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碧辉: 天地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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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父母
----作者：侯碧辉
(侯方岳长女，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退休)
爹娘大爱地天长，天地之形爹与娘。追忆百年谈琐事，依稀跪乳话炎凉。
父亲侯方岳（原名泰阶，太阶）1915年农历11月19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广福区广门乡龙虎村挖龙山侯家湾。母亲陈素敏（原名陈运珍）1916年农历8月23日出生在广安县浓徊镇小东街陈家。
父亲离开我们已9年了。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母亲离开我们则已17年了。
1965年8月19日我离开昆明的家，到北京大学上学。从那时起，心中无时不惦念着远方的父母，时常自我安慰：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会回去看他们。至今我总感觉他们还活着，在梦中我们经常见面；只是在我醒着时，他们暂时去了天地间某个很远的地方。
最初的记忆
对父亲和母亲最初的映象是一些不连贯的片段。这些场景至今有时还会重现在我的梦中。有的片段在我懂事之后，了解到父母经历的往事，才一件件的连贯起来。
1946年6月底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昆明白色恐怖最严酷的时期。1945年“12.1惨案”，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西南联大有四名学生牺牲在国民党特务的手榴弹下；之后是“李、闻惨案”—— 1946年7月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那段时期父亲每天都忙于与一些同志单线联系，了解情况，布置工作。这些同志主要有樊子成，李德仁，李长猛，高怀，王沛, 祁山(1)等。当时父母家住在昆明拓东路的（四川会馆）峨岷小学。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快11点父亲才回到家里，夜里母亲感觉不适，父亲冒雨找来黄包车，将母亲送进金碧路的惠滇医院，顺利地生下了我。清晨父亲从医院出来，朝阳正好照在金马碧鸡双牌坊上，于是给我取名“碧辉”。
我最初的一个记忆是父亲举起我，“飞”在他的脖子上，让我抱着他的洋毡帽。我居高远望，东看西看，很自在。父亲一边走一边小声地自言自语，一会儿好像在与人说什么事，一会儿好像在与人争论，有时会说出声来，让我吓一跳。
晚上睡觉前，父亲教我洗脚，并指给我看，洗脚用的搪瓷盆底上画的是一个小男孩把脚泡在水里洗脚呢。后来等我长大点，看到这个搪瓷盆直径只有20多公分，只够一两岁的孩子洗脚。父亲喜欢合适、小巧的用具。
1949年1月，父亲出席中共南方局在香港举行的“华南整军会议”。之后作为华南解放军代表，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出席开国大典，还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2)。
1949年5月年，母亲接到中共南方局指示，带着哥哥小平，弟弟明明和我，从昆明赴香港。同行的是年仅22岁的李俊荪叔叔。
在香港我们住的旅馆房间里有自来水龙头，有一天妈妈他们都外出了，我开了水龙头，可是不会关，哥哥也不会，水哗哗的流，溢出了水池，流到地上，我们吓坏了。小弟弟还是个不满周岁的奶宝宝，哥哥把我和弟弟都抱到床上，水不停地流，满地都是水，我和哥哥紧紧地抱着小弟弟，弟弟没哭，我俩也不哭，只是瞪大眼睛看着水哗哗的流，不知所措……。门开了，妈妈回来了，我们大哭起来。长大后听妈妈讲，在香港那天她去与林李明接头，商量如何召集并组织在香港地区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和社会名人，一起乘船由香港经烟台赴北平，其中有的人要参加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母亲负责的一行人中有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电影演员白杨，郭沫若的日籍夫人安娜子女等。母亲因工作经常出去，把我们仨锁在屋里，不想发生了“水灾”。
1946年昆明
1949年北京颐和园
最近，我到国防大学去看望耄耋之年的李俊荪叔叔。听他讲，1949年离开昆明的前一天，我父亲头戴斗笠、脚穿草鞋、卷着裤腿、一副农民装，扮冒着大雨到威远街70号的李俊荪叔叔家-----李家大宅。第二天父亲换了装，由李家的小汽车送到机场飞往香港。上世纪20年代到解放前，威远街70号一直是中共地下党秘密开会碰头之地(3)。李叔叔的父亲李德淦老先生是李文山之孙，自幼饱读诗书，识丰德正，颇受人尊敬。李德淦老先生20多岁就被推选为个旧锡务公司股东常务董事。李老夫人全韵和在辛亥革命初期就读于同盟会员孙清如创办的云南省第一女子学堂，在孙清如的影响下，李老夫人接受了进步思想。李老先生受到妻子影响，也支持革命活动，他们家成了革命据点。他们的9个子女，全都走上了革命道路。老五李裕和老六李俊荪，两人年轻时被党组织安排进入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学成后到了人民空军中，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老八李彧荪曾是水利部的俄文翻译。1985年春父亲上北京时，与李家三兄弟在南河沿大街“一九四六年中共代表团驻地”合影留念。
1985年春在北京南河沿大街“军调部一九四六年中共代表团驻地”
左起李裕，李彧荪，侯方岳，李俊荪，
1949年我们一行人从香港上轮船，到已经解放了的烟台上岸，受到烟台市军管会的热情接待。经历了几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在济南我们与父亲会合。由于父母的组织关系在汉口的中原局，他们必须到汉口向中原局的秘书长杜润生报到，参加中原局代表团才能进北平。我们就和李叔叔分开了。于1949年9月到了北平。母亲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组工作人员。上级安排大家检查身体，发现我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经组织联系，妈妈到卫生部见到了傅连璋部长，他是老红军，问清了情况，他批了76瓶链霉素，让我住进了专治结核病的“卢永春医院”，这医院位于西四西南的羊肉胡同。父母多次讲到这76瓶链霉素针水救了我一命。可是这位和蔼可敬的傅连璋伯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共和国的中将,却在文革中含冤惨死在秦城监狱。
在卢永春医院时我三岁，独自住在医院里，因为是传染病我一人住一间，常来给我打针的是大王阿姨和小王阿姨。父亲南下前到医院看我，对我说：“打针时咬住牙，忍着疼，不哭，哭还是疼嘛。”我记住了，照做了，打针不哭，医生护士都喜欢我。妈妈很忙，每星期来看我一次，每次都给我买一小缸玻璃瓶装的小金鱼，放在窗台上。她算准了上星期的那瓶肯定已经让我搞碎了。有一次妈妈买了一个较大的玻璃缸，里面有四条小金鱼，这次放在衣柜上，没几天又让我搞碎了。
