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望华：沉重的回忆
沉重的回忆
－－作者：储望华
储安平
（1909年－1966年？） 江苏宜兴人。1932年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46年春赴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创办《观察》半月刊，因针砭时政后遭国民政府查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因发表“党天下”言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9月失踪。
储安平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余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储安平与前妻育有三子一女，储望华是其幼子，生于1942年，钢琴家，现居澳大利亚。
几张面色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储安平留在这世界仅有的影像，它们也似乎印证了这位父亲留在儿子储望华心中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67岁的储望华与家人现在安静地生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别墅里。储望华将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为“静远斋”－－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曾改名静远，取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以规避身外的政治汹涌。储望华每年都会回到国内，担任一些钢琴比赛的评委或为艺术院校授课。对外界而言，这位儒雅而风度翩翩的白发学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与钢琴家，是著名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改编的很多钢琴作品如《翻身的日子》、《新疆随想曲》、《二泉映月》、《筝箫吟》、《茉莉花》等，不仅被中国钢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为音乐院校及业余考级或比赛的常用教材和曲目。
近些年，储安平正在悄悄成为被追逐的热点，但储望华并不卷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对父亲作过度的解读。
失踪
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选择的离开。
回想起来，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个星期天，也是“文革”爆发的第三天。我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平时住在学校的教员宿舍，每周末回家探望父亲。
那之前两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也感到无比恐慌，不知该和父亲说些什么，气氛异常沉闷。只是在告别时，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已经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姓女士的电话，她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我这才知道，父亲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只能大体猜测是9月上旬“失踪”的。
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便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
“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有一天，他从九三学社被放回家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我后来在章诒和的书里看到，那时候经常和父亲来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名叫李如苍，是农工党中央党部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劳动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银锭桥边，父亲有时会从棉花胡同到他家里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门前发现脚底下有一张纸条，似乎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如苍，我走了。储。”未留日期。
父亲要“走”到哪儿？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着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节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九三学社还派了一名干部，并要求我和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好几天，也查访了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
到了196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专门调查父亲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个军人找到我，其中一个身着海军的蓝制服，另外两个身着普通的黄军衣，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专案组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在父亲“失踪”的好几年中，我们也不时听到关于他行踪的各种传闻。有人说父亲在山西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人说父亲“已被监护起来”。虽然消息都虚无缥缈，但我宁愿相信它们都是真的。数十年来，我也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十年
从1957年成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间还有将近10年的时间。想父亲的时候，我也会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这10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什么在熬过了那样的10年后还会选择自杀？……
1957年4月1日，父亲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几次三番动员党外人士发言，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在我看来，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6月1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他还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要巩固已得的地位，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批判、驳斥。6月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说起来有些讽刺，从上任到辞职，父亲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上还不到70天，却“成就”了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难怪章伯钧后来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储安平。那一年，父亲只有48岁。
