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守恺：飘泊求学路
飘泊求学路
－－作者：佘守恺口述 史卫平整理
我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由于处于战乱年代，再加上父亲四处调动，让我的求学之路成为一条飘泊之途。尤其是中学阶段，正处于艰苦的抗战时期，几度失学。
小学，辗转于南京、徐州、福州
我的祖籍是江苏省赣榆县（现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自从曾祖父佘明轩考中清朝末科进士，后被派往海南岛当监察御史后，便带着全家离开了赣榆。我的父亲佘念慈 1893 年出生在海南，十几岁时在广州当兵，先是在部队里上随军学堂，相当于中学。后到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从保定军校毕业后， 1917 年 1 月，又进入在北京的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江苏督军齐燮元部任职。
1927 年北伐军打到江苏时，父亲加入了北伐军。同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第二年春天，父亲随部队参加对奉系军阀的讨伐，打到济南时负伤，后来回到南京做文职工作，担任南京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教务处处长。
1929 年，佘守恺在南京上小学一年级。
1923 年，我出生于南京。 1929 年夏天，进入南京的崔八巷小学读书，学校后来改称秣陵路小学（位于秣陵路东段东起丰富路西至三茅宫一段，曾名崔八巷，后并入秣陵路）。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但由于不是儿子，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就常把我打扮成男孩，直到读一年级时仍是如此。照片上的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男孩呢。
在整个小学时期，我就读的学校先后有四个，之所以多次转学，与父亲的工作调动有很大关系。 1932 年秋天，父亲调任江苏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兼铜山县县长，我转到徐州女子师范附小读四年级。不到一年，父亲调回南京，我也跟着回南京，经在中华女中任教的堂房大哥佘守德介绍，进入中华女中附小。 1934 年夏，父亲调任福建省保安处处长，我又来到福州，考取福建省立第三小学五年级（下学期）。
在那之前，我玩心重，不太喜欢学习。刚到福建时，福建话根本就听不懂，必须学习普通话，开始学习拼音；语文试卷 100 分的总分中，拼音试题占到 60 分。从那时起认真学习，老师经常给我补课。除了语文、数学、自然、史地等课程，还有劳作课，内容包括绣花、给炉子生火等等。
小学六年级时，我的班主任叫陈荫岑，很年轻，为人很好，经常教我普通话。他在班上成立了男女两支篮球队，喜欢打球的我也加入了。球衣是按照老师要求的统一样式，由自家做的，胸前印上队名 “ 岑友会 ” 。
1935 年，佘守恺（前排右二）在福建省立第三小学读六年级时，参加班上的篮球队。前排为女队， 后排为男队，后排右一为班主任陈荫岑。
1935 年，佘守恺在福建省立第三小学六年级毕业。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让她在礼堂前留影，面前是书、笔和中山琴等奖品。
1935 年，我参加小学六年级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典礼上，学校奖励了我十几本课外书，一小捆铅笔，还有一把 “ 中山琴 ” ，木制的，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东西。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又特意让我在礼堂前留影。礼堂大柱子上的字，是 “ 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纪 ” 。
我在晚年曾写了一组回忆上学的诗，将这一段经历都说到了： “ 女扮男装上学堂，有书不读捉迷藏。崔八巷，秣陵庠，两年三载不彷徨。（《女扮男装上学堂》） ” ； “ 转学彭城小四年，玩心不改一如前，听讲课，无困难，学终分数心不烦。（《转学彭城》） ” ； “ 转学榕城闽语难，玩心立改渡难关。师重教，我拼拼，一年蜕变换容颜。（《榕城闽语难》） ” ； “ 学海无边景色鲜，六年毕业列名前。中学考，又领先，福中初一榜高悬。（《学海无边景色鲜》） ” 。