开国大典之后，父亲负责押运着中央政府给云南财政部门的专车离开北京，日夜兼程追赶南下部队，不幸行驶到湖南沅陵时汽车翻了，父亲受了重伤，在当地医院稍作医治后，坚持着赶到了昆明。母亲知道了父亲受伤的情况，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准备带我们回昆明,以便照顾父亲。当时我们家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是故宫西边的一串四合院的一个院落。我家的院子南面一院是白坚伯伯和石侠阿姨家，他们家朝北的后窗能看到我们家的院子。石侠阿姨来我们家玩，向母亲表示，她可以照顾我，让母亲把我暂时留在北京治病，母亲感谢她的好意，但坚持带我一起回昆明。回到昆明,我在昆华医院又住院了一年多。白坚伯伯1949年1月至5月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辽宁军区副政治委员。这位陕西靖边革命世家的传奇英雄，15岁就参加革命，1956年7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文革中遭受迫害， 1968年在京逝世，年仅57岁。
在1949年上北京的路上，小平哥哥在汉口传染上大脑炎。他生于1940年，比我大六岁。16岁开始逐渐出现脑萎缩的症状，从1956年开始，为他治病的花费就成了父亲每月的主要开支。他住的医院离昆明城较远，文革武斗时，医院与城里失去联系，粮食被抢，1967年底哥哥饿死在医院。长兄短暂的一生是父母、也是我们家庭的隐痛。联想起1940年夏天在四川，哥哥才3-4个月时，为了革命工作父亲曾劝母亲把他送给别人。母亲起先答应了，并抱着小平哥哥照了一张相。当时作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是不允许照相的，在要将爱子送与他人的前一天，母亲冒险拍下此照。为了尽量少在照片上暴露自己的面目，母亲不看镜头，恋恋不舍地低头看着孩子。第二天，当着领养人的面，母亲要求革命成功后要看看孩子，对方不答应，母亲就抱着孩子独自走了。后来到了重庆红岩村，说到母亲带着孩子，周副主席和邓妈妈都说有孩子好，可以作掩护。有感于这张照片，我写了《生离之念》一诗：
怀抱嫛婗*忍泪滴，凝望爱子倍怜惜；离前冒险留珍影，胜利归来寻珠遗。
(* 嫛婗出自清朝袁枚《祭妹文》，意思是幼儿时期。解释嫛婗yīní婴儿,幼年时期。)
1940年7月，四川。
聚少离多的父母 不断搬迁的家
从记事开始，到文革后期母亲离休，我的映像中父母一直是聚少离多。父亲总是只在星期六晚上才回来，星期日下午就走了，而且在家里他总是拿着笔在修改别人的稿子。我们家老在搬，从1950年到1965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离家时，我们家在昆明住过的地方有10多处：省委西坝的平房，西坝二层楼房，三合营25号（原昆明警备司令何绍周的房子），青云街××号（1951年9月妹妹瑞云在此出生，后是某财贸单位的幼儿园），青云街蔡家巷3号，靖国新村91号东楼2层，靖国新村91号南楼2层，翠湖东路12号，云南民族学院东院职工宿舍3层，重回翠湖东路12号，省商业厅宿舍，篆塘无逸里1号，云南民族学院西院红楼3层西头，龙井街华阳巷4号…。几乎是一、两年就搬一次家。好在那时家里东西少，而父亲的书籍都是放在他的办公室。从记事起，父母就要我记住我家的地址。有段时间父亲很长时间没回家的，很想家里的亲人，为了给父亲寄照片，母亲带着我们拍下了1952年和1953年的两张照片。从1953年的那张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我有点淘气。
1952年
1953年
1949年在北京时，由中央组织部派到我家一位阿姨，名叫卢金国，她也是四川人，算是父母的同乡，她还是个21级的干部呢。1950年母亲带着我们南下回昆明找父亲时，卢阿姨要求和我们一起从北京到昆明，在她等待组织分配工作期间就和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她就是我们的管家。1951年9月妹妹在昆明出生了，家里请了一位保姆，窦嬢嬢，父母工作忙，很放心让她们管着我们。后来卢阿姨被分到省委幼儿园工作。
卢阿姨离开我们家之后，我和弟弟都被送进省保育院全托。母亲上班时，就只有窦嬢嬢和一岁多的妹妹在家。一天母亲上班中途有事回来，上楼时听到小妹妹一边哭，一边说：“窦嬢嬢，不敢了。”窦嬢嬢厉声说：“小板凳举高点！”推门一看，小妹妹跪在地上，双手举着小板凳。见妈妈回来，窦嬢嬢尴尬地解释说，妹妹在马桶里搅水玩。母亲很伤心，但是对这位刚才20岁的窦嬢嬢，母亲也不好说太多，只说：“你斗地主呢？”母亲的伤心还在于她想起，1941年在红岩村，小平哥哥也是一岁多，一天听邓妈妈说小平跑到周副主席办公室里搅痰盂缸里的水玩，母亲急忙找去，周副主席却说：“你看，他玩得多高兴啊！”母亲一看周副主席正在和客人交谈，在母亲去之前周副主席已抽空把痰盂洗刷得干干净净，并把小平哥哥的手也洗干净了。当时，母亲很不好意思，红着脸把孩子抱走了。
妹妹举小板凳的事后不久，母亲把不到两岁的小妹妹也送进省保育院全托。有一天，母亲抽空到保育院去，想看看妹妹。这天下着小雨，天很冷，昆明的气候是“四季如春，一雨成冬”。进到院子里，看到妹妹穿着一件单衣，在风雨中哭，妈妈抱起妹妹也哭了。保育院的领导来了，解释说，妹妹太小，没有编在班级里，平时是哪位阿姨有空就领她玩玩，不想这天，正巧没人领她了……。后来，妹妹又从楼上摔下来，不到三岁就少了一颗门牙。
同样是在保育院的弟弟则被门夹坏了两个手指，至今两个手指头比正常的短6-7毫米，指甲厚得反常。当时一定流了不少血，想到此事，我似乎还听到一个五岁孩子的惨叫和哭声。可是，当时父母都没能抱抱他，抚慰他。在五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很普遍，不仅是我们家，我的好朋友赵明达的父母都是志愿军，去了朝鲜。我的同学中有不少是长期见不到父母的孩子。
“我还能当好一个工人嘛”
父亲是个做事认真又细心的人，所买的家俬都是恰好合适，不喜欢太大的。他有各种各样的工具，难得有空闲时间，他就自己动手做些家中使用的什物。我上中学时（1959-1965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学生下乡劳动经常会遇上下雨天。有一次父亲到边疆出差回来，下午我放学回家，已是吃晚饭的时间，正想和父亲一起到食堂吃饭，看到他正在用塑料布缝东西，见我回来，他把刚缝好的雨披披在我肩上，又拿出他新买的小斗笠给我戴上：“像个小农民”。在昆明城里卖的斗笠都是一个尺码，大人孩子的都一样。这小斗笠是他在下面的县里买的，我很喜欢。
1956年秋，我十岁，家住靖国新村91号南楼2层。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父亲在家中，屋里还有别的人。我很奇怪，因为通常他都要到晚饭时才回来。家里的饭桌在走廊上，我们通常就在饭桌上写作业，我一边写作业，一边好奇地听他们说什么。一个人在郑重地宣读文件，内容是关于父亲的严重错误，处分他。最后要他表态。他只说，他干什么都可以：“……我还能当好一个工人嘛”。
我大吃一惊，别的不懂，但我似乎隐约猜到了父亲受了委屈。我下决心好好学习，为父亲争气。1965年我做到了，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后来才知道，1953年父亲赴广南壮族聚居区板茂片四个乡领导土改，试行和平土改，没有杀一个地主而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1954年秋父亲又率一批学者赴西双版纳调查阶级分化和土地制度，亲自到24个村寨查清封建领主（农奴主）统治下，农村公社内农奴制的两次社会大变质的实际情况，并写了总结报告。向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建议。这在当时可算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被撤销党内职务(4)，只保留了省政协常务委员、云南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务。我们家从省委宿舍靖国新村91号搬到翠湖东路12号，我和弟弟从新村小学转学到昆明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从此，父亲离开了政治舞台，开始了一个民族学学者的生涯。
执着追求真理的爱国者
