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四日，我们想起太平湖，想起老舍！
八月二十四日，我们想起太平湖，想起老舍！
八月二十四，老舍消失在太平湖
名家忆老舍
曹禺：怀念老舍先生
我和老舍先生都是经过旧中国的灾难与痛苦的人。他比我年纪大，是我的前辈。我们都属“狗”，他比我大一轮，比我早生十二年。
他出身贫寒，当过教师，也当过教授。在我从南开中学毕业后，我才知道他也在那个中学教过书。因此，从过去老人的眼光看，他虽未亲身教过我，但我也应该认他为“老师”的。
我认识老舍是在抗战中的重庆。国民党不抗战，却偏偏有一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记得我们便是在那个“协会”认识的。他很穷，居无定处。有时在张家花园那个“协会”住一阵，有时便在《新蜀报》报馆中的一间简陋的房间住下。无论酷暑寒冬，他总是在那个不大能见到阳光的小房间里，一天一天埋头著作。
夏天的重庆是个大火炉，热得人无处藏身。没有风，没有树，到了夜间，屋内的床席、桌椅似乎都烫手。但老舍先生，除了偶尔会客、开会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日夜地写，写，写，用他的心血写出各种体裁的作品。
他是一位正义感很深的人，嫉恶如仇。对那些例行逆施，横征暴敛，不抗日，专吸人民膏血的人，他是决不相容的。但他对一贫如洗、剥削者视为卑下的苦艺人，却待若宾友。我记得有一位艺名“山药蛋”、唱滑稽大鼓的老艺人，老舍先生虽是两袖清风，却总在这位老艺人最困苦的时候，拿出自己的稿费周济他；并且经常为这位受苦受难的艺人写大鼓词，甚至为他的家事排难解纷。当他受国民党特务欺凌时，老舍便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敢说敢老舍慷慨好客。即在那毫无出路的重庆山城中，如若来了一位远方的友人，他必盛宴款待。而那餐宴的费用是他典当或变卖了自己的衣物得来的。他好喝几杯黄酒，酒量不大，但酒酣之后，便引吭高歌，声动四壁。
他不但写得多，而且各种各样的体裁都写。新旧体诗歌、小说、戏剧、曲艺、相声，以至为人写新内容的春联。每次政治运动，他都积极响应，用他生动的笔，写出许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革命的好文章。
他工旧体裁的诗，精书法。一般来说，有求必应。因此他的诗与书法到处流传。北海的“仿膳饭庄”的“仿膳”二字，便是他的手笔。
他爱收集美好的水墨与扇面。我有时访他（多半在下午，上午他是不会客的），他总是从他的小书房里欣然走出来，给我一杯浓郁的花茶，谈得高兴时，便拿出几幅他引为得意的字画给我欣赏。我虽然不懂字画，但也因为他那样欣喜，感到愉快。
他好花，尤其爱养菊花。到了秋天，他的小庭院里便摆满了斑斓夺目的菊花。这是他和他的夫人胡絮青同志共同培育的。宋朝有个周敦颐，写了一篇短短的散文说：“菊，花之隐逸者也。”而老舍先生从来不是“隐士”，他是喜欢和朋友们同乐的。因此，当他的菊花成群成山，亭亭玉立、欣欣怒放的时候，他必然请许多朋友来家中赏菊。有时还在家中便餐饮酒，那时，我也喜欢喝上两杯。几杯黄酒到了肚里，竟颓然醉倒在桌下，四坐笑声朗朗，朋友们是那样欢悦。
老舍先生很豪放，但也谦逊。他经常赞扬郭者学问的渊博，也称赞赵树理的文章写得纯朴、扎实，没有废话。对其他人的一些优点，也从不吝惜他的誉美之词。
他平易近人，常有各样的客人到他的家中拜访。他为了写作，也常常深入到人民中间去，不怕吃苦、不怕艰难。他自奉俭朴、步行街巷，从来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自居，没有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名人”架子。解放后，他的第一个作品话剧《龙须沟》，洋溢着对人民热烈的情感，他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写出旧社会的黑暗与新社会的温暖。他把这个剧本交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由焦菊隐同志导演，许多北京人艺的话剧艺术家，于是之、叶子、郑榕、杨宝琮……都参加了演出。
有这样一句话：“著作等身”，那就是说一个作家的著作摞起来，有他的身量那样高。老舍先生是二十年代的老作家，自从他执笔以来，所写的文章，约有数千万言，不只是“著作等身”了。但他从不自满，总在精益求精，一部一部的作品从他的笔下涌出。必须说，老舍是一位非常勤奋，从未停笔的老作家，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老舍先生喜欢儿童。我记得一九六二年，我带我六岁的女儿小欢子和老舍同车从广州向北沿海滨驶行，他偶尔看到我的小女儿作的一首儿歌，他非常欣赏。一路上便向孩子大讲他即兴编出的许多童话，小万欢听得入了迷，又是拍手，又是大笑。临别时，孩子简直不愿离开这位有趣的老人。
他谈起话来娓娓动听，一段一段的小故事，如山中的泉水，流着，涓涓不绝，令人兴奋，令人神往？我一想起老舍先生这些可仰慕的性格，我便止不住怀念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
他将永远在人民的心里被纪念着。
（选自在北京市文联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巴金：《怀念老舍同志》