小学毕业后，第二年（ 1936 年）我考入福州中学初一春季班，到了夏天父亲调回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我考试后进入南京私立育群中学初一夏季班。
1937 年，初一学期结束后，我正享受着快乐的暑假，日军进攻上海， “ 八一三 ” 淞沪抗战爆发，我和母亲不得不离开南京的家，先是到扬州躲避战火，年底又乘船溯江而上前往重庆，投奔在国民党重庆行营任军需局局长的七叔（远房）佘念善。而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出任 “ 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 ” 之职，正在参加南京保卫战。
抗战烽火中求学于重庆
刚上小学时不好好读书，以后才知道想读书是多么的不容易。
1938 年 9 月，嘉陵江畔，歌乐山麓，山城重庆的暑气仍未消退。十五岁的我考取了位于沙坪坝的私立南开中学（抗战后从天津南迁重庆）初二年级女生班。而在此前，我已失学一年之久。
在重庆私立南开中学读初中时。
南开中学四面都是山坡，房子建在坡上。进校门以后，迎面是一个广场。左边是男生部，还有科学馆、实验大楼、小卖部等等；右边是图书馆、受彤楼。受彤楼有三层，是我们女生部的教室和寝室所在的地方，平时男女生不许互相到对方的 “ 地盘 ” 上活动。
受彤楼后面一墙之隔，是教职工宿舍，平房。 “ 津南村 3 号 ” 是一座青砖小瓦的小院落，校长张伯苓的住处。他个儿高，一口天津活，穿长衫，戴深色的近视眼镜。我们学生见了他都要鞠躬，他则是点头回礼。
受彤楼的边上，是一个篮球场，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我们都会去打篮球。有一天，一位男性穿着中式短裤、背心，也来到球场上。我们看到他是从校长家出来的，心想一定是校长家的亲戚，也没太在意，就和他一块打起球来。
1940 年，佘守恺从重庆私立南开中学初中毕业。
几个月后（ 1939 年 1 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再次见到了那个一起打球的人。那天他带着一顶八角帽，站到学校礼堂的讲台前，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全场，自我介绍： “ 我是周恩来，我也是南开的学生，张校长是我的校长，在座的老师有的也是我的老师，能够回到母校与老师和同学们见面，畅谈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 ” 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周恩来，本来平静的礼堂里立刻喧腾起来。
那一次，周恩来应张伯苓邀请和邓颖超一起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来到南开中学。那天，不仅礼堂内座无虚席，连过道、窗台都挤满了闻讯赶来的附近学校的师生。周恩来就统一战线、抗战形势与前途、青年在抗战中的责任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在抗战时期的 “ 陪都 ” ，重庆南开中学有 “ 贵族学校 ” 之称。每个年级都只有两个女生班，在我的同班同学中，大多数都是出身高官家庭，其中有熊式辉、朱家骅以及毛人凤等人的女儿。
熊式辉当时是江西省主席，抗战胜利时调任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协助他接收东北。她的女儿叫熊明华，比我年龄大一些，学习成绩不错。 “ 军统 ” 的毛人凤家的两个女儿，我们平时就喊她们 “ 大毛 ” 和 “ 小毛 ” ， “ 小毛 ” 和我同班，姐姐 “ 大毛 ” 上高中，常来找她玩。
另一位叫陈维端的同学，她父亲是当时的中央银行襄理，家住重庆歌乐山，暑假时我去她家玩过。还有一个叫孔祥玲的，听说是孔祥熙的堂妹，别的同学都是留短短的学生头，只有她一人留发长，还编成辫子，所以外号叫 “ 小辫子 ” ，她演话剧《雷雨》里的四凤，演得很好。
朱家骅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等职，还兼任 “ 中统 ” 局长，算个 “ 高官 ” ，但他的女儿却曾偷过我的东西吃。
我们平时住校，每两个礼拜才休息一次。有一个星期天回家，母亲做了几只煮熟的猪蹄，让我带回学校吃。我把熟猪蹄放在床下的箱子里，谁知第二天，学校检查寝室，却在朱家骅女儿的箱子里发现了吃剩的猪骨头。我才知道是她偷吃了我的猪蹄。其实她家的生活水平应该不会差吧，什么好东西没吃过？
1942 年夏在成都私立敬叶中学高中毕业后，投考国立中央大学的准考证。