青年时代父亲就认真阅读进步书籍，在广安学校读书时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并组织读书会讨论马克思主义。1935年二月，他和同学张显仪同时考上成都的天府中学高中。贫农出生的父亲半工半读,在学校做校长秘书兼管图书馆等工作。当时他俩都在找共产党，二人在学校秘密油印进步传单，传播抗日救国的真理，号召人民起来把日本鬼子驱逐出中国。同时，二人还设计了秘密散发传单的方式方法,传单署名“杀不完的共产党人”,油印50份,并成功地散发出去。就是这不多的50份传单，有几份传到了几位潜伏下来的老共产党员手里，为后来党组织与他们取得联系提供了线索。父亲与张显仪等爱国青年相继组织成立了“推论读书会”、“辅仁读书会”、“未明读书会”、“海燕社”等组织。1936年8月24日，他们组织发起了成都人民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爱国行动。年仅14岁的田家英参加了这次活动。爱国青年和市民游行示威，抗议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吞并华北，并愤怒地捣毁在大川饭店的日本特务机关所。这段时间他认识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韩天石。
父亲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为十五岁的田家英办理了前往延安的手续。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面对中共四川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严峻形势，与共产党员饶世俊一道，重建中共成都特别支部，组建“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8年至1941年，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乐山、眉山、潼川、绵阳、成都、仁华等地中心县委、市委、地委书记。1941年父母到红岩村学习，原计划去延安，周副主席看到他们有个一岁多的孩子，就改了主意。学习结束后中共南方局派父亲前往昆明，任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
父母一行三人到云南了，从呈贡进昆明，在呈贡城门关卡有卫兵把守，检查过往行人的身份证件，母亲听一个卫兵用四川话吆喝着，就上前用四川话说：“老总，我们是从四川来的（道）嘛，那边鬼子飞机时常轰炸，生意不好做哦，……..。”母亲与卫兵话家常，道乡情，卫兵看父亲抱着孩子，就没看证件，放过了父母。待到过了城门关，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派来接应的同志们见父母一家三口坐着马车平安过了关，个个喜出望外。见面接上头后，他们激动地说，父亲用的证件上的名字是一位知名的记者，前两天去世了，各个报纸上都登出来了，如果那个卫兵看了父亲的证件，肯定要把他们抓起来，同志们埋伏在这里守候着，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出动武力救父母。后来郑伯伯也讲，其实，母亲的智慧和幽默远胜过父亲，这次母亲的勇敢和智慧化解了一场恶斗。
1937年后在广安家乡，父亲的中共党员身份己暴露，他不能回广安。此前他与我二舅是从小同学，常到陈家玩，因此认识母亲。我外公是广安城里陈药铺的老板，母亲人称“陈小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两个妹妹：满妹、咪妹。中学时追求她的人很多，陈药铺隔壁是“李铁锅”家，李家儿子与我大舅同学，后考入国民党中统办的军校，毕业后衣绵还乡，到陈家说亲，那时家中是两位舅舅主事，他们让母亲自己拿主意，母亲表示要侯太阶。我的外公和外婆都很开明，母亲此举，事实上是在人生道路上选择了共产党，陈家长辈和兄长都没有异议。两位舅舅，一方面敷衍李家人，另一方面秘密联系广安中共地下党的张显仪、袁载春（原名袁正浩），将妈妈送往成都。1938年母亲到了乐山县五通桥，见到了父亲。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韩天石，饶世俊，余明当即同意父母结婚，由余明主持婚礼。不久，广安传出“陈小妹被共党拐跑了”的故事。1972年弟弟明明在老家时，南充师范学院的老革命袁载春对他说：“你妈妈，四川的人很敬偑。”文革中多次有人要母亲揭发父亲，与父亲划清界线，母亲始终坚定地说：“没界线！划不清！”
1962年看了“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我不理解“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父亲对我说，消灭剥削阶级，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剥削者，而是要将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共产党把末代皇帝溥仪都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父亲还说，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但他们都不是工人家庭出身。不能简单地认为穷人闹革命就是坚定的，如果只是因为贫穷才参加革命，不提高政治觉悟，就会被敌人的金钱利诱，上海工人顾顺章叛变革命出卖同志，就是一个血的教训。现在联想到父亲在广南领导土改的事，那是他一贯对科学共产主义主义的理解和实践。
对“红色娘子军”父亲还说：“女战士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这是奋战在隐蔽战线的父亲对母亲的要求，也是他对部下的要求。今年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到我家里，向弟弟征集父母的遗物，捐赠物中有母亲解放前曾用的小手皮包，打开皮包发现里面有一块坤表和三颗子弹。那块坤表就是母亲1940年抱着哥哥的那张照片上戴的表。而三颗子弹中的一颗是母亲为自己留下的，另两颗是对付敌人的。父母都学会了打枪，地下工作随时都有危险，随时都要准备战斗、准备牺牲。解放初期我家有两把手枪，一支步枪，父母都有持枪证。哥哥还模仿战士背着这支步枪照过相。后来枪都上交了，而母亲留下的三颗子弹还一直在她的手皮包里。
文革中的1967-68年是昆明两派武斗最严重的时期，1968年3月北京大学也武斗了，5月我回到家里，昆明的粮食供应不正常。弟弟和妹妹在粮店外面排了几天队，买到的是稻谷和小麦粒。弟弟骑自行车驮着粮食，到昆明郊区农村，把稻谷碾成米，小麦磨成面。爸爸和我们就在家里用箩筛筛出像富强粉一样白的面粉，麦麸也是营养很好的食物，我们也用来巧做食品。爸爸一边筛面粉，一边向我们讲诉一些往事。谈到中缅边界划界的事，他说国家的边界是要防守的，以河流为界便于防守，而以山峰为界不好防守。50年代父亲参与中缅边界划界的工作，当时他向外交部反映了这个想法，但是外交部的指示是一首名诗：“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几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中缅边界的划定是以中国失去了面积约为浙江省那么大的一片国土为代价。说起此事，他很无奈，只能向家人倾诉他的情怀。
80年代中越战争时期，有一次我和丈夫杨炳忻回昆明探亲。交谈中父亲提及，他写信给党中央和国防部，提议要加强南沙和西沙群岛的防守。年过古稀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共和国公民，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离休的老者，满腔爱国热血还在沸腾，就如年轻时期在成都时那样。
爱书的父亲
