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桥：流星雨式的公共食堂
流星雨式的公共食堂
－－读方志二
作者：刘大桥
按照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解释和评价，诞生于人民公社初期（公元1958年前后）的公共食堂的性质一是公共食堂是集体生活的组织形式，二是自然地成为发展农村生产、生活和宣传教育活动的中心场院所，三还是集体福利事业组织；而公共食堂的意义就更加了不得，李井泉指出公共食堂一是能够保证其生活，二是能增强社员依靠其战胜贫困和战胜灾荒的信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文集》人民出版社 1959年月12月版）。在当时，这是无庸置疑的。1958年5月28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壮举发表了题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社论”指出“办好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这篇“社论”从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方向，揭示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社论”还从大办公共食堂的组织领导、思想发动、群从观念入手，论及到大办公共食堂的工作细节，譬如说论及到公共食堂的主要标准、饭菜要多样化、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甚至于论及到我们今天看来是笑话的“菜要多种多样，有菜有汤” “厨房要经常打扫，米要淘净，饭要煮熟，水要煮开”，“做到不吃生饭、冷饭，不喝生水”，“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举行会餐”等等等等。
有了《人民日报》的号召，有了地方官员的积极响应（譬如西有李井泉东有柯庆施这样的封疆大吏。柯庆施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甚至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还有了某些点上的发明创造，“三面红旗”指导下的公共食堂当然如火如荼、风起云涌，如流星雨般地撒播大江南北、千村万户。在《办好公共食堂》社论里，社论的作者自豪而骄傲地说，“据东北、华北地区九个省市初步统计，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共食堂有一百零七万四千个，8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食堂”。实际上，据官方统计，到了1958年秋，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兴办起了390多万个公共食堂！而且，改变全体农民的几千年来的生活习惯，有了4亿农民摆脱了单家独户的做饭活！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移风易俗，这是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当时一个身居要职的新闻官员叫范若愚的人专门为山西省五寨县火箭人民公社东寨生产队公共食堂写了篇《一个办得很象样子的公共食堂》的文章里称，东寨生产队的社员们高兴地说：“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 因为吃得又饱又好又节约，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新气象：社员的干劲更大了， 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社员之间更加团结了，建设人民公社的信心更足了--这正是李井泉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民谣也热情地唱道：
人人进入新乐园，
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
顿顿可吃四大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
各样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
天堂不如新乐园。
确实“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那么现实的“新乐园”和“天堂”无疑就是有四万万农民参与的公共食堂了。但是很快，特别时间进入1960年后，1958年是上上下下的乐观几乎再也找不到了。1960年新年伊始，已有报导，全国各地饿死的农民以成百成千万计。贵州省委专门就公共食堂一事给中央一个报告，《报告》虽然坚持说“总的说来，多数是好的”，不过在这个《报告》里第一次向中央直言：公共食堂“少数不好”，并指出“不固定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一些地方“食堂有名无实”，“个别地方已经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现象”，如遵义市三合市人民公社“肿病一千余人，死近二百人”。可以说，这是1958年大办公共食堂以来第一次由省一级决策执行层的关于大办公共食堂有问题的报告。估且不说这个报告本身是否还有掩饰，但它毕竟是大办公共食堂以来多少敢于讲点真话的报告。而当时的中央在批复这个《报告》时，仍然“希望各地也认真抓紧办好食堂”。不过鉴于当时日渐严重的事态（即饿死人），中央的这个批复与1958年、1959年的口径上有了一些不同。