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越山：我和我的父亲母亲
我和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关越山口述
故乡的云
我现在仍然记得故乡的云，特别是那朝霞和晚霞，好看极了，红彤彤的，像一面大旗在舞动着。
大革命时期，广东的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出了革命的火种。我的故乡－－广东省开平市百合镇虾边村，是广东省最早的革命活动发源地之一，也是开平市第一个成立农会的村落，就像那呼啦啦的旗帜。
虾边村一不靠河，二不近海，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村名？连村中年纪最大的老人也说不上来，只有天知道。虾边村的村民基本上都姓关，十分贫穷，没有靠山吃海的优越条件，人们只能靠和地主租田耕种或者打工为活。
1925 年 5 月，受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廖仲恺的派遣，藉贯开平虾边村的共产党员关仲和爰国华侨关宇文、香港海员工会会员关树南三人由广州回到虾边村。他们的任务是：把农村广大劳苦民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与工人阶级团结一致，配合当时广东的革命形势，打倒地主封建土豪劣绅，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行分田分地，耕者有其田的人人平等社会。
三人回到虾边村，马上分头串联本村叔伯兄弟，晚上在村中的常显宗祠聚会、学习。向他们贯施革命道理，讲解时事，介绍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这些骨干人员思想认识提高很快，并且通过他们的协助发动，在很短时间内，全村百分之九十的村民都发动起来了。见到时机已经成熟，他们集中召开了全村村民大会，向群众讲述革命道理，指出劳苦大众只有自已掌握政权才有好日子过。在大会的宣传鼓动下，会埸一片欢腾，村民们纷纷要求立即成立农会。
1925 年 5 月 15 日，虾边村热闹非常，常显宗祠门前竖起了迎风招展的农会会旗，在这里举行了虾边村农民运动协会成立的庆祝大会。大会选举关宇文为农会会长，关树南为副会长，关羊旺为组织部长，关子权为宣传部长，武装部长由关树南兼任，关朝碧为财政部长。在会员中挑选出二十几名精壮青年组成武装部队，由关树南率领负责早晚操练。制订了农民协会章程和组织纪律。农会会址就设在村的常显宗祠。
农会成立后，立即展开有组织，有步骤，有纪律的革命活动。充分显示出农会的强大威力。具体的措施实行是：一、收集公偿的田地，按各房人口，分给各家各户耕种。实行谁种谁牧，做到家家户户耕者有其田。二、清算公偿款。各房公偿数目都要进行大清算，查出有贪污挪用的要其立即归还。公偿财产是大家的，按各房各户分给大家。三、地主的土地，原来出租给谁耕种的，不得无理收回或减少，田租由原来定的减一半，即二五减租。
虾边村成立农民协会的消息，象春风一样很快吹遍了开平县的每个村落。首先引起了附近村落的仿效。他们纷纷派出代表前来了解学习，并且聘请关仲、关宇文、关树南分别到他们村宣传和指导工作。致使这些村落也很快地成立了农会，使农民们争取到了自已的权益。一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如火如涂地在开平大地上铺开，彻底地烧毁着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那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平等制度。
由于开平县的农民运动在虾边村的农会领头下开展得有声有色，十分成功。 1925 年 7 月，廖仲恺、何香凝、朱德、梁坤、苏联大使鲍雷平等一行人在关仲的陪同下，从广州来到开平视察和了解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当他们来到赤坎，特别是了解到虾边村农会工作后，一致认为赤坎地区是发展革命活动最合适的地方。这里具备有四个优越的条件： 1 、村落密集 2 、人口众多 3 、劳苦大众多 4 、交通方便。因此，他们召集开平县所有农会会长在赤坎下埠的“渔苛庙”开会。会议上向到会代表讲述革命运动的目的和要求。总结和表扬了开平农会特别是虾边村农会在活动中取得的成织。并介绍了当前国内外的革命形势。指出农会要与工会联合起来，才能有更加强大的力量。他们在赤坎上埠以“关氏大宗祠”为总部，成立了开平县工农联盟总部。开平县工农联盟革命运动从此开始了。
正当开平县的革命运动开展得风生火起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 1927 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下令在全国消灭共产党。强行解散所有革命组织，逮捕枪杀革命组织领导人。全国都陷入白色恐布中。革命运动进入低潮。虾边村农会也同样被强迫解散，关仲、关宇文、梁坤等农会领导人被迫转移到国外暂避。执行上级的指示，虾边村农会从公开转为隐蔽，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
拿惯教鞭的父亲拿起了枪
我们家出生于虾边村一个世代贫苦的农民家庭，当年虾边村农会运动时我的父亲关耀平己经五岁了，父亲是农民协会副会长关树南的侄儿，对当年的革命活动情况已经知晓多少了。
爷爷为人老实巴结，家中没田没地，只能租种地主几亩田，农闲时就到赤坎圩上买些咸鱼挑到山区卖，以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爷爷认为自己世代贫穷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文化，所以容易受人欺侮，被人骗尽了都还不知何事。所以他下定决心，不管多苦多难，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将来有一碗自在饭吃，不再象自己这样辛苦。所以他当孩子到了入学年令的时候就把孩子送进了学堂。