父亲爱读书，也爱买书，家中藏书不少。他在毛选和马恩的书上，圈圈点点，还写许多心得。关于父亲买书的事，我记得最深的是两件事。
1955-56年为划定中缅边界父亲在勘察设计院工作，为了买一套“二十四史”的旧书（200元），他本来吃小灶（每月30元），为买书改吃大灶，后来妈妈知道了，帮他出了一部分钱，买下了这套书。这套书是8开本的，个儿很大，字却很小，父亲告诉我是用字典纸印刷的。我经常看到父亲看这书，带着眼睛还要拿放大镜。
我小学四年级时，家在靖国新村91号。有一个星期天，妈妈忙不在家。晚饭后父亲领着我们仨到龙井街光华书店，我们挑了几本小人书，当时已是月底，父亲兜里的钱不多了，全部拿出来，我扳着他的手，把钱数清楚，算好了能买哪几本小人书。钱花光了，大家高高兴兴地拿着书回家了。
中学期间“历史研究所”在云南民族学院院西院，我和弟弟为上学方便，平日住在父亲的办公室对面的北屋，父亲的办公室又是他的书房兼卧室。我们星期六下午才回到母亲单位，文史馆的家。父母也是这样，周末才相聚。平日我们都在民族学院的食堂吃饭。下午放学回家吃晚饭前，如果父亲不在办公室，我就会去看书。天文、地理、历史、文学……。对许多戏剧和古代的经典故事，我总喜欢在心里问“后来呢？”，在爸爸的书房里，我好奇地看到了一些文学评论的书籍，谈及《西厢记》、《卓文君》等故事，故事真实的结局并不美满，这使我深受教益。现在想来，为人父母者也应当用这些真实的历史来教育自家的女孩子。
父亲爱读书买书，还常与朋友谈书。我在蚌埠一中教书时，1974年春天父亲来接母亲，在这里他去看望了抗战时期成都“海燕社”一位老友章嘉乐，他们聊起故人往事、古今诗文，章伯伯听说父亲有太子萧统选、李善注的《文选》，就表示希望一阅此书，父亲立即答应了，回到昆明就将这部四卷的书寄给了章伯伯。章伯伯去世后，章夫人将这部书交给我。我写信问父亲是否要寄给他，他让我自己留着看。
父亲和母亲经常谈论一些古代的仁人志士的不幸遭遇，正是由于饱览群书、博古通今，他们才能淡泊名利、随遇而安。不论受到什么委屈，他们都相互扶持、风雨与共。文革之前他们基本没让我们孩子知道他们不开心的事，家中保持着欢乐的气氛。他们因各种缘由多次变动工作，可他们好像总是高高兴兴地在做事、在工作。
同志情谊 敬贤重义
父亲有许多同志和朋友。父亲经常向我们讲述他们的英雄故事或贤能才干。像樊子成和窦家英，李德仁和黄菊和，李长猛和陇若兰，高怀和马阿姨，王沛和赵阿姨；郭佩珊和陈阿姨(5)，祁山等等。他们详细的革命故事和战斗经历可以在许多书籍和回忆录中看到。这里只讲我亲历的二、三事，这些前辈是祖国的精英，民族的脊梁。
解放前父亲曾在报馆工作过多年，1949年父亲在北京找到了田家英，父亲托他请毛主席为“云南日报”题写报头，至今“云南日报”用的仍就是主席的这个题字。
1965年8月底我到了北京就水土不服，身体一直不好，吃了许多中药也不见效。1966年初，父亲到北京出席政协会议，住在政协礼堂的招待所。星期天上午田家英叔叔派车接我们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兼办公处---永福堂，在他之前是彭德怀元帅住在此堂。田叔叔自名京兆书生，为书房取名“小莽苍苍斋”。我们到后，董边阿姨打电话把孩子们从他们的住处叫过来，孩子们和父母也不住一起。人还没到，就听见她们小鸟般快乐的叽喳声。小英（曾立）念初三，活泼的二英（曾自）才上小学，我和她们在西侧的房间说笑看书。父亲和田叔叔、董阿姨在东侧的房间聊天.一会儿董阿姨把我叫过去，问我的病情，并说联系请西苑中医院的叶心清大夫给看看，安排在叶大夫到河内给胡志明主席看病之前。政协会议之后父亲就回昆明了。春节期间，田叔叔打电话到我宿舍让我去玩。在永福堂他和董阿姨给我看他们的一抽屉的印章，还有他们收藏的字画。我映象最深的是毛主席青年时代在长沙师范时的作文，《读商鞅变法所感》，小楷字写得十分工整，很有馆阁体的风格。董阿姨问我吃了中药是否有效，还让我吃她自己做的甜米酒，临走时一定让我带一瓶回去。1966年3月学校派我们到北大在陕西汉中的三线“653”分校，到汉中后我的病好多了。文革开始了，66年6月底我们回到北京，田叔叔已于5月23日含冤逝去。
多年后，田叔叔得到平反昭雪，父亲写了长诗“悼念一位执著追求真理的战友” (6)，是啊，他们都是执著地追求真理的书生。2014年清明我和曾自并代表侯家弟妹，去八宝山为田叔叔扫墓，献上我写的七律一首，清明祭“小莽苍苍斋”读书人：
书生骨傲立天高，小莽苍苍卷浪滔。
凛凛俊杰成大义，铮铮炜玉受崇褒。
永福正气垂青史，不幸清风上紫霄。
醒世舍身飞血雨，长歌忍泪祭英豪。
还是1966年春节前的那个星期天，上午和父亲一起去永福堂见了田叔叔，下午两点多有车来接我们到中直西苑机关。父亲所在的云南历史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主要是中央调查部下达的，研究的是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和历史，为国家的外交政策和策略提供信息。父亲此去与有关的学者们讨论工作的事，晚上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请大家吃饭。席间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叔叔问我：“你爸爸喜欢吃什么？”“大肥肉！”顿时惹得哄堂大笑，我傻眼了，父亲也笑着说：“好哈（四川语：憨）嘛，你们都要吃瘦肉，当然肥肉只有我来吃了。”我真够傻的，大家都懂的事，我不懂，不懂得父亲的爱。
1965年我考上北大，父亲曾让我去看望傅君诏叔叔，他在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后因文革，父亲挨整，我没去，怕给人家惹麻烦。直到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傅叔叔的同事，经联系我去看望了这位93岁的长辈。他1939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云南呈贡中学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委员，他与父亲是单线联系。194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云南省政府公派赴美留学，临行前的一个晚上父亲告诉他，今后他回国到昆明如果找不到父亲，可以找曾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文章的人，或者找南方局的周恩来、邓颖超，向组织报告出国前他的联系人是“方岳”。 傅叔叔先后求学于卡耐基.梅隆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国际名校。1950年他回国，成为建国初期的冶金专家。他向组织报告了“方岳”之名，找到了父亲，父亲证明这位又红又专的爱国青年是老共产党员。归国后他又先后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任职。1974年父亲到北京见到了傅叔叔和夫人宋贤珠阿姨，说到我当时在蚌埠一中当老师。宋阿姨热情地将几本大学的物理学教科书交给父亲送给我。去年我有幸见到了傅叔叔和宋阿姨。傅叔叔至今仍在关心国家的教育事业(7)。两位前辈长寿的秘诀就是理想坚定，善良平和，淡泊名利。
父亲1936年在成都就认识了韩天石伯伯，他是辽宁沈阳人。1936年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参与组织领导了北京大学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之后是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第一团团长。后来韩伯伯被党派遣到四川成都从事地下工作，并组织“成都民先总队”，任总队长，他夫人李建平是四川人。他1951年任中共鞍山市委书记，辽宁省委常委。后来受到不公正待遇，1956年下放到在昆明机床厂。父亲一直很敬重他，还带我到他们家去过，让我见见这位"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我的长辈校友。当时李阿姨在昆明医学院工作。1979年韩伯伯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反映我们1970年3月毕业时，学校没给我们颁发毕业证书。反映此事的校友一定很多，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收到了学校寄来的毕业证书。每当因各种事由用到大学毕业证书时，我就联想起可敬的韩伯伯，他光明磊落，心比海宽，一身正气、荣辱不激。
