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50年代前期托儿所生活印象
图：托儿所上课,坐着的小朋友右2是我。
50年代前期托儿所生活印象
－－作者：何蜀
托儿所生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上的是“全托”，即平时都住在托儿所不回家，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一次，而且我是从大约三岁多进托儿所起就一直那样“住读”，一直到满了七岁上小学，报名后，学校开学了才离开托儿所。
我上的这个托儿所叫“重庆市税务局托儿所”。当时我们穿的白围腰上就印着这一行弧形排列的字，排队走到街上，人们一看就会说“那是税务局托儿所的娃儿”。
我父母1951年考进重庆市税务局。母亲先是在人事科当文化教员，主要给几个老干部补习文化，教得非常吃力。后来税务局办起了托儿所，我母亲因是在师范学校音乐科学习过的，所以就被调到了托儿所当保育员，当时对保育员不叫“老师”叫“阿姨”。
大概从税务局开办托儿所时起，我就进了托儿所（在那之前都是在家里由外婆带）。进托儿所时，母亲就给我有一个叮嘱：以后在托儿所里不能叫她妈妈，只能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叫她“龚阿姨”。好在她一直没有教我所在的班（大概是为了避嫌吧？），所以我平时也很少有叫她“龚阿姨”的时候。
图：托儿所这张照片上没有我,旋转木马旁的保育院阿姨右2是我母亲。
那时的全托托儿所，管理十分严格，平时不准家长探望，甚至小孩生病了也不行（不像现在的一些幼儿园，小孩一生病就推给家长，通知家长带回去）。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就被关到楼上的隔离室，一个人睡在那儿，有阿姨专门负责到时候喂药，吃饭有阿姨端来炊事员专门煮的面条，不能出去与小朋友们玩，避免传染。我的外婆听说我生病了，焦急地跑来看我，却被一道齐腰高的木栅门拦在门口，不让进去，不管她怎么央求都没用，看门人决不通融——尽管我母亲当时还是托儿所里的阿姨。外婆伸长脖子向里面张望也根本望不到，只得悻悻离去。
我们那个托儿所基本上实行的是苏联式幼儿教育方式，我后来看到过母亲用过的托儿所音乐舞蹈教材，都是翻译过来的苏联教材。这也是毛泽东的向苏联“一边倒”政策在幼儿教育上的具体表现。
我们上的课有不少政治时事内容，比如要我们记住国旗上的五颗星代表什么：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又比如要求我们记住几个友好国家的领袖的名字：苏联的领袖是马林科夫、布尔加林，越南的领袖是胡志明，朝鲜的领袖是金日成……老师讲了过后还要抽问，我就曾因为回答正确而受过表扬。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大概是按照当时的统一要求，托儿所也在操场上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会，降半旗，全体列队默哀。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那样的场面，也从未见过阿姨们有那样的脸色，心里感到紧张、恐慌，眼泪不觉间就流出来了。后来，托儿所的所长讲话时表扬：有些小朋友流了眼泪，这是对斯大林有感情。其实我哪里是什么“有感情”，只是作为一个还未满五岁的小孩子被那场面吓哭了。
有一次，大约是秋冬之际，天气突然降温了，那天早上起床时，阿姨一边给小朋友们穿衣服，一边说：“小朋友，今天要多穿点衣服，西伯利亚的寒流来了。”当时我十分不解，因重庆人语音中n、l不分，或者说是没有n这个音，因此“牛”都读成“流”（同在四川，自贡人就能区分这两个音，我外婆是自贡口音，就曾笑我发不准“牛”这个音）。那天，我就把“寒流”理解成了“寒牛”，心想，西伯利亚来了一头什么牛，关我们什么事？怎么要我们多穿点衣服？西伯利亚这个地名当时倒没引起我什么想法，因为那时经常能听到阿姨讲到苏联的一些故事、时事，也常听到一些苏联的歌曲，因此就知道西伯利亚是苏联的一片大森林。但对这个“寒流”，我是过了许多年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我因为从小就习惯了在托儿所里的生活，脱鞋上床时鞋子要放在规定的位置。所以后来回到家里，我曾因为不知鞋子该放到哪里而去问外婆，外婆感到十分滑稽，又在忙着做事，没理睬我，我就跟着她走进走出一定要问个明白。这事后来被外婆当作我这个“托儿所娃儿”的一大笑话经常讲给别人听。她对那种托儿所教育很是不屑。
苏联式教育给我留下的一个始终改不了的习惯，就是吃饭时要闭着嘴嚼。托儿所的阿姨反复教我们，说要闭着嘴嚼才文明，甚至威胁有的小朋友：再张着嘴嚼，就拿镜子来摆在面前照着，让你自己看那样子难看不难看。（许多年后，我在一本世界史资料书上读到，要求吃饭时闭着嘴嚼，是彼得大帝搞改革，让俄罗斯贵族子弟学习欧洲文明礼仪时提倡的许多生活规矩之一。）长大以后，我这个吃饭时闭着嘴嚼的习惯常会引起一些同事朋友的惊诧和嘲笑，说我像没有牙的老太太吃饭一样。
