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夫唐：朦胧记忆中的血腥碎片
朦胧记忆中的血腥碎片
－－作者：凡夫唐
1966 年，文革开始轰轰烈烈拉开大幕的时候，我还是个吚呀学语的婴儿，那时的文革基本与我无关； 1968 年，文革进入高峰的时期，我开始朦胧谙事，有关文革的记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是个上高中的少年郎了，可以说，我的少年宝贵时光都交给了文革。
我不是文革的亲历者，更不是一个直接参与者，充其量只能算一个睁着一半清醒一半蒙昧双眼的旁观者。但是，我的少年时光基本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所以，文革对我的影响也是相当深刻的，刻在脑海里的许许多多文革记忆，无论再努力也无法从记忆中完全抹去。应该说，我也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现捡拾一把发生在我身边的记忆碎片，权当一个少年的“文革印象”吧，希望对人们反思那场劫难有丁点“管窥”意义。
一张永不消逝的血脸
我的家乡在桂北山区，是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人口不过百的小山村。我家与大队革委主任家对门对屋，只隔一条小河。主任家门前有个很大的晒谷坪，村里的批斗大会和重要活动都在他家晒谷坪上举行。
1968 年，我刚刚四岁，正处于淘气好动，对什么事都好奇，而又缺乏危险意识的阶段。父母每天要出集体工挣工分，还得早请示，晚汇报，唱红歌，跳“忠字舞”，参加各种群众大会和革命大批判活动，忙得脚板不沾地，脚跟打后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管我，年过六旬的奶奶便成了我的全权监护人。其时斗争形势如火如荼，各种危险消息满天飞，情势非常紧张。奶奶怕我出去乱跑惹祸，便把我关在家里，不许迈出家门半步。可是，每当对面大队主任家门前开斗争大会，口号声、喝斥声、惨叫声，还有高音喇叭传出的革命歌曲声，通过空气形成一股强大气流，有力地冲击着我的鼓膜，就会把我的好奇心充分调动起来，想去凑热闹。终于有一天，我趁奶奶疏忽，悄悄溜了出去，懵懵懂懂跑进了斗争大会的现场。
大队主任家门前的晒谷坪上聚满了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晒谷坪的尽头搭了一个台子，台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因为我不识字，当然不知道标语的内容。好几个脖子上挂着牌子的人，我认不得牌子上的字，只认划在字上的那把红色大“ X ”。挨批斗者都跪在台子上，把头低得几乎要沾地，他们身后站着两个端着钢枪的年青人 ( 后来才知道叫做武装民兵 ) ，枪口上了刺刀，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冰冷的光。两个手持木棒的汉子站在跪着的人面前，指着他们吵架似地哇哇怪叫，但是听不清楚他们在叫什么。突然，一个大汉高高举起了手中的木棒，对着一个跪着的老头狠狠劈了下去。老头惨叫一声，赶快伸出双手捂住了脸，殷红的鲜血立刻从指缝间渗出来，一滴一滴地往地上滴。过了一会，身后端枪的年轻人上前喝斥了一声，一把揪住老头的头发，把他拽了起来。我马上看到了一张惨红的血脸，禁不住心头一惊，吓得尖叫起来。可是，尖叫声刚起，我的嘴巴就被一只粗糙的大手捂住了，我吓得回过头去，看见了奶奶那张慈祥而又充满恐惧的脸。没容我再出声，奶奶又用手掌捂住了我的眼睛，然后把我抱回了家……
