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木：我的挑夫爷爷推车爸
我的挑夫爷爷推车爸
－－一位普通农妇的口述家史
作者：余小木
民国初年爷爷落户中和
我，一九四六年出生的，今年六十八岁了，从记事起一直在白庙子住（原中和乡朝阳村七队），要不是城镇规划、拆迁，几十年从未挪过窝。我家姓成，姓成的有三种：包东“陈”，禾口“程”，我们是比较少见的那种跷足“成”。
我爷爷成克元，生于清朝光绪年间，原籍倒石桥（现双流万安镇）姜家庙成家湾。爷爷给人家当脚夫，挑红糖为生，外号人称“成卖糖”。哪里是卖糖的哟，纯粹是帮老板挑糖，挣脚力钱。爷爷名下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真资格的赤贫农。
听老爸说，爷爷年轻时可是个挑脚的好把式，凭着一条弯弯的扁担，一根四尺来长的打拄棍，一副绳索系的篾圈，挑着八九十斤的担子，穿行在窑子坝（现双流太平镇）至成都的乡间小道上，扁担闪悠悠，足下健如风，往返百余里，挣点脚钱，养活一家老小。
哦，我还忘了告诉你，我们老家本来在万安姜家庙，咋个到中和场来的呢。听老爸说，在旧社会，象你爷爷这样的人家找对象确是很难的。爷爷都二十几好远了，尚未安家。恰逢白庙子有一姓欧阳的人家，家道还殷实，家中有一女，排行老三，人称“阳三妹”，因胎生的六指儿（六拇指），一直不好说人户，后经人撮合，说给了我爷爷，就是后来成了我婆婆的“成阳氏”。就这样，我爷爷和婆婆租了当地财主赵顺之家八分八厘地和一间破草房安下家来。从此定居中和。那是民国初年的事。
我的孃孃叔叔们
爷爷靠挑糖当脚夫谋生，农忙时给人打短工。割麦、薅秧、打谷……样样都来，小工一升米一天，大工一升半米（每升米约折3市斤）。爷爷婆婆一共养育过三男五女，我爸爸是长子，我是爸爸的长女。老爸的故事后面慢慢摆（摆龙门阵，讲的意思）。先把几个孃孃、叔叔的情况介绍一下：
大孃成孝芳，早年嫁与大面铺水巷子开酱园坊的邱大兴为妻。大孃为人心地善良，性格泼辣，处事精明能干，过门后，一直协助丈夫开酱园铺，卖酱油、醋、豆瓣、盐巴……在水巷子有一大开间门面，由于俩老口待人诚信，经营有方，生意还算红火。合作化后，大孃积极参加居民委员会的工作，长期担任居民组长。逢场天，协助管理市场，主掌公平称，每月还可领几块钱的补贴，将一个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改革开放后，颐养天年，活了八十多岁去世，也算高寿之人。
二孃在奶娃时就夭折了。
三孃幼时，因家庭贫苦，没法养活，送与他人作童养媳。后来，音信渺茫，不知去向。
四孃成素清，十一、二岁即送到邻近农家帮工寄饭，后来嫁给比她大十多岁的菜农李树勋。四姑爹为人本分老成，种蔬菜是位行家，日复一日闷声不响地在地头干活，苦心地经营着那片菜园。一年到头，很难看到他进茶馆酒店或在田间地头消闲聊天，一直活了九十来岁，从未离开养育过几代人的这片热土。操持家务，拖儿带女、洗补浆裳的事儿都落在四孃头上。别看四孃个儿小小巧巧，走路扭扭婷婷，但为人古道热肠。每逢上街时，常与熟识的街坊邻居嘘寒问暖，招呼应酬。“啊，啊，你那个娃儿有点发烧。”她摸着一位年轻媳妇怀中奶娃儿的额头，关切地说，“下午我给你带金钱草，竹叶芯来，熬水给娃儿喝，烧就会退的”。“成四孃这个人嘛，为人和络，待人热诚，好人哪。”街坊上人们评价。四孃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去世，死时五十多岁。
五孃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起了，也是因家庭穷困，无力供养，几岁时即抱养给九眼桥附近一户人家。听说长大后，嫁给国民党的伪军连长杨大能，就住在九眼桥附近。解放前，过着衣食无忧，搓麻将、玩纸牌、嗑瓜子、串门儿……闲散似的军官太太的生活。因成家穷，一直没有来往。三年饥饿时期，六零年吧，一位面黄肌瘦，衣着破烂，拖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的妇人，来我家投亲靠友。听大人们说，她就是小时候抱出去的五孃和她的儿子毛毛。俩娘母在我们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五孃每天出去赶附近乡场做鸡儿生意，毛毛帮四孃家割猪草，混碗饭吃。