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海：母亲叙说的往事
母亲叙说的往事
－－作者：刘宏海
妈妈的生日是孩子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我母亲的生日又特别好记： 1919 年 9 月 19 日，二个 1 四个 9 的组合，上口还吉利，更特别的是就在 9.18 之后，这二个日子都是让我难忘的。
母亲在她 70 岁时就写好了回忆录， 80 岁时亲自誊写了五份，分别给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她的回忆录长达二万余字，誊写五份，就是写了十万多字，对于一个耄耋老人来说，确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记得那时我对母亲说过，让我帮着抄写，妈妈摇着头说，这是她今生最后一件事了，必须自己完成。再说每天写一点，练练字，也练练脑，何乐而不为呢。妈妈一生很能干，很干净，就是不大会做饭，我太太也不让婆婆上厨房。所以母亲老了以后，除了遛弯就是看书，让她经常写点什么也不失为养生之道，就随她写去。
这些年，或知青或同学聚会，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最苦的一代，什么长身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读书时遇到文化大革命；升学时遇到上山下乡；生孩子时遇到计划生育；返城时养家是重任，却遇到找工作难；一切都理顺了吧，倒要我们下岗了；想享受退休生活了，又要为第三代忙碌了。听起来好像挺背的。但是，只要我们望上看看，就会发现我们的长辈可比我们更倒霉：孩提时代内乱四起、青年时期抗战爆发、中年时期改朝换代、壮年时期反右文革外加自然灾害、步入老年才见好转。
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翻看母亲的回忆录，其中抗战的那一段，特别让我揪心，冥思许久。
( 一 )
母亲的青年时期正遇上了日寇入侵，她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当年逃难的故事：
母亲 12 岁那年，发生了“ 9.18 ”事变，小鬼子占了东三省，母亲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在战战兢兢中读完了小学和中学。 1937 年，母亲从镇江女子师范毕业，被镇江私立培初小学聘用，就待暑假后开学，便可以走上讲台了。正当妈妈为能当上一名教师而高兴的时候，“ 8.13 ”淞沪抗战打响了，整个长江三角洲都处在危急之中，日机时不时地飞来盘旋几圈，镇江城里人心慌乱，百业具废，妈妈的教师美梦自然烟飞灰灭。那时我外公还在西安公干，无奈之下外婆只得扶着太婆，带着我妈和大姨、大舅、小舅，顺着惊慌失措的人群开始了逃亡。其实这个时候外婆的肚里还怀着我小姨哩。
当时富裕人家乘大船，或轮船向西往九江、武汉、重庆等地跑。贫困人家拖儿带女徒步走。我外婆一家还算有几个小钱，就和另一家合租了一只木船，带上两个铺盖圈和几个装衣服的包袱，一口小锅和几只碗，在苏北的大运河里漂淌了五天到达兴化城。
当时外婆的意愿是设法去到徐州，再乘陇海线上的火车，奔西安找外公去的。
兴化县城不大，四周环水，都以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逃难的人蜂拥而入，街头巷尾到处是难民，都在寻找住处，很多人只能借人家客堂一角搭张铺安顿身子，还有不少人借人家的柴房居住。外婆一家赶到兴化时，已经连柴房都借不到了，最后在远离县城一个偏僻地方发现有座尼姑庵。庵里妙静师太心好，看我外婆怀有身孕，就收留了外婆一家。总算有了个栖身之地，但庵堂岂能久住，更何况外婆即将生产。后来，师太出面介绍，附近一户人家在堆杂物的偏房里腾出一块地，临时放下一张床铺，外婆就在那儿生下了我小姨。