我在悼念中岛健藏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虹桥机场送别的事。那天上午离沪返国的，除了中岛夫妇外，还有井上靖先生和其他几位日本朋友。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中岛、井上两位赠送的书，回到家里，十一点半上床，睡不着，翻了翻井上先生的集子《桃李记》，里面有一篇《壶》，讲到中日两位作家 ( 老舍和广津和郎 ) 的事情，我躺在床上读了一遍，眼前老是出现那两位熟人的面影，都是那么善良的人，尤其是老舍，他那极不公道的遭遇，他那极其悲惨的结局，我一个晚上都梦见他，他不停地说：“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总之，我睡得不好。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宾馆陪中岛先生和夫人去机场。在机场贵宾室里我拉着一位年轻译员找井上先生谈了几句，我告诉他读了他的《壶》。文章里转述了老舍先生讲过的“壶”的故事 [1] ，我说这样的故事我也听人讲过，只是我听到的故事结尾不同。别人对我讲的“壶”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茶壶。乞丐并没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占有这只壶，每天一起用它彻茶，一直到死。我说，老舍富于幽默感，所以他讲了另外一种结尾。我不知道老舍是怎样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抱着壶跳楼。他也不会把壶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间。
那天我们在贵宾室停留的时间很短，年轻的中国译员没有读过《壶》，不理解井上先生文章里讲些甚么，无法传达我的心意。井上先生这样地回答我：“我是说老舍先生抱着壶跳楼的。”意思可能是老舍无意摔破壶。可是原文的最后一句明明是“壶碎人亡”，壶还是给摔破了。
有人来通知客人上飞机，我们的交谈无法继续下去，但井上先生的激动表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诉同行的佐藤女士：“巴金先生读过《壶》了。”我当时并不理解为甚么井上先生如此郑重地对佐藤女士讲话，把我读他的文章看作一件大事。然而后来我明白了，我读了水上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 ( 一九六七年 ) 和开高健先生的得奖小说《玉碎》 ( 一九七九年 ) 。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的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在国内看到怀念老舍的文章还是近两年的事。井上先生的散文写于一九七○年十二月，那个时候老舍同志的亡灵还作为反动权威受到批斗。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我最初听到老舍同志的噩耗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那是造反派为了威胁我们讲出来的，当时他们含糊其辞，也只能算作“小道消息”吧。以后还听见两三次，都是通过“小道”传来的，内容互相冲突，传话人自己讲不清楚，而且也不敢负责。只是在虹桥机场送别的前一两天，在衡山宾馆里，从中岛健藏先生的口中，我才第一次正式听见老舍同志的死讯，他说是中日友协的一位负责人在坦率的交谈中讲出来的。但这一次也只是解决了“死”的问题，至于怎样死法和当时的情况中岛先生并不知道。我想我将来去北京开会，总可以问个明白。听见中岛先生提到老舍同志名字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老舍见面的情景，那个上午北京市人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我和老舍，还有中岛，都参加了大会的主席团，有些细节我已在散文《最后的时刻》中描写过了，例如老舍同志用敬爱的眼光望着周总理和陈老总，充满感情地谈起他们。那天我到达人民大会堂 ( 不是四川厅就是湖南厅 ) ，老舍已经坐在那里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在谈话。看见老舍我感到意外，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听见人提到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甚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过一会中岛先生也来了，看见老舍便亲切地握手，寒暄。中岛先生的眼睛突然发亮，那种意外的喜悦连在旁边的我也能体会到。我的确看到一种衷心愉快的表情。这是中岛先生最后一次看见老舍，也是我最后一次同老舍见面，我哪里想得到一个多月以后将在北京发生的惨剧！否则我一定拉着老舍谈一个整天，劝他避开，让他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但有甚么办法使他不会受骗呢？我自己后来不也是老老实实地走进“牛棚”去吗？这一切中岛先生是比较清楚的。我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同他接触，就知道他有所预感，他看见我健康地活着感到意外的高兴，他意外地看见老舍活得健康，更加高兴。他的确比许多人更关心我们。我当时就感觉到他在替我们担心，甚么时候会大难临头。他比我们更清醒。
可惜我没有机会同日本朋友继续谈论老舍同志的事情。他们是热爱老舍的，他们尊重这位有才华、有良心的正直、善良的作家。在他们的心上、在他们的笔下他至今仍然活着。四个多月前我第二次在虹桥机场送别井上先生，我没有再提“壶碎”的问题。我上次说老舍同志一定会把壶留下，因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虽然含恨死去，却留下许多美好的东西在人间，那就是他那些不朽的作品，我单单提两三个名字就够了：《月牙儿》、《骆驼祥子》和《茶馆》。在这一点上，井上先生同我大概是一致的。