调教顽童 修理小树
由于哥哥不在家，我几乎就是老大。我平常还比较乖，听大人的话。可是有的事大人没交代，我自己就会自作主张，突发奇想，蛮干一气，惹出麻烦。
1951年小妹妹出生了，十分可爱。每次给她洗澡，我就给她洗小脚。妈妈还把出生证上她的红色小脚印给我看。年底我们从青云街的中式院落搬到一墙之隔的青云街蔡家巷3号的二层洋楼。搬家时人很多，妈妈就把她的钥匙环给我，让我在人少的水池边玩，不要乱跑。钥匙环上有个塑料的小拆狗，妈妈经常给我玩，好让我静静地坐着，别瞎跑。抗战时期美国空军基地飞虎队的人，常常从美国带许多东西在昆明出售，如我小时候吃的格林奶粉，也是美军士兵带来的。这个塑料的小拆狗是彩色的，可以拆分成几块再组装。这之前我从未拆开过，这天呆的时间长了，我把小拆狗拆开了，放在水池边沿，完全没有要组装起来的意识。等搬好家，妈妈来了，一看，少了一块，没找到，没法组装了。她瞪了我一眼，拿了钥匙匆匆走了。我感觉到事情严重，心里一直记挂着此事，长大了想买一个还给妈妈。后来才知道，这塑料的小拆狗是有相当技术和工艺水平要求的。文革前我在北京买到过中国生产的小拆狗，但质量不好。后来几次出国，到西德、法国、瑞士、澳大利亚、印度、美国、韩国、意大利等，几十年我都在找这小拆狗，始终没买到。
在蔡家巷3号，夏天到了，我和弟弟在院子里和其他小朋友玩，看到一个装石灰水的大缸，有个小朋友说可以当粉抹在脸上，很白。他们就用石灰水抹在脸上，我往弟弟和自己脸上也抹了。脸上火剌剌的，感觉不对，赶紧回家，找到卢金国阿姨。她一边剋我，一边给我们洗脸，再涂上红药水，还打了我几个屁股，不过一点也不疼。晚上妈妈回来，看到我和弟弟成了红脸关公，大吃一惊，还没等卢阿姨开口，我就先告状：“阿姨打我！”等卢阿姨说完事情原委，妈妈说：“该打！”然后大家忙着吃晚饭。晚饭后妈妈又有事出去了。
父母不让我们出大门，只在院子里玩。这院子后来是某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地。90年代我去看过，蛮大的一个院子，还有水池，假山。平时阿姨看得紧，我们没法出门。终于有一天下午，我们一伙孩子溜出了大门，大家在青云街上，高兴地跑着玩。疯得过了头，我把路边卖瓜子的簸箕撞翻了，瓜子撒了一地，卖瓜子的大妈抓住我，告诉其他小朋友：“叫她家大人来赔我！”我只好站在大妈旁边，其他小朋友有的吓得回家了，有的陪着我和弟弟。直到傍晚下班的时候，一位与母亲同事的阿姨看到了：“这不是老陈的孩子吗？”她给了卖瓜子的大妈钱，把我们送回家。卢金国阿姨在家找不到我们，急得不得了。妈妈回来吃晚饭知道了，严厉地说：“再淘气，我可要收拾你了。”可吃完晚饭她忙着又走了。
1952年过春节，爸爸给我和弟弟各买了一把木质彩色的关刀和一个关公的面具，我们可以比划着玩儿。那面具带上不方便，而且是臭的，我们就不玩了，把关刀和面具放在吃饭桌后面的墙角。一个星期天中午，妈妈做了炒猪肝，盘子放在桌上。弟弟往自己身边拉了拉，我就往我这边拉，他拉一下，我拉一下…….。其实，我并不爱吃猪肝。妈妈来了，批评我：“辉辉，你怎么不会让着弟弟。”举手像要打我，我跳下凳子，顺手抄起墙角的木关刀。这下妈妈真的火了，“你要和我拼命！”拿起鸡毛掸子，一边打一边数落我的桩桩件件“罪行”： 小拆狗、石灰水、打翻瓜子摊、和弟弟争盘子……。卢阿姨抱着我往外跑，妈妈追到楼梯口，阿姨护着我的屁股，鸡毛掸子打了很多下都打在大腿上。事后发觉大腿上的皮打烂了，伤口有鸡蛋大小。妈妈给我涂上了红药水，并带我到医院看了看，没大碍。这时我的肺结核好了，不久，我被送到省保育院，洗澡时一位阿姨发现了我大腿上受的伤，吃了一惊，领我去见保育院长，院长问我：“谁打的？”我说：“妈妈打的”，她打电话给母亲，问清楚了情况。这以后我懂事多了。母亲这次修理我，成了我们家的经典故事。就像一棵小树，原先横枝乱桠胡长一气是不行的，必须修理。此后我们家的“家法”也由父亲做主改为固定的竹尺子，打的部位改为手心。犯了错误自己先说该打几下，说得合理就执行；说得不合理，重新说，然后执行。
多年后妈妈才告诉我，那时她们不是8小时工作制，每天上、下午，晚上都上班。有一段时间她晚上要到医院去看望“曲氏白药”的创造人曲焕章先生的遗孀缪兰英老太太。这之前，有其他同志去动员她把“曲氏白药”的秘方献出来，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没见效。后来统战部派妈妈去做她的工作。妈妈并不给她讲革命道理，只是经常去看望老太太，问寒问暖，问她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渐渐地老太太喜欢上了妈妈，她们成了朋友。最后，缪老太太相信新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和民族利益服务的，1956年2月，她把“曲氏白药”的秘方捐献给新中国，由昆明制药厂生产，并且将曲氏白药更名为“云南白药”。
家教实践和理念
1953年我上一年级。就读的干部子弟小学实行供给制，学生住校。1954年3月开学，检查身体发现我有肺结核，学校让我休学。从3月到8月的半年时间都是妈妈教我算术、语文，写字，做练习。直到9月开学了，经检查我病好了，又经过考试我可以上二年级。这半年期间，我一直没见到爸爸，他不在昆明；也一直没见过五岁的弟弟和两岁的妹妹，可能是怕我的肺结核传染给他们。1955年全国取消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度。这年暑假干部子弟小学撤销了，我转入靖国新村住家附近的新村小学上三年级，和上一年级的弟弟每天一起上学。
1959年我上中学了，当时因为家在省商业厅宿舍，被分在昆明第八中学初78班。1961年家搬到篆塘无逸里1号，妈妈把我转到师院附中。当时全国在搞教育改革。昆八中是旧的六年制，我读初二，原先比弟弟高两年；而师院附中是中小学九年一贯制，我被分在比弟弟仅高一年的初16班，而且同学都是原先我就读的师院附小低一年级的同学，这下我就像是蹲班了。与我类似情况的还有几位同学。我心里很不愉快，就约了情况相同的梁安宁同学，向学校领导要求“跳级”，学校基于我们的学习情况，同意了。我“跳级”到初11班，关键的事是要尽快追赶上新班级的学习进度。我把这事告诉了父母。星期天，爸爸妈妈就轮流给我讲语文课程中的古文。妈妈讲《冯谖客孟尝君》，爸爸讲《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聂政》和《荆轲刺秦王》，他们边讲边读，是按古文的读法，摇着头，唱着读，绘声绘影，让我映象很深刻。平时，在同班女同学的帮助下赶学数理化的课程，她们把自己的数理化笔记借给我，我就硬抄下来，再学着做作业，加以理解。班主任林美柱老师还为梁安宁和我补习初等函数的课。要不是这次“跳级”，我就赶不上1965年的高考了。我上高二时，父亲到学校向班主任老师罗述修老师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并告诉罗老师我打算报考文科，罗老师对父亲说“她要是考文科，就可惜了！”听了罗老师话，我改了报考理科，并考上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我对昆明师院附中初11班、继而的高29班的老师和同学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他们是雪中送炭者。