外婆产后仅只几天，国军失利的消息源源不断传来，兴化城里的人坐不住了，又纷纷外逃。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外婆不顾产后虚弱，毅然决定再次上路。我妈是老大，外婆不便期间，大情小事都是她打理。母亲四处打探，找到一条装货的木船要往徐州去，谈拢价钱后，全家人登舟离开了兴化。
木船航行了两日，发现大批人群反向而行，一打听，说报纸登了徐州告急的消息，这会儿大概徐州已经失守啦。
去路已断，木船只好调头后转。险境中，人们已经顾不得身份，外婆一家和船主结成患难之交，互相之间不再讲什么价钱了，有东西大家吃，有力气就一起摇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逃到安全的地方去。就这样，外婆一家乘坐这条船沿大运河往南，途经东台、如皋等地到达南通附近的天生港。此时，上海早已沦陷。有道是最危险的地方或许最安全，我妈的三表舅－－我应该叫三表舅公－－托人捎来信，说上海的租界里比较安全，让外婆带家人赶快到上海去落脚。于是，外婆又扶老携幼辗转来到了上海。三表舅公在英租界靠近四川路的背街小巷内给外婆一家找到一间六平方的亭子间，仅搁一张床，一家老小就蜗居在这小屋里度过了初到大上海的时光。
( 二 )
战争迫使人们节俭度日，外婆不能按月接到外公寄来的钱，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艰难，但不能总依靠亲戚接济。外婆就替人家缝衣洗衣，我妈就给人家打毛衣，以此来维持生活。一日难有三餐，餐餐难有荤素，萝卜干过泡饭就是最好的了。 那时全家最大的希望是尽快与外公团聚。
1937 年，在蒋介石逼迫下杨虎城辞去陕西省主席之职，交出 17 路军指挥权，西安绥靖公署被撤，改设西安行营，由顾祝同、孙蔚如执掌大权，东北军则调离陕西。此时正值全面抗战开始，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外公任职的军需处本该十分繁忙，却因蒋公在张、杨兵谏中丢尽脸面而大动干戈，搞得西安翻云覆雨，人心惶惶。而理应供给八路军的物资却按下不发，或拖延办理。外公本是正人君子，从不干欺上瞒下，偷梁换柱，克扣军饷的勾当。他看清了国民党假合作，真对抗的本质，毅然辞去了军职。
话分两头，抗战爆发后，在战争硝烟笼罩的中华腹地却有一处祥和平静的所在，那就是江西赣州。那时刚从苏联归国不久的蒋经国出任赣南地区行署专员。他血气方刚，除旧布新，禁赌禁娼，兴办教育，废苛捐，明吏治，把个乌烟瘴气的赣南搞得治安良好，社会有序，“赣南新政”取得了骄人业绩，成了战火中的一块绿洲。
外公辞职后，最想做的是找一个太平的地方安身立命。新赣州声名远扬，外公便辗转来到赣南，一看果不其然，而且新政的辐射，给周边的城镇带来了新气象。经朋友介绍外公到上饶做些买卖，发现上饶虽远离战区，但抗日救亡的风气很浓，用外公的话说是正气抬头的地方，于是外公决定把家安在此地，就托人带钱带信到上海，要外婆带一家人过去，快快离开日占区。
那时候，国统区到敌占区十分困难，据说要过三道封锁线。外婆接到信和钱已是 38 年的春夏之交了。
同样，从敌占区到国统区也非易事。经三表舅公多方托人筹划，才定下行程，须先坐海轮到温州，找到联系点，那边的人再联系汽车到金华，之后就可以自己乘火车去上饶了。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可在日寇的铁蹄下，老百姓哪有自由出行的权力！
这是妈妈第一次见到大海，身处浩瀚东海之中，也是她与大海结缘的起始。她老人家最终在晚年选择大海作为自己身后的归属地，大概就源于这次航行吧。
一家人在海浪中颠簸了几日，直到吐光了胃里所有的液体，才到达温州。
