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档案里的父亲
档案里的父亲
－－作者：冯积岐
父亲的《干部档案》是父亲去世15年以后我才拿到手里的。牛皮纸的封面上印着“干部档案”四个仿宋体，下方用繁体字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制”几个字。内文中有一半是马粪纸。在这份62页的档案中，有履历表、鉴定、自传、思想总结、反省材料、检举材料、复查材料等内容。
在1950年1月8日的“干部调查表”中，在家庭成分那一栏里，父亲填写的是：中农。而在1953年的“干部履历表”中，在家庭成分那一栏里，父亲填写的是：地主。第一次翻阅父亲的档案，我还以为，父亲对真实的家庭成分隐瞒了。后来，我翻阅了《岐山县志》，才知道，岐山县是1950年8月初进行土地改革的。父亲第一次填写履历表的时候，家庭成分还没有确定，可能是父亲估计到，家里只够中农。1950年的父亲只有18岁，况且，他刚刚参加革命工作，还没有品尝到成分的滋味。使我纳闷的是：1952年的履历表中，父亲在家庭成分那一栏中填写的是：富裕中农。据我所知，我家的地主成分是1950年年底前就确定的。可见，父亲确实对家庭成分隐瞒了；从父亲后来写的检查材料中我知道，1952年的父亲已经深深感觉到了家庭成分对他的压迫。他幼稚地以隐瞒来逃逸地主出身的桎梏。
1950年，父亲的名字后面还没有粘上“地主”两个字的时候，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以后的干部生涯中，尽管父亲写了许多次入党申请书，还是没有被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原因很简单：家里是地主成分。父亲活着的时候，给我说到这件事，十分伤感。在他看来，他的能力并不差，工作也很积极，和他周围入了党的革命同志相比，父亲觉得他是够格的。
从父亲的档案中得知，父亲1950年1月离开了岐山县陵头村只身去宝鸡市参加了干部培训班，四个月后，回到了岐山县政府当上了干部。父亲参加了岐山县的一期、二期土地改革、查田定产、三反五反运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父亲不敢说什么，也没有说什么，才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随之而来的是，1958年开展的“干部上山下乡”运动，父亲在岐山县委组织部的几次劝诫下，结束了他八年的干部生涯，回到了陵头村当了农民。那一年，父亲26岁。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父亲当年的同志来到了我的家里看望父亲，从父亲的同志口中我才知道，1958年的父亲赖着不回来是完全可以的，父亲之所以回家当了农民，一大半原因是自愿的。翻阅父亲的档案，我明白了，父亲的回乡当农民是一次身体和精神的逃离。父亲承受不起家庭出身给他带来的灾难，他缺少耐心，父亲以为，家乡是他的庇护所，当了农民以后，他就可以逃脱“地主”成分对他的压迫，他再也不需要“划清界限了”，再也不受歧视和凌辱了。父亲错了。殊不知，他是逃不脱的。
当然，我能理解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做了十年“狗崽子”之后，深深地体味到，父亲当干部的那八年受了多少煎熬和屈辱。脾气暴躁的父亲要把自己压弯、折断，甚至盘起来，多么不容易！
我手头的这份干部档案就是一张活生生的嘴巴，它真真切切地叙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父亲的生存状态，父亲在精神和心灵上承担了太多的苦难。
在1950年的思想总结中，父亲用钢笔在马粪纸上写道：
过去认为美国是民国国家，是中国的同盟国，是中国的朋友。
认为苏联是侵略者，是帝国主义独裁的国家。
认为国民党是个很好的党。
对共产党的认识是共匪、坏东西、红胡子大王，想坐江山。
认为蒋介石是蒋委员长，北伐有功，是中国的英明领袖，忠心治国。
认为统治阶级是天生就是，是先人积下德的，应该统治人民。
认为劳动人民是下贱的，只能劳动，再做不成啥。
通过学习，通过思想改造，父亲转变了，他认识到－－
美国用奢华的东西来麻痹中国人民，将中国的原料都吸去了运回美国，想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想在中国挑动战争，去侵略苏联。
苏联是中国唯一的好朋友，十月革命成功后，苏联取消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帮助中国搞经济建设。
国民党是统治阶级者，是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
共产党是为群众谋幸福的，八年抗战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四年解放战争推翻国民党，打垮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流氓出身，窃取了领导地位，是中国人民的头号公敌。
统治阶级是人类的寄生虫。
劳动人民是伟大的，世界上的事事物物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
一个十八岁的农村青年，没有参加革命工作以前，思想就真的那么“反动”吗？而短短的几个月的学习改造，父亲真的就脱胎换骨了？变成了一个思想觉悟很高的“革命”者？父亲的笔迹至今清晰可辨。可是，我怀疑它的真实性。
在父亲的所有的检讨、检查材料中，都能读到“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这样的词汇。这个词汇是我在读初中的三年中写得最多的－－我写的入团申请书加起来有一部中篇小说那么厚。尽管，每一次的申请中都要写上：坚决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到初中毕业，也没有入团，原因是，没有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第一次在父亲的“干部档案”中读到这个词汇，我略略有些惊讶－－我原以为，“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和“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有理”这些词汇一样，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原来，共和国成立之初，父亲那一代就在这个词汇的阴影之下挣扎着。虽然，父亲言不由衷，痛骂自己，最终还是没有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当时，父亲就不明白，这个“界限”永远划不清。他在岐山县政府工作了八年，没有擢升，从一般干事到一般干事。