那年月，走遍天下到处都在闹饥荒，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们都自顾不暇，家里平添了两张嘴，这日子怎么过？万般无奈，腊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妈悄悄地将从制革厂运回用来沤肥的带毛猪皮边角料，捡些回来，放进灶孔内烧去长毛，将皮子烘干烤熟，另外准备了一些糠饼饼一类的干粮杂物，装了满满一小布袋，为五孃俩娘母备上回老家用的“干粮”。第二天，一个灰雾蒙蒙的早晨，我们送别五孃两娘母逃荒回老家营山。谁都知道：在这荒年灾月，一路上缺衣少食，数百里路程，此去前程生死难料。无可奈何之下，姑嫂兄妹间只得互道保重，依依挥泪分别。之后，音信茫茫，这次分离，再也没有见面。
介绍完孃孃们的情况，再说我爸爸他们三弟兄。老爸在时，常说：“成家祖坟上没有栽弯弯树，从你爷爷的爷爷起，几代人都是大老粗，文盲！”他还自我安慰地说：“都去读书做官去了，又哪个来推车抬轿、种田植树喃。”干苦力，受穷挨饿，好象是我们命里注定的，那就只有认命罗。
二爸成孝全自幼身体虚弱，五零年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还没过鸭绿江就因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退了回来。组织上曾安排他去某单位上班，因二爸生性优柔寡断，舍不得才安的家，新婚的老婆，犹豫不决，失去了参加工作的机会……就一直埋头在家种地。二爸死于六一年饥荒时期，去世时年仅三十来岁。
幺爸成孝忠也是位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学过棉织手艺，曾在毛巾社工作过，六二年精简压缩回乡，勤勤恳恳务农。中年丧妻，生活坎坷……晚年境况还好，活到古稀之年，因脑溢血突发去世。
爸爸去省城打工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爸成子云，生于一九一五年二月十四日（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一），十四、五岁就跟着爷爷挑脚，外出打工。甚至远走眉山、彭山给瓜农收瓜子，工钱没有，只能混饱肚皮。“磨骨头养肠子，造孽！”晚年，老人家回忆起那段经历，还心有余悸地给我们忆苦思甜。
一九三四年春，经邱大姑爹介绍，我爸去成都海会寺酱园当学徒。北门大桥附近卫民巷住的钟崇银师叔，是老爸当徒弟时的大师兄，和我家关系一直密切。临近解放，工厂倒闭两师兄落难跑烂滩时，钟师叔在东郊外被捧老二（歹徒）刺伤，扔在猛追湾附近田坝头。我爸闻讯后，急忙赶去将他救回家中。患难相助，两人一直情同手足。经济困难的六、七十年代，柴火紧张时，钟师叔常年为我家提供煤票（他家用不完的，或在黑市上卖的）。有时骑着自行车将蜂窝煤票送下乡来，催促师弟：“月底了，五号票就要作废，赶紧去拉。”农闲时，我爸常带上新鲜蔬菜、瓜豆进城看望师兄，两位老人的情谊，一直延续到晚年。一九八六年师叔去世，墓葬安置我家自留地旁，修外环路时才搬迁。
老爸年轻时，做事灵醒，脑袋瓜子还打得滑，虽说只读过几天私塾，粗识几个字，但写起字来还“周吴郑王”（周正）的。老板见这年轻人行动利索、做事机灵，就将他提拔起来当了“管事”（相当于现在的供销科员），每天去成都安乐寺茶馆交易中心搞业务。这可是老爸成子云一生中最拿脸、最辉煌的时期，无怪乎老爸晚年回忆起来，还很得意地说：“那时，每天都去安乐寺‘坤起’，交易进出的盐巴、黄豆、米面、豆瓣、豆豉、豆腐乳……论担担子，响当当的银子啊，成百上千地从手头流过……业务好，老板给提成。”（可能还要吃点回扣）但是，好景不长。抗战胜利后，听说打起了内战，国民党官场实在太巫教（腐败），票子越来越不管钱，老板生意不好做，就裁人，爸爸也就失业了。
那时，老爸和我妈刚结婚不久，小两口在成都东门一起生活，想另找门路，以求生存。成都这个地方啊，真是“坐要坐钱，站要站钱”，门道难寻，三刨两攒，坐吃山空。实在没法，夫妻俩只得在天星桥租一偏偏房住下，每天在东门大桥一带走街串巷挑小菜卖，艰难度日。想当初，当“管事先生”的时期，经常出入于茶坊酒店，川行于剧场影院，十分得意。而现在，为求生存奔走在穷街陋巷，卖点下脚菜（低档菜蔬），挣点下力钱，经常忍饥受饿。落差之大，简直不敢相信！“我哦，这辈子真是玩不尽的格，丧不完的德！”有时喝了点烧酒后，回忆当时情景，老人常自我感叹。