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馆》的演出，太好了！作者那样熟悉旧社会，那样熟悉旧北京人。这是真实的生活。短短两三个钟头里，我重温了五十年的旧梦。在戏快要闭幕的时候，那三个老头儿 ( 王老板、常四爷和秦二爷 ) 在一起最后一次话旧，含着眼泪打哈哈，“给自己预备下一点纸钱”，“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流着泪水，好些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戏了。这难道仅仅是在为旧社会唱挽歌吗？我觉得有人拿着扫帚在清除我心灵中的垃圾。坦率地说，我们谁的心灵中没有封建的尘埃呢？
我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一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完全没有想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我听见了老舍同志的声音，是他在发问。这是他的遗言。我怎样回答？我曾经对方殷同志讲过：“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这是我的真心话。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井上先生在机场上告诉同行的人我读过他的《壶》，他是在向我表示他的期望：对老舍的死不能无动于衷！但是两年过去了，我究竟做了甚么事情呢？我不能不感到惭愧。重读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水上勉先生的回忆、开高健先生的短篇小说，我也不能不责备自己。老舍是我三十年代结识的老友。他在临死前一个多月对我讲过：“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做过甚么事情，写过甚么文章来洗刷涂在这个光辉的 ( 是的，真正的光辉的 ) 名字上的浊水污泥呢？
看过《茶馆》半年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句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老舍同志是伟大的爱国者。全国解放后，他从海外回来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他是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一九五七年他写出他最好的作品《茶馆》。他是用艺术为政治服务最有成绩的作家。他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可以说是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他没有一点私心，甚至在红卫兵上了街，危机四伏、杀气腾腾的时候，他还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到北京市文联开会，想以市文联主席的身份发动大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就在那里他受到拳打脚踢，加上人身侮辱，自己成了文化大革命专政的对象。老舍夫人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我自己怎样在深夜用棉花蘸着清水一点一点地替自己的亲人洗清头上、身上的斑斑血迹，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明白为甚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我仿佛看见满头血污包着一块白绸子的老人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他有多少思想在翻腾，有多少话要倾吐，他不能就这样撒手而去，他还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要留下来啊！但是过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身上盖了一床破席。没有能把自己心灵中的宝贝完全贡献出来，老舍同志带着多大的遗憾闭上眼睛，这是我们想象得到的。
“为甚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去年六月三日我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参加老舍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我低头默哀的时候，想起了胡絜青同志的那句问话。为甚么呢……？从主持骨灰安放仪式的人起一直到我，大家都知道，当然也能够回答。但是已经太迟了。老舍同志离开他所热爱的新社会已经十二年了。
一年又过去了。那天我离开八宝山公墓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位外籍华人、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的谈话，她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是忠诚的爱国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帮’时代的那些待遇，那些迫害，他们早就跑光了。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给他们准备甚么条件，他们能工作时就工作。”这位女士脚迹遍天下，见闻广，她不会信口开河。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但我们是不是从这位伟大作家的惨死中找到甚么教训呢？他的骨灰虽然不知道给抛撒到了甚么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传全世界，通过他的口叫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请多一点爱他们吧。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