中央1960年2月16日的批语里说，我们对待公共食堂的原则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而1958年、1959年时，凡是有人对办公共食堂有疑义的或不满的，统统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文集》第254页）。一个“自愿参加”的表述，实际上已经对大办“公共食堂”这样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创举”作了一个不是否定的否定。但因仍有“积极办好”的要求，各地并没有马上刹车。长宁志记，共办公共食堂1854个，小的食堂管10户左右，最大的食堂管了543户，如1户以5人计，即该巨型食堂管近3000人一日三餐。而且规定：“不准私人家生火冒烟”。而此时的四川和甘肃，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长宁（川南粮食著名出口县）1961年的人数比1959年整整少了4万人之巨，1959年长宁的人口是20万，4万人是20万人的20%！就在这一年，各地陆续有了死人的非正式报导，两湖、两广、川、滇、甘、陕、苏等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近千万。
1959-1961三年间，中国大地非正常死亡一说，少者1960万，另说可达3000多万（《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称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00万）。当然这不能都算在大办“公共食堂”的帐上。譬如天灾--那时我们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则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譬如说强征过头粮（关于浮夸风、高征购，另文专述）1959年和1960年国家分别征购了44%和50%的粮食，而1958年前仅征购30%；譬如说对粮食生产增长与人口增长的估计有误，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1959年粮食可以“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在毛看来，“粮食多了吃不完”啊；譬如说的全民大炼钢铁引发的田荒地荒（都去炼钢去了，农村也无人种田）。那么，中国死了这么多人，与大办“公共食堂”没有关系呢？有学者认为1959-1961的饥荒有五大因素：①粮食减产；②食物供应量的下降；③食物分配不合理；④需求的急剧增大；⑤消费的无效率。而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五大因素中有三条与大办“公共食堂”有关。这就是“食物分配不合理”、“需求的急剧增大”、“消费的无效率”。譬如贵州省委的《报告》里就说“不是没有粮食，是粮食被大嘴鬼吃去了”。当时一民谣唱道：“时钟正打十二点，端起我的土巴碗，走进食堂去打‘饭’，一下吃掉两斤半”。这自然不完全就是农民的一个觉悟问题，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看见，这五大饥荒因素至少有三条涉及到制度的设制上。“分配”、“需求”、“效率”都与制度的设制密切相关。譬如说到由饥荒引发的“流民”，历朝历代都有，但是1960年，你却无处躲藏，连找个逃荒要饭的地方都没有，许多人干瞪着眼睛饿死。四万万农民的90%都吃公共食堂，当时全国到处都一样，你在哪儿去逃荒，哪儿去要饭啊？只有“公共食堂”里的“走进食堂门，稀饭一大盆。一吹一个浪，一喝一个凼”；另一首民谣也唱道：“伙食团，人遭殃，每顿两碗清汤汤。喝上两碗肚子胀，人人都喊心头慌”；清汤汤都没有的日子，接着便是草根、树皮、芭蕉头、白膳泥，便是水肿，便是死人。《筠连县志》（1998年版）记，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以“团”（公社）、“营”（2-3个村）、“连”（村）、“排”（生产队）为建制；公共食堂以生产队为建制。社员统统进公共食堂吃饭，每一社员（无论老少男女）每月工资3--10元，用以购饭票和其它生活用品。可以想见那是一个什么场面。不仅如此，在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于今很容易淡忘的事就是公共食堂的燃料问题。珙县志、高县志、长宁县志等都有“砍树大办公共食堂用柴”类似的记载。究竟是多少呢，这些志里又大都语焉不详。不过还好，《南溪县志》留下这样一条记录，1958年，因大办公共食堂共砍掉“9.1万立方米木柴”作“燃料”。据当时的官方报导，全国办起了390多万个（另一数据显示说全国已有95%）公共食堂。仅宜宾地区一地公共食堂就达18111个。这样看来，我们就会对在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砍伐森林用作食堂燃料的事，就有一个了解和认识。由于柴尽，在一册叫《农村公共食堂问答》（河北人民出版式社，1958年9月版）中有一问答更让人啼笑皆非。这一问是“社员睡热坑烧柴怎么办？”答：“为了节约烧柴，在天冷时，有一些户可以自愿并坑”--未必然一个社的社员都可以睡在一张大坑上？
流星雨降临人寰的时候是异常娇艳美丽的，但是它就那一瞬间。在中国大地极短时光就办起的近400万个公共食堂，就如流星这难得一见的天象一样，那一瞬间娇艳美丽。不过，我却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里，流星就是扫帚星。扫帚星就是既晦气而又会带来灾难的星--更让我们看见的是，那不是一颗流星，是铺天盖地的流星雨，是让当时中国四万万农人（也包括许许多多城里的人）倒了八辈子大霉的流星雨。
天晓得老天爷还会不会下这样的流星雨？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1958至1962年粮食产销的几个问题》（《新华文摘》2006/7）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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