1938 年 10 月，日寇占领了广州， 1939 年 3 月，江门沦陷。开平面临着日寇入侵的威胁。共产党员谢宽，谭行等人从省城回到家乡开平，在开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赤坎先后组织了中、小学的老师以及进步学生，编写抗日救亡歌曲及戏剧，进行宣传演出，编印各种宣传抗日救亡的传单和漫画，到处张贴宣传和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我父亲就参加了这些爱国进步学生的活动。
1942 年，父亲毕业于开平长沙师范学校。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开平被日寇占领后，父亲失业回到了家里，不久结婚生子。不久，我爷爷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家庭的担子就落到了年轻的父亲身上。这时，他在开平圹口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在那兵荒马乱年头，人们连吃的都难以维持，那有什么钱供给孩子读书。所以父亲那点微溥的薪水根本就不可能维持一家四口人的家庭生活。从他 1945 年作的一首诗中，就可以想象出父亲的家境：“困穷复遭匪光顾，枕冷襟寒意若何。梦觉秋风无限恨，人生长是苦头多。”。
不管他失业还是从业，都参与着地下党组织的进步事业，经过地下党的多年考察，父亲在日本投降前就参加了革命，不久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共产党开平地下组织认为，虾边村贫苦农民多，有着早期农民运动的牢固革命基础。而且交通方便，很合适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因此，指示父亲想办法把虾边村办成开平地下党组织的根据地和联络站。接受上级指示后，父亲和其入党介绍人余质夫回到虾边村进行调研，并找来当年农会的副会长关树南，还有一些农会会员到当年的农会会址里商量，怎样开展工作。父亲建议在祠堂开办一间小学，让党组织派来的人在这里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活动。父亲这一正确的提议很快得到上级批淮，并指示由区委余质夫和父亲完成这件工作。
1946 年 9 月 1 日，学校正式开学，并由父亲命名为“青华小学”。直至 1949 年底止，上级党组织先后派来许多中共党员到此任教。自从青华小学成为开平共产党的社会活动据点后，我家就成为了掩护地下党组织的红色保垒户。许多共产党员，特别是那些开平地下党的领导人都在这里出入。父亲还把开平县的地下交通联络站设在了堂兄的杂货摊，大大地增加了开平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的安全性。
由于开平地下党负责人是驻在青华小学，地下交通联络站又是设在这里，虾边村就成为了开平地下党组织社会活动的心脏，一切上传下达的情报，文件都是从这里收入送出，不少奔赴各地工作的革命干部也是在这里中转到目的地。而且从 1946 年成立直至解放从未发生过意外。
经过四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较量己成定局。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 1949 年春，父亲奉命率领其他学校的十二名教师，奔赴游击区，父亲那拿惯教鞭的手拿起了枪。
1949 年，是开平大灾饥荒年，我家中本来就没有什么积蓄，父亲走的时候也没有给家里留下一点钱，因为组织纪律规定，不准让家里人知道的。父亲这一突然的出走，我全家就陷入了绝境。那年我才一岁多，还不懂什么是大饥荒，可是有一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我当年锇极了，吵着要饭吃，妈妈从那个铁煲里夹了一块好象是竹笋一样的东西给我，我放到咀里一吃，又硬又苦，忙吐了出来，坐在地上大哭。我哭，姐姐也哭，妈妈也坐在一旁流泪。可是，才牙牙学语的我又怎么能知道，我家已经断粮三天了。一家三口坐等待毙。我家断粮三天的事当晚让开平地下党负责人的妻子知道了，她立即拿来一碗米让母亲先煮饭我们吃，并派人连夜上山到游击队那里拿回几十斤大米给母亲，这才使我们死里逃生。
父亲在哪里？
我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基本上是没有，因为他长年在外面教书，一年难得在家几天，而且，当我才一岁多的时候他就去了游击区，我是跟母亲和姐姐生活在一起的，致于父亲长得是什么的模样，我无从知晓。开平县解放初，县人民政府把我母亲从虾边村调到一所幼儿园工作，我和姐姐，还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弟弟，跟随母亲到那里了。
在幼儿园里，一切都感到很新鲜。白天有着一大群和自已一样大小的伙伴一起打闹，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可是有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经常来幼儿园接他回家，他们兴高彩烈的样子，我十分羡幕。
终于，有一天，妈妈把我拉到一位男人的前面，说：“孩子，快叫爸爸”。望着眼前这位腰间别着手枪的陌生大汉，我只能胆怯地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呆呆地看着对方。确实，我们父子相处的时间太少了，竟然互不相识。这次见面，给我关于父亲的最早印象：高大威猛。我紧记着他那当年的仪态，恰象电影中举枪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指挥员形象。
在开平幼儿园生活了不很长的一段时间，妈妈又被调到开平盲教院工作。我们姐弟三人也就跟随着母亲到那里生活。它的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左边是一座花园。每隔几天，清早，教堂的王先生就会敲响教堂的大钟，就会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都虔诚地跪在大堂地下，静听着王先生在堂上朗诵着那似懂非懂的诗歌。