温州街道不宽，商店里以皮货为多，如皮箱、皮包、皮鞋等，再有是海货多，如海带、海蜇、蛤蜊、大脚蟹和各种鱼虾之类，外婆囊中羞涩，孩子们只有饱饱满眼福的份了。
第三天中午，联系人将外婆一家送上汽车，路经蒲田，夜宿青田。次日清晨再出发，经丽水、永康，到金华。外婆抱着小姨，领着小舅坐在马路边看护着几个包袱。妈妈和大舅去火车站购票，幸运地买到了当日的火车票，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天的时间和费用。
火车途经衢县、玉山。太阳再度升起的时候，火车平安驶进上饶站。一家人在经历了胆战心惊的逃难和西安事变的内乱后终于团聚了。
( 三 )
外婆带着一家人来到上饶，太婆见到了儿子，孩子们见到了父亲，祖孙三代其乐融融。但是，这样团聚的日子仅维持了几个月，为了让家人生活得好一些，外公不得不外出经商，而且走得很远，到了云南和缅甸。
上饶城池不大，纵横两条主要街道，在城的边缘有一条公路，上通广丰玉山，下连铅山福建。
抗战时的上饶是第三战区所在地，三战区司令长官是顾祝同，谷正纲为政治主任。浔饶师管区 ( 包括江、浙、皖、赣 ) 的各师都在上饶设有办事处，因此满大街都是军人。
浔饶师管区有个官兵同乐会。离开上海时，三表舅公曾嘱咐母亲到上饶后可以去找一个叫戴汉泉的人。不久母亲打听到了这个人，他就是官兵同乐会的负责人。
自从九江、南昌沦陷后，江南的抗战时局格外严峻。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携手一致对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激发军民的抗日斗志，国共两党和进步群众自发建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国民党领导的自然属于官办的，共产党领导的和群众自发组织的都属于民办。浔饶师管区的官兵同乐会属官办性质，由军队资助。戴汉泉即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 在国共联合抗日的背景下，官办的抗日救亡组织的成员党派呈现半公开状态 ) ，他们组织抗日爱国军人在军队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除了抗日宣传外就是服务士兵，比如替士兵代写家信、教士兵识字、唱抗日歌曲，还排演剧目给官兵们看等文娱活动，在上饶地区颇有影响。
那年妈妈已经十九岁，又有文化，加上三表舅公的介绍，戴汉泉便希望母亲参加官兵同乐会的工作。代写家书、教文化、演出节目等对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母亲当然很乐意参加了。
官兵同乐会里的人统称“干事”，年龄最大的是柳村，东北人，是“九一八”事变后离开家乡流浪到内地的。其次是文人李风，山东人，戴一付眼镜，他正在写一部乡村遭日寇蹂躏的小说。还有一位叫张日园的本地女青年，比母亲早几天加入的。其余的几个江苏人，都是年轻人。虽然大家来自各个不同的城市和乡村，母亲觉得他们都是能人，能说会写会表演，跟他们在一起学到很多知识。每天活跃在士兵中间，帮他们排忧解难，倒也有亲如一家的氛围。
官兵同乐会的干事们有很多的书，母亲常常从他们那里借来阅读。特别让母亲难忘的是，在那里接触到了第一本哲学书籍，叫《大众哲学》，页数不多，但对母亲来说，很新鲜。在孙子遂和孙贻录的辅导下，母亲从中明白了不少道理。
官兵同乐会要教士兵唱抗日歌曲，自己先得会唱。母亲和张日园是新加入的，同事们就教了她们很多歌曲，著名爱国歌曲《九一八 ( 黄自创作 ) 、《在东北松花江上》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官兵同乐会的工作是不分昼夜的，大家从没有休息过一天。整天忙忙碌碌的，却很充实，很快乐。