穷苦的人啊望出头
一九四六年底，我刚出世不久，家里爷爷年老多病，小脚婆婆也需人照顾，爸爸脚下弟妹们尚未成年，家里一粑啦嘴要吃饭啊，爸爸的担子更重了。
在城里混不下去，爸爸只得带着妻子、幼女返回白庙子家，靠推鸡公车维系一家老小生存。那时的中和场，没有公交车，马车也仅李氏兄弟和邱老乡两三部在跑。偶尔有成都下来的黄包车，那是阔人们的专车，很少在中和招揽生意。所以，鸡公车成了最普通又价廉的运载工具。爸爸的车，安上靠背加个粗布包着的草把把坐垫，就可上路推客人，往返于中和场、九眼桥，一个单边可挣八合到一升米（约合2.5—3市斤）。我还依稀记得：爸爸推着客人，将车停靠在白庙子路边，急冲冲地提个小布袋，把在街上粮店购得的米送到家里，拿上个干馍馍，又匆匆赶路去了。有时，揽到推货的业务，爸爸只须把靠背架子卸下，就可给人家推米、推面、推盐巴、推红糖……总之，只要能挣几合、一升米，不论什么下力活他都愿干，生活所迫啊！妈妈去簇桥机场给人当奶妈去了，我在家里哭闹不休，爸爸就将我捆在车上，出去揽生意。“你啊，是捆绑在鸡公车上长大的。”晚年，老爸回忆往事指着我说。
爷爷老了，身子愈来愈弱，疾病缠绕，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钱治病哟。好在大孃家境稍好，不时地送来些油盐米面，照顾老人。远水难解近渴，爷爷的病日渐加重。这一天，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的，尚在病中的爷爷一个人悄悄从后门出走，翻过竹旺山，沿着坡坡坎坎的乡间小路，竟奇迹般地步行三十来里，到大面铺他大女那里，当晚就死在那儿。迷信的人说，人死前是要去收脚板印的，不知这话真假。精明泼辣的大孃，连夜请人用滑杆将爷爷尸体抬回。匆匆赶来，一面为爷爷备办后事，一面捶胸顿足地号啕：”成子云呀！你这黑心烂肠的，……明明晓得老汉儿病得不轻呀，……你把他支到我这里……你啊你，害我啊，呜，呜……你这天煞的，成子云呀，啊，呜，呜，呜……”弄得我爸半天回不到神，窘得六神无主，一言不发，欲哭无泪。大孃发泄一通后，亲戚邻友好说歹说，终于劝住老姐子的哭闹。常言说，人死了，入土为安。姊弟们还是商商量量、和和气气将老人丧事办了，安葬于万安成家湾祖坟坡。
爷爷死后，爸爸长年不断地靠推车、种地、打工，苦苦地支撑着这个艰难的家庭。一个雨过天晴、凉风阵阵的早晨，我们一家人正挤在茅草棚下，喝着清汤寡水的青菜稀饭。财主赵顺之（民团团长解放后被枪决），踱着方步，从我家门前经过，回过头来，指着我爸骂道：“你看，你看，房子都要垮了，也不撑一下！屋前屋后，整得个乱七八糟的……简直不象话！”我爸只能唯唯诺诺，接受主人家的训斥。一家老小吓得缩在一团，生怕财主收回草房。否则，连个遮风挡雨的窝窝都没有。说实在的，老爸这个人有些迷信，阶级观念也十分模糊，对赵团长这类人十分敬畏，常说“聪明有种，富贵有根”、“人家赵团长，气宇不凡，眉宽额正，生就一幅福相”。解放后，他还说：“人家赵团长，可是有脑筋的，人民政府一来他就晓得，时局变了，‘我们这些人不行了’，共产党是不会用的。他教育子女，要识时务，跟形势，才有前途。他家大的子女都参加了工作。有个儿子参加武工队，牺牲在剿匪战场。他家还是烈属咧。”当然，老爸的这些上不得台盘的话，不能在社会上说，只能私下家里议议，哪里说哪里丢。
临近解放，社会动荡不休。有一次，爸爸推车从城南返回，在三瓦窑附近被一群胡宗南败逃下来的烂兵截住，叫他推一名伤兵跟着部队走。老爸第一反应就是“这下完了，遭拉夫了，一家老小咋办？”这时，天色渐渐昏暗下来，他边走边考虑着怎样脱逃，就故意装肚子疼，一步一挨地掉落在后面。擦黑，爸爸将车推至高河坎一处芭茅丛边，趁前后无人，老把子猛然将车子用力一举，将伤兵倒在河边，推着车子拔腿就跑。凭着熟悉的环境和路径，他把车子藏在一笼竹林深处，沿着弯弯拐拐的田坎小路跑回家中，让家里人吃惊不小！“你不怕他们开枪打你？”婆婆心有余悸地问。“顾不了那么多了，只图逃命要紧！”爸爸头上还冒着冷汗。此后，爸爸好长时间都不敢出门，兵荒马乱年月，怕碰上拉夫的。艰难困苦的穷人们，真的热切期望“改朝换代”，盼望着有个出头的日子。