盲教院居住着十多二十个盲婆，我妈妈和另一个妇女管理和照看这些盲人。这些盲人日常的工作是编草席，有时还要到圩上买米和日常用品挑回来。幸好，盲教院离圩不远，只隔一个田垌。不过，每次去必须有一个看见路的在前头带路，然后他们一个牵一个地跟在后面行动。记得当年我也曾经为这些盲人带过几次路。有一段时间，教堂的晚上忽然热闹起来了。黄昏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来。几个手拿着枪的人押着几个垂头丧气的人走进来，让他们站在过去王先生诵经的地方，然后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上前去，指点着他们哭着诉说什么。哭诉完后，就会有人领头喊起来，下面的人也马上跟着大喊起来。后来我长大了才懂得，那就是斗地主。
1951 年，父亲奉命率领一批粤中地区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到湛江集训。集训结束后，组织命他立即带领这批青年干部前住支援阳江的土改工作。于是父亲带领那些青年到了阳江，在平冈参加土改运动，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土改运动结束后，县委决定，把父亲以及他带来的这几十名青年干部全部留在阳江工作，并且把父亲的家属也一起调到阳江来。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和弟弟，别离了自已的故乡，乘着西行的汽车，来到了阳江。我开始在这第二故乡里和父亲一起生活，可是谁想得到，那种好日子没有陪伴我渡过应该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父亲为彭德怀遭罪
土改后父亲在阳江县新华书店任经理，妈妈在阳江花纱布公司工作，姐姐到学校读书，我和弟弟进了阳江托儿所。我名叫越山，姐姐名叫越云，弟弟名叫越海。为什么父亲会给我们姐弟三人起这样的名字呢 ? 我后来在父母双方来回信件中找到了答案。父亲对母亲说：“希望女儿长大了能当上一名女拖拉机手，驾驶着拖拉机奔跑在祖国的土地上。所以，给她起个名字叫越云吧。大儿子希望他长大后能当上一名解放军陆军，给他起个名字叫越山吧。小儿子希望他长大后能当上一名解放军海军，给他起个名字叫越海吧。”当过兵的父亲，希望他的后代也跟他一样。
1954 年，我进入阳江县第四小学读书，不久又改名为阳江县师范附属小学。第二年，父亲调到阳江县师范学校任校长。
平时，父母对我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特别是在劳动方面。他专门为我特做了一个小水桶，每天下午放学后，让我和弟弟到街口的水井里吊水抬回家里用。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每逢学校组织的义务劳动都要我积极参加。那时，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动层出不穷，至小学毕业时，我就参加过挑泥到河堤建设防洪大堤、黄母岗大开荒、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挑矿石。
尽管艰苦，但 1953 年至 1958 年这五年是我一家人生活最安稳的时光。只是好景不长。早在 1956 年，母亲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检查，是患上肺结核病。该病主要是父亲长期在外，家庭的重担全压在母亲一人的身上，长期超负荷的劳累而引起的。这种病在物质丰富和有着现代化医疗技术的今天，根本就不算什么大病，可是，在医疗条件低下和物质奇缺的大跃进时代，近似于“绝症”。医生建议她不要再工作，回家休养。母亲也只好从阳江县花纱布公司业务副股长的位置上退职回家。中国那时是在搞大跃进，公社化时期，物质奇缺。什么东西都要凭证定量供应。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丰富的营养补充，母亲的病一日重于一日。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1959 年，父亲被撒销了阳江县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并调离了师范学校，下放到当时阳江县文教局开办的“文卫农埸”劳动。当时我只有十一岁，父亲遭劫的原因当时是不可能懂得的。直到我长大后，当年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人告诉我，那是因为父亲讲了当时不应该讲的话。一是 1957 年反右运动初期，要“引蛇出洞”，父亲却悄悄地暗示人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多说”。可是，好心的父亲那里知道，有人在暗中算计着他，看中他那行政十七级的待遇，想取而代之。他的言行，一举一动早就有人在暗中监视着，并且记录下来，递交上县委。二是 1959 年，全国大整彭德怀的时候，他却随口讲了一句话：“怎么样彭德怀也是个开国功臣呀”。那时连彭德怀都要往死里整，还敢替他说话？又一条罪状送上了阳江县委。这回二罪并罚，父亲在劫难逃了。他的罪名是： 1 、泄漏党的秘密、 2 、替彭德怀呜冤叫屈。就这样，父亲被开除了党藉，撒销阳江县师范学校校长职务，下放农埸劳动。虽然由于听了父亲那不该说的话，至使有些人幸免被打成右派罪人，但是，这修心积德的事也无法改变他厄运。父母双双的变故，使整个家庭陷进了困境。
和我家同屋居住的是一户姓谢的兄妹两人和一位苏姓妇女，他们都是单身，待人和善，和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十分喜欢我家四弟，父母便把四弟过继给了他们当孩子，并改姓谢。后来，在文化大革命那动乱的年代，幸好得到他们的帮助，否则，我们一家人的下埸难以设想。
妈妈最后讲的故事
妈妈退职在家时，正是大跃进、公社化的物质奇缺年月。我妈买菜煮饭，当起这个家。当时什么物质都是按人口定量凭证供应的，例如，每一个人每一年只发给三尺布证，连买一件背心和一条短裤都买不到。妈妈只好到花纱布公司里托当年的老熟人买些旧包装布袋回来，染黑了再给我们做衣服穿。后来，妈妈卧床不起后，只好托同屋住的谢姓妇女 ( 平时我叫她“四姐” ) ，早晚为我们煮饭，因为鱼和肉都是凭证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几两，所以全家人的鱼和肉只好留给两位最小的弟妹吃，因为他们那时才二，三岁，我和三弟每天吃的基本上是小弟小妹吃了肉之后的鱼骨头，再用水加点盐煮过，那就是我的菜了。或者吃糠乳，糠乳就是稻谷机米后余下的谷壳，把它的粉未筛出来，经过酸化发酵，做成现在的南乳模样。那东西当然不好吃，但比盐好一点。