正当这些爱国青年志士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时，一张大网也在悄悄向他们袭来。 1939 年 7 月，一个炎热的晚上，官兵同乐会的十位干事刚刚吃过晚饭，全部都在院子里还没有散去。突然闯入一队全副武装的宪警，将全部干事逮捕，就地关押在院内一间粮仓里，当场宣布逮捕理由是“异党分子” ( 即共党 ) 。这次被捕的十人是戴汉泉、柳村、李风、孙子遂、孙贻录、叶锦综、荫 珠、叶纯珍、张日园和我母亲。
母亲回忆说：粮仓是石头砌成的，四周没有窗子，只有一扇门，我们被囚禁在里面，院门和粮仓门都有宪警把守。时不时有人被叫出去审问，戴、柳、李、孙等人都遭到了拷打。
母亲和张日园也被提审过，由于她俩是新来的，并不是共产党员，也审不出什么东西，除了被扇了几个耳光之外，更多的是劝诫今后不许跟赤匪来往。
半个月后，母亲和张日园被释放了，其余八人被分别押送到杨家湖和茅家岭监狱去了。
母亲回家后才知道，就在他们被抓的同时，上饶地区的抗日救亡团体几乎全部被端掉。
杨家湖和茅家岭监狱都是臭名昭著的“上饶集中营”的一部分，皖南事变后关押了新四军干部和其他革命志士七百余人，叶挺将军也被囚禁其中。特别是茅家岭监狱，因爆发暴动而震惊全国，现在“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就设立在茅家岭监狱原址。
茅家岭监狱原来是一座寺庙， 1939 年夏改为三战区政治部专员室，用于关押政治犯。母亲的八位战友就是这座监狱的第一批囚犯。因为打着“军政训练机关”的牌子，最初外界并不知道里面是监狱，我外婆还被允许往里面送些吃的用的，后来看管严厉了，就不再允许送食物和物品了。戴汉泉等上饶地区抗日救亡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有的被杀害在狱中，有的参加了 42 年 5 月的暴动，这是后话，先按下不提。
网上有人撰文说，皖南事变是因新四军不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发动“黄桥之战”，国民党“忍无可忍”才把新四军一举歼灭的。我辈没有哪位经历过那个年代，不敢妄加评断。但我的母亲用她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段发生在皖南事变一年半年以前的历史事实，难道不值得朋友们好好想一想吗。
( 四 )
母亲被释放后，家里受到警宪的监视，行动不大自由，工作也丢了，朋友们抓的抓，躲的躲，逃的逃，只好在家呆着。过了二三个月，情况才有好转，慢慢地与一些朋友联系上了，又通过这些朋友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上饶的抗日救亡活动也有所复苏，共产党员都转入地下活动，社会上比较活跃的以知识分子，特别是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居多，漫画家张乐平这一阶段担任漫画宣传一队队长，也在上饶地区开展活动。
抗宣二队的一位队长给母亲介绍认识了一位胖胖的女青年，姓许，大家都叫她小胖。小胖经常来往于金华、上饶、铅山等地，说是去走亲戚。每次要外出时，都到母亲这里来，然后母亲就送她去车站。回来时，母亲也按约定的时间去车站接她。有时小胖也会在母亲家里住上一宿。小胖圆圆的脸，总爱笑，挺懂礼貌的，外婆也蛮喜欢她。但小胖从未说过，她怎么会有那么多亲戚，外婆关照家里人，不作兴打听别人家的事情，母亲和舅舅都懂的，也从来不问，见面就像姐妹一样聊些家常便是。