这就是我的文革第一印象，直到今天，只要听到“文革”两个字，那张血脸就会立马浮现脑际，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文革符号。我至今都在想，不知有没有专家研究这张血脸，会不会在刚刚记事的蒙童心中留下什么阴影？会给他的心理和人生带来什么影响 ? 如果这只是本人的一个个案，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不幸的是，那可是一场席卷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风暴，看见那张血脸的儿童恐怕就远远不止我一个了，所以说，文革影响了几代人，甚至影响了整个民族心理，应该不是危言耸听了。
父亲枕头下的那把铁尺
我出生于“半红半黑”的家庭，据说我的祖上是有点财势的，可惜曾祖母年方三十就守寡了，待她含辛茹苦把我五个姑奶奶和爷爷拉扯大，家道就中落了。土改的时候，我家已经没有什么田地了，理所当然划了贫农成份。说起来也有点像余华小说《活着》里的福贵式因祸得福，只不过福贵是因为赌博成了贫农，我家是因为曾祖父过早去世而沦为赤贫。可是，我母亲的成份却高得有些吓人。外公家不但有田有地，还是县里赫赫有名的书香世家，一连几代都是读书人，外公和他的几个兄弟都在外面军政界当官。我外公是县教育科长，总督学，解放后“镇反”的时候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幸好外婆带着不到十岁的母亲下嫁一个中农家庭，才把成份稍稍降了格。
眼看着运动越来越激烈，形势越来越紧张，天天听到杀人枪声，谁谁被枪毙了，谁谁谁自杀了，某地反动“暗杀团”一夜血洗多少个村子之类的消息满天飞，所有人都笼罩在恐惧不安的阴云里。当然，我不可能知道这么多事情，只是隐隐觉得那时家里气氛特别紧张，母亲总是在背地里悄悄哭泣，有时连眼睛都哭红了。白天，无论是出集体工，还是开大会，父亲总是寸步不离母亲左右。晚上睡觉前，把爷爷年轻时练武用过的一把铁尺藏到枕头下面。我出于好奇，还悄悄抽出来把玩过，只是铁尺有好几斤重，我玩不动，玩过一次就没有兴趣了。一天，母亲趁父亲不注意，把父亲的铁尺扔进了屋后的鱼塘里，恰好被我看见了，母亲千叮万嘱，要我一定不要告诉父亲，否则要剥了我的皮。父亲回来找不到铁尺，也责问过我，我怕母亲生气惩罚我，没有向父亲交待。后来父亲也没再过问，我也把这事渐渐淡忘了。
文革结束后，政府允许农民发展家庭副业了，我也长大了，全家花了几天工夫，把屋后的鱼塘淤泥清理干净，重新养上了鱼。在清理鱼塘的时候，从淤泥中挖出一那把锈迹斑斑的铁尺。母亲这才给我揭开了谜底，文革高峰期间，村里有人扬言要批斗我母亲。父亲是个有血性的男人，发誓要保护母亲安全，便当众放出狠话：“哪个敢动我老婆半根汗毛，我就让他少胳膊缺腿做残废人！”于是回家翻出爷爷练武用过的铁尺，如有人敢突袭母亲，他就挥着铁尺跟人玩命。母亲怕父亲真的跟人拼命惹出客祸端，宁可自己少点安全感，也不愿父亲有任何危险，便把铁尺扔进了鱼塘。
可惜，那时我还没有收藏意识，不知父母把那把铁尺被扔到哪里去了。后来，回去找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了。也许是母亲不想再回到那块灾难的记忆里去，再次把那把铁尺丢了，也许是父母已经淡忘了那场灾难，把铁尺当作废铁卖了。
奶奶的竹子与“坏分子”头上的高帽子
奶奶是个慈祥善良，而又心灵手巧的勤俭之人，家里的滤米筲箕烂了，便上山砍了一把小水竹，想织两只筲箕。
那天，奶奶让我在她身边玩，她拿起刀子剖箩，准备织筲箕。这时，大队主任来了，笑着对奶奶说：婶子，你这把竹子借给我用一用，等我忙完了砍一把还给你好吗？奶奶问他，你借竹子干什么？我要织筲箕的。主任说，是集体有急用。奶奶说，是集体有急用，你就拿去吧，一把竹子又不是一砣金子，说什么还不还的。奶奶便把竹子送给大队主任。
几天后，村里又开了一次批斗会，几个“坏分子”头戴高帽被斗了大半天，斗争会结束后，又责令他们脖子上挂上牌子，头上戴着高帽，每人提一面铜锣，边走边敲，嘴里喊着“悔过词”，去游村示众。路过我家门前的时候，乡亲们纷纷涌过来看热闹。有人悄悄告诉奶奶，那几顶高帽子就是用奶奶那把水竹织的。
奶奶一听就生气了，马上拉着我找到大队主任，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干吗要骗我？拿我的竹子去织高帽子，还说集体有急用，我要你赔！