1959 年，我刚上五年级，母亲的病已经进入晚期。整天卧床不起，两个幼小的弟妹白天也只好托付给同屋居住的谢姓照看。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下了自修回来，陪坐在母亲的床边，两位小弟妹也伏在妈妈的身旁。在那暗淡的小煤油灯灯火下，妈妈给我回忆和诉说起从前老家的亲人。她说：等她的病好了以后，就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们回虾边村和亲人们团聚。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本叫“千里寻弟”的连环图小人书，一页页讲着给我们听。
书的内容是讲从前有一户秀才，他的妻子因病去世了，遗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后来，秀才又娶了一个妻子，而且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后母很分心，只让自己生的儿子上学读书，大的孩子不但得不到读书的机会，而且还要每天上山砍一担柴回来，如果那天没有挑一担满满的柴回来的话，不是挨打就是骂。小弟看见母亲这么不公平地对待哥哥，就每天偷愉地从学校跑出来，到山上帮哥哥打满一担柴才回家。可是，有一天兄弟二人在打柴的时候，山上扑下一只老虎，一口叨住小弟就跑，大哥见状，立即挥起斧子上前和老虎搏斗，虽然把老虎砍伤了，但还是让老虎把弟弟叨走了。失去了弟弟的哥哥，痛不欲生，决心寻遍千山万水，也要把弟弟找回来。他沿途乞食，找了很多地方，很久时间，终于找到了弟弟。原来这只受了伤的老虎叨着弟弟跑了很远的地方，还未来得及吃掉弟弟，就被一群打猎的人打死了，救下了弟弟，兄弟二人重逢，悲喜交集，最后，哥哥带着弟弟回到家里，和年迈的父亲团聚。
我兄妹几人只是在静静地听着妈妈讲这个故事，年幼的我当时又怎能懂得其中的含义。直到我长大后回想起当晚这一切，才明白过来。妈妈把幼小的弟妹以及这个家的存在，都托付给了我这个还不满十二岁的老大。
母亲己经快不行了，在年未父亲把她送进了医院。我每隔一两天在中午放学的时候到那里探望她。 1960 年春节后开学不久，中午我放学回家。刚走进巷口，看见有一件我最熟悉的东西放在旁边，那是母亲冬天穿的棉衣，我的心觉得有点异样。刚进屋，四姐就红着一双泪眼对我说：你妈妈去世了。听了四姐的话，我的脑子只觉得茫然，一片空白。吃午饭的时候，端着那碗没有任何菜的白粥，想着妈妈那慈祥的形象，泪水盈眶而出，泡着泪水把那粥吞下肚子。
下午父亲带着姐姐、我和三弟到医院里为妈妈送行。当时阳江埋葬死人的地方叫王母岗，妈妈被抬到那里。妈妈下葬的时候，土工叔叔对我们姐弟三人说：孩子，站到上面远些去，尽量站高一些，背过身去，不要朝这里看。当时还是冬未季节，在这毫无遮蔽的山岗上，还吹着一阵接一阵的北风，扑面而来，我的身上只穿着两件单衣，可是我没有冷的感觉，我的肉体和知觉早就麻木了。
妈妈下葬第三天，爸爸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到妈妈坟上给妈妈上香，在妈妈坟前立着一个砖头，上面写着“黄清之墓”。到了清明，爸爸向农埸请了假，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到妈妈坟前给妈妈扫墓。
过早离去的少年时代
母亲去世那年。我考进阳江一中读书。第一个学期开始一切正常，这时父亲也调回阳江县卫生学校当语文老师。一中离那里不远，我每天晚上下了自修就到他那里住。可是，第一个学期刚结束，卫生学校要搬到那龙公社，父亲由于几个小孩拖累着，没有可能去，文教局只好叫他仍然回到文卫农场劳动，等待以后安排。这时，各居委会的幼儿园解散，父亲也只好将小弟小妹领回请同屋居住的人照顾，按月付给一定的报酬。
1961 年清明，每家每户的人都去给自己家的前人扫墓。我问父亲，“我们什么时间去给妈妈扫墓” ? 父亲回答说：“去不了，那里添加了很多新坟，我没法找到她的坟墓”。听了父亲的话，我的心只感到茫然。
考进一中读书的不久，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很异常，上课时老师讲的东西往住记不住，有些在晚上自修时复习过的东西，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忘记了。整天只是感觉到肚子很饿，怎么吃都感觉得不满足。再过一段时间，我发觉自己水肿了。双腿走路的时候觉得挺沉重的，本来在高小上体育课的时候，我的跳高是全班笫一名，可是在这个初一笫一学期未体育考试中考了个不合格。当时，社会上因水肿病而死亡的人屡屡有所听闻，这是由于一个人严重缺乏营养所致。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不能坐以待毙。便在课余时间，到处寻找可吃的东西，有时在圹边或者水沟里捉到小鱼小虾，找来工具煮了就吃，也没有盐，也没有油。甚至有时把这些东西晒干了就生吃，反正活命要紧。由于学习成绩跟不上，我这年留级了。
学校放暑假，我到农埸里和爸爸一起生活。这个农埸是由阳江县文教局和卫生局共同开办的，开办这个农埸的目的，主要是把犯了错误的干部下放到这里劳动，改造思想。当时农埸里只有四个人，父亲说服了这里的负责人老吴，同意我这个假期留在这里做工。我每天的工作是为他们四个人煮饭，有空时去山坡野岭找些干柴草回来当柴火。这里种有蕃莳，花生，还养有鸡。这些产品是没有上交任务的，一般都是由在这里的人自产自吃。偶而星期日，局里的领导会骑单车来这里抓几只鸡，拿些鸡蛋和农产品回去。而且，水库里可以放钓，我们经常钓到班鱼，鲶鱼。我在这里过了一个多月物质丰富的生活，体质有了明显的复员。而且学会了做饭，斩柴，钓鱼，游泳，划船。这为我今后独立生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我的人生大学
学校将近开学了。我和父亲商量，根据家里的情况，两个三，四岁的弟妹需要人顾理，而且自己对读书也失去了信心，父亲靠他自己也难于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所以我决定退学了，回家负责起顾理家庭和弟妹的工作。我到学校办理了退学手续。