当年校园里的趣事远不止 “ 偷吃猪蹄 ” 这一件事。我们都不喜欢训导老师，便想方设法捉弄他。比如晚自习前，训导老师要来点名，我们在门上方夹着个黑板擦，他一推门，正好掉下来砸头上。或是在点名簿里夹着个 “ 屎壳郎 ” ，就等他翻开点名簿，还有就是在黑板框上抹上粉笔灰，他坐那点名时，如果往后一倚，衣服上就会倚上白灰。对于军训老师，大家同样不喜欢，她穿军装，戴船形帽，长得胖乎乎的，所以外号叫 “ 地瓜 ” 。
我在上小学时随父亲到徐州，起初是住在一位叫佟运舒的当地士绅的家里。佟家有两个儿子，二子佟阜昌，比我大七八岁，我在徐州时，他在南京读中学。我到重庆后，佟阜昌也到了重庆，在警官学校上学，有时会到沙坪坝找我。 1940 年 4 月，通过佟阜昌，我认识了他在南京读中学时的同班同学郑玉麟，这人后来成为我的丈夫。郑当时在中央大学航空系读四年级，是一个流亡学生，江苏靖江人。
通过他们，我还结识了中央大学学生曾联松。曾联松经常宣传抗日救亡和一些革命思想，我猜测他可能就是共产党。后来我才知道，事实上的确如此，他于 1938 年 5 月入党， 10 月中共沙（坪坝）磁（器口）区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时任宣传委员。 1941 年初，重庆地下党组织遭破坏，曾联松被迫离开重庆，临行前，我资助了他十块钱和一床被子，连同手指上的订婚戒指也送给他做路费。直到 1949 年夏天，我们在已解放的上海重逢，而且不久以后，曾联松设计出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原在南京中华女中任教的堂哥佘守德也到了重庆。他毕业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到重庆后，在重庆大学任国文、历史教授，对我文史方面的学习帮助和影响很大。
警报声中防空洞里做课堂
“ 黑球高挂笛长鸣，不吃不眠心不惊。教室无人寝室闭，跑向荒野最聪明。 ” 这是我晚年在连云港市老年大学学习写诗后，写的一首《在沙坪坝南开中学躲警报》。
1944 年失学期间逃难到福建，与几个月大的大女儿合影。
1945 年失学期间，在杭州与一岁多的大女儿。
那时早晨在操场上集会，一口天津话的训导主任就会讲：今天天气很好，你们知道吗？他的意思，就是日本飞机会乘着这种天气来轰炸。
南开中学没有围墙，周边都是山坡梯田，空袭的警报声一响，所有师生就赶紧往山坡上跑，坡上有许多早已挖好的防空洞。最初的防空洞长宽高大约只有一米，只够一个人藏身，就那样蹲在里面，背贴着土壁。
日本飞机一开始都是白天来轰炸，前一批走了接着又一批地来。我们没饭吃，也不能上课。在洞里躲的时间长了，会乘着轰炸的间隙出来，面前就是梯田，长着蚕豆、萝卜什么的，我们就偷着吃一点。
白天倒无所谓，但后来日本飞机改成晚上来，睡梦中被警报惊醒，从寝室里跑出来，天气凉时也来不及加件衣服。拼命地跑啊，四周一片漆黑，不注意就会摔倒。有的地方是坟地，跑的时候，蓝绿色的 “ 鬼火 ” 在腿边紧跟着，心里怕怕的。躲在小洞里，没人说话，一蹲就是一夜。
1939 年，我初中毕业， “ 那一年，我们上课和考试，都是在防空洞里。这个时候的防空洞，仍是在学校周边的山坡上，但已是可容纳几十个人的真正意义上的防空洞了。马蹄形的，很大，每个班级一个。
防空洞里光线幽暗，得点上几盏小油灯，烧的是菜油，每盏灯只有一根灯芯。洞里氧气不足，灯不能多点。没有课桌，只有一排排长木条钉的 “ 长凳 ” ，坐在上面，手里拿着书。光线暗的地方，书上的字看得非常吃力。防空洞顶上，有时还滴着水。洞里静静的，只有老师在前面讲课的声音。
“ 防空洞里水汪汪，一盏油灯胜太阳。考试读书均不误，老师学子意高昂。 ” 这同样是我晚年写的关于 “ 躲警报 ” 的诗。在艰苦的环境里，同学们学习非常认真，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机会。洞外敌机正在轰炸，我们心怀 “ 读书救国 ” 的理想，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初中毕业考试时，是全市统考，试卷拿在手里，垫在讲义夹上答题。我们班在重庆市的所有毕业班里成绩是第一。
战乱中再度失学
1940 年，重庆遭到日本飞机更猛烈的轰炸。 8 月底，我投考了南开中学高中部。 10 月底因七叔佘念善要调到江西上饶，母亲决定我家也跟着一起去。那时我父亲是国民党六十七军中将军长，在湖北、湖南一带抵抗日军。
我不想离开南开中学，更怕去了江西后会失学，坚持要留在重庆，但家里不放心我一个人留下，便提出让我结婚。我和郑玉麟都同意了，但由于年龄尚小，只是先订婚。 1941 年 3 月，郑玉麟被派到成都的航空研究院工作。我高一放暑假时，也因重庆被轰炸而去了成都。