父母注重对我们全面的培养教育。除了学习学校的课程，还让我和妹妹学钢琴，弟弟学拉提琴。我们家买不起钢琴，是用基督教堂---文林堂里的钢琴，老师是教会的姜师母，每天练琴30分钟，每周上一次课，每人每月交5元。当时有的干部不敢让孩子去学琴，怕招惹政治方面的非议。父母认为姜师母用自己所长，服务社会，自食其力，无可非议。我虽然没学好，但在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时，练习钢琴曲能平和我的心情，从中我感悟到世间的优美不仅是靠视觉体验的，还可以靠听觉，靠心灵和认知体验。进而使我感悟到物理学中的美，并在物理学教学中向学生传播用心灵体验出蕴含在物理学中的美妙。练钢琴还让我明白自己是沧海一粟，一切困难都会过去的。感谢父母让我轻松地学钢琴。
学钢琴开辟了妹妹的人生之路。她学得不错，不但会弹钢琴、拉手风琴，嗓子好，歌唱得好。1966年文革前妹妹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我们一家都很高兴，特别是我，梦想着和妹妹相聚在北京……。不料，没多久，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又来了一道通知，原先的录取通知书作废。妹妹只好随母亲到思茅“五.七干校”，不过靠着音乐方面的天赋，妹妹后来参军了，文化革命后1980年她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部队她用的手风琴原先是作曲家贺绿汀在意大利为女儿买的，文革抄家被出卖，昆明军区某文艺宣传队的人到上海出差，看到这意大利的手风琴就买下了。1949年父亲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和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曾与贺绿汀两人同住一室。1974年，父亲到上海见到贺先生，将他女儿的意大利手风琴的下落告诉了他。1949年他们俩共同见证了人民的解放、共和国的诞生，25年后他们俩又相互庆幸劫后余生，也许这就是友人之间的缘分。
对我们子女和孙子辈的教育，父母有他们的做法，也有他们的思考。1995年7月父亲亲笔为我的儿子杨洪波写下训言：
为玉在璞，为珠含胎。及其护爱，不染尘埃。照识厉害，免受危灾。文静多思，善辩兰艾。
高瞻远瞩，百年胸怀。时防暗礁，谨慎祸埋。雄心壮志，创拓未来。审时度势，猛勇闯开。
胜利勿骄，再夺前塞。
1995年7月父亲手迹。
生活百态
刚上小学，有一次妈妈给了我一个橘子。我吃得太快，把一粒橘核吞下去了，我告诉妈妈，并问“怎么办？”她笑着说：“好啊，你等着，明年你头上就会长出一棵橘子树，到时候你就有橘子吃了。” 妈妈幽默、美好的回答让我当即放心了，至今回想起来，心里还甜甜的。
1954年底爸爸很长时间没回家，我们家住靖国新村91号东楼2层。一个星期六傍晚妈妈从干部子弟小学接我回家，晚上我上床准备睡觉。突然，爸爸回来了，抱着我，亲我的脸，说：“叫爸爸！”我摸着被他的胡子扎疼了的脸说：“胡子老倌儿倌儿”。妈妈笑着拍了爸爸一下。当时父亲是去广南负责领导土改，中间有事回昆明。
1955-1958年爷爷和奶奶从四川老家到昆明来住了三年。爷爷只读了几年私塾，毛笔字却写得很好。后因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做生意被人欺骗而破产，把家里的田地都典当光了，不久爷爷的父亲忧郁得病去世。爷爷少年就四处打工，立志要将家里的田地赎回来。他与奶奶是娃娃亲，奶奶一直等着他，直到奶奶29岁他俩才成亲。我父亲是老大，当时家里很穷，但爷爷自己再苦也要让父亲上学。父亲后来离开了家。我有三位姑姑，一位叔叔。直到解放时爷爷只赎回了很少的田地，一直是贫农。我叔叔也上过学，毛笔字也写得不错。我小时候他还教过我写字。爷爷和奶奶在昆明时，爷爷买菜，奶奶做饭，我们吃饭不用上食堂了。我的裤子膝盖处挂破了一个口子，奶奶仔细地用内补，不是一个补丁缝在外面，而是补丁在里面，外面只有一条缝，虽然是补丁但看起来却很别致。后来我也学着这么补衣服。爷爷自己买了竹子劈成篾条，编了一个体积为半个立方米的鸡笼，还有一个小门。这个鸡笼我们几次搬家都带着，自家养鸡捡蛋，改善生活。1958年爷爷奶奶回老家了，我们只好又上食堂吃饭。
1955年 昆明
1959-1961年，爸爸参与中缅边界划定的工作，很长时间没回家。我们跟随母亲从翠湖东路12号搬到省商业厅宿舍，生活很困难，妈妈身体不好，得了肝炎和水肿病。我的肺结核又犯了，每天吃雷米封，医生说不传染，没有让我休学。我们住的宿舍，家里水管流出的是黄泥水，只能冲厕所。吃的和洗衣服的水都要到楼下的大院里去打，宿舍区只有唯一一个清水自来水龙头，打水有时要排队。我负责洗全家人的衣服，在大院里一起洗衣的阿姨、大妈们热心地教我怎么用搓衣板，怎么洗得好，都夸我是好孩子。每个星期日吃过早饭我就高高兴兴去洗衣服。一天傍晚，爸爸回到昆明，找到省商业厅，看到迎面走来一个10多岁的男孩，跳着一担水，就上前去想问问“陈素敏家住哪里？”话没说完，看出这孩子就是弟弟明明，父亲的眼睛湿了。爸爸回来了，我们特别高兴。爸爸问我们生活是不是很苦，我们抢着告诉他，妈妈领着我们养了几只鸡，种了菜。翠湖的水干枯了，我们去挖湖泥，做成球当煤烧。我们一般是在食堂买饭，偶尔自家添点菜。鸡生病了，给它喂药。我们家种的花菜是院里最大的，一次只用刀割六分之一就够吃了。庆祝爸爸回家，杀了一只鸡，一家人打牙祭。后来爸爸又下乡了，用毛竹做了一根小扁担给我们，不是三尺三，只有不到三尺，可很好用。
困难时期粮油、食糖、点心都是定量供应。有人到我家，自己拿了点心就吃。我们告诉妈妈，她说：“吃得的东西，官都不究！她是饿了。”还说：“有东西能分给大家吃，这才好。”
1963年可以买到黄豆了，星期天爸爸妈妈在家领着我们磨豆浆，点豆腐。然后，妈妈做“麻婆豆腐”。要是杀鸡，爸爸每次都会戴上眼镜，用他的小镊子仔细地把细毛都拔干净。
妈妈心灵手巧，女红很好，一家人的毛衣都是她织的。我和妹妹的毛衣都织得很漂亮，特别是妹妹小时候的毛线裙子，有的阿姨还向妈妈学着织。我也很有兴趣织毛衣，妈妈教我：加一针出个小眼，为了保持针数不变，在适当的地方要并二为一，设计好有规律的加针并针，就编织出好看的花纹。一针一线地织好了一件衣服，看着我们穿在身上，妈妈脸上露出慈爱的微笑。
1961年昆明
1966年国庆节后，我和北大同班的三位女同学去大串联，一路人多车挤。在重庆开往成都的火车货运车厢里，我们坐在地上，天黑了车厢里的灯光很暗，突然我听到“姐姐！姐姐！”很像是妹妹的声音，我不由自主地说：“我妹妹！我妹妹！”大家都奇怪地望着我，我只顾四处张望，在车厢门口，是我妹妹！弟弟也来了。我们竟能在大串联的车厢里相遇。文革让我们一家人吃了不少苦头，这次巧遇可能是老天爷略给我们点甜头尝尝。弟弟说他们想上北京，这是所有外地大串联学生的愿望。介于父母的处境，当着大家的面我们不敢多说。清晨到了成都，我就用自己和同学的北大学生证为弟弟妹妹办了到北京的火车票。他们走了，我的心像是被揪住了，他们这一路会怎么样？妹妹才15岁呀。可是弟弟妹妹若留在昆明，看着父母挨斗，他们心里也不好受。
1967年岁末天寒地冻，我在北大宿舍里，清早还不到6点听到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一看是我妹妹和一位女同学，我好心疼哦。把她们拉进屋，也顾不了同宿舍还有5个同学，问她们怎么来的。她们晚上到的北京站，乘公交车到西直门，末班车都停了，她们就看着公交车的牌子沿路往北大走，走到快天亮才到北大。姐妹相见很高兴，那时不上课，上午和下午都是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晚饭后和妹妹在北大校园散步，很惬意。
文革期间昆明发生武斗，有一派占领了云南饭店，我们家在龙井街华阳巷4号，住的二层楼房，南面正对着云南饭店，武斗的人经常乱打冷枪，伤及无辜百姓。68年3月北大也武斗，5月份我回到昆明，原先的房间在楼上有危险不能住，我们一家五口到楼下挤在一间小平房里，不到10平米，只够五个人打地铺睡觉。外面兵荒马乱，一家五口能挤在小屋感到也很温馨。
“她穿得这么破，我们对不起他们！”