回到家里，我每天的工作是煮饭，顾理弟妹的早晚起居，到外面找柴草回来。父亲每月只能给家里买米买油和交屋租等杂用钱，至于家里的菜钱还要靠我去解决。因此，我为自已这样安排工作，旱上煮好早饭，和弟妹吃了以后，让他们在家里和邻居的小孩玩，托付同屋居住的大人关顾一下，那时每个家庭小孩都多得很，连自已生的都养不过来，所以，根本上就不用担心丢掉或被人偷去。然后去就用一把锄头挑着两个粪箕，到城外寻找一天吃的菜和烧的柴草。那时，社会上物质奇缺，很多人都去翻蕃莳，翻花生等回家食用。何谓之“翻蕃莳，翻花生”呢 ? 就是在别人收获完了蕃莳或者花生、木莳等农作物之后，自已就用锄头一点点再小心挖寻，希望寻到那些遗漏的果实。我到了外面主要也是从事这个劳动，把寻回的番莳，花生用来当莱吃，如果遇不到这种机会的时候，就在荒山野岭的树林里，爬上树去，折些枯枝挑回来，卖给人家，这就有钱买菜了。要不就寻些草根、干草等物回来自己用以煮饭用。反正每天出去，一定要有所收获，决不空手回来。
我每天到外面寻找度活的物资，有时也会从王母岗那里经过，眼望那漫山遍野的坟墓，心想，妈妈也在这里。但是，那个才是妈妈的坟墓呢 ? 我自己也不清楚。只记得他的墓前立着一块刻有“黄清之墓”的砖头，在离她墓地右下方不远的地方，有一丛长着带刺的，人们用来围园的植物。这就是我对母亲坟墓所在位置的全部印象。 1962 年中期的一天，我去农场附近的地方翻番莳回来时经过那里，看看时间还早，我放下挑着的东西，走进那漫山遍野的墓地中，我要凭着自已那点记忆，看看能否找到母亲的墓。那棵带刺的植物找到了，可是母亲的墓怎么也找不到。这时，太阳快下山了，家中弟妹还等着我回去煮饭，我只好先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我安置弟妹吃过早餐后，就重新到王母岗去，这回我下定了决心，不找到母亲的墓决不罢休。到了那里，我以那棵植物为定点，重新确定方位。可是也还是没有发现，又重新确定方位，还是没有。我干脆将那接近那方位的附近的坟墓一个一个小心地辨别，一直到中午时候，毫无发现，我这时一筹无展，认为确实无希望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就在我站着的地方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不显眼的，稍比地面隆起一点点的土包。在它的前面还裸露着一点砖角，我觉得眼前一亮，那个裸露的砖角颜色和当年母亲的墓砖一样，灰色的。我连忙走上去，借助一截捡来的树枝，用手一点点地把埋藏砖头的泥土拨开，“黄清之墓”四个字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蹲在母亲名字的前面，心中是喜、是悲、是酸、是爱。脑海中涌现起母亲那慈祥的面容，想起自已这两年多尝遍的千辛万苦，泪毫无顾及地夺眶而出。妈妈，妈呀，我苦呀！跪在母亲坟前，我啕啕大哭，我用泪水和哭声向母亲倾诉对母亲的怀念和自已一切的苦。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一切都静悄悄，母亲似乎在地下静听着我的哭诉。只有那微微吹过的热风在伴隋着我的哭泣。我在母亲坟墓做了容易辩认的标记，到农埸里告诉了父亲。经过确认无疑后，父亲到农场借来工具，我们父子用泥把母亲的坟墓堆高了，并盖上草皮。从此以后，我们每年都到母亲的坟扫墓上香。
从 1961 年下半年退学，直至 1963 年下半年，我在这种生活下度过了两年时光。在这两年的体力劳动中，我学会了吃苦耐劳，干什么体力劳动都难不倒我。我的双手磨起了厚厚的茧，一年四季，白天从来没有穿过鞋，一双脚底厚厚的，走什么路都可以。而且，我学会了如何安排家庭生活，事先考虑处理各类事情。例如，这几天应该去找什么东西，或者那个地方很久没到过了，应该去那里看看能有什么收获没有；大既那个地方的蕃莳，花生该收获完了，该去那里碰一下运气，看能否翻到漏网的果实。对于天气，我会估计会不会下雨，决定是否储备一些柴草，以及如何去应付度活的生活费，等等。总之我可以说，我用两年读初中的时间，去读了两年的社会人生大学。这是在学校里永远学不到的。他为我以后在人生逆境如何求取生存，和如何创造成功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勇气。
农村的天地有多大？
1963 年，文卫农埸解散。父亲调到阳江县药村公司工作，是一般干部，负责业务工作。年未，父亲再婚了，后母是阳江国营船厂的卫生员。她有一个和我一样十六岁年龄的女儿。从那时起，我再不用整天出去为解决生活而劳碌。我每天的任务是早上带领两个弟妹从家里到船厂去，然后在那里干些如洗衣服，打扫卫生等家庭工作，晚上再带他们回家。工作虽然不重，可是挺烦锁，我根本就不愿意做。所以，我一有空的时间里就木工工埸里跑，去那里帮那些工人干活，那时候船厂每个工人都按月定有工作定额的，超额有奖。我每天去给他们帮忙干活，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快，所以，他们也十分欢迎我的帮忙。
1964 年上半年，我曾经有过两次参加工作的机会。那时阳江县在程村河木山 ( 即现在的红木山 ) 办有一个蚝场，需要招收一批工人。可是我到了那里，人家看见我这又瘦又小的身体，把我退了回来，笫二次是，阳江糖烟酒公司从阳江县劳动局那里申请到了十个招工名额。当年那糖烟酒公司的经理是父亲是老熟人，父亲找他一说，他马上同意了，并递给父亲一张招工表。父亲帮我填好后递交了。可是在家等待通知的日子，一场突其而来的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
1964 年下半年，阳江县委执行中央下达的关于动员城镇待业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的指示，江城公社也发动各居委会的待业青年报名到农村去，要一切工厂，单位停止招工。因此，我的工作成了泡影，只好报名下乡插队。
1964 年 9 月 27 日，我和其他共 550 多名各街道的待业青年一起，在阳江县委的统一安排下，到阳江县新洲公社插队务农。我成为了阳江县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其中的一员。
