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上山下乡运动终止的见证
上山下乡运动终止的见证
－－读一份关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调查报告
作者：余杰
一、调查报告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云南发生了知青大返城的事件。经过近半年的博弈，最终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知青得以返回城市。这件事标志着自毛泽东在 1968 年 12 月 21 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形成的上山下乡运动走向了终点。
1980 年夏天，国务院知青办在向中央做了汇报中承认：随着政策调整，继续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路难以走下去了。
国务院知青办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几点意见》，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原则同意。接着拿到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讨论修改。 1980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领导小组将这个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文件明确提出：
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不能全部或大部分在城镇安排的，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予以安排。
这个文件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可以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不下乡了。这是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到了 1981 年全国基本上不再动员下乡。知青上山下乡正式宣告结束。
大潮渐渐退去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退潮的过程中，云南知青在 1978 年开始的大返城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发生在“文革”期间将近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就全国范围来讲，没有一个地区有将近 5 万知青一起为回家的目的写信给中央、集体罢工、赴京请愿等。云南是个特例！
在事件解决的最后阶段形成的由国务院调查组和云南省革委会在 1979 年 1 月 22 日形成的《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 ( 见《我们要回家》·刘晓航著·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420 页 )
这是一份迄今为止官方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的起因、发展、原因、解决办法全面叙述的书面文件。调查报告不是就事论事地分析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而是涉及到这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上山下乡的种种不是。这在官方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文件中是极为罕见的。在这个调查报告的基础上产生的云南省革委会《关于贯彻中央 (1978)74 号文件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基本上能够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当时知青要回家的问题。
今天，我们再次细读这份调查报告，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为什么会在 1978 年的秋天在云南的国营农场爆发大规模的知青集体请愿、罢工事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年上山下乡为什么会不得人心？这样的累积是造成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终点的必然因素。
第二，由此可见，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是“很有必要”，还是一场劳民伤财的、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运动？是解决因为“文革”原因造成的国民经济大幅度停滞所带来的后果，解决就业的出路，还是有着其他诸如“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
第三，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山下乡运动最终被抛弃？从一开始的动员，到处于那个年代青年学生对上山下乡的态度；从知青们历时十年之久的艰苦生活，到农村贫下中农的态度，都在从不同的角度诠释这场运动终结的必然性。
