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异地年关忆先慈
异地年关忆先慈
－－作者：冉云飞
年关将近，忆起至亲，那是温馨及悲伤共存，喜悦与懊恼并具的事，真可谓悲欣交集。先慈辞世已十年，墓有宿草，除辞世当年写有《望断来时路：痛悼慈母》 《悲观主义者的年岁小札》二文外，未有他文述及。每年祭日的日记里虽有短暂的记述，却至今未能写就那本我许愿的《母亲啊，像你这样的一生》的传记。不是不想写，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而是觉得情重情深至无法操键成文。今应《中国新闻周刊》之请，兹用小事几则忆念先慈的教诲，希有心者在其间观察到社会变迁、人世沧桑诸大旨。
父母之爱的“整全”
小时我没有得到过父爱，但我长大并没有变成个没有家庭及社会责任感、缺乏爱的能力之人。我常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看了不少教育类的书，读了一些心理学书籍，才分析出母亲的原生家庭，对她无条件接纳，爱的充满，给了她很了不起的安全感。她有了不起的安全感，才在带领三个孩子，独力支撑家庭时，有足够的耐心与爱心，使得二哥与我能够上学读书。大哥的书虽然读得不差，但实在没有办法，家里没有劳力，他必须承担起帮助妈妈养家的责任。
外公们四弟兄，而母亲是外公的独生女儿。作为大户人家，当地望族，外公自然期望有一个儿子能继承家业。于是外公在我外婆之外，又娶了一位黎姓外婆。这位继外婆，直到外公去世时也没有生育。
母亲得到的父母之爱相当充足，直到外婆在 1949 年冬天被车耳坪的抢匪打死。外公对母亲慈爱，外婆相对要求较严，但整体上讲，比较依照母亲的要求。四外公是当地有名的私塾老师，非常疼爱母亲，到村子里去教书必背着母亲到学校玩。故乡僻野无文，彼时女孩子不准上学。母亲在学校旁，边玩边听他们读书，靠她卓越的记忆力背得了《三字经》 《增广贤文》等，至于《唐诗三百首》也背得不少。
母亲并没有看到书学习，即不能认识那些字，只是能背而已，我们那里管这样的背书叫“背望天书”。望天者，非望书也，意思是不能认识那些字，有的甚至不能理解，死记硬背，容易忘记者。但事实上，对于像我母亲这么好记忆力的人，是忘不了的。母亲看到那些不能背书，受四外公呵斥的男学生，就有一种替他们背的冲动。这当然受到四外公的制止，但四外公因此格外痛惜母亲不是个男孩。他对母亲说，你是我们邱家的好苗子啊，可惜了，不是儿子啊。这是母亲记忆里，最开心的时光，自我记事起她给我讲了多遍而不倦。
母亲大约是 1946 年嫁到我们冉家，即是在亲舅舅家当媳妇。这样的近亲结婚，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却是家族联姻的首选方式。三年大饥荒之前的农村生活，就已然开始难过，但我们家的生活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大家族总有些积累，暂时没被土改完全分完。但后来被迫捐掉了所有值钱的陪嫁。到我出世时，就剩一张有踏板和精致床架的大床，作为我对外公家族曾经殷实过的唯一见证与记忆了。
母亲生于 1923 年，与她同时代的，我能随便举出的有出名人物，即 1922 年出生的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后任哈佛大学音乐教授；陕西文革研究者、朋友白磊的外公白瑞生 1921 年生，后来搞革命，官至省部级，但也被整得惨。我母亲记忆力好，人很聪明，能说会道，要是能系统地读书，且没有 1949 年后翻天覆地的大变局，当个大学教授在我看来都不是问题。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重庆纺织厂曾在我们家乡招女工，母亲本有机会去，但家里反对，因而后来经历了家庭大劫难。
死人枕藉与逃难
我搜了二十多年的旧书与档案，所得不少，其中一些 50 年代的档案，显示灾难并不是反右、大跃进、三年饥荒才开始有的。大炼钢铁、公社及大队食堂的荒唐且不去说它，只说我们村死了百多号人，大约已占人数一半以上。
当农作物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有人偷青－－偷生胡豆、生玉米、生麦子吃，平时比较泼辣的妇女，这时发挥了一点“敢于作战”的“偷工精神”。不特如此，还偷生产队仓库保管好的粮食，几乎偷光。这几位妇女，恕不公布名字，我都应该喊伯母、娘娘。从父系角度看，一个没有异性人的小村子，比较亲的不出“五服”的族人都有，一个村自然全是同祖宗的。母亲后来给我背了关于这三个偷青泼辣妇女的顺口溜：“旱田是个好方，没有饭吃饿心荒。救命粮食不敢分，三个妇女就偷光。”