困难时期，我们住在云南民族学院西院，出门就是莲花池村。一个星期日，妈妈带我到村街的小饭铺，买两碗米线，给家人解解馋。许多人排队。一会儿，有位当地的老婆婆抄着很重的口音叫：“喜平姐嬷！”（昆明土话：小平的妈）妈妈就应声作答，并和她聊起来。我一看，这婆婆的衣裳补丁摞补丁，不过倒是洗得干干净净。她们俩聊着，米线买好了，她们还聊，张家长李家短，我走开站在一边等着。终于妈妈笑着与婆婆告别了，回过头来她变了脸，严肃又愤怒地冲着我说：“你看她穿得破，看不起她，是吗？我和你爸当年住在这个村子里，还没有你们几个呢。村子里一百多人，没有一个去告密。没有这些好老乡，哪还有你们几个！解放十多年了，她穿得这么破，我们对不起他们！”我很惭愧，同时更敬重心中有老百姓的母亲。也许，母亲在机关里也说了类似的话，她被划为“右倾”，被批斗。后来，我北大毕业被分在贵州兴义农村，我和乡亲们相处得很好，这与母亲当年的教训是分不开的，在农村从农民身上我受到的最大教益是不怕困难，在艰难困苦中，我总会看到比自己更艰难、更困苦的人，不哭、不怨，想办法克服困难，度过难关。我把一些经历写在《告别未名湖 2》中(8)。莲花池村小饭铺这事以后，母亲告诉我，1943-44年父母领着哥哥，曾租房住在莲花池村，村子里大多是农民，父母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城里人装束，在村子里比较显眼，村里实行保甲制，可上百人的老老少少，没有一人去向当局说三道四。当时还经常要“躲警报”，一天下午母亲在回家路上，走到村里的场坝上，日本飞机来轰炸，投了一些炸弹后，还瞎转悠不飞走。母亲躲到一个稻草堆后面，可是好像被飞机上的鬼子看到了，飞机绕到稻草堆后面，母亲又躲到前面……，飞机绕着稻草堆转了好几圈，机枪朝着稻草堆乱打了一阵，最后才飞走了。母亲逃过日本鬼子一劫。
“划清界线”
1966年6月底，我20岁生日时收到父亲的信，让我向北大学校和系里领导和党组织报告，说他犯了严重错误，让我与他“划清界线”，“脱离父女关系”，今后生活费由我母亲寄给我。父亲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共产党，文革前他在云南历史研究所工作。他年轻时候的好友田家英66年5月出事了。文革中父亲受冲击，我理解。亲历了儿童时期父亲受处分的事情，比起突然受到冲击的一些干部子女，我相对冷静些。但当“脱离父女关系”这事降临到我头上，还是很“触及灵魂”的。接到此信后，我有十多天彻夜难眠，成天昏昏沉沉的，从此得了终身的神经衰弱症。我反复回忆我的父亲，他对祖国、对人民、对共产党是赤胆忠心的，他就是有错误，我也不能割断这份骨肉深情；而且我真是想不出有什么具体事情，我要与他“划清界线”。我在北大学的专业是原子核物理学，今后分工作是很重视家庭成分的，父亲让我与他“脱离父女关系”、“划清界线”是为我的未来着想。头昏脑胀地过了十多天，我下了决心：父亲就是父亲，这关系不是说“脱离”就能脱离的，“脱离父女关系”不是什么“大义”之举；我什么都可以不要，父亲一定不能不要。我甘愿当一辈子普通公民。当年父亲说自己，能当好一个工人，我为什么就不能当好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我沉默着，悄悄地盼着毕业。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心上像挨了一刀。
几十年后有位北大的男同学对我说：“我在学校时从来没听你说过话。”是这样的，我必须忍耐，必须等待。66年8月，在北大张承先的工作队撤销时，同学们把他们整的材料翻出来，我们系一年级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专业的108名学生，被划分成左、中、右，其中107名都划定了，只有我还空着，工作队让我悬着。文革时期在北大，运动的重点很多，我总是悄悄的很少说话，同学们没有太难为我。1970年3月，在北大主事的8341部队和工宣队把我分在贵州兴义，美其名曰：“要回避”，因为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6年8月大串联，我和几位北大的云南老乡一起回昆明。岂料北大的名气太大，地方的当局以为我们是来造反的，立即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组织对我们当中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指名道姓地贴大字报“揭底”。写我的大字报，“…侯方岳的狗崽子….”，分别贴在几所大学和正义路大街上。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使自己被逼到必须公开表态与父母划清界线的地步，决定回北京去。离开昆明的那天晚上我回家向母亲辞行。她也挨斗了，她拉着我往外走，以免被机关的人看到。到文庙街她在商店买了一盒月饼，一边塞给我，一边哽咽地说：“快走！以后再也别回来了！”我含泪给母亲鞠了一躬，消失在夜色的人群中。天地啊！父母啊！我是你们的骨肉啊！父亲让我与他“脱离父女关系”，母亲让我“再也别回来了！”他们是忍痛割爱，要让我自立，让我从思想意识上长大成人，遇事自己担当。我们的心都在流血。我的心上又挨了一刀。
80年代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到云南招生。在曲靖一中遇到一位老师，我向他了解考生的情况，他笑着说：“你就是侯碧辉？”“是呀，你认识我？”我很奇怪，我们好像并不认识。原来文革期间他在昆明上大学，看到了有关我的大字报，时隔二十多年他竟然还记得，可见当年的势头之大。
1971年4月，我在贵州兴义农村，正和农民一起栽秧，公社来人叫我到公社办公室，两个自称是昆明军区的军人让我写交待，1966年父亲和田家英说了些什么事，并要求写清楚年月日。第二天我写好。他们一看，写的是“我根本不记得是1966年1月哪一天，外调的同志一定要求写上日期，我找到当年日历，1966年1月22日是星期日，……。父亲和田家英他们谈的是联系中医叶清心给我看病……”。他们看后没好气地把我剋了一通，说我避重就轻，还在文中暗指他们搞“逼供信”。等他们说完，过了一会儿我才慢慢说：“这是事实，不然，你们写个我看看！写的对，我签字。”他们这才换了口气，说了几句光冕堂皇的话，让我好好劳动改造，没要求我重写，把那份交待带走了。当晚我愤然填写了四首《十六字令》词， 叹天：
天，桃李樱兰枉竞妍。东风烈，哪管百花鲜。
天，耗尽青春下水田。风波起，乱影碎华年。
天，覆雨翻云顷刻间。惊心案，明月照魂冤。
天，怅叹炎凉世事艰。亲人远，天佑保平安。
那时，父亲被管在昆明，母亲在思茅省政府机关 “五.七干校”，弟弟在四川广安老家农村，妹妹参军在普洱。一家五口分处五地。那年月全国许多地方食品供应很差，地处边远的兴义算是比较好的，可以买到花生、糖和猪油等。过年时老乡杀猪，做腊肉和香肠，我就买些寄给母亲和弟妹。
弟弟是老三届高三的，1970年之前在云南瑞丽的山区当了一年多知青，因四川老家祖父去世，祖母年过八旬需要照顾，他办了回乡插队的手续，70年3月离开瑞丽准备回老家时，他特地从昆明到兴义来看我，住了几天。我们一批北大清华的学生刚到兴义，等待分配住在招待所，白天学习开会。弟弟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把我的被单床单都洗得干干净净，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夸他勤快。每天晚饭后，我俩在兴义县城里散步、聊天。他讲了他在瑞丽的山区的情况和经历，相比之下兴义算是不错了。他比我小两岁，但由于文革，亲眼看到了父母的遭遇，比我先步入社会，他倒像是个哥哥似的安慰我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忍耐和等待；还说，没分回云南也许还好些。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文革后期，母亲在思茅 “省五、七”干校，体弱多病，且血压很高。1971年她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可是我还在贵州兴义农村尚未分配工作，弟弟在老家农村，妹妹在参军在部队。1971年7月我和大学同学杨炳忻领了结婚证，他分在安徽蚌埠二中当教师。1972年2月炳忻千里迢迢从蚌埠经上海、昆明、思茅，到“五、七”干校要将母亲接到他的老家，上海嘉定县。起先五.七干校的军代表不同意，干校卫生所的一位老大夫对军代表说: “让她走吧，她血压高到270。她是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出了事，你担不起责任。”这样，母亲和炳忻才得以离开干校。在思茅到昆明的路上，他们的行李车翻到了山沟里，所带的衣物全没了。好在俩人安全到了上海，母亲住进嘉定县里的医院。我在兴义劳动了两年，再分配时地区人事部门同意我调离，4月份我接到了蚌埠市教育局的调令，动身去上海。炳忻到火车站来接我，在他家请了亲友吃了一顿午饭，算是我们简单的婚礼。然后我们带着母亲一起到蚌埠。我被分配在蚌埠一中当教师。母亲刚到蚌埠时走路要用拐杖，后来身体逐渐好转，不用拐杖了。72年底云南“省五、七”干校来人为母亲办了离休手续。弟弟妹妹分别到蚌埠来探亲，看望母亲。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差，但亲人能相见也算是福分。