在翻身的日子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成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解放大军入城。成都解放了，我家也获得了新生。人们热情地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据八十多岁的老贫农佘文山回忆，解放初，才四、五岁的我，扎着个小辫子在院坝里学着扭秧歌，跟随激动的人群唱啊，跳啊……欢乐的情景，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土改后，我家七口分得了土地八亩和瓦房四间，还有神龛子、方桌、板凳及几样破旧家具，我们算是真正有个家了。妈妈不再帮人了，爸爸也用不着天天外出推鸡公车了，就在家里一心一意做农田活路。
在农村，象老爸这样祖孙几代的贫雇农，根红苗正，理所当然地成了革命的依靠对象。加之，老爸初识几个字，又在省城混过几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贫穷落后的乡村贫下中农队伍中，算得上是个“人才”。所以，在农业改造，建设新农村中，从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都是置身其中的亲历者，历史的见证者，积极的参与者，先后担任过互组组长，农业社社长，人民公社生产队长。
老头子为人“嗬嗨”（豁达大度），处事圆范（灵活），抱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人生态度，跟着形势走，从互助合作、“一化三改造”、建立初级农业社、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天等于二十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沉浮颠簸，不左不右中间走，不上不下居中游，成了一名既爬不上去又垮不下来的不倒翁（直至文革时期在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可悲误会中卸职），一直当了十多年的队长，在朝阳村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的生产队“基层干部”。晚年，老人家回忆起这段人生经历时，说道：“农村基层干部不好当啊，弄不好就是‘巴巴掌请上去，足头锭子踢下台’。几十年，不容易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反正我问心无愧。”
老爸当“生产队长”的经历
土改后，我家过了一段时间的“八亩土地一腿牛（几家人打伙一条），老婆孩子热坑头”的平静日子。先是成立互助组，五五年合作化运动兴起。后来，批“小脚女人”迈开大步，建立高级农业社。那时，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仅要把中国革命搞好，还要把台湾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还要支援世界革命。时间不等人呀，要反右倾，破保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上面一个号召，社员们踊跃响应，五八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迅速、全面地在全国开花结果。人们象着了魔似地砸锅毁铲，去公共食堂吃饭；拆房砍树，砌土灶炼钢……好象只要钢铁元帅升帐，粮食卫星上天，我们就不愁吃穿了，共产主义天堂就在眼前。
