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烈 童梓平：缅怀郑树贤同志
缅怀郑树贤同志
－－作者：刘光烈
童梓平
树贤是我解放前荥经中学的同班同学。
我们往来频繁，常于假日相约去爬山涉水，访村舍，看古庙，玩水钓鱼。后来又一同去成都，他就读于成城中学（现成都 19 中）高中，我读华西协会高中，间或仍有接触。高中毕业后由于时局动乱，我们又都滞留家乡。
1948 年冬，我们重在家乡聚首，当时还有同班同学张正良，正良读的是康定师专。他父亲古典文学基础深厚，是荥中翘楚。我们是亲戚，初中时假期每晚都在张家补习古文，内容主要是《楚辞》。张老先生口才很好，讲解清晰，深入浅出，至今记忆犹新。他家在荥经后街租了一进小院，宽敞明亮，有多余的房子供我们活动。自然而然，我们这些老同学不时都到这里相聚。树贤，正良和我几乎每周都要见面。有时又爱去“文化馆”，喝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总爱谈时局，又特别爱听我吹时事。同学们都习惯看书看报，小荥城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新书和报纸都很难得到。通过邮局我从成都寄回上百本新书，陆续把它们转移至张正良家书房。听说有新书，同学们都纷纷涌到张家先睹为快。
久之，我和正良、树贤等几位学友商量把同乡同学组织起来。消息一传出去，得到广大回乡同学响应，决定成立“学友会”。“学友会”的组织、筹备、成立以及活动场所另有专题叙述，此不赘述，这里只说明树贤是“学友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学友会章程》就是由树贤千辛万苦刻印出来的。由于当时条件很差，没有刻蜡纸的工具，千方百计找到了蜡纸，找不到钢板，找到了钢板，又找不到钢笔，只好用放留声机的钢针代替。蜡纸刻好了，找不到“油印机”，就在一块玻璃板上涂上油墨，铺上刻好的蜡纸，再盖上白纸，用手一张张刮印出来，效果比油印机印的还好。
“学友会”成立之后的各项活动，没有一次离开过他，如发通知、联系地址、组织会场等几乎都是他在干。
1949 年 4 月“学友会”正式成立之后，到正良家看书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因势利导成立半公开的“学习小组”，有计划地学习进步书刊，哲学、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等，探讨世界观、人生观、时事问题。这为以后开展市民工作、农民工作及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干部基础，而树贤同志又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1948 年底我回乡时，为了工作需要，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随即我把“学习小组”中的张正良、郑树贤等一批积极分子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利用彭迪先同志下派之机，在赵锡骅同志的主持下，在张家后院，邀请彭讲解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张松涛同志讲“游击战术”树贤、正良等这批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学习。
在整个 1949 年中，树贤为联系群众、宣传群众作了大量的工作。是年秋，为迎接解放，他日以继夜的翻印了大量文件，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时事资料。
西康起义后，为阻止胡宗南残部对雅安等地的侵犯，“民盟”公开组织以朱世正为主的袍哥武装，拟集训后开赴雅安阻击。在集训过程中，树贤和我都以“盟员”身份作为政工人员，被派去参加武装训练。后因袍哥武装人员的素质问题，一时难以改造，加以雅安形势的缓和，于是宣布就地复原。树贤和我在参与过程中也作了不少工作，了解了很多情况，积极地促其就地复原。
当时，汉源被胡宗南残部占领，地下党以屈雄言为首的五位同志转移至荥经。几位同志突然到来，我正踌躇如何安排，树贤主动提出可安排在他家食宿。我知道他家并不宽大，自己经营的酱园铺仅一间街面，后院是晒酱油的晒坝，一大家人都住在二楼。但他坚持说可以安排，我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也就同意把五个同志吃住都安排在他家了。他们一直住到解放后，随去汉源的解放军和县委领导才离开了荥经。
临解放前夕，荥经时局十分紧张，树贤在安排市民、联络同志等方面都作了不少工作。组织市民迎接解放军入城，协助安排部队驻地，提供生活上所需的帮助，介绍情况等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解放后，南下来的县委同志不过三人，一起来的包括通讯员在内也不过十几个人，大量的群众工作，支援十八军进藏的积粮工作，以后的部门工作需要干部，地下党员，盟员及一批积极分子都是选择的对象。不久童梓平（民盟荥经县主委）被安排在教育科任科长，我任民政科长。张正良安排在教育科，郑树贤安排在民政科。较长一段时间，教育科就只有童梓平和张正良，民政科就只有我和郑树贤。不久我又兼任县政府秘书，民政科就只剩下郑树贤一个人，支撑繁杂的工作。
解放初民政工作十分繁重，我们又主动承担了几件有益于地方而又很艰难的工作，值得一叙的有三件大事。
第一件：禁烟禁毒工作