我下乡插队的地方叫新洲公社石岗大队横怕村。村子不大，约有三、四十户二百人左右。分为一、二 两个生产队，我分配在二队。这村子的人清一色全部姓梁。根据村里的人说：他们是明朝时代一位太师梁储的后人。在这条村里一共安排了十男十女共二十名知青，每队十人，男女各半，全部都是同一个居委会的青年。当时按阳江县委安排，刚下乡那半年，每位知青发给每月六元生活费，三十斤大米指标。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头脑比较简单，未懂世事。再加上当时政府每月有生活费供给，所以刚下乡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我组有个女孩，其父是阳江粤剧团团长，我跟她学会了唱粤曲，并且学会了很多曲牌。又跟别的青年学会了使用乐器，如秦琴、二胡、小提琴等。
农村的劳动十分辛苦，整天日晒雨淋，不是肩挑就是手忙不停。幸好我有三年时间的体力劳动基础，不觉得什么。我第一天出勤劳动，就让生产队的人们看出了，我是一位干农活的好手。可是，其余的知青就不行了。他们都是刚走出校门，没有干过体力劳动，所以干着，干着，就觉得吃不消了。可是没办法呀，也只好捱着干。 1965 年下半年，政府取消了对我们知青的生活补助，我们的生活就大不如从前了。原来，我们知青组的组长是由带我们下乡插队的居委会主任担任的，但来了才几个月，就回去了，上面说是工作需要，这样，知青组长这个劳心而又劳力的担子就落到了我的肩上。没有了生活补帖，就要全靠我们自己养活自己。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是当地较差的队，每造按劳分配给我们的粮食并不很多，现金更是少得可怜，大概整一年是三、四百元。这点钱全部用来买油、盐、酱、都还不到，所以，每人平时的零用钱是没有的。家里生活好过的就靠家里每月寄一、两元来使用，家里生活差的那就苦了。吃的方面，吃鱼吃肉根本就不敢去想。只是吃自己种的莱和我们自留地里种的花生、豆类和其它农作物。至于粮食呢？本来我在家里有过两年管家的经验，曾经盘算过，把一造分来的粮食按月平均分用，半饥不饱地可以挨到下一造。但是，我们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年人，干的都是重体力劳动，菜差些没办法，但饭总应该吃饱呀。所以只好吃了再算，到时没有了再想办法。
1966 年，四清运动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铺开。学生罢课串联，工人搞大夺权，全国上下都是乱纷纷的一片。 1967 年春节，由于当时我们的粮食，经费等生活资源没有了，知青们对那整天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毫无意义的沉重劳动己经仄倦，再加上形势的动乱影响，我们趁着过春节的时候，回了江城家里。春节后谁也不愿意回去那讨厌的地方。过了不久，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要全部知青回到农村“就地闹革命”。安置中的问题，留到运动后期解决。父亲曾就这个文件曾和我谈过话，他要我回到农村去务农。本来，就自已的本意，仍然回到农村务农是没有问题的，我不怕艰苦，我己经适应了那沉重的体力劳动。但是没钱没粮，怎么度过那还有半年才有收获的生活时光？当我还未来得及考虑决定的时候，一个新的事变在我的家中发生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
一天中午，父亲回家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叫到跟前，对我们说：“有一个好心人告诉我，药材公司的革命造反派要捉我了，他们开大会批斗我，迫我承认过去曾经当了叛徒，可是我是清白的，坚决不承认，他们说我顽抗，要把我捉进‘三结合’ ( 造反派私设的监牢 ) 坐牢。我这一进去，不知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机会出来了”。他说完从口装中掏出一个存折，交给三弟说：“这里还有三十多元，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你们先用着，以后会怎样，我自己也不得知了”。说完他站起身说要去上班了，临走他再次要我回到农村去，说如果我还留在城里的话，他将会多一条罪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晚上，爸爸没有回来。
第二天上午，几个带着红袖章的革命左派，理直气壮地闯进了我们这个从房管所租来的，只有几平方米的家。他们一进来，二话不说，立即翻箱倒床，凡是有字的东西一律不放过，全部查看。我默默地站在一旁，冷眼看着这群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不肯投身革命，而现在又热衷地投机革命的人，今天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报那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恩人。这时，一个人手里拿几页父亲当年作报告的讲稿纸摇着说：这个家伙的确反动，有那么多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不说，却在这里说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早该拉去坐牢了。经过一番搜索，这些革命左派带上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走了。头也不回，更不用写什么收据。望着那满房子的凌乱，我想起了两句古诗，“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享太平”。我想到继续逗留在城中，只会增加父亲和家里的不利，我第二天便回到了插队的地方。过了几天，三弟来信说，我们赖以生存的那三十多元存款在银行里冻结了，人家要把我们一家人赶尽杀绝了。
回到插队的村子里，走进我们住的宿舍，除了几张床板外，一切都是空荡荡的。以后怎么办？
一个当时和我比较要好的同一生产队的当地农民梁高福，在我走头无路的时候，是他收留了我。他比我大几岁，己经结了婚，有两个孩子。从那时开始，我成为了他家庭中的一位成员。
有一天，我在田野里为生产队放牛，高福的爱人来叫我，说我的父亲来了。我回村里一看，果然父亲坐在那里，当时我就感到情况不妙。父亲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上次把他关进“三结合”，不久就放了出来。现在阳江大搞武斗，随便杀人，漠阳江漂满了死人。现在新的一轮阶级斗争运动又开始了，造反派内部有人对他说，他将是斗争的对象。这次运动不会象上次那样容易过去，他仍然呆在那里将必死无疑。所以他跑了出来，来到我这里，这里是阳江、台山、恩平三县交界的地方，希望能从这里想办法绕道回到开平老家去，避一段时间风头。