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大队主任没有难为奶奶，而是满面堆笑地向她道歉，婶子不要生气，我一定赔你一大把竹子。几天后，副主任责令一个“坏分子”上山砍了一大把竹子，恭恭敬敬送到我家，交给了奶奶手里。
长大之后我问奶奶，按道理说，奶奶那样对待大队主任，不说是破坏革命斗争，也有思想觉悟不高，同情阶级敌人之嫌，而大队主任为何没有为难奶奶，反而赔了奶奶的竹子呢？奶奶说，他敢，那小子从小没有娘，喝过奶奶的奶水，从小到大奶奶没少照顾他，他敢为难奶奶就是一条黄眼狗！我暗想，那个大队主任虽然是文革先锋人物，但是，从他对待奶奶的态度来看，身上的人性还没完全泯灭。所以，我一直不赞同人们说那个年代的疯狂行为是失去了理性，其实，无论再疯狂，只要他还是人，理性是永远存在的，即便精神失常者，也少有干出伤害自己亲人的事来。所谓的丧失理性，应该是选择性丧失，说到底就是扭曲的社会环境放纵的人的兽性，人的一半本来就是野兽。
爷爷的“伪党员”案
爷爷有严重痛风，一痛起来两条腿红肿发亮，连路也走不得。参加斗争活动自然少了许多，成了革命运动的“逍遥派”。
可是，突然有一天，几个干部带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把爷爷带走了，拉到群众大会会场进行批斗。斗争开了头就没完没了，三天两头就把老人家带去批斗一回。白天，爷爷在父亲陪同下，拄着拐杖去挨斗，如果晚上开会，父亲打着火把，陪着爷爷一起去。我哭闹着要跟着去，爷爷便打我的屁股板，命令奶奶把我关在家里，所以，我没能看到爷爷挨批斗的情形。不过从爷爷挨批斗的情形来看，好像没有挨过打，也没遭受过什么肉体折磨。大概折腾了十多天，再也没有人拉爷爷去挨批斗了。
文革结束时，爷爷早已不在人世了。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了爷爷挨批斗的事，爷爷挨批斗没挨打，应该算幸运的了，便问父亲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告诉我，不是没有人不想修理爷爷，而是父亲当众警告过他们，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谁动爷爷一根指头，就有他好看的。那时的形势是各领风骚三五天，有些人头天还在歇斯底里斗别人，第二天就成了斗争对象，被押到台上接受别人批斗了。父亲虽然没有积极参加斗争活动，但是凭着他的血性和在村民中的威望，若把他惹急了，也组织一个什么革命组织，准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在父亲的男人血性庇护下，爷爷免除了一场皮肉之苦。父亲说批斗爷爷都是那个大队主任搞的鬼。爷爷在解放前当过两年类似于今天村民小组长的“伪甲长”，那时的甲长和今天的村民小组长一样，都是由村民轮流来当的，根本不是什么反动“伪官僚”。大队主任逼迫爷爷承认自己是“伪党员” ( 国民党 ) 。爷爷没有加入过国民党，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伪党员”，何况批斗他的人手里也没有什么证据，大队主任又碍于邻里关系和父亲的血性，不敢做得太过分，这段公案就不了了之了。其实，他批斗爷爷的真实意图，与“阶级斗争”毫无关系。而是因为我伯伯和他是发小，又是同班同学，我伯伯初中毕业后当了国家干部，而他却连初中都没考上就回家当了农民，他想把伯伯从机关单位搞回家里务农，便想给爷爷扣上一顶“伪政人员”和“伪党员”帽子，让伯伯的跟着完蛋。
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搞笑，有点黑色幽默。难怪当年那个大队主任考不上初中，他的智商真的不怎么的，批斗爷爷的时候连罪名都安得词不达意。就算旧社会的甲长权力比今天的村民组长大，够得上官僚级别，即便爷爷果真是国民党员，给他扣上“旧政人员”和“国民党员”的帽子才准确啊，怎么能叫做“伪甲长”和“伪党员”呢？“伪”是什么玩意？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大致有两重含义：一是假的，不真实；二是不合法。请问，当年的中华民国是个假政权 ? 国民党是个假政党？还是中华民国是个非法政府，国民党是个非法政党 ? 套用今天的主流说法，还真有点那个啥啥的“虚无主义”味道。