1940 年秋，上饶地下党准备给新四军送一批青年人，母亲也是其中之一。年末，浔饶师管区少将司令王录丰调任 52 师师长，将启程去安徽赴任。小胖通知母亲和张日园随王录丰的队伍一起走，计划行至安徽歙县，王师长会把她们转交新四军。这一行动着实让母亲兴奋了几天，不知是王师长是同情革命呢，还是看在父亲的交情上帮这个忙。外婆虽有不舍，但也高兴地同意母亲远行。出发的那天，母亲和张日园穿上王师长发给的军装，混在随行人员中行军。行至黄山脚下的榆村，适逢皖南事变。看到前方传来茂林的战报，大家一切都明白了。事不宜迟，第二天王师长就找了二顶轿子把母亲和张日园送往歙县，再换乘汽车返回上饶。参加新四军的计划落了空。史料中 52 师参加了围剿新四军的行动，但王录丰并未参与，因为当时他尚在途中，还未到任。 1945 年后王录丰出任闽南师管区中将司令，抗战胜利后又当上了广东省 “剿共”总指挥，后去了台湾。
华东战局每况愈下，只要天气晴朗，天空中随时都会有日机骚扰。常常传来某某地方遭到轰炸的消息。上饶城里，大家一听到警报声就飞快地躲进防空洞，有时一呆就是一天，只有到晚上才能回家做上一顿饭。只有下雨天日机才不出动，因此大家都盼望天天下雨。
不久，日寇近逼金华，国军节节溃退，三战区各部也准备转移，上饶真正到了人心惶惶的时刻。外婆和母亲着手准备再一次逃难。就在这时，大表舅公夫妇俩从安徽逃难到了上饶。外婆让他们休息两天后再一起走。至于逃向何方、投靠谁都不知道，没有目的地，只是盲目地跟随大批难民走就是了。
( 五 )
外婆让母亲雇了架板车，拖着衣物行李和太婆，一家老小并大表舅公夫妇一道跟在车后前行。三战区大批汽车，载着人员和辎重，沿着上饶到崇安公路撤退。难民们也跟着往崇安方向跑。逃难的队伍跑过铅山县，翻越武夷山，到达福建的崇安。外婆和太婆、大表舅婆都是小脚，走远道实在不便，一架板车不可能全坐在上面，在保证太婆坐车的前提下，外婆和大表舅婆只是在实在太累的情况下才坐上去小歇一会儿。到了崇安县城，太婆说还是歇歇脚再走吧。正巧，大表舅公碰到一位逃难时认识的人，说有一家货栈阁楼上可以住人。跑去一看，阁楼堆着好多杂物，能容人栖身的地方很小。于是大表舅公夫妇俩就暂住小阁楼上，外婆让把一时不用的衣物包裹留在阁楼上，带着太婆和孩子们在城外找到一间民房歇息。
金华失守的消息传到了崇安，说上饶也保不住了，大家都在庆幸自己走得快，否则就出不来了。但是无情的灾难还是降临到崇安，难民们到崇安的第二天，日机就接踵而至，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在全城响起来，人们的心情一下子紧张起来，街上的人近的躲进防空洞，远处的往郊外的山沟里跑，有的慌不择路往村民的草屋里钻。
敌机扔下了几颗炸弹扬长而去。强烈的爆炸声震得人耳朵失听。看到城内浓烟滚滚，时有火舌升空，人们顾不得许多，急急忙忙地赶回城内看看自家有没有受损。母亲一下子就想到大表舅公和大表舅婆，对外婆说：“我先去看看。”说完就往城里跑，我大舅也紧跟着跑去。他们赶到货栈，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货栈被炸成一堆废墟，塌落的房梁还在燃烧，母亲和大舅冒着呛人的浓烟冲进废墟拼命地呼喊，但什么也没找到，只看到放在阁楼上的衣物和被褥已散落在废墟里，变成了灰渣。“会不会躲到防空洞去了？”“可警报解除了，怎么还不回来？”母亲越想越害怕。这时外婆也赶来了，母亲就拉着外婆去找防空洞。可是防空洞也被炸塌了，好多人在废墟上往外抬人，有的被炸断了手脚，有的炸伤了身子，全是血肉模糊的样子，也有很多尸体被抬出来排列在空地上。母亲忐忑不安地搜寻着每一个伤员和每一具尸体，终于看到大表舅公已躺在那些尸体中了。大表舅公的尸体是完整的，脸色发紫，说明是防空洞被炸倒塌后闷死的。但是没有见到大表舅婆的尸体，大家就四周寻找，结果在一棵树的树杈上发现一只裤管挂在那儿随风飘荡，母亲她们认出这是大表舅婆的裤子。接着又在稻田里找到一只鞋子，也是大表舅婆的鞋，再找才找到被炸飞老远的缺了一条腿的尸身，其惨状令人毛骨悚然。外婆更是痛不欲生，嚎啕大哭，刚刚经历千难万险才得以团聚的兄妹就这样阴阳两隔了。第二天，外婆掏出身上所有的钱，让母亲想办法去买两口棺材装殓表兄表嫂。因被炸死了很多人，大凡有点能力的人家都会按着中国的传统，不让冤死的亲人做野鬼，会想方设法买口棺材的，所以城里的棺材一时成了紧俏货。母亲费了好大劲才买到两口很普通很普通的棺材。我的大表舅公和大表舅婆就永远的躺在崇安城外的荒地里了。