托儿所吃饭，每人都有分好的一小碗菜摆在面前，必须吃完。我印象中最好吃的是那种不辣的红海椒丝炒肉丝，最不愿吃的是肥肉片。到底是勉强吃下去了还是剩在碗里了？已经记不起了。记得托儿所的炊事员是个很风趣的伯伯，他有空时，还喜欢跟小朋友们一起说说笑笑，装出孙悟空手搭凉蓬眨着眼睛四下张望的样子，讲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缠着要他讲孙悟空。
托儿所最初是在城里青年路一个小院里，有一楼一底的楼房。一块小操场坝子，周围有些树木。天晴的时候，早上醒来，会听到满园闹喳喳的群鸟争鸣声，而且躺在床上还能看到玻璃窗外的屋檐边有小麻雀一边啾啾叫着一边向屋里探头探脑地窥视。这个从小就留下的印象，让我后来在读到周邦彦的《苏幕遮》词“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时，感到十分亲切，特别是“窥檐语”三字如此传神，唤起我对托儿所生活的记忆。如今的城市儿童再难得到这样的体验了（他们连天空中老鹰的盘旋和大雁的列队飞行也难于看到了）。
后来大概是托儿所招收的小朋友多了，或者是正规化教育的环境条件要求更高了，青年路这个小院子（后来一度改成了妇幼保健站）不能适应，托儿所就搬到了观音岩下边的张家花园，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园区，里边有凉亭、水池（水池中有假山），有旋转木马、滑梯（我们叫梭梭板），后来据说那个地方移交给了人和街小学。
托儿所曾组织去观音岩红旗剧场看过一个儿童剧《小白兔》（印象中好像是苏联的？），讲一个猎人在森林里打猎，被调皮的小白兔趁猎人在树下打瞌睡时把猎枪偷拿去玩了，结果大灰狼来了，小白兔吓得没办法，谁也不会打枪，好不容易把猎枪还到了猎人手中，猎人消灭了大灰狼，救了小白兔，大家欢天喜地唱歌跳舞。那些小白兔全是演员们穿着特制的服装扮演的，每个人都有长耳朵和小尾巴，我觉得那]样子挺可笑，也挺好玩。回来后，阿姨还教我们唱了剧中猎人反复唱过的一首轻松愉快的歌：
树林是多么美丽，
天气是多么好！
打猎呀，打猎呀，
打猎我最爱好！
奇怪的是，那时阿姨弹着风琴教我们唱的许多歌，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就只记得这一首。
有时，托儿所还要放幻灯片给我们看，记得有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宣传漫画，画的一个美国“野心狼”张着大口想啃朝鲜这个大苹果，结果一口咬下去，苹果里边埋藏着炸弹，把狼嘴巴炸开花了。杜鲁门、李承晚这些名字也是那时进入记忆的。
但是有些成人话语对我们幼儿来说毕竟还是太深奥了，听不懂。比如当时那首到处传唱的歌《我是一个兵》，其中那句“来自老百姓”，我们许多小朋友都理解成是“癞子老百姓”，有次自由活动时，就有一个小朋友把一些积木块拿来乱七八糟插在另一个小朋友的衣领上，说：“这是癞子老百姓！”于是大家都纷纷仿效，哼着“我是一个兵，癞子老百姓”跑来跑去，疯作一团。
托儿所还有些很有趣的活动，比如用鸡蛋壳做花篮（用彩色纸剪成各种花边贴在蛋壳上），阿姨亲自动手教大家做。还有用彩色浆糊、彩色灯芯草作画，阿姨端来调好的一盆盆不同颜色的浆糊，和染了不同颜色的灯芯草，教小朋友涂抹和粘贴到纸上，发挥各自的想象作画。小朋友们对这类既是学习又是游戏的活动当然是极有兴趣的。做好、画好以后，阿姨还要把所有的“作品”在一间教室里陈列起来，然后让小朋友们排着队，由阿姨领着一道门进一道门出，参观自己的作品展览。
还记得有一次表演哑铃操（木制的玩具哑铃），我们被带到了城里解放碑附近的民权路税务局礼堂，那里正在举办交谊舞会（俗称“跳嘣嚓嚓”，因舞曲伴奏中都有鼓与钹打击出“嘣嚓、嘣嚓”或“嘣嚓嚓”的节奏），中间休息时，阿姨就带我们到舞台上去表演哑铃操。那天刚好我舅舅也来跳舞玩，他在台下看到我，高声喊我的名字，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们表演完了，乐队又鼓号齐鸣地奏起舞曲，叔叔阿姨们又开始“跳嘣嚓嚓”。
我母亲也喜欢跳舞，周末税务局都有交谊舞会，有时父母把我带去，母亲去跳舞了，父亲就带我到楼上办公室，把我安放在一张办公桌旁，找一叠纸、一支笔给我，让我画着玩，他就在旁边和几个不跳舞的同事聊天。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听熟了那些舞曲。以后在上初中时看到了《外国名歌200首》，我才知道交谊舞会中一首早已耳熟能详的三拍子舞曲原来是俄罗斯民歌《在贝加尔湖的草原》，是沙皇时代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们唱的悲怆沉郁的歌，居然在向苏联“一边倒”时期的中国被改编成了交谊舞会上轻松愉快的“嘣嚓嚓”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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