牛草“泼水”引出的命案
文革期间，我外公家族被枪杀了十余口人。我大舅被枪毙的时候刚刚满了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年龄。
大舅是在 1968 年夏天被杀害的。我当时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母亲刚刚生下小弟不久，我感觉她的情绪非常低落，经常哭泣，父亲和奶奶怎么安慰也没法让她快乐起来。有一天我和小伙伴在村里玩，一个快嘴大婶问我妈妈在家里哭鼻子吗？我说经常哭，大婶你晓得我妈干吗哭吗？快嘴大婶悄悄告诉我，你大舅被人拉出去枪毙了。我急忙跑回去问母亲大舅是不是被人枪毙了？母亲只哭泣不回答我，父亲铁青着脸喝斥我，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说完把我赶了出去。我对大舅是有印象的，我一年要去外婆家好几次，大舅一年也要来看望母亲几次，大舅特别喜欢我，一来我家，不是逗得我笑，就是逗得我哭。大舅个子瘦高，脸相俊秀，讲话斯斯文文的，根本不像个坏人，怎么会挨枪毙呢？大舅之死一直是压我心头的一个不解之谜，直到“文革处遗”，大舅被“平反”的时候，我才弄清楚所有原委和真相。
外公被“镇压”的时候，大舅才满一岁，还不会叫爸爸。大舅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大舅的舅舅，我的舅外公虽然也是地主出身，但一直在县中学教书，家也住在县城，条件比外婆家要好得多。舅外公见大舅天资聪颖，便把他带在身边送他上学读书。大舅以优异成绩读到初中毕业，终因出身问题未能如愿上高中，一毕业就卷着铺盖回乡务农了。
生产队养了耕牛，一旦农田种上了稻子，就得将牛关进栏里圈养，免得吃了田里的禾苗。队上把耕牛分给社员饲养，清早起来割牛草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一天早上，大舅割了一担湿漉漉的牛草挑回集体牛栏，累得直喘粗气。因为头天夜晚下了大雨，沾着雨水的牛草格外沉。可是，还没待大舅把牛草扔进牛栏，就被两个民兵扭送到了“贫下中农革命斗争总指挥部 ( 简称‘农总’ ) ”。“农总”头头指控大舅在割下的牛草里发了水，是典型的破坏集体生产犯罪行为。大舅极力分辩说，我脑子又没毛病，干吗要在牛草里发水？昨天夜里下了雨，牛草没发水都沉得要命，发了水岂不把人累死？不信你去看别人的牛草是不是湿的。“农总”头头们说，我们讲你发了水就发了水，你必须坦白自己的滔天罪行。不管大舅如何分辩，最后还是被他们以“破坏集体生产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执行枪决的时候，一个“农总”成员掏出一把自制手枪说，这是我刚刚研究发明的手枪，先让我试一试威力如何？说完对着大舅的大腿就是一枪，疼得大舅大声惨叫，要杀就来个痛快，不要折磨人好吗 ? 另一个“农总”成员举着步枪，抵着大舅心脏部位开了一枪，结束了一条年仅二十岁的年轻生命。
文革处遗的时候，我们给大舅搞了一个重新安葬仪式，当年的杀人凶手也向处遗工作组作了交待罪恶内幕。其实，大舅之死，与“捍卫社会主义集体生产”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真实原因也与爷爷挨批斗差不多。其时，农村青年有文化的不多，能上到初中毕业的更是凤毛麟角。大舅在学校成绩优异，理所当然成了村里的大“才子”。年青人又喜欢展示自己的才华，出出风头，希望得到社会认可。每逢过年，或者红白喜事，大舅总要给乡亲们写对联，平时大队有写写画画的活，他都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尤其是大队修建的一座水力碾米厂，也是大舅根据在学校学过物理知识设计的。几个文革红人对大舅极不感冒，觉得没有几个贫下中农的子女读他那么多的书，比他更有文化。如果不把他干掉，贫下中农出得了这口气吗？几个人一商量，便策划了这个“牛草泼水案”，革掉了大舅的命。