( 六 )
安葬了亲人，外婆完全一贫如洗了，不知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更不知再往何处去。但外婆毕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她老人家把无限的悲痛埋在心里，她不能让年迈的太婆过于伤心，不能让家人没了主心骨。一家人天天躲避着空袭，还得想法子糊口，母亲就到处找活干，今天帮这家洗衣服，明天帮那家缝被褥，好不容易赚到一点点钱，外婆就去买来白面，做成馒头摆在路边叫卖。后来得益于母亲在上饶做抗日救亡工作时结识了不少官兵，终于遇到三战区的一个熟人，叫陈平，他正带着车队在往后方运送撤退的物资。当他知道母亲一家的不幸遭遇后，便力邀母亲一家乘上汽车一起离开。
逃难的人，四海皆为家。车队把母亲和家人带到永安附近的小陶镇。原来三战区的汽车队队部就设在这个小镇上。公路穿镇而过，除几十户人家外，两边都是大山，极易隐蔽，三战区就把汽车藏在这山里。
太婆经受了这些日子的颠沛流离，特别是大表舅公和大表舅婆的死给她的打击太大了。老人家虚弱的身子已经承受不起更多的摧残和折腾，她病倒了。于是，一家人只好先住下。在镇外一公里的地方找到一个独户农家，户主只有夫妇两人，四周没有邻居，有山有水，又非常清净，如果不是战乱，绝对是个休闲养生的好地方。可是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山河失去了美丽的容颜，担惊受怕的人们哪有心思去观景图安逸呐 ? 三战区车队的人成天忙忙碌碌，随军家属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出车的丈夫回不来。外婆和母亲整日里守着太婆，希望她能好起来，捱到再次与我外公团聚的日子。太婆没有挺过来，终究还是病死在那个偏僻的小镇上，那时太婆还不到六十岁。在汽车队朋友们的帮忙下，她老人家被安葬在农家院对面的山上。
太婆死后，母亲收到上饶的朋友通过三战区车队转来的信，知道不少朋友已经到了赣州。战事尚未波及赣州，但抗日救亡工作很繁重，希望母亲能带着家人赶快到赣州去，同时也接到外公在仰光托人从重庆捎来的信和钱，说他不久也要回国，希望在赣州见面。
还是拜托三战区的朋友们帮忙，一家人搭乘他们的物资运输车，途经长汀入江西到达赣州。
( 七 )
来迎接的是朋友络汀。他和另一位朋友张亚丽一起为母亲一家租下了一套沿河的平房。他们也是在上饶抗日救亡团体工作的，与母亲常有接触，共同的经历使相互间成了朋友。那位张亚丽女士后来竟成了我和哥哥姐姐在上海念小学时的校长。历史的大潮起起落落，有时把相互熟识的人冲得无影无踪，有时又会毫无前兆地把人们冲到一起，时光就是这般的神奇，让人悲喜交替。
自蒋专员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后，赣州的气氛的确不一般，就是在金华、上饶等地失守后，除旧布新的局面也没有被终结。街道上没有自卫队，警察也很少，由红绿灯指挥交通。专员对封建势力严厉打击，毫不留情，某富户的独生子因烟毒违禁被判处死刑。专员严禁公务员及其家属打牌赌博，某日盐务处处长的老婆涉嫌参与，被罚跪三天在公园的阵亡将士碑前。专员没有架子，人们时常能在街上遇见他，还可以与他随便聊天，很平易近人的。社会风气好，百姓也安居乐业，抗日救亡开展得红红火火，在战火纷飞的中国是少有的现象。
母亲一到赣州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城，经朋友介绍，谋得粮食公司记账员的职务，虽薪资很低，但也给全家带来了希望。