二、不去回避问题，直指矛盾焦点
这个调查报告产生于 1979 年初，它是对于云南知青“闹事”过程进行了调查以后所产生的一个总结。在云南发生了知青集体请愿事件以后，各方都在关注。调查组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这个事件的性质。
调查报告没有回避。在第一部分就直奔主题：“知青闹事的情况”。在云南农场知青的基本情况 ;1978 年 10 月丁惠民 ( 上海知青 ) 发表了给邓副主席的公开信；“北上请愿筹备总组”的建立；知青们发动捐款、要求赴京请愿，州委的劝止、部分农场知青开始罢工、发展到占知青总数的 70% 人参加等等都一一罗列。包括各级领导做的工作；知青们坚决北上请愿的过程；王震副总理的接见；国务院的 3 条电话统通知；知青们继续宣布罢工等等。报告中没有一点回避，而是用一种客观的方式进行了叙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结论点是什么呢 ? 调查报告很明确地指出：“知青请愿、罢工的唯一要求是返回城市。这个要求普遍、坚决、强烈。”
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很明确，很坚决，很强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摆在调查组面前以及当时云南和中央领导面前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云南知青要求大返城的诱发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 1978 年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在总结 16 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决策性的会议。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 即中发〔 1978 〕 74 号文件 ) 。文件指出：今后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城市要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 1972 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
在中央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云南的知青已经开始“闹事”。对立的双方都在等待北京召开的知青工作会议的具体精神。对于云南的知青来说，当时听到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的消息以后立即出现了强烈的反响。当事人丁惠民曾回忆说：“你见过马蜂炸窝时的情景吗？当时知青的情绪比这还要猛烈一百倍。‘什么狗屁决定？老子受了八年罪，现在连个知青名份都没了。’‘拼了，反正活不下去了，大家拿起武器，到缅甸打游击去！’‘对，我们有这么多人了，怕谁？’ 一时间，群情激愤，沸沸扬扬，我敢说那些举手通过决议的人如在这里的话，非被当场扯成碎片不可。” ( 见丁惠民《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 )
对此，调查报告也指出：“ 12 月 25 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处理云南知青请愿问题的 3 条电话统通知，经过广泛深入传达，部分人开始复工。国务院调查组下去后，反复宣传党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央 [1978]74 号文件，又有一部分人复工，但是仍有 24000 人继续坚持罢工。他们说全国知青会议的两个文件，没有反映和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的问题，对于国营农场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困退，失去回城的希望，表示不满。”
杜洪林的《风潮荡落 ---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认为：“ ( 知青工作会议 ) 堵绝了相当一大批知青返城的路。……像这样的忽然‘解冻’忽然‘冻结’的情形已经反复过多次。…… 1978 年底至 1979 年上半年，是知青们为返城而做出种种过激举动的最集中的时期。”
当时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也是纠结于“两个凡是”。因为这个决策是毛主席定的，如果同意知青大返城等于是否定了毛主席的决策。特别是在 1978 年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召开的中央知青工作会议继续肯定了上山下乡，对于广大的知青来说无疑是浇了一盆冷水。
在这样的背景下，调查报告里举例说——
东风农场的知青对调查组说：“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是让我们回去，二是派兵镇压，没有其他办法。”勐棒农场有的知青说：“不回家是死路一条”“宁可杀头，也要回家”。勐满农场二分场八队一知青串连了 5 、 6 个人，准备好汽油，声称“五一”节前不解决他们回家的问题，先离婚，然后到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自焚。当调查组到勐腊、勐棒、勐满、勐定、盈江等几个农场时，都发生知青向调查组围攻、跪哭不起、哀求回家的事。