三位偷东西的妇女，家里当然没有死人。没有这项本领，家里面死人是必然的，我们家的直系亲属就活活饿死了五口人：祖父、祖母、三哥、四哥、父亲。
我家断粮从 1959 年初冬开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家饿死五口人。眼睁睁看到自己亲人饿死，却无力帮助，那种伤痛感，我想母亲、大哥、二哥一生都不会忘记。现在有受伤应激反应这样的心理咨询，来对心理上受到伤害者加以关心，但那时候活命要紧，哪里会有这样“高档”的关怀？能活下来就算是老天格外开恩了。在这过程中，大家兄水肿，去打稀得照见人影的所谓饭，在路上被人抢，二家兄去摘糯叶（根本难以下咽，但好过观音土），亦被身体强壮的一位堂兄所抢。眼看这样下去，一家人都要饿死光。母亲在一天夜晚当机立断带二位兄长离家出走，逃荒到远不如我们地方好的黄家岩去讨生活。这个地方是另一公社亦即现在红井乡的、相对高寒的地区－－这样的地方被当地称为“盖”，是高山上相对较平坦的地方。虽然受到一些人的帮助，但也没少受寄人篱下之苦。关于苦难的事，母亲说得不多，倒是二位兄长对我说得较多。她倒是记得别人对我们的好。但不管怎样，娘儿仨总算是活出来了。至于逃荒的艰辛细节，只有留待将来为母亲作传时再细说了。
三年后艰难回来，生活稍好时有了我（细心人的或许会问，你父亲不是饿死了吗？这当然涉及到更细的家族历史，暂时不想提及了）。但所谓稍好，只是说不像那样大规模的饿死人了，吃不饱穿不暖却是常事。七六年春天里，母亲将野生的刺老苞摘回来，加点盐炒着给我吃，我觉得美味得不得了。忙问妈妈：今天是啥日子啊，妈做这么好吃的东西？妈说：儿啊，今天是你十一岁的生日啊。我听着妈这话，咬着嘴唇，为了不让妈妈伤心，使劲不让自己掉下泪来。多年后，我想起这是母难之日，那么艰难，苦难如斯，妈妈犹关切为儿的生日，每想一次便忍不住掉泪。
鸡叫三遍必喊醒
小时家贫，无可读之书，但我对书似乎有天然的喜爱。这样的喜爱，到了见破纸片必拿起来看的痴迷程度，完全不看破纸片上面是否粘上了牛粪、猪粪，捡起来看了再说。我还记得偷偷看二哥和重庆知青秘藏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情形。这些字大抵都认识，但内容完全不明白。只觉得林彪坏得脚底生疮、头顶流脓，想搞死毛主席、想搞垮党和国家，实在罪大恶极。虽然我读不懂这样大的“工程”，但很享受认字的快感。这样的认字快感还得说一件我小时在生产队当上“广播员”的经历。
那时我们生产队没有收音机、没有高音喇叭，宣读时令性政策得靠“人肉话筒”传达。而“人肉话筒”的练就对大山里的人来说，不算难。因为两山之间看上去很近，但走路却要走上大半天，如此一来，大家就靠声音来传达信息，扯开嗓子喊，其原始样貌后来被简括成“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流传到大江南北。
那时文件很多，生产队又没有专人负责，而且多半要一早传达，特别是大冬天不少人不爱早起。我那时是生产队读书读得最好的小孩，声音似乎天生就大，完全符合“人肉话筒”的特征，于是我就被“征召”为“早报”阅读员。冬天早上六点过即拿着一个破旧的、有一点扩音效果的铁皮子话筒，从家中出发，通过石步（用不规矩的石头砌成的，让人踩在其上，不至于踩水）走到河对岸，到达生产队住家的最高处，拿着话筒宣读文件，以使由三个小寨形成的一个生产队的所有人，都能听到“上面”的声音。一个臭屁小孩，偏偏还能坚持，寒暑不断，没有任何报偿与奖励，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个奇迹。现在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偶尔听到或者看到我在电台或电视台的访谈，就开玩笑说，难怪你不拿话筒到“花土”（我那几年做“人肉话筒”之地的小名）那去吼啰，因为有更好耍的地方可以让你吼了。
虽然这几年“人肉话筒”的义务工作，没有什么报偿奖励，但它满足了我爱读“有字儿”的东西的愿望（后来我的朋友廖亦武在《藏书家冉云飞》一文里说，我是见有字的东西就收的文化收荒匠，并非全是杜撰之辞），加上小时候因老师生病，无人可替，曾经代老师给同班同学讲课的经历，练就了我在许多场合都不怯场，开口即可以有条有理地讲的本领。这就说明，我做这几年“人肉话筒”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自己给自己上了不少节“演讲课”。这也是我现在与朋友们一起合办教育机构，除逻辑、手工等外，对演讲课格外重视的远期因由。
