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本：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作者：刘元本
一九七五年夏日踏上新大陆。几个月过去了，找不到工作。去做老本行教书吧，没有教师执照；去当侍应生，老板嫌我太瘦弱；去读研究所，没有学历证件；去给人擦皮鞋，这在电影《流浪者》上看到过，但在纽约和新泽西州街上没见过有这样的工作。
我想，在大陆，他们说我里通外国，那么在新大陆，我该算有功人士了。不说到华盛顿特区做美国中央一级的大官，至少弄个州长什么当当，怎么连一个工作都找不到？
我又想，如果我现在马上回大陆，会不会立刻受重用，因为我已是个彻底的无产者。
揶揄世態人生，提气抗饿，有益。但不能代替面包，找工作才是正事。
圣诞销售旺季来了，百货公司招聘。人事部门负责人看了我满分的算术试卷，就聘用了我。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作。它的职责就是用一个叫 Dolly 的小车子，去收集顾客买东西后留在收银台旁的各式架子，如大衣架，西服架，泳裤架等等。先把它们运到一个三面贴墙放有空纸盒的房间里，归好类别，再送回公司各部门。薪水则是法定最低的。
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份工作。有了面包，有了立足之地！！
也不由自嘲：我的运气真好，多少年来一直和各种各样的轮子车子打交道，独轮车、粪车、黄鱼车，今天又是 Dolly ，从大陆一直拉到新大陆没有个完。难道这是我的命？不甘心啊！
我参加了在美的第一场 “ 学术 ” 考试 -- 高中同等学历文凭资格考试。那天，阳光灿烂，我早早到了考场，考生不下上百个，年轻者居多，大部分是为求职需要而来的。也许，在美国，高中文凭是职场的最低要求。其中一位老太太是由她女儿陪着来的。她说，她已八十岁，在她年轻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中学的。她来参加考试不为什么，只是想看看自己目前的程度。如能考取，就作为今年自己的生日礼物。多潇洒！我正要利用一切机会多和老美打交道，学点英文和美国文化，就跟她说了实话：我在廿来年前进了大学，现在没有任何学历证件，想继续念书，是为证件而来的。她说很好啊。没想到在旁一位年轻的考生听到我的话，很不以为然，插进来，反问我说：
“ 你念了大学，现在为那高中同等学历证书而来？ ” 听音知道，他没有说出来的是： “ 这岂不荒唐！您自个儿可信您刚才所说的话儿吗？ ”
我没解释，我也希望我说的不是真的。
在上海交通大学四年级，我被划为右派，受 “ 保留学籍，下乡劳动察看 ” 处分。经过三年沉重艰苦劳动，摘掉了右派帽子，被通知去学校人事科报到。人事科长在办公室门口同我说， “ 组织 ” 决定要我去江西教书，并于 第二天再来这里和江西学校派来的负责人联系。同时，提醒我把学生证和记分册交回给他。随即同我握手说，刘同志，好好干。之后，就留下我一人在人事科门口。
记分册是当时的大学成绩单。那时，考试都是 “ 口试 ” 。 口试完毕，老师当场就在学生递上的记分册上写上分数后，给还学生，由学生自己保管。记分册上面印有这样一句： “ 毕业时，交回本记分册，换取专家资格文凭。 ” 在进大学初拿到记分册时，对着 “ 专家资格 ” 几个字念了七八上十遍，激动不己，还做了很多很多好梦。
交回一证一册，不提毕业的事，我明白了，我是被踢出校门了，和专家资格文凭绝缘了！那天风雨交加，隆隆雷声助长了 “ 组织 ” 的话的威力。
不是说 “ 保留学籍 ” 的吗？是的，但现在不是啦！我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走！当时我怒极，想起在农村劳动改造时，曾坐在牛背上吹着笛子拍了一张照（注），并为照片题的两句励志的诗：
滚，滚，蚊雷，骚公子惜羽情寄绿野。
去，去，虫声，傻牛郎明志舞迴长空。
“ 滚 ” 和 “ 去 ” 是天字第一号国骂开头可换用的字。我用它们更用叠音开句，以泄我心头之忿。对喽罗们在斗争会上对我的狂吠，则以 “ 蚊雷 ” ， “ 虫声 ” 嗤之，贬之。一次胡适先生在报上被围攻，我们的一代文豪只答了一句话： “ 蚊雷终究是虫声 ” 。我好喜欢这回答，在这里以它为典 。
知道毕不了业，梦想破灭，一不做二不休，雷声下，以中英文 “ 大器晚成 ” （ A Late Bloomer ）为诗句点题自勉。