很快父亲便失去了职务，此后，他到了商务印书馆，主要任务是校译别人翻译好的英文稿－－虽然父亲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译，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译”，而且不能署名。此外，上面让他写一些文史资料或回忆录，我记得父亲写过在上海办《观察》之前的一些情况。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无所事事，偶尔会去看看电影，或者看看我在学校给他借回来的一些书。
那段时间，父亲不是一般的苦闷。他眼看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乱，内心的孤寂与痛苦无从言说。第二任妻子那时已离他而去，家里也没人关照他，非常寂寞、无聊。“政协”在石景山模式口有个劳动改造的农场，父亲有时会被派到那里劳动，放羊、种菜，后来还做过“蘑菇培植”。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那里看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里只有一个简单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里充满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说：“这种地方怎么能睡？”父亲说：“蘑菇繁殖，温度不能太高。”见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过来安慰我。我们二人之间沮丧的气氛，令我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无比压抑。
父亲失踪若干年后，徐铸成曾写文章称父亲“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听说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关押在九三学社某处时，曾与同屋的另一个难友交谈，谈话中说起“塘沽距离天津有多远”之类的话题。父亲“失踪”后，难友把两人的谈话向组织做了交代，遂被质疑他可能孑然一身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与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完饭走出来的路上，便说他经常有想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他虽然写过检查、被劳动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并不以为自己错了。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他曾随全国政协组团到鞍钢等地参观，到江西参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调研，写出了不少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祖国新建设、新面貌的文章。对参加政府工作也满怀热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亲曾担任过新华书店全国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出版发行管理局局长等职，但对我们子女要求历来严格。在得知国家需要各类不同人才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子女输送给国家。
1951年，抗美援朝爆发，报纸上宣传说部队需要文化教员，父亲便让我大哥去参军。初中毕业的大哥响应号召去了朝鲜，他后来在东北还成为警卫排的一员，给高岗站过岗。但1957年“反右”一开始，大哥被迫从部队里转业，回到上海，在小学里教中文。1953年，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中等专业人才，父亲又让二哥到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学建筑。这两个哥哥因此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国家后来要大力发展农业，父亲又极力支持我姐姐去学农。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们家的“工农兵”，这也是父亲的安排，唯独我走了文艺之路。
父亲虽然早期参加过新月派，但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深受议会政治的影响，转而放弃文学而从事政论性文章写作，他一直梦想办一张像《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1946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一直以尖锐而辛辣的风格，批判抗战以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社会现状，深受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其订数从400来份上升到10万多份。父亲曾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结果《观察》很快被查封，他也险些被国民党枪毙。
新政权建立不久，胡乔木和胡绳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观察》复刊，周恩来的批复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父亲闻知此讯，特别兴奋。但复刊后的《观察》显然无法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出了几期后改成了《新观察》，由戈扬任主编，父亲也退出了《新观察》。
抛却时代的大背景，我觉得父亲的悲剧多多少少也与他的性格有关系。父亲是个比较骄傲的人，母亲也一直评价父亲“恃才傲物”，他喜欢和上层社会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为这样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销”出去，但其实这也是把双刃剑。
与父亲在抗战时期一起办过报纸的冯英子对他有一评价，我认为恰如其分。他说：“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
家庭
父亲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我的母亲叫端木露西，出生于苏州一大户人家。我的外祖父抗战之前做过天津电报局局长。母亲在苏州读中学时演过话剧，她演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蒋纬国，可以想见母亲那时候也是颇为出色的。
母亲是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与父亲相识的。两人恋爱不久，父亲到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据母亲回忆，父亲留学之前英文还很差，但等母亲一年后也去了英国后发现，父亲的英文已经“大不一样”了。
母亲在英国学的是教育学，她后来回忆父亲的事情不太多，因为他们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偶尔提及，她也总是提父亲那些令她不喜欢的方面。在我看来，母亲不喜欢的不一定是我父亲的问题，而是两人性格不太一样。父亲与母亲的个性都太强了，尤其是我母亲。母亲的才能也比较高，她那时候跟父亲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但她感觉父亲总是压着她一头。母亲后来也只在上海做了一名女子中学校长，在母亲看来，是父亲限制了她。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母亲受到牵连。虽然母亲很早就与父亲离了婚，但因为有“共同的历史”，也被打成右派，好在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帽”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一直在上海生活，母亲后来又结婚了，改名为“端木新民”，她的丈夫是一个气象学专家，他们的关系也不错。上世纪80年代，气象学家去世后，母亲撑不住了，一下子衰老得不行。那时我已移民到澳大利亚，几次劝说她过来，但都被她婉拒。她一直一个人生活，直到1998年在上海去世，自始至终还是希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父亲后来又与一位姓易的女士结婚。易女士是上海人，长得很漂亮，她过去是一个电机工程师的太太，后来跟工程师离婚了，跟我父亲结的婚。起初我们都觉得易女士并不是很适合父亲的那一类人，不过他们之间感觉不错，我们子女也没什么意见。