我参加县政府工作不久，深感鸦片对地方的危害，要求开展禁烟禁毒工作，得到了他的同意和支持，并与公安局取得联系，制定了禁毒工作计划。随即在县城大张旗鼓的展开宣传，历数鸦片对人民和地方的危害。又发动中医制备大量的戒烟药丸，向吸毒人员销售或配送。发动街道、中、小学生、儿童团等宣传，务求达到家喻户晓。树贤奔走于人群之间，传送信息，反映进展情况。一时收缴鸦片、烟具不计其数。树贤造册登记，贮藏于民政科旁的一间内室，一月下来就堆满一屋，经请示县长并和公安机关联系，决定在荥经铁索桥头河滩召开群众大会，将所有的鸦片和烟具公开焚烧，使禁毒工作掀起高潮。其间具体操作过程事无巨细均由树贤经手。
第二件，安置复员军人。
解放不久，部队调整复原一批军人。复原回乡的军人，都需得到妥善安置，具体任务落到民政部门，我和树贤马不停蹄地进行准备： 1 、通知各乡按规定作安置准备工作； 2 、东西城区接待准备好 1 － 2 天的吃住以及具体的接待人员； 3 、县上由民政科出面与驻军 853 团联系，到时联合开欢迎晚会，首长致欢迎词，部队文工团表演节目等等。准备工作就绪，复员军人回乡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及时由树贤开据回家介绍信及粮食补贴证明，个个的情绪都很好。接待完毕后我和树贤又步行去有关区乡检查安置落实情况，没有发现一个住房、土地、粮食不落实的，都对政府表示十分感谢。这项工作曾受到地区通报表扬。
第三件，收容乞丐和游民。
荥经县城虽小，当时乞丐和游民也不下一两百人。因吸大烟而破产者最多，这类人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有小偷甚至惯偷，有老弱病残无人照顾者；有孤儿、流浪者、妓女等等。他们因生活无着落需要救济，但又满身恶习，只想不劳而获。除了救济还必须改造，这样社会治安才能改善。
根据当时我们摸底调查的实际情况，确实需要收容和改造这批无业游民，我和树贤商量，初步拟定计划： 1 、摸清游民分布情况和确切数量； 2 、收容过程则与公安局配合，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抓紧时间，一夜收容完毕； 3 、收容后如何通过劳动生产解决吃饭和改造，的确是个艰难而繁杂的问题，我和树贤考虑了很多，想了很多办法。
之后，我向县长卜毅民作了详细汇报，他很赞成我们的计划，表示主动与公安局长打招呼，让公安局派人参加并配合收容工作，还同意开始一段时间由民政科审核，政府按人头拨粮。这是我们最心焦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决定正式成立“教养院”由民政科和公安局各派一个同志共同负责，以民政科的同志为主。
主要问题经县长同意后，我和树贤就抓紧各项筹备。首先，谁去负责？公安局派一青年工农干部张某，民政科中有我和树贤。但我又兼着政府秘书，下属收发室、文印室、电话室、事务室还有县府机关内部生活、学习。日常公文处理，对外接待，联系等一干事务工作，脱不开身，所以“教养院”的工作很自然就落到树贤头上。虽然困难很多，他却二话没说，欣然接受。其次是选地址，最后选定了“安澜寺”，由树贤亲自张罗雇工修缮，隔了几间大室，搭了解手处，使男女、病残能够分开。第三，在城内进行了一次衣、被募捐，民政科再申请救济费拨款、购置餐具及炊事用具等。到此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在公安局的配合下，花了足足一个日夜的时间，把县城内所有无业游民－－男女老少病残全部收容到“教养院”（安澜寺）。后来四乡又送来了少数，此时土地改革已经开始，我们及时通知各乡在土地改革中解决安置相关人员。
树贤一个学生出身的干部，不怕脏、烂、病、残及各种恶习，公然搬到“教养院”与那些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公安局派去的年青工农干部张某不几天就托口局里有事，再也不来了，于是全部重担均由树贤一肩挑了。大事他与我商量解决，我只负责逢周日向收容人员讲话。
一开始，我即向大家讲了收容的目的：一是使大家生活有着落，不至于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病残者能得到治疗和关怀；二是决定“教养院”办工厂，根据大家体力状况参加劳动，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三，孤寡老人将一辈子养起，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孤儿达到读书年龄将送到学校去读书。我讲完后让大家提问，然后一一作答。
以后每周日我都去讲一次话，记得先后讲过“全国的形势与荥经的形势”、“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法”、“劳动光荣，好吃懒做可耻”等内容。通过这些讲话以及树贤深入细致的工作，很快消除了他们的惶恐情绪（怕被抓进监狱，怕被镇压）、抵触情绪，逐渐安定下来。
我和树贤研究：这样复杂的一两百人，从生活到生产，从行动到思想，只靠他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办法还是要“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发掘他们的潜力”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在深入了解后，发现他们中有的还有中学文化，有的还有一技之长，多因吸食鸦片破产而流落街头，就是残疾人员里也还有一技之长的。根据了解的情况，进一步确定了生产劳动和教养计划。