妈妈从小看我如此热爱读书，即便还没上小学时就如此，她是非常高兴的。她因为“背过望天书”，加之 50 年代初参加“扫盲班”，读过我故乡重庆酉阳县编的扫盲乡土教材－－我至今仍记得“丁市名茶宜居出”一句－－因此深知文化的重要。虽然那时是文革中后期，她仍在繁重的生产劳动间隙，教我背几句浅白的唐诗。后来便逐渐教我背《增广贤文》 《三字经》等，与此同时还给我做基本的解释，因此我对有节奏、韵律、平仄的诗文，有着极大的兴趣。我母亲既不认识太多字，又不能写，当然无法让我直接读到《增广贤文》，但直到我到成都上大学，买到一册《增广贤文》，才知道她教我的竟然一字不少、一句不差，由此深知母亲的记忆力超凡过人。
如果只有超凡过人的记忆力，却没有充足的爱，在那样贫寒苦难的生活中，哪里有心思教孩子背什么书？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创造的奇迹，用坚韧与大爱都不足以完全形容。
母亲生我的头一天，都还在农田里劳动。生下来后，只吃了十来个鸡蛋补身子，其苦况可想而知。后来我们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她与大哥常饿着肚子上坡劳动，但却总要让我与二哥吃半碗胡豆分别上中学与小学。至于大家兄、二家兄远赴矿沿盖猫牯岭挖葛根来做淀粉和搅团吃的情形，至今仍不时出现在我梦中。
待我上小学，母亲艰难劳动后，时常翻看我的课本与作业，看考试与作业没有任何错，常得百分，喜不自禁。不特此也，她还能与我一起背我那时的课文，以至晚年与我一起生活在成都的十几年里，我们娘儿俩常以背小时的课本为戏，可见她的记忆力是如此的超凡，爱是如此的细腻，深植与蔓延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至她故去后，我还能感到那柔软的力量在成全我的人生。
我自然贪玩，但实在爱读书，就抓紧白天的时间读。没有书读，就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觉得早晨的记忆力出奇的好，于是养成每到鸡叫三遍就让母亲喊我醒的习惯。母亲心疼我，也心疼得之不易的煤油。心疼我，是因为我是家中老幺且年纪小，醒早了怕睡眠不足，当然母亲担心我的身体，也不是没有由头的，因为我小时身体并不好。她 42 岁高龄时生下我，生怕无法将我养大就去世，因此有时难免对于我的身体不好，处于比较紧张的神经质状态。大家都深知湘西有盛行赶尸、巫术的传统，紧邻湘西的我家乡自然也没有例外。我小时得病用了很多办法，诸种方法都试验过，将来若写《老树饱风霜：近现代名人与中西医之争》一书，必然会提到我自身的一些受医经历和眼见奇事。其中一次，就在我身上发生了草药医生吴明洲先生来烧布化水，将筷子断成小节让我吞下去，毫无违和之感的神奇故事。你别问我，这哪里是可能的，我只能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我知道它不科学，但我也没办法解释。
当然，母亲也心疼花钱买来的煤油，因此煤油灯的灯芯并不大，亮度也不够。太亮耗煤油太厉害，因为这煤油是母亲纺纱、做女红活，夜间做一切补贴家用时的必用品、奢侈品。所谓必用品，是我们穿不起皮鞋－－其实连看都很少看到过－－布鞋必须得用烂布加浆子打底，然后纳鞋底，然后再十分节约地扯点非常便宜的黑布，扎成鞋子，这得费母亲在艰苦劳作后不少的夜间工夫。按理讲，灯芯太小不亮的话，对于在被窝里－－煤油灯放在比较宽的床沿上－－躺读的我来说，眼睛伤害应该比较大。但奇怪的是，直到上大学时，我的眼睛一只 1.5 ，一只是 2.0 ，从来没有问题。但大学四年，日夜苦读不休，用烂两本借阅证，读了千来种书后，视力终于全面下降，不复当年之“雪亮”了。
冉云飞:
生于重庆酉阳乡下的蛮子。 1987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长居成都。青年学者、作家、杂文家。现供职于《四川文学》。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关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等。
转自《百万庄的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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