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民国的学生 第一流的学者：许宝騄先生
民国的学生
第一流的学者：许宝騄先生
----
作者：佚名
许宝騄先生出身名门世家。其家族于明代时始居杭州，清代达到鼎盛，子孙中辈出登科中举之人，被当地传为佳话。祖父许祐身，官任苏州知府。父亲许引之，自清末至民国北洋政府期间历任中级官员，官至两浙盐运使。母亲程时嘉，江西新建人。兄弟姊妹共 7 人，他最幼。他和其兄许宝驹、许宝骙并称为“杭州许氏三杰”。许宝驹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爱国民主人士，民联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许宝骙曾任《团结报》报社社长。其长姐许宝驯博学多才，擅书法和工笔绘画、知音律擅赋琴、长于诗、词、曲创作，酷爱昆曲，工昆旦并能谱曲，表兄兼长姐夫则是与胡适并称为“新红学派”创始人的著名学者俞平伯。
他少时聪明颖悟， 5 岁至 14 岁在家从师读书，通读四书五经，涉猎四史及古文辞。他还善于巧妙地利用古文诗词制作灯谜。他 11 岁开始学习英文，两年后便能阅读英文的古典文学名著。高中学习期间，他利用暑假继续钻研数学，还坚持学习法文，两年后他的法文达到能会话和作短文的程度。
他除了数学特别出色之外，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他爱好文学、昆曲、二胡、桥牌等。 11 岁时写过以《花生姻缘》和《神花》为题的文言小说。他临摹的小楷，古朴神似，为俞平伯手写的《古槐书屋词》曾刻版印行。他熟悉音律，每听一曲，不出几遍就能写出谱子。他牌艺出众，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曾参加清华的校队，还常和朱自清、浦江清、俞平伯在俞家打桥牌。
他 1928 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肄业一年。此时，他决定专攻数学。素闻清华数学系最好，遂即转入，不惜仍从一年级开始。第二年，刚从南开本科毕业陈省身前来读研，同时华罗庚也被熊庆来教授慧眼识珠破格特邀前来作职员。日后西南联大的数学三杰就这样以不同的身份提前在清华聚首了。又过一年，柯召也从厦门大学转来读大三，真堪称风云际会。当时系里的杨武之教授 ( 杨振宁之父 ) 自认学术声望不算高，但对优秀的学生总是赞许有加，曾作诗书赠许宝騄，首句即为：“许公宝騄，颇有天才”。杨武之公开承认自己的数学成就、解题能力不及他的学生，但他认为解不出难题的教授也可培养出杰出的学生，因为老师知道哪些题难，哪些题重要，可以布置给学生去想。据华罗庚先生后来回忆，当时他们一个班有约 40 人，这门课老师出了几道难题，他 ( 华罗庚 ) 就上图书馆查题鉴、查参考书，向助教请教，每天晚上开夜车，匆匆忙忙完成才发现当天就要交作业了，每次都以为只有他一人按期交作业并得全分，但发下来的，才发现每次都是四个人－－另外三人就是陈省身、许宝騄、柯召。 1933 年许宝騄和柯召成为数学系那一届仅有的两位本科毕业生，当时淘汰率之高可见一斑，不过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真金。
毕业后，他经考试录取赴英留学，体检时却发现体重太轻不合格，未能成行。于是下决心休养一年。 1934 年任北大数学系助教，担任来访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Osgood 的助教共两年。这两年内他在分析和代数两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6 年他再次考取了赴英留学，派往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统计系学习。是时该系大师云集，此刻前来可谓正当其时。当时规定数理统计方向要取得博士学位，必须寻找一个新的统计量，编制一张统计量的临界值表，而他因成绩优异，研究工作突出，第一个被破格用统计实习的口试来代替。 60 年代初，他曾回忆说：“ 30 年代末期，我在英国留学，当时有三个中国人在那里学统计，日本也有三个人在那里学，可是我们三个中国人 ( 许宝騄、唐培经、徐钟济 ) 比日本人强多了。那时日本已侵略中国，我们想，在统计、概率方面，我们将来回国之后一定把它搞好，超过日本人，当时很有信心。”。 1938 年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系主任 Neyman 受聘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推荐将他提升为讲师以接替自己讲课。
两年后，他又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受聘为北大教授，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执教。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他的身体也日渐衰弱。但他精心教学，培养青年学生。钟开莱、冷生明、王寿仁等著名学者都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帮助。教学之余，他继续科学研究工作，成果十分丰富。善为数学家立传的 Constance Reid 所写的 Neyman 传中这样写道：“许宝騄在某处一个地窖里从事科学研究。他的工作居然能够印出来，简直是一个奇迹。”
1944 年，已受聘担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统计实验室主任的 Neyman 教授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Neyman 传中说：“照 Neyman 的看法，许宝騄的水平绝对可以与瓦尔特 (A.Wald) 相媲美。他们是新一代的数理统计学家中的两个佼佼者。” 1945 年，应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联合邀请，许宝騄到两校各访问一个学期。 Neyman 对许宝騄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后去伯克利供职一事特别关心。但是，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都希望得到许宝騄。 1946 年秋，许宝騄和 Hotelling 一起去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新建立的统计系。 1947 年他谢绝美方的挽留回到北大。在他的个人档案内他自己写的记录 45.8 － 47.8 系在北京大学留职停薪 2 年， 47 年按时返校。