在成都，我跳级考取了私立中华女中高三（要补上高二一年的功课）。这是一个四川人办的学校，但有 “ 背景 ” ，有的老师是 “ 国家主义派（青年党） ” ，校长（女）和教导主任生的孩子叫 “ 希特勒 ” 。有次有位男教师在周会上骂法西斯主义，骂希特勒，不久他就不知到哪里去了，这件事同学们都很好奇，背地里悄悄议论。高三上学期于 1942 年 2 月结束，我考了第一名，操行也得了甲等。
高三下学期，我当了学生会负责人。 4 月的一天，我们坚持女同学不能每天早晨跑步（来例假时），向体育老师（他也是一名青年党党员）反抗，又对体罚表示不服，被校方开除（同时开除的还有一位叫赵淑君的同学）。在那之前，校方曾说我们有 “GD 嫌疑 ” 。我们离校的当天下午，全校学生罢课，向校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让我和赵淑君回校，二是赶走体育老师。全校学生接连罢课三天，校方最终妥协，介绍我和赵淑君到成都私立敬叶中学高三毕业班去，罢课才平息。
中华女中的训育主任熊淑文是湖南人，北师大音乐学院毕业，她曾在长沙战事紧张的时候，夜不能眠，整夜坐在院子里看天。她说，这是对敌人消极抵抗的结果。她经常教我们唱抗战歌曲、流亡歌曲，第一学期结束欢送毕业班，表演的话剧一个是《中华民族的小孩》，一个是《铁臂膀》（讲述游击队的故事）。我们被开除的那学期结束演的是《野玫瑰》（歌颂地下工作者的故事）。我被开除后还和她联系，她介绍我一个人到成都的蜀华中学上高三，但我不愿意多读半年，同时中华女中已介绍我到敬叶中学高三下学期（毕业班）去，所以就没去蜀华中学。
1947 年 3 月，在江苏省立江苏学院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单。
到了敬叶中学后，功课很吃力。这所学校比中华女中的课程进度快，高三下学期只剩最后一个月的功课，同时还要补学因中华女中进度慢而未来得及学的课程。虽然在敬叶中学是毕业了，但会考时英文不及格，投考中央大学和四川大学，都没考上。
1942 年 8 月，我离开成都到重庆，准备去找父亲。等了个把月，由办公务结束返回部队的父亲部下，把我带到了湖南澧县国民党六十七军军部，见到了父亲。
父亲在南京保卫战后， 1938 年任川军二十九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了武汉会战、随（县）枣（阳）会战，后又任一二六师师长，部队驻扎在湖北襄樊一带。他有时会托人送一些缴获的战利品到重庆的家里，有日军的刺刀，还有一面日本 “ 太阳旗 ” ，上面有许多日本人的签名。当时父亲的部队和李先念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后改编为新四军五师）靠得很近，他成了共产党的 “ 统战对象 ” ，双方经常联合对日作战。
我在父亲的部队呆了一个多月，曾经看到有两个穿灰衣服的人，戴着灰色八角帽。我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初中时，周恩来去学校给我们作报告，穿的就是那种灰色衣服。所以当时我猜，那两个穿灰衣服的人应该是共产党。
那两个人将一匹缴获的日军战马送给父亲。那匹马很高，身上挂了两层脚蹬，父亲的手下教我骑马时说，要先用右脚踩第一层脚蹬，然后迅速用左脚踩上第二层，因为马只要人踩了脚蹬就会起步，若第二脚的动作跟不上，就会被马甩下。
不久因为要作战了，父亲要送我走，我告诉他，回去没处上学。几天后，父亲说已给我找好了到中央大学试读的机会，但我仍不肯走，说出中华女中开除我而且说我有 “ 共党嫌疑 ” 的事。父亲问： “ 你是共产党吗？ ” 我说： “ 不是。 ”“ 那么参加国民党，就不会再被怀疑了。 ” 他说。
于是父亲命国民党六十七军政工队的邱云舫（参谋科长杨小舫的妻子）为我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邱做了我的介绍人，带我去照相馆，临时穿上军装照相。我就这样加入了国民党，未填 “ 申请书 ” ，未宣 “ 誓言 ” ，未交党费，也未参加过任何 “ 组织活动 ” 或过 “ 组织生活 ” 。
1949 年夏天，参加了解放军的佘守恺在徐州与大女儿和儿子。
回到重庆后，准备去中央大学入学，这时才知道我只是没有学籍的旁听生，我当然不肯去。当年年底，郑玉麟接我回了成都。此后我便失了学，成了一名家庭主妇，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年半。在这期间，郑玉麟于 1943 年秋调重庆航委会机械处，我与他一同离蓉回渝。
1944 年，郑玉麟将要被派出国留学，我一个人千里迢迢到江西上饶母亲处。当年 5 月，我生下了大女儿，不到两个月，日军进犯浙江，我们翻过武夷山，逃难到了福建建阳。
江苏学院，中断的学业
