶她去第一中医院看中医吧。这些情况都是她女儿后来给我母亲讲的。我母亲分析，实际上那时她可能已决心自杀以求解脱了。
第一中医院在嘉陵江岸坡边的一号桥旁边。一号桥不是江上的桥，只是江边公路跨越岸坡断裂处一条小沟的旱桥（桥下有棚户区房屋，只有多年不遇的洪水暴涨时江水才会漫进沟来）。从重医附二院到一中医院，要沿着弯曲倾斜的下坡公路（北区路）走很长一段，公路外侧有护坡的石砌堡坎和护栏，护栏和堡坎下是陡斜的岩坡，再下边有些地方建有简陋的民居“吊脚楼”。穆淑清走到半途，推说走不动了，靠着路边石砌护栏休息，叫小女儿回重医附二院去把姐姐叫来一起扶她。小女儿走后，她就从石砌护栏翻出去跳下岩坡自杀了。
据说她当时摔下去并没有死。但她女儿返回来找她时，并不知道也不会想到她从那里跳下去了。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她。当天深夜有上夜班的工人从那下面过路时听到她的呻吟，跑过去看，还听她说了一句：“不要管我。”那年头这样的“非正常死亡”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正常”的常态，人人自身难保，谁还会去多事对她进行抢救呢？
当她刚开始在学校遭到批判时，我母亲听她诉过苦，曾劝慰过她，要她想开些，看长远些。我母亲自从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遭受过不少打击，心理承受力比她要强些。但我母亲那时在郊区上班，每周只能周末进城回家一次，回来也总是匆匆忙忙为同事当“采购”，帮忙在城里带买些东西，难得抽出时间与穆淑清见面。当时又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又正值厂里要求她教工人跳“忠字舞”，这可是了不得的“政治任务”，哪里能随便请假进城回家！后来母亲每忆及此，就会难过地说：“要是那时我有机会进城去看她，多有几个朋友和她说说话，她也不至于走绝路……”
我家保存的这张穆淑清遗像是后来穆淑清的学校给她平反开追悼会时用过的。她女儿送了一张给我母亲。我母亲到追悼会上去代表死者生前友好发了言，又一次流了泪。
穆淑清还有个小儿子，听说在她含冤逝世后，在小学里受到歧视、侮辱，不敢再上学，流落到社会上，被一个偷扒团伙拉下了水。一伙人被抓到后，警察看他年纪小，便从他身上突破，他作了老实交待，回到牢房却被同伙将他整死了。当时没有谁会关心一个在押“小偷”的死。因此他到底怎么死的也就无人知道了。
1980年代末，我父母去成都玩，还去看望了穆淑清的母亲，那时候老太太还健在，他们还聊了一些穆淑清和她的继父李仲池以及合江老家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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