考完试，回到公司，上司来同我说，三个月来，上面看我工作努力，从今天开始要我去做一个新工作。我任职的公司在美东有七家分公司。公司有一个运行诀窍，如果衣服在两周内没卖出去，就转到另一家分公司，转运工作有专人负责，要我接任的就是这个工作。这算是升迁，但没有加薪。
清楚了，这只是在最低工资上徘徊。在新大陆要想更上一层楼，必须得有学位和专长。我已近不惑之年， “ 继续念书 ” 是很大的冒险，但我鳏守至今，不就是为在机会到来时能放手一搏的吗？
我知道，高中同等学历考试考得并不算好，特别是英文史地三科。但也一如预料，会通过的。我拿着证书，去纽约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负责教授面谈。那时，很少有从大陆来的人。他听我说了我的情况后，简明地指出，没有大学文凭，没有成绩单，要证明我修过那些课程，只有考试一途。可以与他约个时间，按系要求的基础课程考试。每通过一门，就免修，并给学分。
念书事有了眉目，负责的转运工作却出了事。我清楚地记得前一天晚上快下班时，皮件部门送来六件女式皮大衣。我清点完后，登录好，并锁上门。但第二天早晨装车前感到少了些什么，一点数，竟然只有四件，少了两件。
少了东西，无疑我是有责任的。报告吧，那大衣去了哪里？不报告吧，收货的一方，发现少了，又有麻烦。最后决定按事实报告上级，反正我没拿，如工作不保，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谁知，我才说了个开头，上司就笑着说我通过了测试。昨晚公司派人做了 “ 手脚 ” ，考察我有没有发现。测试是对全公司各个方面的，不是对某一个人的。
通过测试，既没有奖金，也没有加薪，但我得到上司的一个更好的承诺。他说我的工作做得比我前任几届都好。只要工作做好，有空闲时，我可以把书带到公司来念。我那时没有汽车，曾请他帮我买过大学一些科目的旧教学用书，他知道我在准备功课。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位上司。
重温廿年来年前在大学时读过的书 ，有悲有喜。重温的不只是书，还有人和事。等准备好功课，我已形销骨立。
去应考的时候，教授在归档的历年该课程的大考试卷中随便抽一份给我。考场里就我一个人，前后五小时，片刻未停。 那时我烟瘾很重，待考完高等数学、微分方程、物理、电工原理等课，已是一地烟蒂。他看完试卷后说，看来我是真的念过的，学校可作为 “ 特殊学生 ” 收我。并说，既然我要从电力改到电讯专业，将由他选定电讯专业里最难的四门课，如果我每门课能考到 “C” 或以上，就转为正式学生，不然就退学。
听到 “ 特殊学生 ” 这个词时，以为他赞我试卷答得好，我好乐，等到听完他接着说的，才明白他是指我可以当 “ 试读生 ” 。
试读生，听来刺耳。但我终于又进了大学的殿堂，在另一瓣天空下，在另一叶土地上！
求学之路已通。我必须快快念完，不能半工半读，要半工全读，并要以全 “A” 来弥补我高龄生可能带来的求职困难。我立即搬去纽约，住在地下室，同时，得到了老上司的推荐，转到在纽约的分公司打工。
考完四门课，得了四个 "A" 。系负责教授对我说，要拿本校的大学毕业文凭，我必须在本校修满 30 个学分，通过考试免修所得的学分不计在内；但也同意我作为特殊学生直接念研究所，还是老办法，修四门课，成绩在 “C” 或以上，转为正式学生，不然就退学。考虑到我开年就 40 岁了，没时间耗，当即选定直接进研究所。
在修完所有学分时，我，一个里通外国，深识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痛苦，劳动摧毁青春的大学生右派，成了中美两国高中毕业，有研究所文凭，但仍然没有大学文凭的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研究所畢业典礼，我没去参加。那天，有小雨，我一个人走在风里，走在雨里，听到风在雨中《 A Late Bloomer 》的浅唱。我喜欢把歌名直译为《一朵迟开的花》。
随后， 1979 年，我收到了大陆隔洋寄来经过公证的、打了一个红色蝴蝶结的大学毕业文凭，和也许是录自记分册的历年成绩单。我是 1954 年进大学的，到 79 年，前后 25 年，刚好四分之一个世纪。随附的还有 “ 右派改正信 ” 一封。
其实，我争的不是一个学位，也不是一张文凭，而是做人的一口气。
注： 1959 摄于上海西郊滬西公路上唐家浜桥左近。我下放在靠桥的一个生产队，离七宝镇很近，唐家浜桥和桥碑今均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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