所有这些的事实直指一个焦点：知青要回城！调查报告限于当时为了解决火烧眉毛的知青罢工请愿事件，没有涉及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介。在那个百废俱新、拨乱反正的时刻，能够理解解决问题的人需要政治智慧。当时的情况是迫切需要立即解决云南农场 5 万知青大返城的要求，不是去讨论分析上山下乡是是非非的时候，不是纠缠于对于这场运动如何评介上。知青当时的要求简单明确：要回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用当时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农林部副部长赵凡的话讲：“参加革命半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考验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 凤凰网：赵凡：在云南知青返城的前夕 )
三、不被争论纠缠，注重事实说话
我们在这个调查报告中看到的是解决知青回城问题的措施、方法、对策等等。调查报告回答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云南知青怎么会“闹事”的？这在调查报告的第二部分“引起知青闹事的原因”里讲的很详尽。
“这次闹事有它的历史原因，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积累成山，长久未得到解决。”
开场的这句话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积累成山啊，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将近十年的时间，我们在干了些什么？种种问题为什么“长久未得到解决”？通看整篇调查报告，作者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也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从“有些地方动员知青来云南时，不实事求是。”“生活条件太差。”“少数基层干部对知青的管理简单、粗暴，个别的还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打击报复。”“社会歧视。”“交通不便，探亲困难。”等五个方面例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一个问题，上山下乡走到了尽头，知青应该回城 ( 回家 ) 了。
我特别感叹的是调查组在这份报告里写的这段话——
因为生活条件太差，就是原来一些满怀革命豪情主动报名来边疆的青年，也感到难以忍受。他们说：“刚来时满怀激情、热血沸腾，而现实生活如冰水浇身，苦上二、三年还可以坚持，如今七、八年甚至十年了，实在不能再忍受了”。
上述种种，积怨很深。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提意见的动辄打击报复，因此，知青敢怒不敢言。而今发扬民主，允许讲话，按他们的话说，“蕴藏在心底的火山爆发了”。我们深深感到，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闹事，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煽动起来的。
这里把所有问题的根源都集中到了“四人帮”的身上是很明智的。将知青们对于上山下乡的失望情绪从“可以坚持”到“实在不能再忍受了”展现在大家的眼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蕴藏在心底的火山爆发了”。要求回城的请愿是多年累积起来的，是对于上山下乡的否定。由此，调查报告的结论是云南知青要求大返城“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煽动起来的。”
不知这样的结论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肯定还是否定？由此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群体性的事件绝对不能采取压制的办法解决，只能采取疏导、引导、安抚、实事求是的面对。
其实，在云南知青要求大返城的过程中，所有的亲历者都回避对于毛泽东作出的上山下乡指示的评价。因为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从“积重难返”到“拨乱反正”需要一个过程。就在这次云南知青“闹事”期间，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接下来又召开了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清理。在这个时候，处于云南知青中的调查组是根本无法来回答如何对待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介问题。唯一可取的是面对事实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