自从我知道了大舅遇害真相，就没有停止过思考，如果大舅不跟舅外公进城读书，而是跟外婆在农村长大，成为目不识丁的文盲 ; 假如大舅能审时度势，读了书，学到了知识，任其烂在肚子里，不去为父老乡亲服务，不炫自己的才智，他还会遭到这种厄运吗？也许会，也许不会。再多的假设，对于大舅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年仅十岁的“活靶子”
1968 年，和我们紧邻的大队一帮人，成立了一个什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不到一年工夫就判处了十几个人的死刑，所有人都闻“法”色变。
秋收前的那段时节，“最高法院”又判处了一对地主夫妻的死刑，同时，把他们才十岁的儿子也关进集体谷仓里“坐牢”。处决了地主夫妇后，“最高法院”头子便把孩子放了出来，说让他回家。孩子被了好几天，已经吓破了胆，一离开关押他的谷仓，就没命地往家里逃命。
正好，有两个端着步枪的“最高法院”成员，站在谷仓前互不相让地争论着谁是“神枪手”。这个说，当然我是神枪手，哪次打靶不是第一？那个说，靶场打死靶算什么英雄好汉，打仗可是打活靶，能精准射中活动目标才是真正的神枪手。争着争着，两人的目光同时投向了没命奔逃的“地主崽”身上，开始打起赌来，把逃命的“地主崽”当靶子，两个同时举枪，同时瞄准，同时开枪，谁打得准算谁赢，输者请赢者喝一顿酒。于是，两支“七九”步枪同时举了起来，黑洞洞的枪口同时瞄准正在逃命的十岁孩子，两声枪响划破了山村的平静。枪声一停，逃命的孩子就一个跟斗载下了路边的小河。两个“神枪手”急忙跑去验证自己的“成绩”。两颗子弹均中目标，一发直中后脑，从前额穿透，一枪直中后心，子弹留存体内，孩子当场毙命。两个“英雄”非但没有半点悲悯之意，反而为谁击中头颅，谁射中胸膛，究竟谁胜谁负争执起来……
至今，村里人还谴责这两个“打靶英雄”没有人性，简直就是禽兽。而我想了很久，却觉得他们的残忍恰恰是人性的变种，绝非兽性所能为。因为，兽类除非为了自己活命而迫不得已，否则，是不会无故伤害同类的，尤其不会伤害同类中的幼小生命。
“诬蔑领袖”而自杀的“四舅爷”
依稀记得，那是 1968 年夏秋之交的一个早晨，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早饭，突然堂姐在门外大喊大叫，“四舅爷”在他家后山上吊死了！父亲闻声大惊失色，急忙扔下碗跑出了门。
“四舅爷”是我伯母的堂兄，在家庭兄弟中排行老四，我也跟着堂弟叫他“四舅爷”。这个“四舅爷”在村里也算个人物，解放前读过好几年私塾，解放后又上过初中，毕业后在镇里的中学当老师，后来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捕入狱，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丢了人民教师的饭碗，被罚回老家当农民，妻子也跟他离了婚。
“四舅爷”上吊前，已经被连续批斗了半个多月，而且检举批斗他的人，都是他的堂兄弟，给他安的罪名是“恶毒诬蔑、攻击伟大领袖”。据说有一天，当生产队长的堂弟从大队带回了一批领袖像，要求每家每户张贴。不知是哪根脑神经出了毛病，一向谨慎的“四舅爷”对堂弟开了一句不应该开的玩笑：“我家堂屋里已经贴满了大大小小的领袖像，早就贴不下了，再发给我，只有贴到茅室 ( 厕所 ) 里去了。”听听，这话还了得，不是“恶毒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是什么？不是“现行反革命”又是什么 ? 更何况他还是个“劳改释放犯”，就是罪上加罪了。第二天夜晚，“四舅爷”毫无预兆地被几个堂兄堂弟揪到群众大会会场接受批斗，一连被斗了半来个来个月。也许是“四舅爷”经不起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更有可能怕连累家人，只好选择死亡来解脱。于是，趁着夜色，走到后山，把自己挂到了一棵大枫树的枝桠上。