父亲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娃呀，你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到群众家里去，连一根纸烟都不敢抽。抽了，就要挨洋锉的。父亲之所以如此感慨，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从父亲的干部档案中就能找到。在一份反省材料中父亲写道：
由于本人出身地主家庭，在工作中就有了资产阶级贪污腐化思想，1950年9月在本区集体贪污袜子一双肥皂一条毛巾一条牙膏一盒。1951年元月份下村，在群众家里吃饭，给群众少开伙食费7万元（当时的七块钱）。
在二十多天的学习政策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才觉悟起来了，认识到了自己的严重错误。现在，我将我的贪污事实一点一滴向党向人民向组织交代清楚，请求组织处理。
在这份反省材料后面，还有一页发黄的马粪纸，我一看，依旧是父亲的笔迹－－
冯士玉补充材料：
1951年征粮时贪污针线包一个。
一期土改中贪污纸烟一盒。
1950年征粮时因吃农民白光皓、史启锡的纸烟，所以，给这两个人补粮食150斤。
那时候，父亲的工资就是粮食。因为吃了农民的纸烟，以粮食作为赔偿。
难怪，父亲给我说，不能吃农民的纸烟。父亲是为这件事招了祸的。这个教训，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
那个时代锻炼了父亲，改造了父亲，他的神经紧绷着，他不仅知道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应该做，而且，他的肩上担着一个时代的“怕”。
1953年，父亲在岐山县第五区公所工作，职务是生产干事。那一年，父亲21岁。
那一年的“干部鉴定表”是蜡版刻印的，上级对父亲的评价是这样的：
优点：1.学习好。2.工作能力强。3.立场观点稳作风正派。
缺点：1.遵守纪律不够。如未请假，私自回家。2.联系同志不全面。如和个别同志争嘴。3.掌握政策较差。
父亲再努力再积极，也没有升迁。
在父亲的干部档案中，有一张1952年的干部履历表，在报请任命职务栏中写道：任命冯士玉为岐山县第三区副区长。可是，在履历表的顶端的空白处写了一行钢笔字：县委十月二十三日函，作废。那一次的拟任为什么没有成功？父亲从来没有谈及。也许，是因为父亲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缘故。从父亲的档案里可以看到，父亲工作八年，一直是很优秀的，他的优秀被封存在档案里，和升迁无关。他的优秀成为他的心结－－优秀并不代表什么。为此，他不平、郁闷。父亲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眼看着他周围那些人一个个升为区长、副区长，以至做到了县长、副县长，而他却不能。父亲试图用卷起铺盖回家结束这郁闷。然而，这郁闷纠缠了他一生，父亲最终带着郁闷离开了人世间。
1996年11月16日，活了64岁的父亲走了。我看一眼父亲留在窗台上的那杆只有一拃长、没有烟锅嘴子的烟锅，放声大哭了。可以说，父亲的晚年是在贫病交加中挨过的。我明白，父亲一生的好日子屈指可数。父亲不是祖父的亲生儿子，他是祖父从三里以外的郭姓人家抱养的－－父亲从未给我说过这件事。这是父亲的一个心结。祖母又不是祖父的原配，祖母沉浸在自己的不愉快中，没有多少心事管好养子。父亲在童年和少年得到了多少父爱和母爱呢？我记得，父亲活着的时候只给我说过两句话，他说他七八岁的时候还穿着半截子鞋。他说他11岁的时候就拖着铁犁去地里犁地，跟着木轱辘大车去土窖里拉土。13岁的时候，父亲得了一场伤寒，发高烧一月多。祖父以为父亲死了，把他丢进了放麦糠的土窑里。过了几天，长工去土窑里背麦糠，发现父亲还有气息就背回来了。父亲在炕上躺了些日子，竟然活过来了。
父亲在档案里写道，他参加革命的动因是为了躲避劳动。虽然这句话道出了父亲的“觉悟不高”，我觉得，很年轻的父亲说的是真话。祖父种了二百多亩地，只雇了一个长工。父亲小小年纪就成为一个劳力了。祖父做事做人都很狠，收麦的日子，头顶着毒辣辣的太阳，祖父一整天不喝一口水，弯下腰割麦，跟在祖父身后的长工和父亲能有一口水喝吗？能歇一会儿吗？祖父要把他的儿子从小锤打为一个能吃大苦的农民。少年父亲什么农活儿都干。当劳动成为一种压榨一种惩罚的时候，父亲只能选择逃离了。他逃离了体力劳动，逃脱不了地主家庭出身。他的仕途并不顺畅。当他又逃回农村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接下来的日子更苦。“文化大革命”十年，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连买一斤盐一包火柴的钱也要去村里借，他的晚景是很凄凉的。
虽然，父亲一生没有能够靠本事吃饭－－有本事，没本事，对他来说，是一样的。可是，父亲依然对本事看得很重。他活着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句很受用的话：娃呀，攒钱不如攒本事。
翻阅父亲的干部档案，我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在他的档案里，档案里记录了他的有幸和不幸，也记录了他的本事－－一个能力很强，德行不错的年轻人－－这是父亲的领导和同志们对他的评价。
档案里的父亲是真实的父亲，也是被扭曲了的父亲。
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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