例如，上山下乡作为在“文革”期间出现的“新事物”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不是调查组能够回答的。但是作为这场运动在组织动员上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是得不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的。在调查报告里例举“上海曾强制一些知青和郊区人民公社青年农民来边疆”、把“建设兵团”说成解放军等等、甚至发生昆明市以参军的名义，把当时只有十四、五岁八百名小学生骗来上山下乡的事实，令人触目惊心。靠着这样的欺骗来实现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来完成“再教育”的任务真的是荒唐至极啊！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文革”期间，足以说明这是一场浩劫！
调查组在报告里讲到知青生活的时候，说“生活条件太差。”。不是差，而是太差！报告指出，客观上“农场处于边远山区，又是初建阶段，食、住、行各方面都相当艰苦”，主观上“有些农场对职工关心不够，缺菜、少油，住房简陋，日用品很少，文化生活基本没有。”他们看到的是“住的房子还有不少是阴暗、潮湿、漏雨的茅草屋”。在报告中例举了一个事实：“东风农场一个知青因带草纸、肥皂、榨菜超重，被昆明车站检查人员罚款 74 元。还有个青年带了 20 斤食油，因超重，要没收，虽经苦苦哀求，也不行，青年一气将油统统倒掉。知青谈到这些情况，泣不成声，说这些食品都是爸爸妈妈一家人嘴头上省下来的。”
这些苦难的经历对于我们这些曾经生活在那里十年的知青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是永远无法忘记的。
知青的冤案、假案、错案，仅一个东风农场就达 400 多件；“例如有的规定加班劳动迟到一小时记事假一天；到了下班时间，地里活未干完，拒绝继续干的，全天不算出工；政治学习不参加，扣发工资，因病未愈超假的，按事假处理；探亲超假十天的不报销旅费，有的还扣发工资，不予报销探亲期间的医疗费，等等。”“仅东风农场从 1970 年至 1974 年就有 30 名基层干部因奸污女知青，情节恶劣，受到刑事处分。遭到他们迫害的女青年达 100 多人。”……
调查报告里一一例举的这些带血的事实在无声地控诉着上山下乡的种种不是。作为调查报告，在事实的基础上冷静客观地分析了事件的起因和缘由，很有说服力地展示了知青集体“闹事”的根本原因。直到今天，我们在阅读这篇调查报告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感受到云南农场的知青昨日的苦难，更加体会到以赵凡为首的调查组的用心良苦：让事实说话！
四、不为“本本”束缚，敢于实事求是：
怎么办？
事件已经发生，而且是不可逆转。知青们铁了心要回城 ( 回家 ) ，再继续用先前的说教如“扎根边疆”、“斗私批修”、“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来鼓励知青留在农村已经是不可能了。在现实面前，调查组选择了顺势而为的做法。他们在调查报告里根据客观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措施、办法。最使知青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是调查报告里明确提出了回城的几条路径：
1 、办理病退、困退；
2 、父母退职、退休，由子女顶替；
3 、劳力多余的，进行调工；
4 、上海郊区农民，按上海市意见，回去当社员；
5 、参军复员的，回到父母所在地安置；
6 、农垦部门在当地办中专和技校招收一部分知青。分期分批处理解决。
这六条基本涵盖了知青回城的所有路径。你只要自己去对照一下，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线”。按照哪一条办理回城的手续，需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关键是前两条，就是能够办理顶替的就办顶替；没有父母退休可以办理顶替的，病退的大门是敞开的。虽然在当时调查报告仅仅是向省、中央提出的一种建议，但是在农场里实际上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一股合理合法的大返城由此掀起了高潮，一股返城的大军蜂拥着奔向了城市。上山下乡到此实际上已经画上了句号。
在 1979 年 1 月 22 日形成的《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基础上， 2 月 6 日云南革命委员会下发了云革 (1979)22 号文件“关于彻底贯彻中央 (1978)74 号，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省革委会的通知基本采纳了调查组在报告提出的建议，指出：“……实在不愿意留下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由原籍省、市分期分批按下列办法解决：
1) 办理病退、困退。
2) 父母退职退休的可由子女顶替。
3) 劳动力多余的，进行调工。
4) 从农场参军又复员到原单位的可以调到父母所在地安置
5) 上海郊区的农民，按上海市委意见回原籍当社员。
……”
这个文件等于正式揭开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序幕，也是迄今为止能够看见的官方文件中对于知青回城的明确规定。
正是有了这份调查报告，我们可以不拘泥于对于上山下乡是否正确的评介上，绕开了一时无法说清的问题，直接地、实事求是地解决知青迫切期盼解决的问题－－回城 ( 回家 ) 。
正是有了这份调查报告，在建筑于铁的事实面前，任何还在犹豫或者是企图阻拦知青回城的做法没有了市场。在大家齐心协力建设“四化”的大旗下，实现了知青满意、家长满意、农民高兴、人民开心的双赢局面。