1950 年，他久病初愈，就开始讲课，带研究生，主持讨论班。建国初期，一些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为了开展对苏联的学术交流，他自学俄文，先后主持校对了《数学分析简明教程》、《概率论教程》和《微分方程教程》等俄文翻译教材。不仅如此，他还帮助北大数学系的其他教师学习俄语，带领他们精读俄文原版的《数学分析八讲》。 50 年代他已身患肺结核 ( 历史上 Abel 、 Riemann 死于肺结核， Descartes 、 Kovalevskaya 死于肺炎，肺病真是数学家的大敌啊 ) 、胃病和痔疮等多种疾病 ( 肺病需要加强营养，但同时有胃病，营养得不到吸收 ) ，行动很不方便。此时他体重只有 70 斤，每天主食只吃 2 两或 3 两，靠一磅半牛奶维持所需的营养。组织上曾多次建议他出国疗养，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大部份的时间是在床上过的，念书和写作时，面前放一硬纸板，背靠着软的靠垫，吃饭和参加讨论班时，下来坐在沙发上。尽管这样，他每天都工作六个小时以上。直到文革以前，他的教学、科研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1963 年， X 光检查发现他肺上有空洞，并且他带的菌具有抗药性。组织上安排他去疗养，他又拒绝了。他对学生说：“我知道时间不多了，我再带你们去闯一个新方向，好让你们知道新方向该怎么闯。”从那时起，他一个人领导了三个讨论班：数理统计、马氏过程、平稳过程。他给三个讨论班分别取了笔名：班成、班果、班绩，希望这三个讨论班能有成绩，能有成果。可惜这三个讨论班进行不久，北大就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讨论班就只能中途停止了。文革中，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尽管这时他已瘫痪，卧床不起，但仍保持旺盛的工作精神：只要上面直接有任务下达，总是力争提前完成；只要环境相对安定，就抓紧研究工作。有次工宣队让他校对几十万字的一本俄文书，希望他最好在一个月内完成，他回答说：“我只要十天。”实际上他只用了九天多一点时间就完成了。他在病床上对探望他的亲友说：“我身体不行了，不能动了，但我的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我还可以用脑子为祖国服务。”有一位工人师傅说：“许宝騄整天在床上画 0 ， 1 ，不知道是干什么”。因为他在文革开始前，领导了一个组合数学的讨论班，想把矩阵方法系统地用于组合数学，而组合设计的结合阵和设计阵都是 0 ， 1 阵。他的最后一篇手稿，是在临终前交给段学复先生的，就是 BIB 设计与编码的关系。他的兄长许宝骙回忆说：“当我知道宝騄去世的消息后，赶到北大时，只见他床头边放着未完成的手稿，和一支铔去了 Parker 标记的金笔。”他的一生和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他的生命就是研究学问，科学研究就是他的生命。
许宝騄先生语录
学习是没有方法的。有人问齐白石，您是怎样学好画画的？齐白石的回答很干脆：你跟我一样天天画，画五十年就成了。
如果这个题很容易做，那不费什么，很快就可以做了；如果这个题不容易做，那正说明你应该做这个题目。
你念一本书，就要故意和作者作对，尽量去挑书上的毛病，不要认为写书的人是大专家，不会有错，很难找到一本一点错也没有的书。
要把一些工具掌握得纯熟。要脚踏实地，不要做梁上君子。现在数学界有的人是梁上君子，没有根。要注意学习别人的长处，要时常想到自己的绝技是别人的末技，但有时要想到，别人的绝技是自己的末技。
数学中的抽象能力是重要的，一些问题经过抽象之后，不仅问题简明了，而且它的实质也更清楚了。
每一个数学系毕业生可以不知道 Hardy 的贡献成果，但却不可以不知道 Hilbert 所贡献的数学知识。
一篇文章的价值不是在它发表的时候得到了承认，而是在后来不断被人引用的时候才得到证实。
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登在有名的杂志上因而出了名；我希望一本杂志因为刊登了我的文章而出名。
第一流的数学家，是有天才的，他们能开闯新的领域，如柯尔莫哥洛夫，冯·诺依曼，维纳这一类人，这些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第二流数学家是靠刻苦学习而成的，认真消化整理前人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造发现，象辛钦这样的数学家就是这一类的，他写的《公用事业理论的数学方法》、《信息论基础》等就是消化整理的结果。这种工作对后人影响较大，年青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较快地进入科学的前沿，中国缺少一批做这一类工作的人。第三流的数学家只在某一、二个问题上有一点贡献，不能象第二流的那样有系统的工作。剩下的就是不入流的数学家了。
一个好的讨论班，好象是一个酒缸，时间越长，酒就越香，一个人在这种讨论班里去耽一阵子，他就会散发出酒的香味来。
自古以来，只有做状元的老师是光荣的，做状元的学生是没有什么的。
要做一个好的教师，很不容易，必需自己有相当的根底，才能讲好。应该做到以十当一，自己会十，但讲出来的是一，而现在有些教师是以一当十，这怎么教得好呢？
一个教师在台上讲课，就象一个举重运动员，应该是举重若轻，很重的东西，一下就举起来了，让人看了，感到非常舒服，而不应该是举轻若重，一个很轻的份量，举也举不起，两腿颤抖，让人感到难受。
30 年代末期，我在英国留学，当时有三个中国人在那里学统计，日本也有三个人在那里学，可是我们三个中国人 ( 许宝騄、唐培经、徐钟济 ) 比日本人强多了。那时日本已侵略中国，我们想，在统计、概率方面，我们将来回国之后一定把它搞好，超过日本人，当时很有信心。
我自己现在好像是老牛拉破车，走的是上坡路，很吃力，但是我还是要尽自己的力量拉着向前走。
我知道时间不多了，我再带你们去闯一个新方向，好让你们知道新方向该怎么闯。
我身体不行了，不能动了，但我的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我还可以用脑子为祖国服务。
转自《江湖烟雨夜读书》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