1959年，我记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和哥哥姐姐们与父亲在天坛公园的一棵大树底下喝茶、嗑瓜子、聊天。他通知我们说，他跟姓易的女士离婚了。父亲的意思是，易女士是在他1955、1956年“飞黄腾达”时与他结的婚，那时候父亲的工资也比较高，但自从被打成“右派”后，不仅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生活上也大不如以前。对女方来说，自此也变成了“右派家属”，她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分手还是政治上的原因。
在我们眼里，父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虽然比较和气，但他不是一个家庭化的人物，在没有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一直过着工作狂的日子。我们兄弟姐妹一共4个，父母离婚的“分工”是：我和二哥归北京的父亲管，姐姐和大哥归上海的母亲管。母亲再婚后，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父亲这里。我们在北京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但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并不多，有空时他经常找朋友一起聊天议政。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我很小就被送到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去读书，跟他分开了6年，所以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得到的父爱也少了许多。现在想起来，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人生
我的音乐之路跟父亲有关。父亲一直支持我去学钢琴，也是父亲安排我去报考的音乐学院附中。当时的录取率仅有3%，得知我考上后，父亲非常高兴，他希望我能成为傅聪、刘诗昆这样的钢琴家。后来也是他在家庭会议上力排众议，决定为我买台钢琴。
“反右”之前，父亲属于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工资是9级，有300多块钱，还算优越。但“反右”之后，他的工资降到了150块，而且还要抚养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所以1800块钱的钢琴，还是一笔挺大的开支。
1956年，我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公演，《人民日报》的报道称我为“戴红领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亲来信：“你以前常告诉我，在报上读到了爸爸的名字，现在爸爸也在报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亲还觉得我在学校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是西方音乐，因而经常嘱咐我一定要重视从中国民间汲取艺术营养。每逢寒暑假，他必为我“补课”，带我走访民间艺人，看地方戏和说唱节目。
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这样温暖的回忆实在太少了。1957年，我正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同学看报纸时就会问我：“你父亲怎么是‘右派’？”那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拍了很多新闻片，父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镜头被一次次播放，然后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了。
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因为平常这么说习惯了。班里同学在后面看到了我写的信，在班会里就批判我，说“你的立场到哪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都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包括上世纪80年代我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到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
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特别高兴，和同学们跳舞、喝汽水、吃西瓜，通宵达旦地庆贺。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长一起找我谈话，学校里有人贴大字报，说“储安平的儿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后我们还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党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其实老师和领导都是比较保护我的，迫于压力，他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我放弃作曲，改学钢琴。校方还建议我和父亲商量，可是不到10秒钟我就答应转系。父亲又能怎样呢？
虽然我并没有被完全“清除”出去，但这对我来说，打击特别大。我愤慨于命运的不公平，可是又不敢表露，无力抗争。父亲好像也很愧疚，觉得连累到我们，到学校看我，给我送东西，连传达室也不进。父亲很少和我们讲他的遭遇，也很少提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或许是不愿意我们受到他的影响。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彼此也尽量回避涉及政治或者国家的事情。知道我在学校考试、演奏或者比赛得奖，他也会由衷地高兴。谈及我们的将来，他总是流露出“你们好自为之”的意思。
那时候，我也并不是特别理解父亲，毕竟我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父亲的情感也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有时候会特别怨恨他，感觉他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灾难。
我从钢琴系毕业后，校方觉得我还有作曲这方面的才能，也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同情，让我留在了中央音乐学院。我那时候有一个女朋友是我钢琴系的同学，但我们的交往因我父亲的问题而夭折。“文革”爆发一个月后，我也被揪了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这期间中央乐团曾三次借调，想让我参与《黄河》、《十面埋伏》和《战台风》的创作，可做完贡献后，就被“样板团”“刷”回学校，由此被人戏称为“板刷”。那些改编后的作品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以后的几十年里，这样的挫折经历得越来越多，我也渐渐学会用沉默和忍耐来接受命运的不公。
我常常想，我无法与父亲相比。父亲一直在思考政治、思考社会，而我接触的领域比他小，我想的更多的是艺术，把钢琴曲作好，有更多的听众。但是如果父亲知道我是在做一些实事，是以音乐有作为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也会很欣慰的。
父亲诞辰80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这部音乐作品已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我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写道，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1966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当首演的音乐声起时，我想，分离这么多年，我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心灵交谈。唯愿父亲那曾经悲苦而孤寂的灵魂能感受到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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