正是有了这份调查报告，理清了知青“闹事”的根本缘由，严格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强调要解决好知青当中的一些冤案、假案、错案，又指出对少数有打砸抢行为的人，一般应着重批评教育。但对情节特别严重，并造成恶果的，应当切实查明事实，追究法律责任。这些处理意见在客观上保护了绝大多数的知青，特别是带头罢工、请愿的知青。
这些能够使知青们回城的规定是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官方文件里。这个第一次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在历经了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后，这些规定的出现是对于这个运动的全盘否定；是制定者能够立足于事实，在没有“本本”和“教条”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对于“两个凡是”的一种否定。所以，当这些深得民心的规定出台以后，会立即受到了欢迎。当年的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推进者赵凡老人被称之为“知青之父”，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重新阅读这份调查报告，也依稀可以看到当年拨乱反正的艰难和不易。在这份报告的结束部分专门列了一个问题：“做好广大职工群众的工作，切实办好农场”。
当知青们趁着大返城的浪潮离开以后，农场怎么办？农场还是要办下去的。为此，调查组在报告里就职工的工资待遇问题、边疆津贴问题、以工代干问题、生活问题、日用百货供应不足问题、老工人对子女教育问题、工人在内地配偶落不上户问题、职工文化生活问题，国营农场没有工会问题都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可谓是用心良苦啊。
在这份调查报告的结尾之处，有这样一段话——
“知青走了之后，主要靠提高机械水平，解决农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能够使用机械作业，例如定植橡胶、种植甘蔗等都要尽快使用机械。还要发挥老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力仍不足时，尽可能补充一部分自愿合格的工人。当前，要有计划地培养割胶工、汽车司机、拖拉机手、机务技术人员等，以解决生产上的紧急需要。对文教、医务、财会人员的缺额，亦应立即选拔、培训、补充。”
这些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知青在农场的作用，一下子是无法替代的，但是必须立刻解决。少了知青这样一支队伍，对于农场来说是一个阵痛。十年间，知青在农场里凭借着自身特有的优势，逐渐成为一支生力军。尤其是一些需要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岗位上，更是一下子无可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靠着自身仅有的文化和技术为农场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在报告里没有提及，但是这段文字从另一个角度在说明知青的贡献。
附：
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
(1979 年 1 月 22 日 )
为了协助云南省解决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国务院派出调查组于 1978 年 12 月 25 日到达昆明。在和省革委会一起解决知青北上请愿团 12 月 24 日无票上车的纠纷事件之后，即分赴西双版纳、临沧、德宏、红河、保山等地区农场，进行调查和说服教育知青的工作。去西双版纳的调查组于 12 月 30 日到达景洪，听取了自治州党委关于知青闹事情况的汇报。 12 月 31 日到 1 月 2 日，在景洪召开了八个国营农场党委书记会议，研究了如何妥善处理知青闹事，以及国务院调查组开展工作的问题。 1 月 3 日调查组分头进入各个农场。 1 月 13 日、 14 日又召开了农场党委书记、调查组长会议，汇报了情况，总结了经验，部署了下一步工作。去德宏的调查组于 1 月 2 日到达芒市，与知青进行了 30 多次座谈，接触了 3000 多人次。去临沧、红河、保山的调查组，也和知青、农场干部、广大职工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通过十几天的调查，基本上弄清了知青闹事的情况、原因，研究提出了一些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措施。
一、知青闹事的情况
云南省国营农场有知青 75500 人。其中来自上海的 37000 人，占 49% ；来自四川的 32000 人，占 42% ；来自北京的 2900 人，占 4% ；来自昆明的 3600 人，占 5% 。这次知青闹事，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最早是从西双版纳开始的。 1978 年 10 月，景洪农场十分场小学庶务员丁惠民 ( 上海知青 ) 发表了给邓副主席的公开信，后来发动大家签名。在签名的基础上组织了“北上请愿筹备总组”。 11 月下旬，省委派常委农林政治主任带工作组到西双版纳各农场劝解无效。 11 月 30 日筹备总组确定发动捐款，准备经费，要求州委批准到北京请愿，州委没有同意，进行了劝止。 12 月 2 日东风农场七、九两个分场开始罢工，并烧掉了生产工具。 12 月 7 日筹备总组开会， 9 日发出“罢工宣言”，有 7 个农场的知青参加了罢工，只有黎明农场没有参加。 12 月 12 日罢工人数达到 30400 人，占知青总数的 70% 。