处遗的时候，逼死“四舅爷”的堂兄弟们给他举办了一次风光大葬，并向工作组坦白交待了事件真相。“四舅爷”确实失口说过“诬蔑领袖”的玩笑话，可是，那个当队长的堂弟检举他却另有隐情。原来，“四舅爷”的那个堂弟父母早亡，家境贫寒，年过三十还是光棍一条。不巧的是，他又和“四舅爷”同时爱上了一个年轻寡妇，后来那寡妇嫁给了“四舅爷”。这位堂弟恨得牙齿发痒，没想到连寡妇都瞧不起自己，宁可嫁一个离了婚的“劳改释放犯”，也不愿嫁给自己。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文革终于给他提供雪耻的机会，没想到“四舅爷”胆敢“诬蔑领袖”，正好撞到了他的复仇枪口上，便把堂兄逼上了西天，顺便把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寡妇再次变成了寡妇。
一次“斩草除根”行动
前面讲的那张血脸的主人，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分子。我现在对他还有些模糊印象，他是个饱读诗书，有点学究气的老爷子，村里的红白喜事都喜欢请他去主持。他与我们是本家，且是我爷爷的爷爷辈，跟爷爷的关系比较密切，两个老爷子喜欢聚在一起谈古论今。
文革开始的时候，老爷子就成了批斗台上的常客，也许久处鲍肆不闻臭，挨批斗也能挨出经验吧，老爷子自土改一来就没停止过挨挨斗，所以没有把批斗当回事。可是， 1968 年的批斗比以往任何一次批斗都不一样了，不但斗过没完没了，斗他的人还大打出手修理他，还让他坐“喷气式”，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他的精神支柱终于崩溃了，一天晚上，挨批斗回家，抓起一把并不锋利的菜刀，割断颈部动脉“自绝于人民”了。
在那种年代，莫讲一个地主分子割颈自杀，就是枪杀十个八个贫下中农，也不是什么大事件。可是，大队主任面对“死鬼”老地主自杀，却如临大敌，感到问题非常严重，把几个批斗“死鬼”最坚决，下手最狠的亲密战友召集起来，商议善后事宜，大家一致决定，启动斩草除根行动，把他的儿子逮回来干掉！因为这个“死鬼”老地主的儿子是大学毕业生，在县里某单位工作，还是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干部，如果他知道了父亲的死亡消息，一定会勾结“暗杀团”回来报仇的，必须连根拔掉，永除后患。于是，他们连夜派民兵把“死鬼”的儿子“请”了回来，说他父亲暴病而亡，要他回家奔丧安葬父亲。
我父亲是那场“斩草除”根行动的目击者，生前给我还原过那次“斩草除根”行动的真实场景。行动的当天下午，生产队干部通知父亲等几个贫下中农去抬“死鬼”尸体上山安葬。父亲等人把尸体抬上山的时候，看见“死鬼”的儿子在挥舞锄头铁揪挖墓坑，大队主任不许父亲他们动手帮忙，便躲在远处抽烟聊天。待坑挖好，天已经黑透了，大队主任命令“死鬼”儿子将尸体放进墓坑，又命令他跪到墓坑边，做触及灵魂的检讨和“忏悔”。谁料，“死鬼”儿子刚跪下去，还没来得及忏悔，大队主任就向站在旁边的持枪战友递了个眼色，那个战友马上子弹上膛，顶着“死鬼”儿子后心窝扣动了扳机。沉闷的枪声划破了黑夜的平静，“死鬼”儿子一声没吭，一个倒栽葱跌落坑中，扑到了父亲的尸体上，父子俩合穴葬在了一起……
文革“处遗”的时候，“死鬼”的亲人们回来大闹了一场，逼着所有责任人披麻戴孝，重新安葬了死者。经过“处遗”工作组的讯问，“斩草除根”行动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原来，当年的大队主任看中了“死鬼”地主年青貌美的小女儿，果断抛弃了家里的“黄脸婆”，想强娶她为妻。而“死鬼”地主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回来参加了工作，坚决反对这门婚事，还给妹子在县城找了一个好婆家嫁了。大队主任偷鸡不成反而蚀了一把米，恨得咬碎牙关。趁着文革东风，终于用他父子的两条生命报了那一箭之仇！