这期间，作为生产队长的老爸，时常带领社员参加大兵团作战、改土熏肥、铲田边地角、吆麻雀逮老鼠、搞示范田，开现场会……妈妈指着老头子抱怨着：“你啊，象失魂落魄似地，整天整天不落屋，不顾一家老小……”还说着，老头子一晃又不见了。一九五九年秋，我还不到十四岁，也争着要跟着大人去落鞘桥参加大兵团作战。傍晚，我们齐集在肖家大院，等候佘家礼（生产队粮食保管）从十里外的白庙子，用箩筐为“兵团战士”挑来红苕干饭。那时，我还真不懂事，只觉得参加大兵团作战好耍，又闹热，晚上还有加班饭吃。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有一个通病：喜欢喝二两（酒）。我爸尤甚，达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只要有酒，不论生葫豆、干海椒、冷泡菜、甜李子，他都可以将就下酒。酒后，时闹笑话。大跃进的年辰，生产队时常利用晚上，在李家院坝开社员大会，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安排突击任务。夜色中，老把子乘着酒兴向社员们宣讲：“少秧密植，就是要少要密……少了不密不行；密了不少也要不得……上头说的，要少要密才能增产……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要按上头的指示办……”时常将一句话说过来又说过去，罗里罗嗦，废话、空话，筛话一大堆，真的烦人！夜深了，待要说到安排布置任务的正题时，疲惫不堪的社员已七倒八歪“呼呼”睡着一大片。社员们给他取了个外号－－“成绵玄”。母亲为了杜绝老头子酒后“然哇”误事，曾在他的酒瓶子中，悄悄放进一只死耗儿，想迫使他产生厌恶酒的感觉，从此戒酒，但一直未能奏效。
夸出来的富裕繁荣，吹起来的亩产万斤卫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一天天，生产队的粮仓空了，公共食堂的甄子瘪了。人们在食堂吃饭，从干饭随便胀，到红苕饭定量，再到稀饭按汤瓢分食，再后来连清汤寡水的碎米子菜叶稀饭都拿不出了。肿病象瘟疫似地在乡间蔓延，饿死人的现象时时发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年饥饿时期”，或叫“低标准那几年”。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晓得，我们的娃儿你跟他说，他们也认为“不可思议”。
我真佩服老爸子的耐力和忍性，在那又饿又累的年月，他仍然将“生产队长”的担子扛着。人家精灵人，早就梭开不干了，另找门路解决肚子闹架问题。这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并没有给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福分”和“机缘”。前面我已说过，我家历来根子浅，家底薄。一家老小八口。为了活命，我和年幼的妹妹不得不去田间野外摘灰灰菜、野油菜、狗地芽、捡红萝卜根充饥……常言道：“出林笋子先遭难”，作为家里老大的我，上完小学就辍学参加队上生产劳动，那时，我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如何让年老的婆婆和年幼的弟妹都能吃饱，不再挨饿。
一九六二年，上面政策有了松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政策有所收敛，“一平二调”的歪风得到制止。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有了增加，害肿病的人也少了，大家开始告别了饥饿，过上温饱日子。老爸所在的这个生产队的管理机构逐步走向完善、健全。生产队队委会由上级指导，民主选举产生，设队长，副队长，会计，经济保管（出纳），粮食保管，还有外勤人员负责采购和联系有关业务。生产队下设三个大田作业组，一个蔬菜组，还有副业组。生产队劳动收入水平，一直保持在小春预算三角六分，全年决算下来八毛左右。“低标准”下来，队上仅有160多人，后来发展到300来人。人员收入情况在中和公社范围内，属中等偏上水平。我家上有婆婆，下有四女一男，弟妹还小，劳动力弱，年年决算都要倒找，只能等到年底卖了肥猪，或四处借债，凑足欠款才能分到全年口粮。仅管历经“批冒进”、“反右倾”、“社教”、“小四清”、“大四清”各次运动，老爸的“队长”担子一直丢不脱，“人家要选我，有啥办法？”他显得一副无奈状。“这差事，精灵的不干，心凶的，人家不选。只有你这个假精灵去乘起！”妈说。