12 月 12 日由省农垦总局张泽民同志带领省委工作组到达西双版纳，找罢工带头人丁惠民等谈了话，劝止北上。丁等一方面表示他们不赞成北上，答应协助工作组进行说服工作；另一方面却秘密串连，组织北上。他们募得捐款 13000 元。 12 月 16 日第一批北上请愿团从景洪出发， 18 日丁惠民率领第二批请愿团也开始北上。第一批北上请愿团抵达昆明以后，于 12 月 22 日和 24 日在昆明站无票强行上车。第二批请愿团绕开昆明，从附近一个小车站上车， 12 月 27 日到达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西单大街贴大字报。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派人接谈，达成了复工后发工资的协议。他们表示，再不同其他地方的知青搞串连，从 1 月 1 日起不再到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愿意解散其组织。王震副总理于 1 月 4 日上午接见了他们，热情、诚恳、严肃地和他们谈了话。他们表示愿意复工， 4 日晚在北京发了复工电报。
12 月 25 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处理云南知青请愿问题的 3 条电话统通知，经过广泛深入传达，部分人开始复工。国务院调查组下去后，反复宣传党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央 [1978]74 号文件，又有一部分人复工，但是仍有 24000 人继续坚持罢工。他们说全国知青会议的两个文件，没有反映和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的问题，对于国营农场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困退，失去回城的希望，表示不满。丁惠民的复工电报于 1 月 7 日、 8 日传到西双版纳各农场，没有发生多大效果。只有两个场 ( 景洪、勐养 ) 复了工，有三个场 ( 勐腊、勐满、勐棒 ) 说是复了工，实际上并未复工；有两个场 ( 东风、橄榄坝 ) 仍然坚持罢工；有一个场 ( 黎明 ) 原来没有罢工， 1 月 10 日有 400 人宣布罢工。他们说，丁惠民代表不了他们，不听他的。形势还未稳定。现在，不少青年纷纷卖掉家具、行李、自行离场，返回城市；在场青年，大多数也不出工；勐定农场青年给四川、上海市委发出电报，如不答复返城时间，准备再次绝食，后经劝说未再绝食。
知青请愿、罢工的唯一要求是返回城市。这个要求普遍、坚决、强烈。东风农场的知青对调查组说：“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是让我们回去，二是派兵镇压，没有其他办法。”勐棒农场有的知青说：“不回家是死路一条”“宁可杀头，也要回家”。勐满农场二分场八队一知青串连了 5 、 6 个人，准备好汽油，声称“五一”节前不解决他们回家的问题，先离婚，然后到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自焚。当调查组到勐腊、勐棒、勐满、勐定、盈江等几个农场时，都发生知青向调查组围攻、跪哭不起、哀求回家的事。
二、引起知青闹事的原因
这次闹事有它的历史原因，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积累成山，长久未得到解决。
一 ) 有些地方动员知青来云南时，不实事求是。由于“四人帮”一伙的严重干扰破坏，上海曾强制一些知青和郊区人民公社青年农民来边疆。去四川省动员时，有人把经济落后的西双版纳吹成天堂，把“建设兵团”说成解放军。说什么“西双版纳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伸手就是满把花生米”。还说在建设兵团中“穿军装，发被褥”等。许多人在这一片美好的宣传中，满怀激情来到农场，有的连被褥也没有带。来了一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但也回不去。在昆明市也曾以参军的名义，把八百名小学生骗来，当时有的只有十四、五岁。
二 ) 生活条件太差。农场处于边远山区，又是初建阶段，食、住、行各方面都相当艰苦，从 1968 年到 1971 年短短 4 年内集中了十万多知青，生产、生活安排和管理教育等方面都有许多困难。加以有些农场对职工关心不够，缺菜、少油，住房简陋，日用品很少，文化生活基本没有。现在知青住的房子还有不少是阴暗、潮湿、漏雨的茅草屋。东风农场 4 分场 9 、 12 队有些知青住的房子，全部没有门，女知青用塑料布遮一遮，男知青干脆不档。由于各种付食、日用品很少，知青回家探亲时，都带一些生活必须品回来。有些知青每次要带足两年用的东西，旅途艰难不说，还常常因为超重被罚款或没收。东风农场一个知青因带草纸、肥皂、榨菜超重，被昆明车站检查人员罚款 74 元。还有个青年带了 20 斤食油，因超重，要没收，虽经苦苦哀求，也不行，青年一气将油统统倒掉。知青谈到这些情况，泣不成声，说这些食品都是爸爸妈妈一家人嘴头上省下来的。农场的唯一文化生活是看电影，但在边远的分场、生产连队长期看不到电影，有时为看一场电影往返要跑几十里路，回来时天已经亮了。