教养方面： 1 、保证每日三餐，让大家吃饱，在以后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 2 、与县医院联系，派医生来义诊，对残疾人员尽力加以治疗（我和当时县医院朱院长商量同意每周派医生来一至二次）； 3 、与县上中医联系，把捐赠的戒烟药丸分发给瘾君子，督促戒除毒瘾； 4 、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均随生产发展逐步解决。
生产劳动方面，把生产组织和生活管理组织结合起来，成立： 1 、石灰组，烧石灰； 2 、砖瓦组，烧制砖瓦，聘请专业人员指导； 3 、印刷组，先搞石印； 4 、篾货编制组，吸收大部分残疾人，为石灰组、砖瓦组编制所需背兜，撮箕，箩筐等。篾货组及印刷组设在“教养院”内，石灰、砖瓦厂均在院外。
解放初百废待兴，雅安是西康的省会，大兴土木，对石灰、砖瓦需求量很大，供不应求，使“教养院”的生产得到很快发展。由于生产的发展，经济有了来源，教养人员的生活有了保证，教育改造的工作随之也得到了顺利的开展。
以上为刘光烈回忆，以下为童梓平回忆：
1952 年土地改革后，“三反运动”又开始。对三反运动毛泽东有指示：凡是掌握有财物的单位和人都有贪污的可能。谁也没有想到树贤这样一位忠厚老实、勤勤恳恳、废寝忘食，与教养院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心为民、白手起家、在荥经县办成西康省第一个示范“教养院”的功臣，竟被打成“贪污嫌犯”。
先无中生有说树贤贪污石灰、砖瓦款，接着就是故意折磨：几十万匹砖瓦、几十万斤石灰，勒令树贤一人在专人监督下全部重新盘存。清点砖瓦是要费大力气的，更恼火的是盘点石灰。叫他一铲一铲、铲到篼子里一篼一篼过称。一天下来从头到脚、头发、眼睛、鼻孔、嘴巴全被石灰塞满，活像一个雪人。这样连续几十天干着非人所干的工作，身心备受严重的摧残，奄奄一息、差点丧命。盘点结果出入数目不大，不以贪污分子论处，撤销民政科主办科员职务，下放到边远山区荥河乡小学教书。
当时正遇学校从周家湾的观音庵迁址到小河子的田坝头。他亲自带领学生背砖瓦、砂石、木料，平整地基，挥汗如雨，尽职尽责。又利用工作之余，主动给不识字的农民扫盲，参加乡村社会活动。他以身作则的榜样使学生们深感佩服。
1955 年全区各乡 35 名学生集中到荥河中心校筹办第一届高小毕业班，学生年龄悬殊，其中有结了婚的，成绩更是参差不齐，没有人敢接受当这个班的班主任。树贤主动争取当班主任兼任语文、数学两科教学。他面对现实，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耐心细致，默默耕耘，诱导学生发愤勤学，对待不同程度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用知识来征服学生，用情感来感化学生，既是良师，又是益友，既威严，又亲和。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使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使学生心悦诚服。最后，全班学生的道德素质和真实本领都得到提高，三十五个学生中，考取荥经中学的 18 人，其余为全区输送骨干。有的担任农业社会计、有的当信用社会计、有的成为乡、村文书。他亲手教育的学生 ( 后担任荥河中心校校长 ) 郑金富发自肺腑地称赞“郑老师在人生道路上为我树立了楷模，是我心中的丰碑，至今他的一切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树贤同志由于工作出色，被县上任命为荥河中心校教导主任。
1957 年，树贤蒙冤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妻子宋怀碧受株连被压缩回家。他被押送去劳动改造五年，直到 1962 年才释放回学校监督任教。妻子宋怀碧以每月 10 元的报酬，受聘担任荥河乡楠木村民校教师。树贤以德报怨，除搞好本职工作外，倾注了满腔热情，全力协助白手起家的楠木民办小学。
号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他，又面临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因他与刘光烈 ( 荥经地下党书记 ) 一道参加过改造朱世正部队的组训工作，被说成参加“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暴乱性质的武装工作”。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新帐老帐一起算，变成双料的专政对象。他被荥经县造反派抓到荥经县城关押，屡遭造反派的批斗毒打，多次休克，幸好荥河乡群众想方设法把他搭救回荥河乡躲藏，及时救治而得活。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树贤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但因长期身心遭受折磨加上积劳成疾， 1980 年不得不因病退休，长住楠木民办小学妻子宋怀碧处，担任该校义务代课教师。兢兢业业协助宋怀碧管理学校，无微不致的关怀和教育学生，受到荥河乡党政领导、村社干部、老师、家长和荥河人民的尊敬、爱戴。大家一致评价树贤是：楠木民办小学的义务校长，中心校的义务顾问，青年教师的义务导师，乡村干部的义务参谋。这四项义务，树贤项项都干得很出色。楠木村民办小学成为市、县、村办小学的一面红旗。 1984 年被评为“荥经县文明学校” 1985 年获雅安市“先进学校”称号。
1985 年，树贤获雅安市“先进模范教师”称号，好人终有好报，还了他一个公道。
转自《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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