一九六三年，婆婆在翻过粮食关的第二年去世。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闹得个地覆天翻，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一九六八年底，在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下，年过五旬的老爸，噩运降临，张冠李戴地当成“大特务”揪了出来（据说敌伪档案中确有个叫程子云的中统），这起通天大案，震惊一时。群专司令高某某亲自到陈家庙，指挥破案，将老爸投入私牢，群众斗争，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毫无着落。结果尽人皆知，最后道声误会，不了了之。老爸就此结束了十余年的“队长”差事。 这场可悲误会，差点丢了老命！
爸爸出事后， 母亲又急又气又吓，整日里唉声叹气，本来就多病的身只，哪能经得这样的折腾，不久就去世了，死时还不满五十。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宣告文革结束。接着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老爸向上面申诉，领导们说：这是群众组织搞的，无案可查，无反可平。看来，这场冤枉祸事，只得死后到阴间，找阎王老爷申诉。确实，一个人经历的坡坡坎坎，遇到的冤冤枉枉事情，真是个扯不断、理还乱。
尾声：老爸的幸福晚年
爸爸是典型的乐天派。尽管饱经风霜、历尽冤屈，他也会自我安慰：“神仙五百年还有一劫咧，何况我等凡人。”甚至还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攀比：“人家刘少奇劳苦功高，文革中都给整死了，你一个生产队长算老几？”好象只要没有死，就是万福！乡坝头的人常说，象你老爸这样通达，乐观，遇事放得下，丢得开，化得气的人， 一定寿缘长。
不当队长后，爸爸的担子轻松了不少，每天去田坝头经佑下庄稼，到自留地里种种蔬菜，有空时也去街上喝闲茶，饮小酒，农闲还不时地去城里钟师叔那儿散散心，叙叙旧。日子过得道也自在潇洒自在，姊妹们一天天长大成人，老头子也就退居二线了。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带来了乡镇企业大发展。八十年代，爸爸去一家村办的仅有十来个人的“工程塑料厂”当看门人。衣食无忧，工作轻松，一呆就是十来年。喝跟斗酒（一种地方土灶产的烈酒），打小麻将（2角、5角的规格），看坝坝戏（草根班子剧团），附近场镇耍，悠哉游哉，工作，生活，娱乐三不误。“想不到啊，晚年逢盛世，过上这么好的日子。”爸爸是典型的乐天派。尽管饱经风霜、历尽冤屈，他也会自我安慰：“神仙五百年还有一劫咧，何况我等凡人。”甚至还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攀比：“人家刘少奇劳苦功高，文革中都给整死了，你一个生产队长算老几？”好象只要没有死，就是万福！乡坝头的人常说，象你老爸这样通达，乐观，遇事放得下，丢得开，化得气的人， 一定寿缘长。爸爸年近八十，不再给单位打工了，回家安度晚年。老爸精神乐观，身板硬朗。还能不时地参加割麦、栽秧、打谷等农活，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感觉到自愧不如。闲暇时，约上三两好友，逛石经寺，看龙泉桃花，游都江堰，登青城山……二零零一年八月初，年届八七，还参加中和老协组织的去彭州白水河农家乐避暑。八月五日，和众游客一道徒步登上丹顶山。老协负责人曾当众表扬：“朝阳七队的成爷爷，八十多了，登山顶健步如飞……”老人家长寿之道，除性情绵软，很少生气；保持粗茶淡饭，常食新鲜蔬菜外，为人心胸宽敞，心态好。他常说：“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不与人家攀比、遇事化得气，常说，现在的日子与早前比，算神仙日子了。
公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傍晚，爸爸因心肌衰竭，安详地去世了，终年八十有九。
（本文根据原四川双流县中和乡朝阳村七社成会芳口述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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