三 ) 少数基层干部对知青的管理简单、粗暴，个别的还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打击报复。这主要发生在“四人帮”横行时的“兵团”时期，当前少数生产队也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兵团”时期的生产连队干部，多是现役战士担任，方法简单，强迫命令，捆绑吊打知青的事时有发生。知青纷纷反映他们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受到的虐待，由此造成了一些冤案、假案、错案，仅东风农场就达 400 多件，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该场 8 分场 2 队知青吴语龙， 1977 年 4 月被诬为盗窃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遭到捆绑吊打和游斗，以致打成残废。事后公安部门查清，偷东西的是当地的一个傣族盗窃集团，和吴语龙根本无关 ( 已做处理 ) 。瑞丽农场 4 分场 8 队知青李晓红，给分场写信反映过队干部的问题，清查时被支部说成与“四人帮”有牵连，受到冤枉。有些基层单位还制定了一些不恰当的管理办法，例如有的规定加班劳动迟到一小时记事假一天；到了下班时间，地里活未干完，拒绝继续干的，全天不算出工；政治学习不参加，扣发工资，因病未愈超假的，按事假处理；探亲超假十天的不报销旅费，有的还扣发工资，不予报销探亲期间的医疗费，等等。有的基层干部勒索知青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发“知青财”。还有少数坏人调戏、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仅东风农场从 1970 年至 1974 年就有 30 名基层干部因奸污女知青，情节恶劣，受到刑事处分。遭到他们迫害的女青年达 100 多人。这种事情虽做处理，近几年少了一些，但还时有发生。勐养农场揭发一名机务人员，利用职务，调戏奸污了十几名女青年，至今没有处理。广大知青和家长对这样的事，非常愤慨。
四 ) 社会歧视。来云南的十万多知青，近年来因病退、困退、升学及走后门，走了两万多人。留下的绝大部分是工人子女和上海郊区大青年农民。他们说，现在社会上以上调和离开农场做为衡量知青进步的标准，认为坚持在农村的是没出息或是犯错误的。探亲途中旅馆不愿安排知青住宿，常常被迫露宿街头；即便接受，也是安排在被褥很脏、又阴又暗的房间。
五 ) 交通不便，探亲困难。有的生产队没有公路，回趟家要步行，搭牛车、马车、汽车，几经周折，约 7 、 8 天才能到达昆明。逢年过节，交通拥挤，在昆明往往还要等上一个星期，回来又是如此。遇到雨季，困难更大。旅途受阻时间长了，钱粮用光了，只得步行回农场。有的青年是一路哭回来的。东风农场 12 分场上海知青张建荣，来场三年后才回家探亲，批给 59 天假，路上花了 33 天，因怕超假，提前离家，到达农场还误了两天，因为超假，农场不给报销路费。
因为生活条件太差，就是原来一些满怀革命豪情主动报名来边疆的青年，也感到难以忍受。他们说：“刚来时满怀激情、热血沸腾，而现实生活如冰水浇身，苦上二、三年还可以坚持，如今七、八年甚至十年了，实在不能再忍受了”。
上述种种，积怨很深。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提意见的动辄打击报复，因此，知青敢怒不敢言。而今发扬民主，允许讲话，按他们的话说，“蕴藏在心底的火山爆发了”。我们深深感到，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闹事，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煽动起来的。
三、由于知青闹事造成的损失
一 ) 先是政治上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出现了安定团结局面，全国形势一天比一天好，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云南知青闹事，在全国甚至世界上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当西双版纳知青在景洪大街上贴大字报、演讲时，已经为外国旅游者所注意。后来他们又到昆明、上海、重庆等地贴大字报、演讲，最后到北京贴大字报、漫画，更引起外国别有用心的记者的“兴趣”，有的外国通讯社已经发表了有关闹事的消息。当丁惠民等人在北京贴大字报时，有人贴条子、写批语表示支持。在昆明、上海、重庆等地，还有人参加了他们的大会。知青的罢工行动，对农场广大职工群众也有影响。
二 ) 经济上的损失，仅西双版纳州八个农场，由于知青罢工，去冬今春应开荒十一万亩，只完成了一万多亩；已定植的橡胶树，有 90% 左右没有管理；橡胶苗圃四千八百多亩，也有 60% 左右没有管理；备耕工作 ( 拟种黄豆二万亩，花生二万二千亩，玉米五万六千亩，甘蔗一万亩 ) 基本未动。勐棒农场六分场知青在国务院三条指示广播后，还把锄头、砍刀等劳动工具一起烧掉，并把四十亩已经发芽的油菜全部毁掉，损失有三、四千元。有的生产队还把母猪和小猪杀光了。
三 ) 罢工期间出现了一些打砸抢的行动，伤害了一些干部，给国家财产也造成了一定损失，仅东风农场就有 16 个干部挨打，其中重伤一人。东风农场场长王文希的家里被砸。黎明、东风、勐满农场，以及西双版纳农垦分局，都发生过大批知青抢饭吃的现象。有的吃过饭以后，把饭碗也摔掉。至于围斗干部，各场都有发生，有的强拉住干部和他们一起绝食。有的知青还散布了一些反动言论。
四、对知青问题的处理意见
知青闹事的情况，已基本查清，根据中央 [1978]74 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好云南知青闹事问题，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云南省委和调查组一致认为，由于这些农场均处于边境民族地区，为了稳定边疆，适应当前反修斗争和战备的需要，应根据云南边疆农场的特点和条件，采取以下措施：