父亲因在抗战中与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有接触，而且对新四军有过帮助， 1944 年，被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以 “tong gong” 罪名逮捕，解至重庆。七叔佘念善找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江苏涟水人顾祝同，托顾祝同邀何应钦一同出面斡旋营救，父亲才被放出来，但六十七军番号被取消，他本人也被削职为民。
1945 年 7 月，父亲独自到福建找我七叔（父亲 1944 年底被削职后居重庆，一直没有工作），我们一家重新团聚了。一个多月后，抗战胜利了。福建属于第三战区，顾祝同安排父亲任长官部高参，算是给了碗饭吃。当年年底长官部迁驻杭州，父亲也不用去上班。我的丈夫在国内发的薪水也可以从重庆汇到杭州。
1946 年春，我们全家又迁到江苏徐州，仍住在以前住过的佟家，才知道佟运舒及佟阜昌均在抗战胜利前去世了。这年夏天，我丈夫从美国回国。他本被分配去在台湾的第三飞机制造厂，但他不愿离家太远，就留在南京的国民党航空工业局计划处工作。
父亲在这里开了个小店，做烟叶和香烟生意。佟阜昌的堂兄佟遮佳，抗战时曾在湖北襄樊（今襄阳）一家进步报社做记者，和我父亲有过接触。我家到徐州后，他经常来和父亲聊天，说乡下农民受苦，国民党军队乱拉壮丁，民不聊生。此时我再也不想做家庭妇女，于是先进了补习学校学习，考取了徐州的江苏省立江苏学院历史系。
1948 年夏，江苏学院南迁镇江。但过了不久，淮海战役即将打响，火车开不出去了，别人转而乘卡车，我们怕那样危险，就这样留在徐州，等来了解放。
1951 年，南京，在华东空军工程部的佘守恺与母亲（中）、两个女儿。
1951 年，南京，在华东空军工程部的佘守恺与二女儿、儿子和大女儿（从左至右）。
1951 年，佘守恺（后排左）在南京市财经学校上学时与同学合影。
解放后，徐州市军管会送 “ 不愿留解放区的人 ” 走，但我们又舍不得走，就在徐州安居下来。徐州市军管会领导成立了 “ 华东军政大学徐州分校 ” ，校长是陈毅。所有学员都是从社会上招来的知识青年，先体检合格后，再通过考试录取。被录取的学员名单登在当时的《新徐日报》扩大版上，约有三千余人，下辖三个部，即一部、二部和女生部。我也考取了这所学校， 1949 年 2 月录取报到后，因家庭拖后腿，没参加学习，当年 3 月，经在徐州市委工作的佟进（佟运舒的侄儿）介绍，参加了革命工作，进入徐州市人民政府教育局社教科，担任教育局直属中山堂广播员。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占领上海，我跟社教科到上海卖电影片，在我丈夫的三弟（郑玉莹，上海中纺十厂技师，地下党员）处见到了丈夫，他在半年前已离开了国民党空军，在上海等待解放（国民党航空工业局中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此时正在上海军管会空军部工程人员学习队学习。 1949 年 7 月，我得到组织上照顾，也调到上海军管会空军部工程人员学习队，和丈夫一起学习。 9 月，华东空军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正式成立，在上海大名路 2 号办公，我负责保管仪器、文书、账目兼出纳。 1950 年 1 月，华东空军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奉命迁到南京小营办公。 9 月，航研室撤销，并至华东空军工程部，迁明故宫机场。
我到南京后，将在徐州的父母也接了过去。父亲在南京加入了民革，每天参加政治学习，但没有工作，于是写信给曾经共同抗战的李先念，才被安排了工作。李先念当时主持湖北党、政、军全面工作，又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李先念亲自致函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在他的关心下，父亲于 1953 年被安排到南京市文管会工作。由于参加北伐时受的枪伤复发，父亲于 1956 年去世。南京市委组织部和市委统战部组成治丧委员会 , 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冷遹主持了追悼会。
1951 年 7 月，我丈夫要被调到在东北的重工业部航研部门工作，虽然上级动员家属同去东北，但我因和丈夫闹矛盾而没有去，想继续上学，那年 8 月报考了南京市财经干部学校。录取报到后，丈夫来信说他已被派往沈阳 111 厂，厂长同意我即去该厂工作。但我还是决定留在南京上学，直至 1952 年 7 月毕业，进入江南汽车公司（今南京市公交公司）当了一名会计。
转自《 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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