那时候，乘长途车，出外县，坐船，出差，住旅店一切都要有单位开具的证明，象父亲这样跑出来是一步难行的。从我这里去台山必须经过北徒的横山渡，需要有证明才能上船。高福到大队里写了一张到台山探亲的证明，第二天清早，我和高福就送父亲出发。那时候，从新洲到台山北徒，还没有公路，要经过紫罗山脉，步行走二十多公里的山路。我们走在那崎岖的山路上，父亲对我们说：这里是游击队“恩阳台独立大队”活动的地方，他们的部队活动的地方是在恩平朗底。并向我们回忆起一些当年战斗的情况。父亲的说话，我只是默默地听着，没有回答，可是内心在想，你们当年战斗在这崇山峻岭，是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可是现在革命不是胜利了吗 ? 中国人民不是解放了吗 ? 可是你今天还在这里奔走，亡命，这又是为什么 ? 到了北徒横山渡口，我们目送父亲登上了轮渡，随着一声笛响，轮渡开走了。我内心祝福，但愿父亲一路平安。
父亲回到家乡，住了十多天，见情况有所缓和，便回到单位上班了，那些造反派因父亲的出走而更加疯狂地对父亲给予迫害。他们不管大会小会，都要把父亲当作斗争对象，他们强迫父亲承认解放前当了叛徒。父亲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家庭是开平地下党的红色堡垒户，党组织负责人是在我的掩护下开展工作的，如果我当了叛徒的话，怎么地下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可是，父亲的反驳只会遭到这些丧心病狂的人更加疯狂的打击。他们按着父亲的头往桌面上碰。哼，刘少奇当叛徒，中国革命不是也胜利了吗？你算老几？
在父亲饱受摧残的时候，他的继妻向他提出了离婚。他被扫地出门了。革命人民怎能和革命的专政对象生活在一起。
在单位里，父亲成了老运动员，不管大、小什么运动，都是斗争对象，总脱不了批斗的份儿。在关押他的囫圄牢房里，他经常回想，检讨自己所做过的一切，是否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想不通，自已和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为人民打来了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怎么自已连几平方寸的立足之地都没有 ? 他百思不得其解。经过多次的残酷批斗后，他终于想到了，不是他的错，他根本就没有错。只是这里容不下他，他根本就不应该在这里存在。他的存在会使一些人寝食不安。他应该走了。可是，他能走到那里 ? 家，早已经破了，妻子早已经去世了，几个孩子也已经各散东西，寄人篱下。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一条路。阳江县药材公司的后门就是漠阳江。在那个夏天的夜晚，刚被批斗完的父亲用他那疲备不堪的双腿，拖着那已经摧残至极的驱体来到江边，扑下了那滔滔东去的漠阳江。
父亲跳水的响声，惊动了在附近乘凉的人们，大概命不该绝吧。有些人跳下水去，七手八脚地把他拖了上岸，人们围上来一看，是个焦悴的老头。准又是个畏罪自杀的家伙，揍他，打死他。四周响起了一片吆喝声。这时，从人群中站出一个中年人，他站到人们前面，拦住他们说：不要乱来，这是个好人，他是被冤枉的。在他的极力劝说下，人们逐渐散去了。闻声赶来的同事把他带了回去。父亲平反后，千方百计地找到了这位帮助他的中年人，原来他就是他当年在师范学校当校长时的一位学生。
单位里一些正直的职工，十分同情父亲的遭遇。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过份行为早有不平，可是在那六亲不认的残酷阶级斗争中，他们也是自身难保，只是敢怒不敢言。自父亲这次自杀未遂以后，只能经常在暗中给予父亲一些温暧和劝导。父亲这次的行为又被扣上了“对抗运动”的罪名，工资连降四级，从正局降至刚转正的工人待遇，每月三十多元。他已经被彻底地打翻在地，永远不可以站起来了。
那时候，每当农村里春耕，夏种，秋收等日子里，城里都会从各单位抽调一些人力去下乡支援。这在当时的口号中叫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但这是个又苦又累的差事，谁不愿意在单位自由自在地上班？而跑到农田去吃苦。所以这个苦差每一次都脱不了父亲的份儿。可是，父亲喜欢上了这份苦差。为什么呢？因为父亲在单位里是一个“逢人低一等”的东西，没有谁会遵重他。经常看到的是白眼，有些有点礼貌的人在称呼他的时候，会叫他“老关”。那些看他不起的人干脆是直呼其名。可是在农村就大不相同了。农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关同志”。“同志”，这个称呼他在战争年代和战友们互相呼唤着。但是自从进了城以后就听不到了。如今，在农村，在这些纯朴的农民口中，他又重新听到了，多么亲切！在田野的劳动中，他吃苦耐劳，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劳动是他的天份，再加上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所以他不管去到那个地方，那条村落，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父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直至打倒“四人帮”，他的岁月都是在这种境况下度过的。
历史无情却有情
1970 年，我结婚了。成家算是扎根，那时候就是要鼓励知青扎根农村。我的妻子是我所在生产队的人。她和我应该是同一命运的人。几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她的母亲一直守寡把她养大。所以我从来就不认识我的岳父。我和她真正可谓同命相连。我到她家里当了上门女婿。
这一年夏收夏种，父亲碰巧地被分配到了我所在的生产队支援生产。按当时政策规定，下乡干部一律要与当地农民落户“三同”。 ( 同吃、同住、同劳动 ) 。由于我们是父子关系，于是队长就安排父亲在我家“三同”了。在这近两个月的夏收夏种时间里，应该是我们父子之间一生中相处较长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时间里，我只有尽量从吃、食、住方面给他多一点的满足。除此之外，也别无可能了。