一 ) 云南国营农场是国家的重要橡胶生产基地，发展前途很大，应当切实搞好各项建设事业，使广大知识青年看到在农场大有可为。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尽可能多的知青自愿留在农场。坚决不愿留场的，经与有关省、市协商同意，采取如下办法解决： 1 、办理病退、困退； 2 、父母退职、退休，由子女顶替； 3 、劳力多余的，进行调工； 4 、上海郊区农民，按上海市意见，回去当社员； 5 、参军复员的，回到父母所在地安置； 6 、农垦部门在当地办中专和技校招收一部分知青。分期分批处理解决。
二 ) 已婚知青，处理不好影响也大。和当地青年结婚的，应尽量动员留下，不回城市；各城市的男知青与女知青结婚，应相互照顾，允许到一方城市落户。但应说服少归上海。
三 ) 知青当中的一些冤案、假案、错案，还没有解决的，要切实解决。有错必纠，这是关系到实现安定团结的大问题。
四 ) 有的知青提出要清算过去积存下来的经济帐，例如超假的探亲路费和回城看病医药费的报销问题，以及一些不合理的罚款等等，这些事情，都应实事求是地由农场妥善解决。
五 ) 对这次知青闹事中，少数有打砸抢行为的人，一般应着重批评教育。但对情节特别严重，并造成恶果的，应当切实查明事实，追究法律责任。对这些人不加追究，不足以保卫社会主义法制，亦不能平民愤。
六 ) 对被打的干部，要进行慰问、鼓励和表扬，经济上有损失的，应追究退赔，还有困难的由国家给以补助、救济。
五、做好广大职工群众的工作，切实办好农场
老工人是国营农场的骨干，是依靠力量。他们大多数是在年轻的时候，自告奋勇来到边疆，批荆斩棘，为建设国营农场贡献了力量。广大基层干部也是辛苦的。目前他们生活上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一 ) 关于职工的工资待遇问题。这里是十类、十一类工资地区，而农工却是拿的六类地区的工资，相差 6 元。这个问题存在已久，职工反映很强烈，应当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开始，一律改为拿十类、十一类地区工资。
二 ) 边疆津贴问题。在边疆地区的国营农场，原有的边疆津贴已经取消，应当从 1979 年 1 月开始重新实行。
三 ) 以工代干问题。农场的各级干部约有半数左右，至今拿工人的工资。有的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干部，担任农场党委书记，还是农工五级 (43.9 元 ) ，应当定职、定级，从 1979 年 1 月开始，按新级别发给工资。
四 ) 生活问题。有的反映住的是“三怕房” ( 怕风、怕雨、怕火 ) ，吃的是“三差饭” ( 变质霉烂的米面，没有菜，没有油 ) ，农场要狠抓一下职工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地方，职工吃不上菜是不应该的。要修建一批职工住房，西双版纳地区住房造价要比昆明高一倍，应按这个标准拨给建房经费。 1979 年由省农垦局拨给一部分经费用于修缮职工住房。粮食部门对橡胶农场职工口粮应保证供应。农场职工的定量供应商品，应和城镇职工同等对待。
五 ) 为了解决日用百货供应不足问题，省委已决定国营农场商业点从 1979 年第一季度开始直接从二级批发站进货，减少中间环节，增加国营农场的货源。农垦部门的医院，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械，应设立户头，按人数由二级批发站负责供应。
六 ) 老工人对子女教育问题反映强烈，他们说，我们的子女只有住山沟，没法上大学。农场师资缺乏，教育质量低，一向比较突出，在知青走了之后，这个问题将更加尖锐。建议今后师范学校要为国营农场设班培养师资，所需经费由农垦部门拨给。
七 ) 边疆农场工人在内地省市家乡结了婚，配偶落不上户，有的落了户没有粮食吃。有的生了一、两个小孩还未落户，几个人吃一个人的粮食。应当解决他们的户口和头一、二、三年内的吃粮问题。三年后粮食应由农场组织生产自给。
八 ) 职工文化生活问题，也应给予必要的关心，书报要多一些，农场所需书报杂志按县级单位供应。电影发行公司应把国营农场当作县一级单位，供应拷贝。
九 ) 国营农场应成立工会。国营农场职工的劳保待遇应按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十 ) 知青走了之后，主要靠提高机械水平，解决农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能够使用机械作业，例如定植橡胶、种植甘蔗等都要尽快使用机械。还要发挥老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力仍不足时，尽可能补充一部分自愿合格的工人。当前，要有计划地培养割胶工、汽车司机、拖拉机手、机务技术人员等，以解决生产上的紧急需要。对文教、医务、财会人员的缺额，亦应立即选拔、培训、补充。
这次闹事是一件坏事，应把坏事变成好事。国营农场多年存在的问题来了一个总爆发，一大堆问题都要提出来了，引起了云南省各级领导的重视，一起动手来抓。解决问题，消除隐患，使国营农场走上更加坚实的发展道路。
我们相信，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鼓舞下，经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一定可以把国营农场办好，完成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云南省革委会
国务院调查组
1979 年元月 23 日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