结语
我曾经在县里工作了二十余年，期间，我利用下乡工作的便得，曾经对文革期间发生的命案断断续续做过一些调查。当年我们大队共有 40 个生产小队， 4 千余人口，在文革中被枪杀，被逼自杀命案就有 40 余起。而且，斗争手段之残忍无一不令人发指，枪击、刺刀挑、手指钉竹签、坐“喷气式”飞机、木棒打背、手榴弹劈头、吊在火上“烘腊肉”、用石头将人活活砸死、开膛破肚、烧红铁棍从肛门捅到咽喉……几乎可以构成一部“酷刑大全”。写到这里，我的心已经颤抖了，不再忍心罗列下去。据说那场灾难是由国家决策者发起的，目的是整治党内“合议集团”，可是，受害最深的却是民间和社会底层的普罗大众。
今年是文革发动 50 周年，结束 40 周年的日子，我却觉得是个值得纪念的大事件。当然，纪念不是怀念那场灾难，而是纪念在十年浩劫中死去的数千万无辜生命，纪念文革结束给中国带来的光明，套用 80 年代的一句术语叫做“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解放”二字用得一点也不错，国人走出文革阴霾，的的确确是一场真正意义的大解放！庆幸我们的民族毕竟没有丧失最后的理智，终究还是结束，并彻底否定了文革。纪念更是为了彻底反思文革，让文革的悲剧不要再在我们这个民族上演。有人说文革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心头的一块伤疤，应该让其结痂痊愈，不要再揭开，让国家、民族和民众沉浸在历史的伤痛之中。也许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却不这么想。心头的伤口可以结痂痊愈，但是，伤口痊愈却抹不掉曾经存在过的伤痛，我们更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为了未来，揭揭伤痛还是有必要的，人是需要痛感的，没有痛感就麻木了，那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无论是搞武斗打派仗，还是公报私仇大开杀戒，或者造反夺权打砸抢，抑或为了满足欲望加害无辜者，无一不是打着冠冕堂皇的革命旗帜，喊着惊天动地的革命口号进行的，似乎在革命的旗帜下，在革命的怕中，无论干什么，哪怕是制造血腥暴行都是无比正确的，无可指责的。若从这个角度进行反思则会发现，文革对国家和社会的最大伤害，不仅仅是乱了十年，或为此付出了多少人的生命代价，而是破坏了社会文化生态和价值理念，这种破坏与影响，与原子弹爆炸之后留下的放射性污染一新可怕。事实上，文革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还在影响今天的社会生活。如那些为了“发展”的强征强拆行为，为了“集体利益”肆意侵害个人权利行为，还有社会上林林总总漠视生命的血腥暴力事件……等等现象，其实就是文革理念和思维阴魂不散的结果。
我在调查中发现，大凡在那个年代被迫害致死者，大多都是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地方能人，由此可以窥探出潜伏在我们文化基因深处的民族心理：尽管我们的祖先竭力鼓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骨子里是一直歧视、鄙夷，甚至嫉妒、仇恨读书人的，读书人一向是历朝历代风险系数最大的一个族群，文革只不过是这种心理的一次大爆发而已。所以，我不得不承认那句评价文革的戏谑之言，真是一语中的，无愧诛心之论－－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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