在赣州，母亲结识了专员在苏联留学的同学梦怡，年青人都称她“姑妈”。她是赣州袜厂的会计，因同为财会人员，故常有往来。她陪母亲到农村去催粮，母亲也常与她作伴去做一些政府分配的诸如分发慰问品，收集军鞋等支前工作。梦怡为人和蔼，对母亲这样的青年人照顾有加。母亲与“姑妈”的友情一直持续到她离开赣州，此后便天各一方，鸟无音讯了。
赣州再好，也不是世外桃源，必然受到战争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物价一日三涨，货币日日贬值，都市里以黄金、美钞做买卖，小城镇和农村普遍以粮食、棉纱作价格标准。母亲的薪资很难养活全家，还是需要弟妹在外找些零活补贴家用。
1943 年，外公回国，辗转来到赣州和家人再次团聚，军中的长官曾邀外公回军队任职，但外公无论如何再也不肯为国民党军队做事了，对友人的邀请一概谢绝，便无所事事地在家看书写字。
上海的三表舅公得知外公归国，便来信让外公带家人设法去上海，说是他需要外公帮忙。三表舅公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外公想，与亲戚一起做点生意也无妨，总得想法养家糊口呀，于是决定去上海。从国统区到沦陷区的路是很危险的，就算走海路也是危机四伏，最后外公决定让母亲留在赣州，不仅因为有固定的薪酬，更因为万一过不了封锁线而回头也有个退路。
这一决定作出后，外婆和母亲就张罗着将父亲的毛毯、西装等低价出售，凑点钱以作路费，同时父亲也向一些在帮派里混过的朋友请教帮派的术语和动作，以防不测。
外公外婆带着阿姨舅舅们坐船离开了赣州。母亲退掉了租房，独自搬到田粮处的宿舍里居住。数月后得到外公来信，知道一家人辗转跋涉总算平安到达上海，只是路上太辛苦，是夜间偷偷越过封锁线的。
三表舅公在上海南市的梦花街找到两间房子，前面是店铺，后面是房间，并凑点钱让父亲开了个小百货店来维持生活。三表舅公和他的几个朋友常常来家里坐坐，这个小小的百货店其实是掩护三表舅公开展地下工作的碰头地点，外公外婆，还有大姨、大舅都自然而然地充当了交通员的角色。
母亲一直悬着的心落了地，感到一身轻松，但只要一人独处的时候，就会想到离别的亲人。因此，这一时期母亲除了为田粮处记好帐，就常与朋友们在一起。年轻人在一起非常活跃，谈天说地，讨论局势和自由民主什么的。虽无济于事，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母亲身边的朋友们，日后都走上了各自的道路，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参加了国民党，从军，从政，从商，从教的都有。几十年后，母亲回忆起这些人来，不无感叹地说他们都是抱着救国救亡之心聚在了一起，又分散到各处去的。
不久“姑妈”不辞而别，蒋专员也调去省里任职，赣州的火热局面终于走到了尽头。朋友们陆续离开赣州，去寻找自己的方向。母亲也结束了赣州田粮处的工作，随文艺界的朋友向西远行。田汉、阳翰生、赵丹、黄宗英等文艺界知名人士也都行走在这条西行路上。他们边走边演，宣传抗日，经衡阳、桂林、贵阳等地，最终到达大后方重庆。
这是家母在抗战时期的一段生活历程，也是长辈们处于知识青年时期的一段故事，可谓忧心忡忡，步履维艰。
这段往事从一个局部诉说了那个时期中国遭受外敌入侵的乱局，以及党派、民众在民族危难时刻所持的不同态度；诉说了那个时期中国的知识青年在战争阴云和白色恐怖下苦苦寻求解救中国的力量和良方的状况。
在黑暗中，只要有一丝光亮，就会给人带来希望。
为追寻光明，人们走出了不同的道路，付出了各自的努力。
不管结果如何，为之奋斗过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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