1971 年，我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在此时，我尝到了做父亲的幸福。有了温馨的家庭，我也别无所求，惟有更加努力地劳动，为家庭创造更多财富，过上更安稳的日子。由于我夫妻二人在生产队里的劳动表现突出，蠃得了队里社员们的一致好评。我担任生产队记分员兼学毛著辅导员，妻子则是生产队妇女队长。 1974 年，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也是在女儿出生刚满月的时候，我由阳江县劳动局招工分配到阳江县大沟镇合作总店当售货员。
1975 年，大沟公社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我被抽调到圩镇机关专案组工作，负责调查一些各单位发生的经济问题。协助工作队对这些经济案件加以调查，整理。 1976 年上半年，大沟公社党委和工作团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我被驻大沟圩镇机关工作队通知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的发言。成为了这次大会的学习尖子。大会将近结束时，工作团和公社党委给我们上了一天党课。会议结束后，我向我单位所在的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可是，我的入党申请在党支部会议上没有通过。在路线教育运动结束，工作队即将撒离的时候，工作队担心我思想上会有负担，委托我单位的欧主任和我作了交心的谈话。从和他的交谈中，我知道了，我本身的工作和表现不存在问题。但是在对我的社会调查方面，插在父亲档案袋里的那些黑资料，成为了我前面的一堵不可逾越的障碍物。欧主任对我说：工作队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并说：如果我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说出来，让他们考虑。我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还能有什么要求？我的一切在小的时候不都是交给了你们吗？把我从家乡弄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说是革命需要，要服从组织安排。今天，用一个“无须有”的罪名，又可以把我拒之门外。还问我有什么要求，这不就成了多余的话。我考虑了一下，说：我没有什么要求，一切顺其自然吧。不过，我想回家乡走一走，我的亲人都在那里，我自从离开那里之后，就没有回过去，己经二十多年了。我忘不了我的故乡。单位同意了我的请求，批给了我十天探亲假。
1976 年八月份，我带着大女儿，和父亲一起回到了阔别二十四年的故乡－－虾边村。故居，依旧还是那个样子，那煮饭的廊，那玩乐的厅，一切还在我的记忆中，只是由于长期缺少人的居住，而显得那么的寂静，陈旧。在村里我见到很多长辈，亲人，可是当年离开的时候，自己年纪太小，对他们的印象并不深，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只有村前面那口鱼圹，我的印象最深。因为有一次自己在圹边玩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下去，幸好抱住一根木柱，大哭起来，才被人们发觉拉了上来。十天的探亲假期很快就结束了，我仍然回到大沟总店当售货员。过了不久，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哀乐响遍了全中国。又过了不久，“四人帮”被打倒了。
1978 年，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当时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是否继续回阳江师范工作时，他拒绝了。他不愿意回到那个伤心的地方。既然这样，他只好留在药材公司工作，工资待遇是恢复了，可是职务只是个副经理。对于这个职务的高与低，父亲倒是无所谓的。二十年来对他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他对功名利禄己经不感兴趣。他只希望人们对他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他的心情从他在 1979 年作的那首诗《莲池月》中可以看出来：“迎风直骨曲难成，水荡莲香月自明。廿载池塘阴且冷，一朝甘露白而清。苍山未老人将老，历史无情却有情。且喜桑榆安晚景，红霞照耀满天星。”后来，阳江市成立了市药物管理局，他调到那里工作，直至 1985 年离休。
父亲离休后经常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有意义的活动。他是“漠江诗社”最早的社员之一。并且担任“阳江市气功协会”会长。 1982 年，开平赤坎“关族图书馆”举行复馆庆典，他应邀并组织了一批阳江藉的关姓宗亲前往参加。并从那时开始，每年都组织和带领阳江关姓宗亲前往各地开展联谊活动。经常配合街道居委会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充份发挥着一个老革命家的余热。 1998 年 11 月一个晚上，他因为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2011 年，我们在阳江公墓里为父亲母亲买了墓地，把他两人合葬在一起。这样，父亲和母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分离，又回到一起来了。每年清明节，我们兄弟几人都带着家属集体来到这里为他扫墓。站在父母的墓前，我默默地说：爸，妈，我们来探望你们来了，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希望，都生活得好好的，你们安息吧！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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