1973年8月我的孩子洪波出生了。被管了四年多的父亲1974年春天到蚌埠来接母亲回昆明。炳忻和我于1977年调到中国科技大学任教，在合肥呆了24年，这期间我和炳忻、洪波几乎每隔一、两年就回昆明一趟。2001年我和炳忻分别调到北京工作，他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我在北京工业大学。
1974年1月蚌埠
1975年11月昆明
1975年深秋我带着洪波回昆明探亲，正巧瑞云随部队演出也在昆明，明明已调回昆明，在512厂，这算是文革后我们家第一次聚齐了，而且叔叔侯太清也从昭通来了，我们一起照了一张相，照片上笑得最开心的是爸爸和妈妈。难得一天瑞云有空，我们决定去耍西山，只是明明要上班不能去。我们一直上到三清阁，再下山乘船到海埂，然后乘车回家，一路上走得很累。洪波虽只有两岁多，可长得很结实，瑞云几乎全程背着他。第二天瑞云的小腿又酸又疼，几乎走不了路。
从1974年到1998年3月母亲去世，父母又风风雨雨的过了24年。这期间我回家看望他们，父亲总是在忙着写材料，多数是关于一些冤假错案平反的情况。母亲告诉我，有的战友为革命受尽了苦难，解放后却被冤屈，父亲经常一边写一边落泪，甚至发了心脏病。我真是不明白，都是革命同志，有的人为什么总是琢磨着要整自己的同志？
这类书信和证明材料父亲写了不知多少，可惜他都寄出给了对方，自己没有留下。我有幸看到黎强叔叔（时任公安大学副校长）保留的1990年父亲写给他的一封长信。黎强叔叔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获得最高官阶的秘密特工。当时只有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留下了大量回忆录性质的手稿，整整放满了一大箱。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安全部在内部的一份文件中号召党员向黎强同志学习。父亲写信时，因病住在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干部病房403号，信中写的是1935-38年张显仪在四川省成都师范的革命活动及其前后情况，共41页，约2万字，于1990年11月26日完成。
1990年父亲写给黎强的信，其中的第1页和第41页
1995年夏天我和炳忻、洪波回昆明，母亲住在医院里。父亲说西山龙门隧道通了，他想去看看。于是我们和父亲又去耍西山，炳忻和洪波一左一右两边搀扶着耄耋之年的父亲上到三清阁，又穿过已打通的龙门隧道，上到山顶。这一路上的游客中父亲是年纪最大的，沿途不断有其他游客为他们三人鼓劲、加油，终于到了卧佛山的山顶。向东远望昆明城，对生活和工作了五十多年的昆明，父亲回想往事，思绪万千，最后说：“下次我不来了，等你妈妈身体好些，你们带她也来看看。”他想着同甘共苦快六十年的老伴。我们爽快地答应了。可是母亲晚年身体不太好，多数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我们没能完成对父亲的承诺。1998年3月31日母亲去世了。父亲悲痛地为她写下了挽联：
青梅竹马比翼六十年 喜见白头偕老，
共苦同甘川滇三千里 孤悲云鹤远飞。
和《祭夫人》一诗：
六十冬春共远征，狂涛恶浪苦航程。
腥风血雨无惊恐，饿虎凶狼挺剑横。
度日糟糠无怨语，改缝旧裤似新成。
光明磊落相尊重，霜叶秋红一世情。
母亲去世后，我尽量在春节期间回昆明陪着父亲，好让平日照顾父亲的弟弟妹妹能轻松一下。2006年春节我回昆明，父亲表示他想到北京住一段时间，我答应他，等天气暖和了，暑假期间我来接他。不想5月24日父亲与世长辞。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啊，且以长歌《哭父母》,
晴天霹雳父西归，裂胆撕心不胜悲；海角天涯亲远在，心安志壮浴朝晖。
舔犊哺育依稀梦，孤雁哀鸣绕冢碑；八载尤伤慈母去，今宵顿足双亲没。
父母健在时，不论我远在何方，心里觉得天高地实好像有倚靠。双亲离去，没了倚靠，从小到大经历的一幕幕时常重现在我眼前。今年清明我和炳忻回昆明去给父母扫墓，献上挽联：
竹枝亮节风情 养育深恩似海，
桂子飘香梦影 劬劳厚爱齐天。
父母是实在的天地，天地是无形的父母。父亲、母亲安息吧！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所有的往事都成为过雨云烟，留在我心中的是永远无尽的怀念，每每与父母在梦中相见，一家人还是笑得那么香甜。
（2015年6月16日 于北京）
参考文献
(1) 《祁山回忆录》，祁山，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2) “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云南人民武装的成长----云南人民武装领导者侯方岳访问记”，继昌，《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第六版。
(3) 《李家九兄妹投身红色革命》，孟继良，《生活新报 网》2006/12/20首页，新闻中心，同城。
(4) “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访革命前辈侯方岳老先生” ，郭军宁，《炎黄春秋》 2003年08期 。
(5) 《郭佩珊纪念文集》，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9月。
(6)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鐔德山，曾自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324页。
(7) 《傅君诏：一位学者的人生经历与教育思考》，陈彬，《中国科学报》，2012年10月24日。
(8)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孙兰芝，张从，奚学瑶，丁广举主编，九州出版社，2014年9月，第137-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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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侯碧辉，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祖籍四川广安，1946年6月生于昆明。1965年从昆明师院附中考入北京大学技物系核物理专业。1970-72年在贵州兴义县下午屯公社劳动锻炼。1972-77年在蚌埠一中任教。1977年-2001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系，其间85-86年在德国汉堡加速器中心DESY做访问学者,1998年评为教授，2000年评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10月调到北京工业大学数理学院，任凝聚态物理学博士点责任教授，2011年8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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