话又说回来，虽然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壶全，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最近我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没有看见老舍同志我感到十分寂寞。有一位好心人对我说：“不要纠缠在过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我感谢他的劝告，我也愿意听从他的劝告。但是我没有办法使自己赶快变成《未来世界》中的“三百型机器人”，那种机器人除了朝前走外，甚么都看不见。很可惜，“四人帮”开动了他们的全部机器改造我十年，却始终不曾把我改造成机器人。过去的事我偏偏记得很牢。
老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他，谈了一会，他照例说：“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他们夫妇便带我到东安市场里一家他们熟悉的饭馆，边吃边谈，愉快地过一两个钟头。我不相信鬼，我也不相信神，但是我却希望真有一个所谓“阴间”，在那里我可以看到许多我所爱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见到了老舍，他约我去吃小馆，向我问起一些情况，我怎么回答他呢？……我想起了他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十二月十五日
梁实秋：老舍的人缘很好
我最初读老舍的《赵子曰》、《老张的哲学》、《二马》，未见其人，只觉得他以纯粹的北平土语写小说颇为别致。北平土语，像其他主要地区的土语一样，内容很丰富，有的是俏皮话儿，歇后语，精到出色的明喻暗譬，还有许多有声无字的词字。如果运用得当，北平土话可说是非常的生动有趣；如果使用起来不加检点，当然也可能变成为油腔滑调的——“耍贫嘴”。以土话入小说本是小说家常用的一种技巧，可使对话格外显得活泼，可使人物个性格外显得真实突出。若是一部小说从头到尾，不分对话叙述或描写，一律使用土话，则自《海上花》一类的小说以后并不多见。我之所以注意老舍的小说者尽在于此。胡适先生对于老舍的作品评价不高，他以为老舍的幽默是勉强造作的。但一般人觉得老舍的作品是可以接受的，甚至颇表欢迎。
抗战后，老舍有一段期间住在北碚，我们时相过从。他又黑又瘦，甚为憔悴，平常总是佝偻着腰，迈着四方步，说话的声音低沉，徐缓，但是有风趣。他和王老向住在一起，生活当然是很清苦的。在名义上他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事实上这个组织的分子很复杂，老舍对待谁都是一样的和蔼亲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缘好。
有一次北碚各机关团体以国立编译馆为首发起募款劳军晚会，一连两晚，盛况空前，把北碚儿童福利试验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女士多才多艺，由我出面邀请，会同编译馆的姜作栋先生（名伶钱金福的弟子），合演一出《刺虎》，唱做之佳至今令人不能忘。在这一出戏之前，垫一段对口相声。这是老舍自告奋勇的，蒙他选中了我做搭档，头一晚他“逗哏”我“捧哏”，第二晚我逗他捧，事实上挂头牌的当然应该是他。他对相声特有研究，在北平长大的谁没有听过焦德海草上飞？但是能把相声全本大套的背诵下来则并非易事。如果我不答应上台，他即不肯露演，我为了劳军只好勉强同意。老舍嘱咐我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付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断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采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我听了之后连连辞谢说：“我办不了，我的皮儿不薄。”他说：“不要紧，咱们练着瞧。”于是他把词儿写出来，一段是《新洪羊洞》，一段是《一家六口》，这都是老相声，谁都听过，相声这玩艺儿不嫌其老，越是经过干锤百炼的玩艺儿越惹人喜欢。借着演员的技艺风度之各有千秋而永远保持新鲜的滋味。相声里面的粗俗玩笑，例如“爸爸”二字刚一出口 , 对方得赶快顺口答腔的说声“啊”，似乎太无聊，但是老舍坚持不能删免，据他看相声已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不可稍有损益。是我坚决要求，他才同意在用折扇敲头的时候，只要略为比划而无需真打。我们认真的排练了好多次。到了上演的那一天，我们走到台的前边，泥雕木塑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不可仰，以后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的向我打来，我看来势不善，向后一仰，折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我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我保持那个姿势不动，采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我们那一次相声相当成功，引出不少人的邀请，我们约定不再露演，除非是至抗战胜利再度劳军的时候。
老舍的才华是多方面的，长短篇的小说，散文，戏剧，白话诗，无一不能，无一不精。而且他有他的个性，绝不俯仰随人，我现在检出一封老舍给我的信，是他离开北碚之后写的，那时候他的夫人已自北平赶来四川，但是他的生活更陷于苦闷。他患有胃下垂的毛病，割盲肠的时候用一小时余还寻不到盲肠，后来在腹部的左边找到了。这封信附有七律五首，由此我们也可窥见他当时的心情的又一面。
记忆中的老舍
老舍当年为黄永玉创作的齐白石木刻肖像题字。文革后，黄永玉回赠老舍夫人胡潔青并题词，可谓一段佳话。
老舍夫妇联袂为著名舞台艺术家于是之绘画题词。
老舍与胡潔青新婚时合影。
老舍家庭而合影。
老舍晚年最后的留影之一。
文革结束后的老舍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敬献花圈。
老舍著作一览。
读一篇文章
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近来忙得出奇。恍忽之间，仿佛看见一狗，一马，或一驴，其身段神情颇似我自己；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每想随遇而安，贫而无谄，忙而不怨。无谄已经作到；无论如何不能欢迎忙。
这并非想偷懒。真理是这样：凡真正工作，虽流汗如浆，亦不觉苦。反之，凡自己不喜作，而不能不作，作了又没什么好处者，都使人觉得忙，且忙得头疼。想当初， 苏格拉底终日奔忙，而忙得从容，结果成了圣人；圣人为真理而忙，故不手慌脚乱。即以我自己说，前年写《离婚》的时候，本想由六月初动笔，八月十五交卷。及 至拿起笔来，天气热得老在九十度以上，心中暗说不好。可是写成两段以后，虽腕下垫吃墨纸以吸汗珠，已不觉得怎样难受了。“七”月十五日居然把十二万字写 完！因为我爱这种工作哟！我非圣人，也知道真忙与瞎忙之别矣。
所谓真忙，如写情书，如种自己的地，如发现九尾彗星，如在灵感下写诗作画，虽废寝忘食，亦无所苦。这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种工作才能产生伟大的东西与文化。 人在这样忙的时候，把自己已忘掉，眼看的是工作，心想的是工作，做梦梦的是工作，便无暇计及利害金钱等等了；心被工作充满，同时也被工作洗净，于是手脚越忙，心中越安怡，不久即成圣人矣。情书往往成为真正的文学，正在情理之中。
所谓瞎忙，表面上看来是热闹非常，其实呢它使人麻木，使文化退落，因为忙得没意义，大家并不愿作那些事，而不敢不作；不作就没饭吃。在这种忙乱情形中，人们 像机器般的工作，忙完了一饱一睡，或且未必一饱一睡，而半饱半睡。这里，只有奴隶，没有自由人；奴隶不会产生好的文化。这种忙乱把人的心杀死，而身体也不 见得能健美。它使人恨工作，使人设尽方法去偷油儿。我现在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在那儿作事，全是我不爱作的。我不能不去作，因为眼前有个饭碗；多咱我手脚不 动，那个饭碗便拍的一声碎在地上！我得努力呀，原来是为那个饭碗的完整，多么高伟的目标呀！试观今日之世界，还不是个饭碗文明！
因此，我羡慕苏格拉底，而恨他的时代。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忙成个圣人，正因为他的社会里有许多奴隶。奴隶们为苏格拉底作工，而苏格拉底们乃得忙其所乐意忙者。 这不公道！在一个理想的文化中，必能人人工作，而且乐意工作，即便不能完全自由，至少他也不完全被责任压得翻不过身来，他能把眼睛从饭碗移开一会儿，而不 至立刻拍的一声打个粉碎。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才会真忙，而忙得有趣，有成绩。在这里，懒是一种惩罚；三天不作事会叫人疯了；想想看，灵感来了，诗已在肚 中翻滚，而三天不准他写出来，或连哼哼都不许！懒，在现在的社会里，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不比忙坏；忙出来的是什么？那么，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世界上必有那么一天，人类把忙从工作中赶出去，人家都晓得，都觉得，工作的快乐，而越忙越高兴；懒还不仅是一种羞耻，而是根本就受不了的。自然，我是看不到那样的社会了；我只能在忙得－－瞎忙－－要哭的时候这么希望一下吧。
摘自《大智若愚：老舍散文集》
老舍，原名舒庆春（ 1899 年 2 月 3 日－ 1966 年 8 月 24 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本姓舒穆禄，生于北京，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赶集》等。老舍的文学语言通俗简易，朴实无华，幽默诙谐，具有较强的北京韵味。 1966 年 8 月 24 日，中国作家老舍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暴力批斗，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 1978 年初，老舍得到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仅以此文纪念我们的人民艺术家－－老舍
转自《老小孩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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